建安文學

東漢末年，社會動盪不安。漢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組建青州兵，挾持漢獻帝，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

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學修養，由於他們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

在當時建都的鄴城銅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境內），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詩、賦、文創作都有了新的突破。

建安文學尤其是詩歌，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並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人們的思想情操。

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為核心：

曹操是建安文學的主將和開創者，今存其樂府詩20餘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寫了軍閥混戰時期的慘景，《短歌行》更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詩歌委婉悱惻，多以愛情、傷感為題材。兩首《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七言詩。其所著《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

曹植是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流傳下來的詩賦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繪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樑甫行》，描寫愛情的《美女篇》，《洛神賦》等，曹植寫《七步詩》的原委，更流傳為盡人皆知的佳話。

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學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建安文學之所以興盛，與其時代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

東漢末年，州牧割據，戰禍延綿，人民妻離子散，四處逃亡，或死於亂軍之中，或死於饑荒癘疫。建安文人生活於這個鉅變的年代，目擊種種社會的慘狀，極有切身的感受。

故當時的文學作品，多有反映現實的主題，描寫戰亂、人民疾苦和渴望國家統一的作品大量產生。可見時代環境的刺激對建安文學的興盛是有重大影響。

儒學的衰微亦助長建安文學的興盛。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一直在思想上佔據著統治的地位。儒學傳統的文學觀點乃是原道宗經，文學一直只是經學的附庸，窒礙了文學的自由發展。

東漢傾頹，傳統的儒學已失去了統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學開始擺脱了經學的束縛。

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傳統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為明顯。他們不再將文學視為闡發經義的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現實生活和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學的道路更為開闊。

另外，文學批評的盛行和發展也帶動了建安文學的興盛。正由於社會紛亂，儒學式微，建安文人對文學的價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對各種文體的特點、文章的風格與作者的關係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經常相互探討批評，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當時最舉足輕重的一篇文學批評之作，可知建安文學的發展與文學批評不無關係。

當時領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學更為興盛。曹操父子不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更是政治的領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

他們愛好文學，廣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舉”，促成了一羣有水準的文人共同創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才之餘，自己亦有優秀的文學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對建安文學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他們喜好文學，對文士自然禮遇有加，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將之視作“俳優”，相反卻是一同從事創作，討論文章，相處如賓如友。是以文學風氣變得活躍，建安文學興盛，與統治者的態度有莫大關係。

最後，建安文學的興盛，實際也是文學發展的規律。

兩漢文學為建安之興起了準備作用，詩、賦等等，皆啓發了建安的作家們。

例如建安文學的現實精神，就是師承於漢代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三祖陳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樂府舊題名篇反映現實。古詩十九首等亦為建安抒情詩提供了借鑑。

從東漢桓、靈之時，後黨秉政，中涓弄權，朝政昏暗無比，以至於人民怨聲載道，終於導致了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藩鎮藉着剿滅黃巾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地方勢力漸漸強大起來。

東漢王朝在風雨飄搖、天下大亂之際搖搖欲墜。漢獻帝即位後，屢屢遭到播遷，需要仰仗權臣的鼻息才能生存下來。

尤其是曹操挾獻帝遷都於許，藉着天子的名義使令諸侯之後，漢獻帝已經成為了一個傀儡，權威盡失，威風盡喪。

而儒家的正統思想統治，則在東漢末年的戰火紛紜中轟然倒塌。

人們的思想文化觀念在社會無序、天下大亂的情況下，必然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於是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觀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觀念的束縛，紛紛應時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經失去了權威，而且不再成為人們道德標準和價值尺度。

當時的社會，一切都處於失範狀態之下。人們縱情任性，特立獨行，突出自我意識，又追求個人的精神和享受。在這樣無意識的社會條件下，傳統文化在建安時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從而呈現出多種文化爭奇鬥豔，齊頭並行的狀態。

無論是從文化的進化還是演變的角度來看，建安時期的文化裂變，都是一件值得我們給予其充分讚揚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時期的文化裂變，才使得各種文化思想能夠紛紛登場以及流行。

建安時期政治局勢的動盪，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種應運而生的思想觀念的碰撞，各種社會文化行為不僅極大的改變了人民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改變了人們看待社會、思考問題的層面，而且極大的促進了人們對人生價值的再一次認識，激發了人們的進取精神，提升了人們的個性意識，刺激了文士的創作慾望。

建安時期的文學，就是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説的是，在建安時期，尤其是漢獻帝遷都，曹操平定冀州後，文學的發展獲得了一個相當寬鬆的社會文化環境，文學士人在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同時，“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創作出許許多多表現時代精神，反映時代生活，展現時代風貌的文學作品，使得建安時期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繁榮時期。

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從黃巾起義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約五十年時間。在東漢末羣雄並峙逐鹿中原的爭奪兼併中，曹操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並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核心的鄴下文人集團。

建安詩歌便是社會由分裂動盪趨向統一這一歷史時期的產物。“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特徵，建安文人開闊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遠大抱負、積極通脱的人生態度，直抒胸臆、質樸剛健的抒情風格，形成了建安詩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氣、慷慨悲涼的風貌。為中國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並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風範。

建安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期，建安文學中所反映的人在社會角色義務之外，還有個人的情趣，愛好，公共的社會生活之外還有私人的日常生活。

建安文學是充分展示個體生命的文學，它充分展示着偉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恆久的魅力和價值.。

東漢王朝恢復，曹操便制訂了“外定武功，內興文學”的治國方針。

曹操在逐個消滅各個割據勢力，消除戰亂，實施一系列富國強兵措施的同時，身體力行，積極領導發展文學事業，“御軍三十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隨他們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與曹操政見不一）、王粲、陳琳、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及一、二十位文人學士亦仿照曹操積極努力創作。

建安時期，無論是詩歌、辭賦，文章等都獲得了極大的進步，尤其是詩歌，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的創作高潮，使漢樂府詩完全成熟，五言詩體得以發展，七言詩體從此開創。

曹操又率先衝破儒學的禁錮，打破當時盛行的駢體文格式，採用通脱的文體作文章，追隨他的文人學士亦積極響應。

在北方，不僅出現了一個文學繁榮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風得以轉變。

這一時期的文學被稱之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對後來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七子島(20張)

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

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

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今存詩20餘首。他繼承漢樂府詩之現實主義精神，以樂府舊題創寫新內容，以當時社會現況為寫作題材，創作了許多另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曹操的詩歌從體式上看，有四言詩、五言詩、雜言詩三類。他的四言詩今存有《觀滄海》、《龜雖壽》、《短歌行》等，皆為膾炙人口的佳作，把我國四言詩歌的創作推上了新的高峯。

曹操五言詩雖然數量不多，但卻極為重要。

他的詩歌風格慷慨悲涼、氣韻沉雄，其五言詩歌繼承漢樂府的傳統而又有所創新，為樂府詩的創作開闢了更為自由的天地，也為五言詩歌的創作做了探索性的嘗試。曹操的雜言詩有《氣出唱》三首、《精列》、《度關山》、《對酒》、《陌上桑》、《秋胡行》二首及《董卓歌》。 ^[1] 

曹操的詩歌，從內容上看可分三類。一類詩真實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和百姓的苦難。如《蒿里行》記錄了漢末董卓之亂前後最黑暗混亂的一段歷史，描繪了軍閥爭權奪勢所造成的悲慘現實：“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一部分詩抒發了他渴望建功立業的抱負和統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一類是遊仙詩。

這三類詩歌都寫的極為出色，不但在社會寫實詩中以飽滿的熱情歌詠了社會現實而且曹操還取漢代以來遊仙詩的傳統素材，沿着想象性與現實性方向繼續前行，運用遊仙詩在哲學性與藝術性上的創新來表達詩人的社會責任心及人生價值觀。

曹操以自己詩作獨特風格濡染建安詩壇，風流一代。

通過對曹氏兄弟及建安七子的影響，為後世建安文學時代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此外，曹操思想解放，鼓勵文學創作，極力招攬賢士文人，使眾文人薈萃於鄴下，對建安文學之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就上而言，曹操在中國文學史上，應享有傑出作家的崇高地位。 ^[1] 

曹丕（187年-226年），字子桓，是曹操次子，於公元220年廢漢獻帝自立，是為魏文帝。現存詩約40首，形式多樣，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無所不備，多為對人生感慨的抒發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題材上除一部分寫遊賞之樂的宴遊詩外，以表現遊子行役思親懷鄉、徵人思婦相思離別居多。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為曹操第四子，天資聰穎，才華過人。現存詩90多首，創作以建安二十五年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曹植，是建安時期最有才華的詩人。他的詩歌藝術成就較高，存詩約八十首，前期作品多吐露自己的志趣、抱負和對於建功立業的熱烈嚮往，如《白馬篇》。

後期由於生活遭遇的折磨，詩歌所反映的現實的深度和廣度都比前有所加強，較多地反映了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鬥爭，抒寫了自己遭受壓抑、打擊，有志不得伸的悲憤情緒，如《贈白馬王彪》。

曹植詩歌文采氣骨兼備，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對詩歌的題材和內容進行了多方面開拓，藝術上注重聲色的描繪和技巧的琢磨，富於創造，大大豐富了詩歌的藝術表現力。

鍾嶸《詩品》評價其詩曰：“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寫作五言詩的文人，現存詩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詩。

他以自己傑出的創作為我國古典詩歌從樸質無華的民歌向體被文質的文人詩轉變做出了巨大貢獻，不愧是建安詩壇最傑出的代表。

孔融（153年-208年） ，字文舉，其實家學淵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孫，魯國曲阜人，後來為曹操所用。

他年少時曾讓大梨給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這也就是“孔融讓梨”的故事了。靈帝時，闢司徒楊賜府。

中平初（185年），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不合，託病辭歸。后辟司空府為僚屬，拜中軍候，遷虎賁中郎將。獻帝初平元年（190年），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

興平二年（195年），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隻身出奔，妻子被俘。

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徵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後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閒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

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豐。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

散文如《薦禰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婉動人。

陳琳（？ -- 217）， 字孔璋，廣陵射陽（今江蘇淮安市楚州區東南）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於事敗被殺。

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袁紹使之典文章，軍中文書，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為袁紹檄豫州文》，文中歷數曹操的罪狀，詆斥及其父祖，極富煽動力，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一戰，袁紹大敗，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

後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

《飲馬長城窟行》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築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王粲（177年-217年） ，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蔡邕見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強記默識，善算術行文；一次與友人共行，讀道邊石碑，觀一遍而背誦之，不失一字。又曾觀人下圍棋，其局亂，王粲復為重置，不誤一道。

後到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以其為上賓。劉表死後，王粲勸劉表次子劉琮，令歸降於曹操。曹操至荊州，王粲賜爵關內侯。

魏國始建宗廟，王粲與和洽、衞覬、杜襲同拜侍中，共議尊曹操為“魏王”；後因中書令荀攸諫止不行而後憂死，其議遂罷。 在七子中屬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詩》（有三首）和《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七哀詩》之一（《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飢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

《登樓賦》是荊州時登麥城城頭所作，主要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富於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賦的名篇。

徐幹（171年-217年），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學，潛心典籍。漢靈帝末，世族子弟結黨權門，競相追逐榮名，徐幹閉門自守，窮處陋巷，不隨流俗。

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後又授以上艾長，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

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也寫得一往情深。

阮瑀（?-212年） ，字元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年輕時曾受學於蔡邕，蔡邕稱他為“奇才”。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當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與陳琳所擬。後徙為丞相倉曹掾屬。詩歌語言樸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會問題。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皆是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於音律。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應瑒（?-217年） ，字德璉，東漢汝南南頓縣（今河南省項城市南頓鎮）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長作賦，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初被魏王曹操任命為丞相掾屬，後轉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將時，瑒為將軍府文學（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賦數十篇。詩歌亦見長。

劉楨（?-217年），字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學見貴。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曹丕兄弟頗相親愛。後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後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與陳琳、徐幹、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於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作方面。如今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於比喻。

蔡琰，字文姬，即蔡文姬。是東漢末年著名文學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亂中被胡兵擄至南匈奴，嫁給左賢王，生有二子，後被曹操用金璧贖回，重嫁同郡董祀。作品以自己親身經歷的悲慘遭遇，深刻揭示了漢末動亂中廣大人民特別是婦女的不幸命運。全詩敍事波瀾曲折，抒情如泣如訴，有強烈的的感染力和雋永的藝術魅力。

1、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曹操。他詩歌創作 代表作品有描寫漢末戰亂和人民苦難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現統一天下雄心壯志、充滿積極進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現了他博大的胸懷；《觀滄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描寫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氣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現了作者對賢才的渴慕，《龜雖壽》中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表現了曹操積極進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開用樂府舊題寫時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詩也不少優秀之作，他學習漢樂府，但又有自己的風格。

3、現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詩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專論，他提倡文學，對建安文學的繁榮起了推動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創作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為界線，

5、曹植詩歌創作的代表作有描寫遊俠少年的高超武藝和愛國精神的《白馬篇》，其中“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集中表現了少年的愛國精神；鼓勵朋友建功立業的《贈徐幹》；在思婦身上寄託自己的失意和苦悶的《七哀》；描寫一個少年斬斷羅網，拯救一隻黃雀的故事的《野田黃雀行》；描寫海邊人民貧困生活的《泰山樑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惱寄託自己懷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鍾嶸稱他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

6、建安時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詩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稱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詩歌創作中反映社會動亂和人民苦難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詩》其一，其中“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表現了戰亂給人民帶不的苦難。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等；抒寫個人的抱負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劉楨的《贈從弟》三首等。

8、現存題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憤詩》，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憤詩》。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儘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年），徐幹、阮瑀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煬在建安十三年後。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

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王粲《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着主導地位。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着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髮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

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

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説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瑀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説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説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幹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