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

廣義來説，並非只有人類才有戰爭。螞蟻和黑猩猩等生物也有戰爭行為。戰爭是政治集團之間、民族（部落）之間、國家（聯盟）之間的矛盾最高的鬥爭表現形式，是解決糾紛的最暴力的手段，是在自然界解決問題的辦法手段之一，通常被認為是原始社會才會使用的方法。由於侵略戰爭給人類造成巨大的傷害，在現代人類社會不被認可。

在階級社會，戰爭是用以解決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矛盾的最高鬥爭形式 ^[1]  ，是政治通過暴力手段的繼續。人類社會出現過多種類型的戰爭。按戰爭性質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按社會形態分為原始社會後期的戰爭，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戰爭等；按戰爭形態分為冷兵器戰爭、熱兵器戰爭、機械化戰爭以及正在形成中的信息化戰爭；按是否使用核武器分為常規戰爭和核戰爭；按戰爭規模分為世界大戰、全面戰爭和局部戰爭；按作戰空間分為陸上戰爭、海上戰爭和空中戰爭等。

戰爭既與敵對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等因素密切相關，又是在一定的時間和地理環境等自然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因素和條件加上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構成戰爭的整體，推動戰爭的發展，導致一定的結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規定戰爭的最終目的，戰爭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務。敵對雙方政治上的矛盾鬥爭尖鋭到用和平方式不能解決時，便訴諸武力，即用戰爭方式實現各自的政治目的。戰爭的政治目的規定和體現着戰爭的性質，影響着人心的向背，制約着戰爭的勝負。政治對戰爭的制約作用，還體現代戰爭的規模、強度、持續時間及戰略目標、作戰方針、作戰方法等方面。戰爭中的精神力量也來自政治，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戰爭的生命線。但戰爭不等於一般的政治，它是流血的政治；戰爭不等於一般性的政治行動，它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戰爭有自身特殊的組織、特殊的方法、特殊的形式，即軍隊及其指揮系統、戰略戰術、攻防進退的交替運用等。

進入父系氏族時期，戰爭越來越多地嬗變為掠奪土地、財物和奴隸的手段。戰爭加速了原始社會的瓦解，促進了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形成。戰爭伴隨着國家的形成與完備得到了發展。奴隸社會既有奴隸與奴隸主的尖鋭對立，又有新生的奴隸制政權與舊氏族部落勢力的對抗，還有奴隸主之間的鬥爭，後期則出現了新興封建勢力與維護奴隸制舊勢力的衝突。這些矛盾的發展，便形成了奴隸制時代的眾多戰爭。奴隸社會進行戰爭的軍隊主要有車兵和步兵，後期出現了水軍。軍隊成員來自於貴族和平民的子弟，奴隸只能充作軍中雜役。武器為冷兵器，早期有木石的，後來以銅製兵器為主。戰爭樣式主要是車戰和步戰，也有水戰或海戰。野戰主要是敵對雙方組成密集陣形，依靠衝殺格鬥決定勝負。築城技術在戰爭中得到一定發展，城池、關隘要塞的攻防作戰已相當普遍。

奴隸社會出現了許多總結戰爭經驗的理論著述。中國商代的甲骨文已有較多戰爭活動的記載。西周及春秋時期的古籍《尚書》《周易》《詩經》《軍政》《軍志》《左傳》等都記述了戰爭活動，提出了一些反映戰爭規律的理論。特別是孫武所著的《孫子》，提出了許多仍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駕馭戰爭的理論原則，被後人譽為“兵學聖典”。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一些歷史著作，記載了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亞歷山大東征等戰爭情況，藴涵着一定的戰爭理論。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同時還存在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以及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便導致了這一時期的各種戰爭。封建社會的戰爭規模已有很大發展，這既是社會經濟和人口發展的結果，同時還與兵源的擴大有關。軍隊的構成有陸軍和水軍（海軍），陸軍中除車兵被逐步取代外，主要是步兵和騎兵，騎兵在戰爭中常起重要的作用。鐵製冷兵器長期是軍隊的基本裝備。10世紀，中國將火藥應用於軍事以後，戰爭即進入了火器與冷兵器並用的時代。作戰方式主要有圍繞攻城掠地或守疆衞土而進行的騎戰和步戰，快速機動、遠程奔襲、迂迴包圍等戰法都有很大發展。築城守備、攻城技術戰術及工程部隊也都有所發展。中國封建社會戰爭頻仍，積累了豐富的戰爭經驗，推動了戰爭理論的繁榮。兵學著作《吳子》《孫臏兵法》《尉繚子》《司馬法》《六韜》《黃石公三略》《唐太宗李衞公問對》等，重點闡述戰爭觀、戰爭指導法則及戰爭力量建設，提出了許多有重要價值的理論觀點，豐富和發展了戰爭理論。

中世紀歐洲的戰爭理論著作為數不多，《將略》和《戰爭藝術》內容涉及戰爭力量建設、編成及戰法運用等。

17世紀的中葉以來，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歐美等國為了向封建主奪取屬於自己的自由，用革命推翻封建主義，先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在確立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如資產階級要求打破舊制度舊秩序與封建主維護舊制度舊秩序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侵略和殖民掠奪同被侵略被掠奪國家的矛盾，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為爭奪世界勢力範圍而產生的矛盾等。這些矛盾的發展經常會導致戰爭。隨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建立和發展，加速了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軍事技術的進步，為戰爭的發展變化提供了必要條件。鐵路、輪船的出現，增強了軍隊的後勤補給和機動能力；槍炮等武器裝備的不斷改進，增大了射程和毀傷力；裝甲列車、裝甲戰艦的出現和工程技術的發展，促進了軍隊作戰能力的增強。

奧古斯丁關於“正義戰爭”的論述被《格拉提安教令集》所吸納，成為教會法的重要內容，併為後世的神學家、教會法學家所重視和發展，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 ^[4] 

戰爭法的另一大組成內容是戰時法，它包括對戰爭開始與終結的規定，以及武裝衝突中的人道主義法。這些規則通過限制交戰方選擇戰爭樣式、戰爭手段的權利來保護那些可能受到戰爭影響之人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 ^[4] 

《日內瓦公約》誕生後，戰爭法又有了顯著發展。受人道主義法保護的戰爭受害者的種類和範圍不斷擴大，不僅包括戰爭中的傷兵，也包括孱弱生病之人，不僅包括佔領區中的平民，甚至將所有平民都囊括進來。此後，對於作戰方法和作戰手段的限制逐漸增多。1868年的《禁止在戰爭中使用重量在 400克以下爆炸性投射物的宣言》（《聖彼得堡宣言》）提到：“戰爭之行動應服從人道之原則，故需限制技術使用之範圍。”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章程》中更明文規定，對各交戰國用何種手段傷害敵人的權利加以限制，並且列舉了禁止的戰爭手段。1949年《日內瓦公約》以及1977年《附加議定書》的通過，不僅重申限制戰爭手段這一基本原則，而且更加強調人道主義保護，使傳統戰爭法對軍事法的關注轉向對人的關注。 ^[4] 

強勝弱敗是戰爭的一般規律。軍隊的組成因素主要是人和武器裝備，而人又是決定因素。弱者要戰勝強者，必須充分發揮人的因素的作用，掌握先進的軍事思想和實施正確的戰爭指導，揚長避短，以便戰勝對方。戰爭隨着武器裝備的發展而發展，軍隊進行現代戰爭，必須加強自身的現代化建設，不斷提高信息化條件下的作戰能力，以適應信息時代戰爭的要求。戰爭形態的演變與戰爭力量的強弱都受到科學技術的制約。科學技術是戰爭發展變化的重要推動力量。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並優先運用於戰爭，必然引起武器裝備、軍隊組織結構和作戰方式的變革，戰爭的形態、規模、強度、範圍等隨之發生變化。科學技術是決定戰鬥力強弱並影響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在軍隊戰鬥力諸要素中，武器裝備是軍事技術的物化形式，武器與人員的結合方式也受到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制約。特別在信息化條件下，科學技術在戰爭中的含量越來越大，在構成戰鬥力的諸要素中所佔比例越來越高，對戰鬥力諸要素的提升作用越發突出，軍隊戰鬥力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並運用於軍事實現的。

戰爭正義性判斷的理論溯源。古往今來，人們對待一場具體戰爭的態度，總是以他們對這場戰爭性質的判定為前提的。列寧指出：“不區別戰爭的類型，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一概反對戰爭，而是根據戰爭的政治目的和社會歷史作用，判定戰爭的性質，進而決定對待戰爭的態度。因此，戰爭的性質問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重要內容。 ^[5] 

戰爭正義性判斷的客觀標準。戰爭是社會歷史的產物，社會歷史條件不同，人們對正義的理解也不相同。在當代，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加上覆雜的戰略格局，使戰爭性質問題變得撲朔迷離。 ^[5] 

戰爭正義性判斷的國際規則。冷戰結束以來，某個國家或某幾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是否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已成為國際社會認定這場戰爭是否合法、是否正義的一個重要尺度。 ^[5] 

戰爭技術形態是最為活躍的演變鏈路，以代表性的高新技術和武器裝備為標誌，縱向發展。迄今為止，常規戰爭經歷了以冶煉技術為標誌的冷兵器戰爭形態、以火藥為標誌的熱兵器戰爭形態、以發動機與電氣技術為標誌的機械化戰爭形態，當前基本形成以網絡與信息系統為標誌的信息化戰爭形態，向以算法與機器人為標誌的智能化戰爭形態邁進。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技術革命幕後，戰爭演進與工業化一脈相承。 ^[6] 

戰爭作為高級社會活動，還存在政治經濟形態演變鏈路，隨着社會體系的不斷開放而橫向拓寬。冷戰結束後，時代主潮流從戰爭與革命轉入和平與發展，戰爭雙方同處世界開放體系。管窺開放體系下的國家安全較封閉體系要脆弱得多，實行軍事與經濟社會雙重打擊，低風險，高效益，更有利於迫使對手妥協。 ^[6] 

“灰戰爭”伴隨大國持久戰略競爭。全球競合時代，大國之爭圍繞全球發展權展開，戰爭目的轉向破擊更寬泛的國家安全體系來降維阻滯對手發展。 ^[6]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堅持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導地位，準確地把握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科學地分析了國際形勢的變化，確定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強調堅持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創造性地回答了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和世界軍事變革迅猛發展的新時期，江澤民以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確定新時期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由應對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到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努力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提出了國防和軍隊建設跨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為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戰爭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時代內容。進入21世紀，根據中國國防環境出現階段性變化的實際，緊緊圍繞做好軍事鬥爭準備問題，胡錦濤提出了一系列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思想。特別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對包括國防建設在內的國家建設事業發展全局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堅持科學發展觀能夠有效地推動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又好又快的發展，提高人民軍隊應對危機、維護和平、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能力，確保中國人民解放軍履行好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

戰爭既與敵對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等因素密切相關，又是在一定的時間和地理環境等自然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因素和條件加上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構成戰爭的整體，推動戰爭的發展，導致一定的結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規定戰爭的最終目的，戰爭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務。敵對雙方政治上的矛盾鬥爭尖鋭到用和平方式不能解決時，便訴諸武力，即用戰爭方式實現各自的政治目的。戰爭的政治目的規定和體現着戰爭的性質，影響着人心的向背，制約着戰爭的勝負。政治對戰爭的制約作用，還體現代戰爭的規模、強度、持續時間及戰略目標、作戰方針、作戰方法等方面。戰爭中的精神力量也來自政治，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戰爭的生命線。但戰爭不等於一般的政治，它是流血的政治；戰爭不等於一般性的政治行動，它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戰爭有自身特殊的組織、特殊的方法、特殊的形式，即軍隊及其指揮系統、戰略戰術、攻防進退的交替運用等。

戰爭的基本走向是：①戰爭仍將頻繁發生，國家、地區間戰爭或衝突將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②戰爭可控性相對加強，但如處置不當或失去控制，也可能升級。③多樣化的新作戰方式增加，將更多地採用非接觸作戰、非線式作戰、非對稱作戰和精確作戰等，太空戰、網絡戰將可能出現。④信息技術特徵明顯增強，信息化戰爭逐步走向成熟，成為戰爭的基本形態。⑤戰爭空間趨向多維化，形成全方位、立體化、全領域、多層次的戰爭空間。⑥戰爭節奏明顯加快，一場戰爭可能濃縮為一次戰役乃至一次戰鬥，首戰可能就是決戰。⑦諸軍種、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成為戰爭的基本樣式。⑧綜合化趨勢加強，既表現為戰爭是國家總體力量的較量，又更加突出削弱敵國的綜合國力。⑨隨着經濟的全球化和作戰範圍的擴大，戰爭可能牽動更多國家的利益，戰爭的聯盟性和國際化明顯加強。⑩伴隨信息化條件下作戰效能的提高，戰爭的物質消耗大幅增長，更加依賴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強有力的綜合保障。

2023年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週年。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抵禦了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捍衞了新中國安全，保衞了中國人民和平生活，穩定了朝鮮半島局勢，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 ^[7] 

根據維基百科的統計，至少有24萬人死於這場戰爭。平均下來，每年都要死1.2萬人。同時，美國自身也消耗巨大。2300多名美軍士兵死亡，超過20000人負傷。 ^[8] 

美國《紐約時報》在阿富汗戰爭20週年之際發表評論稱，美國發動的戰爭所催生的恐怖分子比20年前多得多。 ^[2] 

“貨幣戰爭”是對貨幣競爭性貶值的描述。一國貨幣貶值有利於促進本國商品出口，即使貿易收支沒有立即改善，也會在一段時間後產生效果，即“J曲線效應”。 ^[9] 

歷經無數次戰火洗禮，人類的戰爭活動漸漸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不是人類和平之計。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朝合作共贏的目標邁進。 ^[5] 

中東多國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對美國來説，戰爭是統治的工具。美國的代理人戰爭為滋生恐怖組織提供了温牀。

前駐阿富汗美軍顧問傑克·米奇利承認，美國幾十年來的對外戰爭無視當地人民意願強推美式民主，實際上是破壞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