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戰

車戰的歷史可上溯至三皇五帝的時代，在諸多的神話傳説中，出現了衝車、馬車、特殊戰車（如指南車）的原型，但由於缺乏史料記載，很難判斷是否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車戰，故車戰的歷史一般從夏朝開始計算。

現代車戰的歷史應該開始於一戰時菱形坦克的出現，在此不做過多闡述。

中國古代以馬拉木質戰車的交戰為主的作戰方式。

有關資料推斷，夏代已開始使用戰車進行小規模車戰，經商代﹑西周以迄春秋，戰車一直是這一時期軍隊的主要作戰裝備，駕乘戰車作戰即成為這一時期戰爭的特徵。

《墨子·明鬼下》“湯以車九兩，鳥陳雁行。湯乘大讚，犯逐夏眾，入之郊遂，王乎禽。”

《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

公元前1285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迭石戰役與赫梯爭奪敍利亞地區統治權，赫梯出動了包括2500到3500輛雙馬戰車（每輛戰車配備馭手1人，士兵2人）在內的2萬餘人的兵力。

公元前1057年左右，“武王徵商”（利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史記·周本紀》）

《詩經·魯頌·閟宮》“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綴，蒸徒增增。” ^[1] 

車戰的基本作戰單位是乘。乘是以戰車為中心配以一定數量的甲士和步卒（步兵），再加上相應的後勤車輛與徒役編組而成。所以乘是車﹑卒組合的基本單元，也是當時軍隊的基本編制單位。古代車戰分攻守兩種，攻車直接對敵作戰，守車用於屯守及載運輜重。一般文獻中所稱的戰車即指攻車，又稱兵車。考古發掘證實，商代的戰車為四馬兩輪，木質結構，重要部位一般還飾以青銅車器﹐西周和春秋時期戰車的形制大體略同。四馬兩輪式戰車是中國車戰的定型用車。

從周代史料看，戰車乘法為每車載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長﹐稱“車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執戈(或矛)，主擊刺，並有為戰車排除障礙之責，稱“車右”，又名“參乘”；居中的是駕馭戰車的御者，車上一般還備有若干有柄的格鬥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戰車輿側，供甲士在作戰中使用。主將之車，乘法特殊，主將居中，御者居左。此外還有四人共乘之法。叫“駟乘”。但這屬臨時搭載性質，並非編制通例。每乘戰車所隸屬的步卒，據《司馬法》記載，春秋以前為二十二人編制，其中包含七名車下甲士和十五名步卒，連同三名車上甲士，共計二十五人，為一步兵兩，配合戰車作戰。周軍分為“六自”、“八自”，各有75000人。“六自”常駐西安，主征伐四方，配有後勤部隊，一軍12500人，125輛攻車各配3車兵72步兵，125輛守車375輛牛車各配10名老幼貴族、5名家人、5名馬伕、5名奴隸。“八自”常駐洛陽，主鎮撫京城、彈壓東夷，一軍9375人，125輛攻車，無守車。 ^[2] 

車戰在春秋時期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兼併戰爭的加劇，戰車數量大幅度增加，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戰，晉國一次出動戰車已高達七百乘（750乘）；而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諸侯國，如晉國和楚國，所擁有的戰車數量已在四千乘以上，公元前505年的柏舉之戰，各國參戰的戰車也均在千乘以上。連年的戰爭造成甲士的奇缺，而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各國遂增加了兵源充足，裝備簡單而又易於訓練的徒兵，步兵由每乘戰車隸屬二十二人增加到七十二人，同時又取消了原來的七名車下甲士，連同三名車上甲士，共計七十五人，以五伍(二十五人)編為一兩，共三兩。方陣戰術也由原來步車相脱離的兩線配置，改變為三個步兵兩以戰車為中心的環形配置，把過去的密集隊形改變為疏散隊形，密切了步車協同，加大了方陣縱深﹐提高了方陣對複雜地形的適應能力和前進速度。公元前567年，在鄢陵之戰中，晉國苗賁皇首創翼側攻擊戰術原則，使方陣戰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以上因素制約下，車戰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所擴展。一場戰爭往往由若干規模不等而又具有共同目的的戰鬥所構成；遭遇﹑迂迴﹑翼側攻擊﹑長途追擊等多種作戰形式亦開始出現。

春秋戰國之交，鐵兵器的廣泛採用和弩的改進，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齊的車陣進攻。同時，由於戰車本身車體笨重，駕馭困難，特別是當參戰車輛數量驟增以後，戰車對於戰場地形及道路條件仰賴日趨嚴重，其機動性隨之減低，而小塊耕地的大量出現又嚴重地破壞了井田的道路系統，更增加了戰車隊運動的困難。此外，隨著戰爭性質和結構的轉變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對要塞的爭奪日趨頻繁，從而大大降低了戰車在作戰中的地位。於是，傳統的車戰逐漸被步騎戰所取代，到戰國時期終於形成了以步兵為中心，車兵為輔翼，騎兵為機動的新的戰爭方式。戰國時期，各國軍隊中戰車的絕對數量仍然可觀，如《史記‧張儀列傳》記述當時秦軍的組成是“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可是，從車兵與步兵的比例來看，車兵在戰鬥中已不再擔任全部或主要的作戰任務，而是退居兩翼，降為擔任警戒﹑阻擊﹑掩護軍隊翼側的輔助兵種。

PS：在另外一些記載中，關於“甲首”即一車之長有其他的看法，比如持戈（或矛）的為一車之長，當然這可能是由於各諸侯國不同的編制造成的，而關於車後隨行甲士的數量也有所差異。

在中國古代戰爭中，何時開始使用駕馬的戰車作戰，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是還有待學術界繼續探討的課題。有人從夏啓伐有扈氏的甘之戰前所作《甘誓》中，軍中有左、右、御之名，認為那是指戰車上的車左、車右和車御，故推測當時已使用戰車。此後，據估商湯滅夏戰於鳴條時，軍中有七十輛戰車，見於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一書所記。不過漢初太史公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殷本紀〉時，並未採納這一説法。從目前田野考古發掘中，還沒有在相當於夏代的遺址中發現過有關車子的任何遺物。在商代早期的遺址內，也還沒有發掘到馬車。考古發掘中獲得的馬車實物，目前所知都是商代晚期的，主要出土於河南省安陽市的殷墟遺址，那裏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已發掘出土的晚商車子，都是以馬拖駕的木製車子，有的車上或車旁放有兵器和箭箙，更表明是可用於作戰的戰車。乙七宗廟，葬有6輛戰車、600多殉人。甲骨文中也不乏用車的記載，有力地證明商代晚期軍中早已使用駕馬的戰車。殆至周代，車戰日趨興盛，周武王伐紂時，《史記》記載軍隊主力是「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而諸侯兵會於牧野者，有車四千乘之多。紂王的軍隊更是達到70萬。

戰車部隊的主要人員是戰車上的乘員，通常在一乘戰車上有三個乘員，其中一個專門負責駕御轅馬，他在車上的位置是在車子中央，稱為「御」。由於西周以後戰車多駕四匹馬，中間的兩匹在車轅左右用軛駕在轅前的衡上，稱為「服馬」，它們各在轡頭左右結系一條轡（繮繩）。另外兩匹馬分別在左右外側，稱為「驂馬」，它們並不駕在衡上，而是套繩（稱為「靳」）和吊環結系在輿底，它們各在轡頭的外側結系一條轡。因此，車御要用雙手執着這六條轡駕馬御車，所以《詩‧秦風‧駟驖》有“駟驖孔阜，六轡在手”的詩句。

秦始皇陵側俑坑出土的御車俑，都是雙手向前呈執握的姿態，自然就是當時戰車上御車者的真實寫照，能夠精通雙手握六轡駕御四匹馬，拖駕笨重的木製戰車作各種戰術動作，並非易事。所以當年孔夫子教授學生的「六藝」中，「御」是其中之一，並且排列在「書」、「數」之前，是「士」所必須掌握的技能。

在御的右邊的乘員，稱為「車右」，他應是三個乘員中最孔武有力者，專門負責在兩車錯轂格鬥時用長柄的矛、戟等兵器殺傷對方乘員。而在戰車遇到障礙，需要跳下車去推車時，也是車右的任務。位置在御的左邊的乘員，稱為「車左」，通常他的任務是用弓矢射殺敵人。如果主將在戰車上，他就站在車左的位置，那時車上就要設置供他指揮進軍的鼓，以及退軍的金。也有時國君乘坐的車增加一個乘員，四人共乘一車，但這是很少見的。那時國君的位置居中，御偏在他左側，而車右和車左的位置依舊，分別站在右外側和左外側。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杜預註解，戰馬披甲，頭頸有皮胄，臀有革半，胸有靷，背有革央，驂的兩側有韅

在商周時期，車上戰士的身分起碼是「士」，都是有身分的人。當時一乘戰車(三個乘員)就是一個戰鬥單位，在車後還要配置一定數量的徒步的兵卒，兵卒的身份很低，有的就是奴隸。徒兵的數目最初大約十人左右，《禹鼎》銘文中有「戎車百乘，徒千」的記述，正好是一乘車配有十名徒兵。後來隨着戰爭的規模擴大，兵車增多，車後徒兵數量也有增加，有時多到七十二人。也有説一車10甲士是緊急出兵編制。

戰車作戰的基本戰術原則是﹕輿側接敵﹐左右旋轉。戰車在接敵過程中﹐主要是車左以弓矢在輿側射擊殺傷敵人﹔接敵後則須與敵車接輿近戰。為了保護輿側不使敵車接近﹐戰車輪轂都設計得很長﹐故又稱“長轂”。作為一種保護措施﹐一般均在輪轂兩端加有堅固華美的銅套﹐此外還要在軸端加上獸飾﹐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戰車﹐車轂全長40釐米﹐軸頭銅獸長13.5釐米﹐總長度達53.5釐米。所以欲與敵車接輿﹐就必須先行錯轂。兩車錯轂是一個互相閃避﹑尋找戰機的複雜的運動過程﹐需要不間斷地進行旋轉。因此車戰的駕車要領規定戰車的前進和後退都要嚴格保持在一條直線上﹐車身左右旋轉要能達到90°的直角﹐即《呂氏春秋》所謂的“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在此戰術原則基礎上遂形成了戰車的初級戰術編隊。有關資料表明﹐在車戰的戰場上﹐即使車陣被敵擊潰﹐戰車也不能單獨行動﹐仍是兩兩成雙﹐稱“雙車編組”。“雙車編組”由左右兩輛戰車組成﹐其中一輛是主車﹐另一輛則稱“副車”。《周禮‧春官》記載車僕所掌的五戎之萃﹐實際就是這種副車﹐有時也稱“貳車”﹑“佐車”。這樣編組目的是為了便於從左右兩個方向同時接近敵車的輿側﹐以形成對敵車的夾擊﹔而在防禦中﹐兩車又能互相掩護一個側面﹐不至左右受敵。這樣的一個雙車編組便是戰車最基本的戰術編隊。由此組成的戰車隊也便成雙行排列﹐左列戰車稱“左偏”﹐右列戰車稱“右偏”﹐或統稱曰“偏”。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三十乘或五十乘戰車組成。若干個這樣的戰車隊再進行編組﹐即構成更高級的編隊。“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前偏後伍，伍承彌縫”

作戰時﹐甲士在車上﹐步卒以兩為單位隨同戰車行動﹔各戰車隊的戰車則以一定方式展開成陣。陣本指戰車和步卒的排列﹐亦即當時軍隊的戰鬥隊形﹐其基本形態為方陣。方陣﹐春秋初稱“拒”﹐其總體配置由左﹑中﹑右三個方陣組成。方陣戰術要求戰車結成一個正面寬大的巨大整體來實施攻擊﹐因此當時軍隊作戰受地形條件制約甚大﹐一般均將戰場選擇在便於大量戰車集結展開的開闊暴露的平原地區。在西周及其以前時期﹐方陣內的步卒與戰車成互相脱離的兩線配置﹕步卒以兩為單位在戰車隊前方列成一個綿密的橫隊。這種大排面的密集方陣很難保持隊形﹐為了協調動作需要在行進間不斷整頓隊列﹐如記載﹐牧野之戰中﹐周軍在接敵過程中每前進一段距離就要停止一次以整頓隊形﹔接敵之後﹐每進行四至七個擊刺動作也要停止一次整頓隊形﹐其前進速度十分緩慢。由於整個方陣形成一個大排面的整體﹐其中的步卒兩便無任何機動餘地可言﹐這不但影響了兵力的發揮﹐而且削弱了方陣對複雜地形的適應能力﹐因此機動性較差。此外﹐由於步卒和戰車成兩線配置﹐易被敵人從中截斷﹐使戰車失去步卒的掩護﹐因此其步車的協同也很不密切。

當時軍隊行軍一般採取前﹑後﹑左﹑中﹑右的行進序列﹐有時在前衞部隊之前還派出斥堠﹐稱為“先驅”。《左傳昭公元年》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左傳宣公十二年》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斥堠）、中權、後勁。《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先驅（斥堠+先鋒）、申驅（前衞支援先鋒）、主將的戎輅、貳廣（左右各15乘的衞車）、啓（步兵先鋒）、胠（腰軍）、大殿（老兵殿後）。由於軍隊的物質保障條件有限﹐故行軍速度較低﹐據《周禮》所載﹐其標準日行軍速度為三十里﹐稱為“一舍之地”﹐再高的速度則為兵家所不取。野戰宿營大體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將車隊集結之後﹐在營地四周掘壕﹐並將掘出之土以木夾板夯實成環形土牆(壘)﹐時稱“營軍”﹔如果限於時間和地形條件不能築壘﹐就用輜重車輛相互聯結﹐組成一道臨時的環形工事﹐時稱“次車以為藩”。作戰前首先出車佈陣﹐其程序先派出遊動戰車(闕車)在兩翼警戒﹐防止敵軍襲擾﹔然後再派出馬拉的重車(廣車)在陣前橫列﹐以為屏障﹔最後戰車部隊從軍門魚貫而出﹐按一定方式排列成陣。開始攻擊前一般還要進行挑戰﹐稱為“致師”。致師多以一乘車的兵力赴敵﹐帶有考驗對方決心和竊測對方軍力的威力偵察性質﹐同時也為己方的隊形調整爭取時間。致師時並伴有一定的禮儀性言辭。正式攻擊開始後﹐進攻軍隊以正面寬大的嚴整隊形緩慢前進﹐各級軍士以不同發令工具隨時協調部屬的動作以保持隊形。接敵過程中雙方以弓矢對射﹐接敵後以長兵擊刺﹐戰車衝擊﹐首先打亂敵方陣形﹐然後聚殲散兵。一般説來﹐如有一方陣形動搖勝敗即大致定局﹐所以戰鬥持續時間較短﹐最長不過一日。追擊的實施一般並不猛烈﹐《司馬法》説:“古者逐奔不遠”﹐“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亂”﹐大概為了保持隊形﹐一般不提倡長距離追擊。車戰時期的作戰是以野戰為主而很少攻城。原因在於以戰車為中心裝備起來的軍隊缺乏有效的攻堅手段﹔同時﹐當時的戰爭也沒有向縱深發展﹐對要塞的爭奪並不十分迫切。《孫子兵法》認為“攻城則力屈”﹐攻城之法是用兵的下策。因此﹐車戰作為戰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早期形態﹐具有形式簡單﹑機動性差﹑車卒難以密切協調﹑持續時間短﹑野戰而非攻堅為主﹑無突襲性而頗似決鬥等特點。

為了保護戰車兵的安全，他們都裝備有厚重的皮甲冑，也有的裝備了青銅的胄和鎧甲。由於站在車上作戰，不必考慮行走奔跑的方便，因此戰車兵的皮甲的甲裙較長，可以遮護到膝蓋以下。有時還有高豎的甲領，以保護脖頸。除甲冑外，還有較大的盾牌，通常是木胎外蒙皮革，或由多層皮革製成，外表髹漆繪彩，有的鑲嵌青銅甲以增強防護能力。駕車的轅馬也披有厚重的皮馬甲，頭套皮馬胄，有的還蒙以虎皮，更顯威猛。木製的車箱(輿)表面有的也釘鑲青銅護甲，或在軸頭裝有長刺。戰車兵的遠射兵器是弓矢，格鬥兵器都是長柄的，都插放在車上，可以多件成一組，使用時隨具體情況選取，通常稱為車戰五兵，有戈、殳、車戟、酋矛、夷矛，它們的長度一件比一件長，由六尺六寸到二十四尺。此外，為了防備非常情況，在馬傷車毀時用來衞體護身，也裝備短柄的兵器如劍，乃至更短小的匕首。

至於戰車後隨的徒兵，則一般沒有護體的甲冑，只有戈和盾牌，或遠射的弓矢。

戰車作戰，相距較遠時以弓矢對射。兩車逼近，必須錯車格鬥。因為當時木製戰車十分笨重，一乘車至少寬三公尺，前面駕上四匹馬，全長也約有三公尺。兩車如迎頭駛來，相間隔有兩匹馬長度的距離，兩車箱前沿至少在四公尺以上，最長的格鬥兵器也無法觸及對方，何況雙方的八匹馬如纏結在一起，就兩敗俱傷了。所以雙方只有兩車相錯才能格鬥，當時錯車有共同遵守的規矩，也就是都以己車右側去錯迎對方來車的右側，這也是車右司以長柄兵器格鬥的原因。

由於戰車笨重，駕御困難，因此當排列好戰鬥隊形後，臨陣變換是非常困難的。同時由於車體長、面積大，加以殷周時弓矢射程有限，所以較難作大縱深配置，也無法採用縱隊的隊形，通常是採用一線橫列作戰。如果配置第二線兵力，則把後列戰車排在相當於前列兩車的縫隙處，以發揮弓矢威力，而不會誤傷己方前列戰車的乘員。除橫排列陣外，常用的隊形還有斜列的隊形，同樣是後列的車在前列車的縫隙處。一般情況下，兩軍列好陣形，擊鼓進軍，遠處以弓矢對射，近而錯轂搏鬥，一方敗退，一方追擊，戰鬥即結束。所以《左傳》中所記的大部分車戰，戰前準備時間較長，真正接戰後多僅一日即分勝負。《楚辭‧國殤》正是極生動地敍述了一場車戰的全部過程：從遠距離弓矢對射開始，經錯轂戰鬥，到車毀馬傷，繫馬埋輪死拚，最終英勇為國捐軀。

秦始皇兵馬俑車戰

車戰的最高目的，是消滅舊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如周武王滅商之戰。但是在車戰最盛的春秋時期，主要是在各諸侯國之間進行的。那時諸侯國之間戰爭不斷，開始時強大的諸侯多打着尊周王的大旗，以成霸主地位，並不以滅國奪地為目的，勝者常以締盟成為霸主為目的。隨着諸侯爭霸的發展，大國國力日強，遂漸拋棄尊王的旗幟，終於從締盟稱霸走向滅國奪地，兼併弱小。動員的兵力日多，一次戰鬥使用的戰車從幾百乘發展到幾千乘，戰場縱深加大，時間延長，由過去單一戰場的一次交戰決定勝負，發展到在幾個作戰階段中進行反覆較量，經過不同地點的多次戰鬥，才能達到目的。在一場車戰中，由於當時諸侯思想觀念深受禮制約束，還有宗法迷信等的深刻影響，所以在戰前首先要進行祭祀占卜，然後召集全軍及加盟的友軍舉行誓師禮，由國君或最高統帥歷數自己承天命，如何正確，對方逆天命，如何殘暴無道。再約束部隊，嚴明紀律。流傳至今的著名誓辭，有周武王滅商前在牧野所作的《牧誓》，收錄於《尚書》之中。

兩軍到達戰場後，先要派遣使者到對方請戰，例如晉、齊之戰前，齊侯派使者請戰，説：“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您帶領國君的軍隊光臨敝邑，敝國的士兵人數很少，請在明天早晨相見。)晉軍主將闋郄克作答，先講晉與魯、衞是兄弟之國，故來援助，最後説：“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我們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您的命令不會不照辦的。)雙方用這樣客氣的外交詞令，最後決定第二天早晨決戰。

在正式開戰之前，還要派勇士去對方營地挑戰，以鼓舞自己軍中士氣，挫對方士氣。也如晉、齊之戰前，齊使請戰後，齊國的勇士高國乘戰車衝入晉軍，用大石投擲晉軍，並擒獲晉軍，奪其戰車，將車系在齊國營壘前的桑根上，並大呼“欲勇者賈余余勇！”（要勇氣的人可以來買我剩下的勇氣！）以激勵齊軍。正式開戰前，兩軍先要擺好陣式，所謂「不鼓不成列」，然後才堂堂正正地展開戰鬥。戰勝以後，又要祭祀，迫敗者盟誓，回國獻俘，在春秋初還有時將戰利品和俘虜獻給周王。就是在戰鬥中，敵對雙方的將士有時也互講禮貌，例如泌之戰前，楚將許伯去向晉軍挑戰，他的戰車上以樂伯為御，攝叔為右。單車去晉營，殺死敵人割取左耳並抓了俘虜。當往回走時，晉軍追趕，由左右兩角夾攻，樂伯左邊射馬，右邊射人，使晉人兩角都不得進。這時他們只剩下一支箭了，晉國的鮑癸又從後追來。正好有一隻麋鹿出現在面前，樂伯一箭正射中麋背，然後由攝叔下車捧着麋鹿獻給鮑癸，並説：「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由於今年還不到時令，應當奉獻的禽獸還沒有來，謹把它奉獻給您的隨從作為膳食。）鮑癸説：「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就阻止自己的部下再追擊，於是樂伯三人安然迴歸。

駟馬戰車雖然稱雄於商末至周朝，但是它本身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弱點。首先是車體笨重，全車只靠榫卯結合及皮條縛綁，容易損壞。同時駕御困難，御者靠雙手執六轡，要靠專門訓練。笨重的戰車只能選擇空曠平坦的原野，才能發揮威力，遇到山林沼澤等複雜地形，就無用武之地了。甚至田中種莊稼的田隴走向都對戰車的行進有影響，所以戰勝國常要戰敗一方改變田隴走向，以利其以後再次出兵時便於行進。在戰鬥中，常見因車馬被林木絆阻而全軍乘員皆遭敵俘獲的事例。但是上述缺點還不足以使戰車遭到淘汰。戰車開始衰落，正是新興的步兵和騎兵開始在戰場上顯示威力之時。同時戰國末期鋼鐵兵器的出現和強弩的使用，也對戰車極為不利。因此到秦統一後，戰車已趨衰落。等到西漢時為了對付匈奴騎兵，大量使用騎兵以後，單轅駟馬戰車就徹底失去商周時作為軍隊主力兵種的地位，最終遭淘汰，退出戰爭舞台。

發生於公元前六三二年的晉、楚爭霸的城濮之戰，是春秋時期一次典型的大規模車戰的戰例。城濮戰時，晉軍投入的兵力有戰車七百乘，兵器裝備齊全，分為三軍：中軍統帥是原軫(先軫)，以郄溱為副，所統領的以晉的公族為主，為全軍主力；上軍以狐毛為將，狐偃佐之；下軍以欒枝為將，胥臣佐之。晉侯在中軍，他乘的戰車由荀林父御車，以魏為車右。晉軍的同盟軍有來自宋、齊、秦諸國的軍隊，齊軍由國歸父、崔夭統領，秦軍由小子憖統領。

楚軍的兵力大致與晉軍相當，統帥是子玉，楚王沒有在軍中。子玉原統軍圍宋，後來楚王在申邑叫他退兵，指出晉侯在外十九年曆經艱難，深知民情，不可輕敵，應按《軍志》所説“適可而止”、“知難而退”。但是子玉不顧楚王的指示，堅持請戰，還説“不敢説一定有功勞，願意以此塞住奸邪小人的嘴巴”。因而激怒了楚王，少給他軍隊，唯有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際由他指揮。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記楚君之戎分為二“廣”，每“廣”有一“卒”，即“兩偏”，一“偏”有戰車十五乘，所以一廣編制有戰車三十乘。東宮，有人認為是太子的宮甲，也有人認為東宮即東廣，也應編有戰車三十乘。若敖之軍是子玉宗族的親軍，六「卒」的每卒有戰車三十乘，共計一百八十乘，也就是子玉軍中主力西廣、東宮、若敖之六卒合起來約有戰車二百四十乘。當時一乘戰車的乘員有甲士三人(左、右和御各一)，隨車有若干步卒，步卒的數量説法不一，但是從城濮之戰後晉侯向周王獻楚俘為「駟介百乘，徒兵千」，可知一乘戰車附有徒兵十人。楚軍的同盟軍，主要有陳、蔡等諸侯國的軍隊。楚軍也分為左、中、右三軍：中軍由子玉親自統率，主力是若敖之六卒；右師以子上為將，統領有陳、蔡的軍隊；左師子西為將，以申、息兩地的子弟組成的軍隊為主。

城濮之戰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晉軍示弱迴避，藉口晉侯在外流亡時受楚王接待，當時答應一旦晉、楚交兵，將先退避三舍(一舍為三十里，約當軍隊行軍一天的路程)，所以晉軍先向後退九十里。晉軍將士因楚王不在軍中，認為晉侯避讓楚臣是恥辱。子犯解釋説：出兵作戰，理直就是氣壯，理屈就是氣衰。退避三舍，是晉侯報楚的恩惠言而有信，如果楚軍還追進，則是國君退去，而臣下進犯，他們就理屈了。實際上晉軍退避三舍，一方面向諸侯表明道理在晉侯一邊，又激勵了晉軍將士仇視楚軍的士氣；另一方面，楚軍圍宋作戰已久，士卒疲乏，遠道而來力求速戰，晉軍退避，更使楚軍鋭氣盡失，多想不繼續打，只是子玉仍堅持作戰，更使楚軍意志消沉，戰鬥力減弱。

兩軍相拒於城濮時，子玉又派遣楚大夫鬥勃去向晉軍挑戰，顯得盛氣凌人。晉侯仍示弱，並不願應戰對搏，只是派欒枝去對答説：寡君聽到命令了。楚君的恩惠，沒有忘記，所以退避到這裏，既然大夫不肯退兵，那就煩大夫對貴部將士説，駕好你們的戰車，明天早晨見面。

戰爭進入第二階段，即決戰階段。四月的己巳日，晉軍的戰車在莘北列陣以待楚軍，以下軍、中軍、上軍橫向排列，晉軍的戰術是採取先攻側翼然後兩面夾擊。子玉率領的楚軍，也是採取橫向排列三軍的陣勢，他自己領若敖之六卒為中軍，由子西將左軍，以子上將右軍，右軍以陳、蔡盟軍為主。不瞭解敵軍虛實的子玉，這時仍盲目樂觀，認為自己必勝，發出了“今日必無晉矣”的狂妄言論。晉軍卻在對敵軍正確瞭解的基礎上，選擇實力最弱的陳、蔡軍為首先打擊的對象。先由下軍的胥臣將駕車轅馬蒙以虎皮，以增威勢，然後驅車猛衝陳、蔡軍陣。缺乏戰鬥力的陳、蔡軍遭此突然打擊，立即潰敗奔逃，從而導致楚軍右師全面崩潰。

與此同時，盲目輕敵的楚軍左師，正向前進擊，面對他們的晉軍上軍主將狐毛又施誘軍之計，向後退去。而下軍由欒枝率領的部分戰車，遠遠地將乾柴掛在車輿上，揚起煙塵，假裝晉軍已混亂潰逃。楚軍的中軍看到，急忙驅車追趕。於是晉軍中軍由原軫、郄溱統領橫向衝擊追趕偽退的狐毛的楚左師，而狐毛、狐偃又回車夾攻，於是子西率領的楚軍左師也被擊潰，楚軍大敗。只有子玉急忙收回中軍，使其沒有受到多大損失。

經過一天激戰，晉軍擊潰楚的左、右兩師，使楚軍損失慘重，同盟軍的陳、蔡、申、息的軍隊也損失殆盡，晉軍捉到許多俘虜，僅戰後晉侯向周王獻楚俘的數量，就有戰車一百乘，以及隨從的步兵一千人之多。晉文公達到尊王稱霸的目的，原來與楚結盟的諸侯國如鄭國，紛紛背楚而與晉結盟。楚軍主帥子玉雖在戰鬥中保住中軍的兵力，但因戰敗遭到楚王的譴責，派人對他説：申、息的子弟大多傷亡，你如返回，怎麼向申、息的父老交代呢？因此子玉在半路就自殺了。

《車戰》是中國古代兵書《百戰奇略》裏記載的一種作戰兵法，旨在闡述車戰所應具備的條件及其在作戰中的作用問題。它認為，凡與敵步、騎兵交戰於平原曠野時，要實施車戰，即用偏箱車或鹿角車佈列成方陣對敵，其作用主要有：一可增強部隊戰鬥力，二可阻擋敵人衝擊，三可整飭和約束隊伍不亂。恩格斯在論及歐洲騎兵發展的歷史時，明確指出：“至少在軍事史上，戰車比武裝騎手的出現早得多。”（見《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卷1《騎兵》，戰士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我國古代也是如此。據文獻記載，車作為作戰裝備而用於戰爭之中，在我國至遲在商周時代已經比較普遍了。但從戰國以後，由於社會生產的發展，武器裝備的進步，戰場條件的變化，此種只利於在平原曠野行動的車兵，逐漸為步、騎兵所代替；戰車由主要用於衝鋒陷陣的進攻性裝備，變為運輸輜重或作為防禦作戰的障礙物了。

本篇正是從防禦障礙物的角度，闡述了偏箱車、鹿角車在作戰中的作用問題。這與戰國以前所講到的戰車和車戰問題，是不盡相同的。

大凡車兵同步、騎兵交戰於平原曠野之上時，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組成方陣，憑藉此方陣對敵作戰，就能取得勝利。以偏箱、鹿角車組成方陣作戰，其作用就是通常所説的：一能保持鬥力不衰，二能正面抗拒敵人，三能維繫隊形不亂。誠如兵法所説：“在開闊地域作戰，就要使用戰車部隊。”

西晉時期，涼州刺史楊欣因與羌族關係不和睦，而被羌人所殺，致使河西地區與中原朝廷斷絕聯繫。晉武帝司馬炎常為西部邊境安全憂慮，每次臨朝議政都嘆息地説：“誰能為我打開通往涼州之路，而討平羌敵呢？”朝臣沒有應答者。唯有司馬督馬隆上前奏道：“陛下如能任用我，我能討平涼州叛亂。”晉武帝説：“你若能消滅此敵，怎麼會不任用你呢？只是不知將採取什麼辦法？”馬隆説：“陛下如能任用我，就應當聽任臣下的自我主張。”武帝問道：“請講講你將採用什麼辦法？”馬隆回答説：“我請求陛下准許招募勇士三千人，但不要過問他們以往是幹什麼的，我將率領他們大張旗鼓地向河西地區開進。憑藉陛下的崇高威德，此敵何愁不能消滅！”晉武帝答應了馬隆的請求，並任命他為武威太守。馬隆受命後，立即招募勇士，其條件是，能靠腰部力量拉開三十六鈞強弩的人，並且當場立靶測試。自清晨至中午，共招到這種勇士三千五百人。馬隆自信地説：“足夠用了。”於是，親率其所募勇士向西進發，渡過温水後，與敵相遇。羌族一部落首領樹機能等以萬金騎兵，或者憑據險要阻擋，馬隆前進，或者埋設伏兵截擊晉軍後路。針對此情，馬隆依據古法八陣圖製作了偏箱車，進入開闊地域時，就設置鹿角車營，遇到狹路地段，就做木屋裝在車上，一邊戰鬥一邊前進，晉軍箭矢所射之處，羌兵紛紛應弦而倒。晉軍轉戰千里之遙，殺傷敵眾數以千計。馬隆率兵抵達武威後，羌族部落首領猝跋韓、且萬能等人率眾萬餘不戰而歸降，馬隆前後擊殺和收降的羌兵達數萬人。其後，馬隆又率羌族歸順的部落首領沒骨能等眾，大戰樹機能，並將其擊斬，涼州叛亂完全平定。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①為方陣，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②。

晉涼州③刺史楊欣失羌戎④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⑤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⑥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對曰⑦：“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限〕腰開弩三十六鈞⑧，立標揀式，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眾西渡温水⑨，虜木機能⑩等以眾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⑾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⑿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⒀等率萬金眾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⒁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⒂

①偏箱、鹿角車：皆為中國古代的作戰兵車。偏箱車的車箱系木板製成，置放兵器於其上。作戰時，車與車相連，前後相接，連成方陣，可用於平原曠野上作戰。鹿角車，則是用削尖的樹枝插在偏箱車前後，以防敵接近。

②廣地則用軍車：語出《唐太宗李衞公問對》捲上，但與原文略異，原文作“地廣則用鹿角車營”。

③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

④羌戎：古族名。羌，主要分佈在今甘肅、青海、四川一帶。戎，舊時中原人對西北少數民族的泛稱。⑤帝：指西晉武帝司馬炎。

⑥馬隆：西晉名將。平陸（今山東汶上北）人，字孝興。少而智勇。晉武帝時，任東羌校尉，封奉高縣侯。

⑦對曰：馬本及唐本、王本皆脱，今從汪本補。

⑧鈞：中國古代重量單位之一。一鈞為三十斤。

⑨温水：即武威東之温圍水。

⑩木機能：羌族的一個部落首領。史載原作“樹機能”，《百戰奇法》原作者因避諱宋英宗嫌名（曙）而援引時改“樹”為“木”。

⑾八陣圖：中國古代作戰的一種陣法。

⑿木屋：即用木料製成，四面開孔，置於車上，既便於觀察敵情，又可抵禦矢石擊傷。

⒀猝跋韓、且萬能：皆為羌族的部落首領，但《資治通鑑》卷80《晉紀二》稱其為鮮卑人。

⒁沒骨能：羌族的一個部落首領。

⒂本篇史例出自《晉書·馬隆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