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子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對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説法。

第一種意見：《尉繚子》是一部偽書。雖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兵形勢"《尉繚》31篇，但今存《尉繚子》不講"兵形勢"，顯然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尉繚》，而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不過，自從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尉繚子》殘簡出土後，學者們發現殘簡有6篇與今存《尉繚子》相合，偽書一説已遭到大多數人否定。另有唐魏徵《羣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均有重要價值。

第二種意見： ^[1]  《尉繚子》的作者名叫尉繚，是戰國時人，此書的前身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形勢”《尉繚》31篇。一説法是在尉繚曾祖父、祖父、父親三代均在魏國擔任國尉一職，尉繚亦在秦國擔任國尉一職，《尉繚子》一書並非尉繚一人所著，而是在尉繚太爺開始，經四代人努力才完成的。

第三種意見：與第二種意見大致相同，不同處在於它認為此書的前身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雜家”《尉繚》29篇。“雜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説。“雜家”《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應論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家。《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雜家”《尉繚子》5卷。這都和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卷數相同，可見今存《尉繚子》即“雜家”《尉繚子》。宋人將“雜家”《尉繚子》收入《武經七書》，歸入兵家。所以後人多誤認《尉繚子》為兵家之書。

《尉繚子》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它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在戰略、戰術上，它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消極防禦，主張使用權謀，爭取主動，明察敵情，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出奇制勝。這些觀點即使在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尉繚子》是戰國晚期論述軍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經七書》本最早。《漢書·藝文志》雜家收錄了《尉繚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羣書治要》中節錄了《尉繚子》四篇。1972年，山東臨沂的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也有和《尉繚子》相符的竹簡書六篇。從這幾篇的情況來看，流傳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刪節和訛誤，篇名常和竹書不合，但基本上沒有後人增加的內容。

《尉繚子》反對軍事上相信“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的迷信觀念，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其理論水平很高。後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對研究戰國時代的軍法頗有幫助，所以有人把此書作為兵書來看待研究。 ^[2] 

《尉繚子》的思想大體上接近法家，反對孔孟的親親原則，主張用嚴刑峻法治國和治軍，某些思想顯得非常殘暴，全文處處可見“誅殺”這樣的詞彙，並且大力倡連坐保甲制度。有意思的是尉繚卻非常推崇德、仁義，提出“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告誡君主“雜學不為通儒”，言外之意他的理論才是最有用的理論。

竹簡殘本——1972年出土的，是現今為止最早的版本。

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

《四庫全書》本。

《清芬堂叢書》本。

《百子全書》本。

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羣書治要》本。

《太平御覽》本。

《續古逸叢書》影宋《五經七書》本。

《尉繚子》是戰國尉繚撰兵書。它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書，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疑古派一直認為《尉繚子》是偽書，《尉繚子》也被長時期的冷落，自1972年銀雀山漢墓出土文獻證明 《尉繚子》並非偽書。

《尉繚子》一書，對於它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性質歸屬歷代都頗有爭議。一説《尉繚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時的隱士，一説為秦始皇時的大梁人尉繚。一般署名是尉繚子。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書中雜家類著錄《尉繚》29篇，兵形勢家類著錄《尉繚》31篇。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尉繚子》殘簡，説明此書在西漢已流行，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時代。

《尉繚子》從人性論的視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闢治國思想，如“民非樂死而惡生也”，“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眾不強;器用不便則力不壯;刑罰不中則眾不畏”，後一句話可以作為尉繚子經國治軍思想的總綱領。《尉繚子》提出治國應當使人無慾，無慾則沒有爭奪，沒有爭鬥就沒有犯罪和戰爭，那麼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圖圖空”。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

『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谷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此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鬥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3]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用，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形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鬥。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鬥。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

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甚焉，世將不能禁。徵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眾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眾，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眾，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

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眾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萬之眾，而天下莫能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敢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眾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溪。」

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將者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

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眾，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駃，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後哉？

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製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

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

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如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鬥，氣奪則走。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逾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陣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眾心也。眾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

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戰。

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

故先王專務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眾不強；器用不便則力不壯；刑罰不中則眾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鬥欲齊。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則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

力分者弱，心疑者背。伕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鬥。

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夫不愛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眾已聚不虛散，兵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鬥戰者無勝兵。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鬥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

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

津樑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答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矣。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拆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

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

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攻者不下十餘萬之眾，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無必守之城。

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愚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愚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並於前，幺麼毀瘠者並於後。

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

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謹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果斷；得眾在於下人。

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詳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質；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

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

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居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鬥，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蝨，必為吾所效用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眾，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市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今世將考孤虛，佔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以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眾，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嫩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命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鈎兵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菙楚，而囚之情可畢矣。

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

今世諺雲：「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

今夫繫獄，小圄不下數十，中圄不下數百，大圄不下數千。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

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均井地，節賦斂，取予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

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也。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

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強之體也。知彼動者，靜之決也。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遊説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

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臣繼世，承王之命也。更造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之。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

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

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

古者土無肥瘠，人無勤惰，古人何得，今人何失耶？耕者不終畝，織者日斷機，而奈何飢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

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

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則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

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

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

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敍；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

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説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

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敗，此戰之理然也。

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

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者，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

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者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

其言無謹偷矣，其陵犯無節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

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鋭之以逾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夫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眾，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眾，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

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輕矣。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

伍有幹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幹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幹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幹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

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幹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之，皆與同罪。

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幹令相私者哉。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

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採薪芻牧者皆成伍，不成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逾分乾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奸。

束伍之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法。

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

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鼓行交鬥，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進為辱眾。逾五行而前進者有賞，逾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有經也。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

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鶩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

鼓失次者有誅，喧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者有誅。

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合之三軍。三軍之眾，有分有合，為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閲。

方亦勝，圓亦勝，錯斜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如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夫蚤決先敵，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

其舉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逾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

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為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

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

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

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軍命，授持符節，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

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教之罪。自什己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

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

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軍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

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

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陣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鶩，習戰以成其節，乃為之賞罰。

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

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

令民背國門之限，決生死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鬥，奸謀不作，奸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

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謂之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併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

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奸也；三曰全軍，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眾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旗全曲，不麾不動也。

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捨。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眾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

兵有五致：為將忘家，逾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為下。

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

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而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溪。太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伐國必因其變，示之以財，以觀其窮，示之以弊，以觀其病，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

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

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眾者，則築大堙以臨之。無喪其利，無奮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施天下。

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辨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日暮路遠，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

凡將輕，壘卑，眾動，可攻也。將重，壘高，眾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各有不食者矣。眾夜擊者驚也，眾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不能廢兵也。

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

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

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

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進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

善禦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振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御此矣。

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噪者謂之虛，後噪者謂之實，不噪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

諸去大軍為前御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為前御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

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

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

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

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

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死，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

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

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曷以免奔北之禍乎？

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鬥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鬥也。萬人之鬥，不如百人之奮也。

『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現存24篇，1~12篇主要論述戰爭和政治，13~24篇講軍令和軍制。

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列在“雜家類”的《尉繚》有29篇，列在“兵形勢家類”的《尉繚》有31篇。由於班固沒有對兩者之間的關係給予説明，而流傳至今的《尉繚子》僅有24篇，與上述兩種《尉繚》的篇數均不相符，這就給後人的研究帶來了困難。也正式因為這個原因，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及其版本，成為了歷代學者研究該書是集中討論的又一個重要問題。銀雀山竹簡《尉繚子》出土以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加熱烈、深入了，但是至盡仍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見。概括起來講，學術界曾有以下幾種主要看法：

（一）認為“實際上就只有一種《尉繚》”，“班固的《漢志》（實際上是劉歆的《七略》）把這部書既分在雜家，又分在兵形勢家內，就因為它用的是互助法”（徐召勳：《互助與別裁》，載《學點目錄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二）認為“雜家《尉繚》本是一部著作”，“卻被《漢書》的作者班固分在‘雜家’與‘兵家’兩大類中當成兩部書，從而引起了誤解，造成了混亂”，“今本《尉繚子》幾是班固所説的《尉繚》”（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97年第2期）。

（三）認為“兵家和雜家《尉繚》顯然是內容不同僅同署名的兩本書”，“雜家書沒有流傳下來，今本是兵形勢家《尉繚》（鍾兆華：《關於〈尉繚子〉某些問題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

（四）認為“今本《尉繚子》當是原雜家書”，“兵家書在隋以前就已亡佚”，“元豐年間編入《武經七書》的正是隋唐時的雜書《尉繚子》”（張烈：《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和成書》）。

今本《尉繚子》共分五卷。　卷一：包括“天官”、“兵談”、“制談”、“戰威”、4篇，主要論述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攻城與作戰的原則，主張行事不應依靠鬼神，而應依賴人的智慧。

它認為，國土廣闊而得到充分利用，國家就富足；人口眾多而得到治理，國家就井然有秩。國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動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須親近、安撫流民，開闢荒蕪，發展農業。要使國家治理，就必須使人民明曉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豐衣足食，唯有奮力作戰，才能得到爵位。經濟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賢明是軍事上強大的基礎和保證。它又認為，通向勝利的途徑有三條。一是加強戰備，料敵如神，使敵軍喪失士氣，分崩離析，以致不戰而勝，這是以"道"取勝。二是法制、賞罰明察，人民有必戰之心，這是以"威"取勝。三是擊破敵軍，奪佔敵國的土地，這是以"力"取勝。軍隊的戰鬥力全在士氣的高低，所以要戰勝敵人，就應激勵全軍的士氣。要激勵士氣就應從政治和經濟入手，重視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勵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應從軍事、政治和經濟三方面加以綜合考慮。建城前首先應衡量土地的肥瘠，決定是否有必要在此興建城邑。如決定興建，那就應使城邑和所轄土地的大小相適應，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適應，使人口的多少和糧食的供應相適應。如能做到以上三點，就能使城邑防守堅固，依託城邑作戰就能取勝。

卷二：包括 “戰權”“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5篇，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作用和守城的原則。

攻城的原則是：沒有把握攻破敵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須有堅定的決心，集中兵力，出敵不意，深入其境，包圍並切斷敵城與外部的聯繫，實施猛攻，使敵措手不及，乘虛攻克敵城。它還指出，臨陣作戰的原則是：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不和敵軍交戰。在敵寡我眾的情況下，應依靠兵多勢眾的軍事優勢戰勝敵人。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就要使用權謀戰勝敵人。

關於守城的原則，它認為一是不能只守城牆，援軍抵達後，可與守軍內外夾擊敵軍，也可以牽制敵軍主力，減輕守軍壓力，使其得以保持補給線的暢通，增強抵抗力。如外無援軍，守軍應把握時機，不時出擊，以削弱敵軍，打破封鎖，出奇兵戰勝敵人，而不能死守待斃。三是為做到攻守兩全，守軍必須分為守備部隊和出擊部隊兩部分。出擊部隊不擔任守備任務，守備部隊也不承擔出擊任務。

關於戰爭的性質和作用，它認為，戰爭可用來禁止不義，討伐和剪除暴亂，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所以，用兵不進攻無過失的城市，不殺無罪之人。這樣，軍隊所到之處，農民不會離開土地，商人不會離開店鋪，士大夫不會離開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親和歸附。

卷三：包括“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6篇，主要講述用兵的原則、軍隊的紀律和獎懲制度。

如用兵作戰要善於先發制人，做到虛虛實實，説有卻無，説無卻有，決心堅定，爭取主動，明察敵情，然後發兵決戰。又如它主張統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將吏戰敗或舉城降敵，或棄軍逃跑，除本人處死外，還要受到抄家和全家為奴等懲罰。在軍營內，中、左、右、前、後各軍按編制分設營地，彼此隔絕，禁止往來，違者處死。營內道路縱橫，每120步設一崗哨，管制行人來往，不是持有將帥符節的人，一律不準通行。

打柴放牧，必須整隊行動。士兵以5人為伍，10人為什，50人為屬，100人為閭，實行聯保連坐制。凡有士兵違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屬、同閭有人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免罪。知道而不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一齊受罰。將吏從什長到左、右將軍，也都實行聯保連坐。凡有人犯禁違法，也都是揭發者免罪，知道而不揭發的，與其同罪。

卷四：包括“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5篇，主要敍述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誌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

如戰鬥中伍內傷亡與斬獲相當的功罪相抵；有斬獲而無傷亡的，有賞；有傷亡而無斬獲的，同伍的都處死，並懲辦其家族。戰鬥中各級將吏如有傷亡或無傷亡，也按上述原則獎懲其部下。為便於識別，各單位按旗幟、羽毛和所佩徽章顏色的不同加以區別。全軍按金鼓信號統一進退。君主一旦任命將帥，下令用兵，將帥就應指定軍隊集結的時間和地點，遲到的按軍法嚴懲。為保守秘密，只要大軍沒有出發，在宣佈戒嚴的地區不準任何人通行。軍隊開拔後，在大軍前面50公里處行進的是先遣部隊——踵軍，踵軍前50公里處行進的是前衞部隊——興軍，興軍又派出小股部隊——分卒，任務是搶佔軍事要點，追擊敗退的敵人。

關於軍隊的訓練，它認為應先講清金鼓旗幟的作用，然後訓練士兵按信號變換隊伍和使用武器。訓練時先進行單兵訓練，然後不斷增加訓練人數，最後以全軍聯合演習來結束訓練。它認為，戰爭是"兇"、"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廢除的。用兵應本乎仁義，以討伐暴亂。政治和軍事是文為"種"，武為"植"，文為裏，武為表的關係。明白這一點，就能預知勝敗。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來進攻強敵，保衞自己。為驅使全軍拼死作戰，它主張以嚴刑重罰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戰鬥中互相救助，並藉此樹立威信，使士兵服從命令，做到號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併兼廣大以一其制度”。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注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產於內”(《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高度重視軍隊的法制建設。認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於前，重威刑于後 ”；強調嚴明賞罰 ，“ 刑上究”，“賞下流”，並制定了諸如聯保、軍隊營區劃分 、警戒 、禁令、戰場賞罰規定及將吏實施懲罰權限、戰鬥編組、信號指揮等各種條令。同時，強調法制必須與教化相結合，“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要求“審開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無私”)與物質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結合，用以達到“治”的目的。重視將帥的選拔，嚴厲批評當時“世將”制度，主張“舉賢用能”、“貴功養勞”。要求將帥必須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犧牲精神，“ 為將忘家，逾垠忘親，指敵忘身”；與士卒關係要融洽， 使其服從命令，“如四肢應心也”。為此，應廢除繁文縟節，“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把“心狂” 、“耳聾”、“目盲”視為將帥修養的三大弊端。主張裁減軍隊，訓練精兵；明確提出兵教的目的是“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講究訓練方法，要求從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級合練，由各級之長負責，以賞罰為手段，從實戰出發，因人施教，嚴格訓練。

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重視戰爭準備，要求在戰略決策、選用將領、進攻理論等方面勝過敵人；興師用兵，必須首先詳審“內外之權”，準確掌握敵我“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出入之路”等情況，計先定，慮早決。主張先機制敵，“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認為“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強調高度靈活地利用客觀規律，“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戰權》，《直解》本),運用“有無”策略(“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敵取勝；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厄”(《兵教下》)等。

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對“考孤虛，佔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觀點。注重從事物的聯繫中研究戰爭；強調認識和運用戰爭運動的規律；對強弱、攻守、有無、專散、文武等諸矛盾的對立與轉化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某些高於前人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家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兵家對其思想內容多有引述和闡發 ，日本研究《 尉繚子》的著述約30餘種，朝鮮也有刊本。它豐富而具體的軍制、軍令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主張治國治軍用法嚴酷，是其糟粕。

《尉繚子》作為戰國時產生的兵書，它所談的戰略戰術等問題，雖然不如孫、吳《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問題上也有創見。

首先，《尉繚子》提出了以經濟為基礎的戰爭觀。他在《治本篇》中説，治國的根本在於耕織，"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

其次，《尉繚子》也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戰略戰術思想。如主張集中優勢兵力，待機而動，説："專一則勝，離散則敗"（《兵令上》），"兵以靜固，以專勝"（《兵權》）。主張先機而動，突然襲擊，説："兵貴先。勝於此，則勝於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主張在戰爭中運用權謀，説："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主張運用"有者無之，無者有之"（《戰權》）的虛虛實實戰法，迷惑敵人。他繼承孫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以克敵致勝。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結合戰國圍城戰的實踐，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謀略。主張攻城要有必勝把握，"戰不必勝，不可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後深入敵境，出敵不意，切斷敵糧道，孤立敵城邑，乘虛去攻克。攻城要選擇這幾種目標：

1．"有城無守"的：津樑沒有戰備設施，要塞沒有修理，城防沒有構築，蒺藜沒有設置；（2）"有人無人"的：遠方堡壘的防守者沒有退回，防守的戰士沒有調動回來；（3）"雖有資而無資"的：牲畜沒有集中到城裏，糧食沒有收穫進來，財用物資也未徵集到位；（4）城邑空虛而且資財窮盡的。對於這些城邑，　應乘虛攻擊，　決不手軟。

守城謀略主要有三點：其一，反對"進不郭圉，退不亭障"　，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據點的防守辦法，主張防守城郊外圍要地。其二，要修築城郭，做到"池深而廣，城堅而厚"，準備好人力、糧食、薪材、勁弩強矢、鋒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萬，還不計技工、任夫等後勤人員。其三，設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救援之軍要能打開重圍，守軍要敢於出擊，搶佔要塞。救援之軍還要善於迷惑敵人，以配合守軍擊敗圍城敵軍。《尉繚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謀略，是他的前輩軍事家所沒有談過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繚子》的另一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一套極富時代特色的軍中賞罰條令。《尉繚子》作為古代兵書，不但在軍事理論上有所發展，而且保存了戰國時期許多重要軍事條令，這是為其它兵書所少見的。

他在《戰威》中説："審法制，明賞罰"是威勝之道。他在《制談》中説："修號令，明賞罰"，是保證士卒衝鋒陷陣的必要手段。《尉繚子》主張以法治軍，他所提出的賞罰原則，是賞必厚、罰必重。他説："賞祿不厚，則民不勸"，要以田祿、爵秩厚賞有功者，　使民"　非戰無所得爵"　，做到"賞功養勞"。

《尉繚子》主張重罰，他在《重刑令》中説：人民只有"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所以主張將戰敗、投降、臨陣逃脱的將士宣佈為"國賊"、"軍賊"，不僅處以"身戮家殘"之刑，還要削户籍、發祖墳、變賣家屬做奴隸。對於不能按時報到和開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論處。他的《伍制令》所講的軍中什伍連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講戰場上的懲罰條令和"戰誅之法"等，都體現了重罰的原則。他説："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認為只有這樣，軍隊才能做到"　令如斧鉞，　制如干將，　士卒不用命者，　未之有也"　③</ZSBJ12000030_0221_2/ESPL>。《尉繚子》的重刑思想顯然與商鞅的刑賞思想如出一轍，而且比商鞅的更為嚴酷。它反映了古代軍隊組織中的官兵關係是嚴重的階級對立關係。《尉繚子》的以法治軍思想已與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們説過，由於《尉繚子》提出"殺之貴大，賞之貴小"這套賞罰原則，取消了舊貴族所享有的厚賞輕罰的特權，體現了新興地主階級的進取精神，因而極富時代精神，標明它與舊的"賞功酬勞"原則有了質的不同。

其四，《尉繚子》一書所保存的其它重要軍事條令，有《分塞令》，是營區劃分條令，規定各軍分塞防守區域及往來通行原則；有《經卒令》，是戰鬥編隊條令，規定各軍特有的軍旗標誌、士卒的行列單位及不同的行隊單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統一軍中指揮號令金鼓旗鈴的條令，規定了金、鼓、旗、鈴等指揮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將令》，規定將軍統兵受命於國君，只對國君負責，將軍在軍中具有統一指揮全軍；有《踵軍令》，是後續部隊行動條令。規定後續部隊作為接應部隊，與大軍保持的距離、前進的方向、所應完成的任務以及安全、警戒、處置逃兵的原則；有《兵教》（上、下），是軍事教練條令，規定了軍中"分營居陣"的訓練方式及訓練中的獎懲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顯地繼承了《吳子兵法》的一些原則。《兵教》還提出十二條必勝之道，要人君掌握。對於將士則要求："為將忘家，逾限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為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企圖把軍隊訓練成為無往而不勝的鐵軍。

《尉繚子》所記載的這些軍事條令是我們研究先秦軍事制度的寶貴材料。

關於《尉繚子》的成書年代，《漢書·藝文志》已註明“六國時”。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一批竹簡中，發現若干《尉繚子》殘簡。經整理後，其內容與今本大體相符，銀雀山漢墓已被斷定為西漢武帝初年墓葬，其隨葬竹簡的書寫時間當然還要早些。從其書寫中不避諱漢初幾個皇帝的名字如“邦”、“恆”、“啓”、“徹”等來看，竹簡書寫時間應在漢以前。而竹簡書寫時間又必定在該書已經廣為流傳之後，那麼，成書年代自然還應更早。所以《漢書·藝文志》註明“六國時”是可信的。

第二，《尉繚子》的作者尉繚是梁惠王時的還是秦始皇時的？

本來，《尉繚子·天官第一》就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認為尉繚是梁惠王時人。但由於史書中，梁惠王時並無有關尉繚其人的記載，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卻記載有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有個大梁人尉繚，被秦始皇任為國尉。因此，有人就認為《尉繚子》可能是秦始皇時的尉繚所著。這個問題尚在爭論中，在沒有發現更多的證據前，一時尚難定論。但我們認為，梁惠王於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距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5年）約八十多年，兩個尉繚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既不是同一個人，那麼，如果是秦始皇時的尉繚寫的，為什麼他與素始皇的談話，偏要説成是與梁惠王的談話呢？是託古嗎？相隔只幾十年，也談不上“古”。託名嗎？秦始皇的威名比“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的梁惠王顯赫得多，身為秦國國尉的尉繚又何必要去託一個史無記載的尉繚之名呢？而且書中所談的內容多是強調“務農戰”、“修號令”、“明刑賞”、“審法制”等思想，都反映了當時山東六國變法圖強的政治思想，這些主張，對梁惠王來説，無疑是力挽危局的有效辦法。而對於早經商鞅變法，已經強大起來，正力圖征服六國的秦始皇來説，則近於無的放矢的陳詞濫調了。特別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所載尉繚説秦王之詞：“以秦王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縱，翕而出不意，此乃知伯、夫差、氵昏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勿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這些已為秦王所採用，並收到實效的謀略，卻不見有一點反映於《尉繚子》書中，可見秦尉繚與《尉繚子》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此外，書中提到吳起與秦戰而頌揚吳起，也説明《尉繚子》一書不可能是秦始皇時的尉繚所作，而是梁惠王時的尉繚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