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志

它成書之後，即受到社會各界重視，許多政治家、史學家、軍事家都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該書內容。如春秋時期大史學家左丘明在《左傳》中，三國司馬懿，唐初軍事家李靖在其軍事著作中，以及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都曾引用了《軍志》的內容，上述《軍志逸文》，前3條引自《左傳·魯僖公二十八年》、第4條引自《左傳·魯宣公十二年》、第5條引自《左傳·魯昭公二十二年》、第6條引自《晉紀》、第7條引自《通典》、第8、9條引自《十一家注孫子》等文獻，至使《軍志》 一書得以流傳，從中可以窺見該書之一斑。

《軍志》成書年代，從戰國前期的重要文獻《左傳》等曾多次提到過它，而且援引它的文字，可以證明它成書於西周時代。這樣，它較之春秋時期的《孫子兵法》要早一個多世紀，因此，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散見的一部兵書。與此同期，除《軍志》之外，散見於文獻的還有《軍政》問世，如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就保存了《軍政》的兩句話：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軍爭篇》)

《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軍爭篇》張預注)

對於《軍政》一書的存在，也有史學家表示異議。認為“志”與“政”一聲之轉，恐《軍政》即《軍志》之誤。另，《孫子·軍爭》張預注：《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知難而退”就是《軍志》的內容，一字不差，兩部同時代兵書，不可能如此相似。因此，認為《軍志》與《軍政》就是同一部兵書。 ^[1] 

《軍志》作為西周時期的軍事代表作，反映了西周時期的軍事思想。為我國古代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找到了例證。從《軍志》逸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周時期的主要軍事觀點。

《軍志》中説：“有德不可敵”。那麼“德”的最初含義是什麼?“德”的觀念最初提出是殷(即商)人。“‘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適宜，於人於己都過得去，無愧於心，這就是‘德’，也就是‘得’”。“德”施於政治上，就是德政。周人對商早期的德政還是十分憧憬和稱道的，周人曾這樣讚頌過：“殷先哲王以‘德’的方式，來使人民心悦誠服地供役使，我是想望着的。”又説：“以前，殷先哲王，除了倡導天威，使被奴役者知所警惕外;最重要的，又能崇‘德’敬業，使被奴役者悦服。”又説：“由於殷(商)王和百官，都能相勉以‘德’，於待人方面，顯示親切，所以不獨小臣們，乃至遠方的屬國，都願意供殷人驅使，為殷人效力。”到了紂王時就不修德業，生活上奢侈無度，“以酒為池，縣[懸]肉為林”，政治上“暴虐滋甚”，因此“百姓怨望”，“諸侯多叛”，其主要原因“惟不敬厥(其)德，乃早墜厥(其)命”。殆失民心，眾叛親離，所以牧野之戰，商紂王雖擁兵17萬，由於人心相背，前徒倒戈，而致敗。相反，周武王雖只率2萬多人，“王其德之用”徵得人心，取得了勝利。由此看來，“有德不可敵”。

《軍志》又説：“允當則歸”。晉代杜預注：用兵“無求過分”。意思是適可而止。這是因為，古人皆認為“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即使用，其目的是為了“威不軌而昭文德”。關於這一點《淮南子》作了一個切中的註釋，闡明瞭戰爭原則。《淮南子》説：“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廣，而貪金玉之賂，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除萬民之害也。”這是符合西周社會特點的。西周王朝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礎上的奴隸制大家庭，它所分封的諸侯國和周王室是“大宗”和“小宗”的關係，由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閉塞式的貴族集團，實行對奴隸和平民的階級統治，所謂“宗子維城”就反映着憑藉奴隸制大家庭對奴隸和平民進行統治的奴隸主貴族國家體制。因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征伐大權也操在周天子手裏。當然，作為周王朝是不能對擁護它統治的“小宗”，即諸侯國妄加征伐的，更談不到滅掉它。即使偶爾有的諸侯國有“不軌”行為，耀兵於境上，威懾一下就行了，以“昭文德”。藉此，才能保持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所以，不能樂兵好戰，窮兵黷武，應“允當則歸”。

《軍志》還説：“知難而退”，“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西周時期的戰爭主要分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內部戰爭，即周王室與諸侯，或諸侯與諸侯之間;一是外部，即對一些周邊少數民族。如江漢之間，武當山以西的山地，庸、盧、彭、濮諸部，總稱羣蠻;大江以南眾多民族，泛稱百越;西北的大戎，東南的徐奄諸部等，西周把這些民族統稱為蠻越夷狄。當然，在內部戰爭方面要講求“允當則歸”了，但對外部戰爭則採取剿擊殺伐。據《小盂鼎銘文》記載，周康王就曾與戎狄族大戰。康王命盂率兵攻打鬼方，“獲馘四千八百□=馘(音國，殺死敵人後割死者左耳，以計算殺敵數目)，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同俘)馬□□匹，孚車十輛，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又《虢秀子白盤銘文》記載，周宣王發動對葷狁的戰爭。參戰的子白，“搏伐葷狁，於洛(北洛水)之陽，折斬首五，執訉(俘虜)五十”。周宣王末年階級鬥爭十分尖鋭，為了轉移內部矛盾，屢屢對外用兵。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出兵伐姜氏之戎，在千畝(今山西介休南)展開大戰，此戰就連周宣王調來的“南國之師”(諸侯兵)也一起被打得慘敗，幾乎全軍覆沒，周宣王險些被擒。所以説，在作戰指導上要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止(“知難而退”)。量力而行，才有戰術上主動性與靈活性的可能。因此，審時度勢，有勝利把握時就先發制人，造成心理上的優勢，挫敗敵人的鋭氣;如果敵人強大就避開鋒芒，以逸待勞，乘敵人疲憊飢困，士氣衰落時再打，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周人從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 ^[1] 

允當則歸。(《左傳·魯僖公二十八年》引)

知難而退。(《左傳·魯僖公二十八年》引)

有德不可敵。(《左傳·魯僖公二十八年》引)

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魯宣公十二年》引)

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左傳·魯昭公二十二年》引)

將能而御之，此為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幹寶《晉紀》引)

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軍困敗。飢飽勞逸，地利為寶。(杜佑《通典》引)

止則為營，行則為陣。(《孫子·軍爭》杜牧注引)

陣間容陣，足曳白刃; 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御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為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奔進，退無速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孫子·勢》注引孔氐語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