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

該書據説是由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西漢國家藏書目錄《漢書·藝文志》曾有著錄曰：“《太公》237篇，其中《謀》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注“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 ^[1] 

《六韜》分別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

《文韜》內分《文師》 ^[2]  《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武韜》內分《發啓》《文啓》《文伐》《順啓》《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這一卷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瞭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克敵之短，才能制勝。

《龍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信息。還指出要注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豹韜》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眾》《分險》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

《六韜》的成書真偽，千百年來聚訟不斷。《漢書·藝文志》著錄了兩條可能與今本《六韜》有關的信息：一是儒家“《周史六弢》六篇”，顏師古注“即今之《六韜》也”，“‘弢’字與‘韜’同也”；二是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包含“《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著錄“《太公六韜》五卷”，自注雲：“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然則梁之阮孝緒，唐之魏徵、李延壽、顏師古等皆以《六韜》之書為周初姜望所撰。唯孔穎達不以為然，稱“《六韜》之書，後人所作”。

宋代以降，學者多持《六韜》後人偽託之論。迄於民國，舉凡其言之詳審有據者二十三家，分別為：劉恕《通鑑外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羅泌《路史》、葉適《習學記言序目》、章如愚《羣書考索》、戴埴《鼠璞》、黃震《黃氏日鈔》、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周氏《涉筆》(馬端臨《文獻通考》引)、焦竑《焦氏筆乘》、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張萱《疑耀》、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姚鼐《讀〈司馬法〉〈六韜〉》、崔述《豐鎬考信錄》、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沈欽韓《兩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註》、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張心澂《偽書通考》、蔣伯潛《諸子通考》、李浴日《孫子兵法新研究》。諸家一般認為，《漢志》著錄的《周史六弢》是儒家文獻，與兵書《六韜》不合。而後世所傳兵書《六韜》亦絕非太公著作，其成書不應早於戰國，秦漢以至魏晉皆有可能。 ^[5] 

《六韜》對理想的治國境界作了描述，“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百姓戴變於形;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要達到這容家國理想的治國境界，《六韜》提出“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 ^[3]  。”

《六韜》治國思想的基本思路是聖賢的君主通過使用賢能之人治國，並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內聖外王學説相媲美的治國戰略思想，即“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眾，眾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要通過修煉個人心性以獲取智慧，通過個人智慧來獲取財富，通過財富來獲取眾人擁戴與歸附，從擁戴歸附自己的眾人中獲取賢才，通過賢才來提高自己，這樣就成為一個良性循環，遇到一定的時機，就以行動以獲取天下。《六韜》強調以道以智治國，在競爭激烈的春秋戰國時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國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3]  。

《六韜》治國原則:“無為而治”《武韜·文啓》中當文王問太公“聖人何守”時，太公道:“何憂何音，萬物皆得;何音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明彰。”聖賢遵循“無為而治”的原則，天下也因之潛移默化。《六韜》君主治國應當“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無為乃是君主治國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則。《文啓》將國君能否掌握與推行無為政治視為其優劣的條件，“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説最上等的聖人是會運用清靜無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為的統治者只能造成天下的動盪 ^[3]  。

在《文韜》中，多次強調收攬人心的重要性，並提出收攬人心的具體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及“愛民”、“惠民”、“修德”等，儘管這些思想完全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但其思想淵源則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湯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認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對照呂尚在滅商戰爭的準備和實施過程中的各項政策措施，我們不難看出《六韜》中收攬人心的思想與呂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與呂尚同時的周公也曾説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後產生的軍事理論著作《軍志》、《軍政》也有“有德不可敵”等，與呂尚的思想亦可謂一脈相承。由此可見，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結合對敵鬥爭的需要，作為周軍政大員的呂尚，完全有可能已認識到人心向背與戰爭勝負的關係，因而採取了適合不同階層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和擁護。但是由於階級和時代的侷限，他強調的爭取人心，主要是為了穩定奴隸制的社會秩序、緩和民眾及奴隸們與奴隸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如《文韜》第一章開篇就直言不諱地用釣魚米比喻收攬人心，即“緡（釣線——引者注）微鉺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盡力賣命——引者注）”，可見呂尚爭取人心是以維護奴隸主貴族統治利益為前提的。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痹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產，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痹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説：“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説，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制，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這裏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制。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麼，“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注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六韜》還系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裏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御”和“軍中之事，不聞君，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六韜》是涉及古代戰爭觀、戰爭謀略和軍事人 才等多方面的軍事理論，內容極為豐富，書中各卷 之間存在着嚴密的邏輯關係。《六韜》繼承發揚了 《孫子》所倡導的“全勝”思想，如“全勝不鬥，大 兵無創。” 瑏瑨

希望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甚至不經 交戰就達到目的，所謂“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孫子》雖然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 命題，但對於如何實現這一理想目標，卻僅僅原則 性地提出了“伐謀”“伐交”兩種途徑。《六韜》在 這方面則作出了更多具體而深入的闡述，以邏輯相 連的語言論證了以“文伐”為核心的新“全勝”理論。

《六韜》全文近兩萬字，其中絕大多數為常見的 基本文字，幾無難字、奇字和生僻字。在六卷六十 篇作品中，幾乎都是以“文王問太公曰”或“武王 問太公曰”開啓各篇內容，然後由“太公曰”進行 回答。文字愈通俗化，文章也愈容易被人接受，教 育作用也愈大，其影響也更廣泛。

《六韜》作為一部軍事著作，書中記錄的是文 王、武王與太公之間的問答。太公要使文王和武王 接受自己的觀點，就必須注重語言的豐富性和真實 性。如“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 鋭;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 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齊 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此句不僅僅用了排比、對偶的修辭手法，而且 就主將在戰術指揮方面對三軍所起的作用也進行了 詳細的描述，事例鮮明真實可信。氣盛是指作品的 氣勢盛大，猶如大浪奔湧疊疊層層，在氣勢上逼人 壓人。《六韜》語言的氣勢就極為盛大，其目的還是 要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自己的觀點。 ^[7] 

《六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韜》，《李衞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著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韜》註釋、集釋、匯解者，也不乏其人，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

《六韜》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是先秦兵書中集大成之作，受到歷代兵家的重視，曾被譯成西夏文，在少數民族中流傳。它不僅文武齊備，在政治和軍事理論方面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且保存了豐富的古代軍事史料，如編制、兵器和通訊方式等。該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

人們不僅學習和運用《六韜》，還對它展開了研究。歷史上對《六韜》進行註釋、集釋、匯解的，不乏其人。據不完全統計，這類著述自唐以後約有近百種，僅明代就達四十多種。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存世的《六韜》版本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宋元豐年間何去非校定的《武經七書》本，朱服校刊的《武經七書》本，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武經七書》本，明嘉靖十年施德刊《校定武經七書》本，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抄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宋抄本，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等等。

《六韜》在國外頗受重視。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培養軍事顧問的學校）就曾把《六韜》與《三略》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有關書目記載日本研究譯解《六韜》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種。西方第一次翻譯的中國兵書共四種，合稱《中國軍事藝術》，於1772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六韜》就是其中一種。此外朝鮮、越南等鄰國也相繼出版和翻譯了《六韜》。《六韜》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從朝鮮太祖起，《六韜》就被作為武舉考試的內容，朝鮮士人對《六韜》有着極高的評價。《六韜》在朝鮮王朝尤其是在壬辰戰爭前後的運用，加深了朝鮮王朝對中國古代兵學文化的認同，鞏固了中朝兩國的宗藩關係，強化了朝鮮王朝軍隊的作戰能力，在打擊日軍侵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六韜》在朝鮮半島中的流傳和運用，高度體現了中華傳統優秀兵家文化的價值，也反映出古代中華兵學文化在東亞世界產生的深刻影響。 ^[6] 

人們通常把六韜與三略一起看作一個整體，其實他們並不是相同作者所著，不知者容易搞混。

六韜的成書時間有幾種學説，但大致都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大家公認《六韜》一書帶有鮮明的齊文化特色，而齊威王在位時間（公元前357年—公元前320年）同周顯王的在位時間基本吻合，當時齊國都城臨淄的稷下學宮中，聚集着一大批學者，他們當中很多人具備編寫兵書的知識和才能。因此，筆者認為《六韜》作成於戰國中晚期的齊國，其述作者是齊威王、齊宣王在位時的稷下大夫們。

三略的成書時間大致為秦末漢初。由於《三略》的文義、用詞、句法都不古奧，與殷末周初時期成書的文章文體大不一樣，這就見出其成書年代就更晚一些，但決不會晚於秦朝末年，因為在《後漢書》中就有提到《黃石公三略》這本書的記載，這些都可以説是第一種説法的佐證。對於第三種説法不可信的證據是東漢初年光武帝詔書裏面就大段引用過《黃石公記》，除個別字與今本《三略》稍有不同外，其餘全同。

所以説張良所接受的書很可能不是《六韜》即《太公兵法》，更有可能是《黃石公三略》。

方勇教授主持編纂的《子藏》2019年出版了《兵家部·六韜卷》，收錄《六韜》白文本、註釋本、節選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41種，是迄今彙輯《六韜》文本和研究文獻最為齊全的大型影印叢書，然而猶未蒐羅殆盡。據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著錄信息統計，《六韜》白文本48種，考、評、箋、證等各類註釋成果31部、版本74種，合計《六韜》傳本122種，這一數據涵蓋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163家，及美國2家、英國1家、日本4家藏書機構的館藏。另有出土簡牘、敦煌寫卷、西夏譯本以及《羣書治要》節錄和清人輯佚的文本等等，亦多達10餘種。 ^[5] 

原陸氏皕宋樓舊藏宋本《武經七書》刊於南宋孝、光時期，自清末轉售日本巖崎氏，藏靜嘉堂文庫，是學界公認的《武經七書》最早最優善本，當為《六韜》一書校勘的首選底本。1935年，上海涵芬樓曾據中華學藝社借照靜嘉堂本影印，收入《續古逸叢書》；1987年，解放軍出版社再次影印出版，收入《中國兵書集成》第1冊。

又，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影宋鈔本《武經七書》，亦頗受推重。1919年，上海涵芬樓曾據瞿氏影宋鈔本影印《六韜》《吳子》《司馬法》，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今國家圖書館網站中華古籍資源庫可閲覽瞿氏本全文圖像。

《武備志》為明末兵學家茅元儀所撰，分《兵訣評》《戰略考》《陣練制》《軍資乘》《佔度載》五部分，凡二百四十卷，涉及韜略、軍史、陣法、軍制、後勤、占候、地理等諸多領域。其書成於明末清初，其《兵訣評》彙輯歷代兵書，《武經七書》俱為輯錄，且較之坊刻武舉應試之作校勘尤精，故頗具版本價值。是書明清兩朝各有多種版本，然清朝諸本皆有改竄。1984年，台灣華世出版社曾據清刻本影印出版；1992年，解放軍出版社又採三部明朝天啓元年竣刻殘本補足後影印出版，收入《中國兵書集成》第27-36冊。

清孫星衍纂輯《平津館叢書》所收古籍皆慎擇珍善之本據以精校，版本價值極高。其《周書六韜》為孫星衍與孫志祖互相讎校而成，凡六卷，又附孫同元輯佚文一卷。是書有嘉慶蘭陵孫氏嘉慶十年刻本，2010年鳳凰出版社曾據以影印出版；又有朱氏槐廬家塾重刻本，可在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閲覽全文圖像。

慶長本《武經七書》刊於慶長十一年(1606)，為木刻活字本，題名為《七書》，閒室元佶校訂，凡二十五卷，其中《六韜》計六卷。全書卷首錄《施氏七書講義》卷首江伯虎序，卷末附紫陽閒室元佶叟跋。

《施氏七書講義》，南宋施子美撰，一説施氏為金人。《七書講義》為武學授課教材，以串解形式講論武經要義，徵引廣博，闡發詳贍，是宋代儒學治兵的重要資料。

《武經直解》為明洪武間進士劉寅奉朱元璋旨意所撰，專供軍官子孫講讀通曉，以備試用，訓解細而周全，又簡明淺近，且奉儒家正統，以“仁義忠信、智勇明決”為“兵之本”(73)。

全書二十五卷，《六韜》在《七書》之末，計六卷，有明成化刊本、嘉靖刊本及萬曆刊本；後張居正增訂十二卷本出，卷一一至一二為《六韜》，有明萬曆刊本、崇禎刊本，日本寬永刊本、寬文刊本及清光緒鈔本。以上諸本，筆者皆曾目驗原書，經考察，發現諸本中以萬曆刊二十五卷本流傳較廣，在中日各圖書館藏本較多。

《武經開宗》，明末黃獻臣撰。黃氏系福建儒學生員，正史無傳，文獻記載極少，當今學界亦難見其介紹，遑論研究。是書前有明末曾櫻所撰序文，據此可知崇禎初按察使曾櫻考校觀風，黃受選入試而位列前茅，深得賞識。時國家戰勢緊迫，朝廷“以武科並重文闈”(74)，黃氏乃作《開宗》以闡釋《武經》，請教於曾，大獲讚譽。明朝武學著作多面向習武從軍者，較為通俗，且注重應試，以備武舉策論之用，先後有大批務求解釋簡明、翻檢便宜、切於儒家正統而又淺白易識的所謂標題、增注、大全、纂序、備旨、評釋之書問世，至晚明而以《武經開宗》成就最高。

《武經七書匯解》，清康熙間朱墉撰。清初武學復興，彙輯《武經》註釋前賢、總結前朝武舉應試之作，一時蔚然成風，如《武經大全纂序集註》《武經備旨匯解説約》《武經七書開宗合纂全題匯解》《增補武經集註大全》《武經全解》等相繼問世，研治兵學，無不求全求備、崇尚廣博。朱墉文武雙全，“四書五經”與兵書武策兼通習之，又身懷武藝，然順治間兩次應試不第，遂歸而著書。其《武經七書匯解》徵引書目85種，吸收註釋前賢83人，集前代兵學闡釋訓解之大成。

唐初魏徵等纂輯《羣書治要》卷三一節錄《六韜》之《序》《文韜》《武韜》《龍韜》《虎韜》《犬韜》，又節錄《陰謀》之篇。經比對可知，《治要》所錄文字多有刪節，屬摘要性質，且內容與今本《六韜》有較大差異，而部分段落可見於銀雀山簡、八角廊簡、敦煌寫卷(詳下)，應是唐代以前傳本的形態。

《羣書治要》中土早佚，可見者皆為清代自日本回傳的版本，較常見者有清阮元輯《宛委別藏》、民國張元濟輯《四部叢刊》、王雲五編《叢書集成》所收諸本，皆源自日本天明本。除此之外，日本還有平安鈔本(九條家本)、鎌倉鈔本(《金澤文庫》本)。

出土文獻有山東臨沂銀雀山、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所出太公簡，敦煌唐寫卷《六韜》，黑水城所出西夏文譯本《六韜》。其中，見於傳世文本的內容主要集中於《文韜》《武韜》。敦煌唐寫卷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官方網站及中國古籍資源庫皆可瀏覽藏品掃描的高清電子圖像。黑水城所出西夏文譯本《六韜》現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編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出版。西夏文《六韜》十五篇中，有《一戰》《攻城》二篇為今本所無，值得重視。 ^[5] 

《太公金匱》，《隋書·經籍志》《意林》《舊唐書·經籍志》《通志略》均載2卷。

《太公陰謀》，《隋書·經籍志》：“《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3卷，《通志·藝文略》：“《太公陰謀》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確著錄《太公金匱》、《太公陰謀》雖最早見於《隋書·經籍志》，但實際上《七略》、《漢書·藝文志》中就有。《漢書·藝文志》之“兵書略·兵權謀”：“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西漢國家藏書目錄《漢書·藝文志》之“諸子略”：“《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欽韓説：《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匱》，《兵》者即《太公兵法》。

《漢書·藝文志》之“兵權謀”下注“省《太公》”，則“兵權謀”中部分內容出自《七略》所錄之《太公》殆無疑問。顧實曰：“如本志《太公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參患》，《荀子·議兵》、《淮南·兵略》等篇之類，皆當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賢已經證明，《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謀》就是《陰謀》，也就是《太公陰謀》，《言》就是《太公金匱》，《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稱《六韜》、《太公六韜》。

錢大昭曰：“《謀》《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言，《太公》其總名也。”沈欽韓曰：“《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匱》，凡善言書諸金版。《大戴記·踐祚篇》《呂覽》《新書》《淮南》《説苑》所稱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説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顧實曰：“《隋》《唐志》《通志》著錄《太公書》多種，《通考》僅餘《六韜》而已，《莊子》稱《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縢豹韜》。”

《漢書·藝文志》之“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顏師古以為“即今之《六韜》也。”《四庫》館臣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兩種書。清沈濤《銅熨斗齋隨筆》證明《漢志》“六弢”當是“大弢”，《莊子·則陽》中仲尼問於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以為“此證極精核。”可見，《太公金匱》《太公陰謀》《太公兵法》或是《六韜》都出自《太公》。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困學記聞》卷11並引葉夢得説曰：“其説蓋出《六韜》。”宋戴埴《鼠璞》卷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為正經可耶？”宋何薳《春渚紀聞》卷5《古書託名》：“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明胡應麟《四部正訛》中：“考《漢志》有《六弢》，初不雲出太公，蓋其書亡於東漢之末，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餘為此，即《隋志》《六韜》也。”

《史記·留侯世家》述張良得圯上老父贈書，“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前引《戰國策·秦策》，則更記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把《太公》看成是楚漢之際乃至漢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歷史上就有學者根據《六韜》內容判定它是戰國著作。

宋葉適《習學記言》卷46《六韜》：“其言避正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於孫子。”《困學紀聞》卷5：“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週末。”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中出土竹簡有部分內容與今本《六韜》基本一致的太公書竹簡，被認為就是《六韜》。 ^[1]  銀雀山《六韜》共14組，可分3類。1－7組為第1類，見於傳本《六韜》者，《文韜》4組，《武韜》3組。8－13組為第2類，均為《羣書治要》《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曾加稱引而為傳本所無的佚文。14組為第3類，是一些零散殘簡,其簡式、字體與第1、第2類相似，簡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據此當屬簡本《六韜》。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40號西漢墓中，也發現部分竹簡上許多有文王、武王問，太公曰的字樣，或與今《六韜》內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簡文的字體和其他簡文不同，書體遜於同出的其他幾種簡文，易於區別。這些簡早期被稱名為《太公》，後定名為《六韜》。《文物》2001年第5期公佈了這批簡的釋文。定州漢簡中根據漢簡的簡型、內容和字體等被確認為屬《六韜》的竹簡共有144枚，計1402個字，簡文《六韜》共發現篇題十三個。

銀雀山兩座漢墓，從出土的錢幣和2號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推定，1號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140～前118年之間，2號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間。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抄寫年代應早於墓葬年代。銀雀山竹簡字體屬早期隸書，當是西漢文、景至武帝初期書寫成的。定州八角廊40號漢墓，墓主人為中山懷王劉修，劉修死於西元前55年，則定州簡《六韜》的成書年代肯定早於此時。銀雀山和定州簡還表明，《六韜》在西漢初年就廣泛傳播，其成書時間當然更早。銀雀山《六韜》文字不避漢帝之諱，如漢高祖劉邦的“邦”字，漢文帝劉恆的“恆”字，等，定州簡《六韜》也不避漢文帝劉恆的“恆”字，也證明《六韜》成書時代在漢之前。 ^[1] 

定州簡《六韜》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時晉國之善御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應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憲曾評《漢書·藝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蓋《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書全收入儒、道、縱橫、雜各家，又擇其中之言兵權謀者，重入於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筆者昔有一説曰：先秦無兵家。戰國時期，戰爭是各種國家政治思想學説的主題內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書，《六韜》或《太公兵法》無疑就是《太公》的兵書部分。《太公》著作為文王、武王與太公問答，太公呂望是周人滅商戰爭的軍事指揮者，封於齊國，故《太公》著作出於齊國。《太公》是戰國時期齊國的著作。

《太公金匱》本《金人銘》中太公呂望還引了黃帝説，李零先生以為黃帝書“分佈範圍主要是集中於數術、方技類的實用書，以及數術之學在兵學中的分支即兵陰陽；見於諸子，則主要是陰陽、道兩家及其小説雜記。”黃帝書中有“黃帝戰蚩尤”之類數術書、“黃帝素女問”之類方技書，《太公陰謀》、《太公金匱》則是名賢講治國用兵的陰謀書。

總之，《太公金匱》《太公陰謀》《太公兵法》或《六韜》都是《太公》的內容，《太公》是戰國齊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