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啓蒙運動

朝鮮自1876年《江華條約》簽訂而開港以後，逐漸向近代化轉型，民族資本主義不斷髮展。1897年大韓帝國建立以後，政府開始實施“光武改革”，大力殖產興業，鼓勵工商。在運輸業、金融業、紡織業、農林水產等行業上，韓國民族資本主義有較快的發展。這種情況致使韓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發育，為一系列的近代化運動奠定了經濟基礎。1884年甲申政變、1894年甲午更張和1898年獨立協會運動是韓國近代資產階級改革運動的一次次高潮，其領導者從封建地主階級中的開明勢力逐漸演變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式亦從自上而下過渡到自下而上。20世紀初的愛國啓蒙運動正是繼承上述變革運動而產生的新一輪高潮，資產階級通過啓蒙思想家提出自己的要求與主張，反映了韓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集結與發展已到了新的高度。因而韓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愛國啓蒙運動發生的根本原因。

而韓國所面臨的深重的民族危機則是催生愛國啓蒙運動的主要與直接的原因。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及其他資本主義列強加劇了對朝鮮半島的侵略，在經濟上的侵略更是讓韓國新興民族資產階級深受其害。日本、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爭相掠奪韓國的鐵路、礦山、電信等利權，導致韓國民族資本主義在與日本為首的列強的競爭中舉步維艱。韓國進步知識分子切感外國經濟侵略的危害，愛國啓蒙運動的發端便是反對日本的利權掠奪。而比經濟侵略更緊迫的危機則是當時日本對韓國實施的保護國化政策，日俄戰爭後日本控制了朝鮮半島，於1905年11月17日強迫大韓帝國政府簽訂《乙巳條約》，使韓國一步步墮入殖民地的深淵。著名啓蒙運動家張志淵在條約簽訂後發表《是日也放聲大哭》一文，疾呼救亡，其他知識分子亦試圖在保護國體制下探索恢復韓國主權、實現富強獨立的道路，於是掀起了愛國啓蒙運動。

愛國啓蒙運動的核心思想是近代民族主義，而韓國的民族主義並非是在這一時期一蹴而就，而是從19世紀70年代產生的開化思想一路發展而來。開港以前，韓國人自處中華秩序之下，奉行事大主義，民族意識較薄弱，開化思想最早也是以實現近代化為主的，但已包含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思想。獨立協會運動時期，韓國的開化思想家通過《獨立新聞》等媒介竭力鼓吹自立自強的民族主義，肅清事大主義餘毒，喚起大眾的近代民族意識，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韓國民族主義的形成，不僅傳承開化思想，更與社會進化論的傳入與消化有關。最早引入社會進化論的是開化思想家俞吉濬，他在1880年代撰寫了《競爭論》，但並未刊行，所以沒有造成影響。其後是獨立協會運動時期的徐載弼與尹致昊，他們在《獨立新聞》上撰寫的文章中已運用了弱肉強食等社會進化論的觀點來説明列強侵略弱國的事實，以此喚醒國民的愛國心。真正大規模引入社會進化論是20世紀初，中國思想家梁啓超對韓國知識分子的影響甚巨。他的《飲冰室文集》在1903年傳入韓國，迅速風靡於韓國知識分子之間，成為了韓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籍，在《皇城新聞》、《大韓每日申報》等啓蒙陣地上如參考書一般頻繁被介紹與引用。 ^[1]  梁啓超的觀點立足於社會進化論，強調在當前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人類社會中，弱小民族必須強化自身實力，方能在競爭中生存下來。而他認為最關鍵的在於擺脱國民劣根性，實現“新民”。梁啓超的思想在韓國引起廣泛共鳴，張志淵、樸殷植、申採浩等人都受到梁啓超的強烈影響，從社會進化論受到啓發，在愛國啓蒙運動中奠定了培養民族實力和喚醒民眾覺悟的基本方向。而僅崇尚開化思想而缺乏民族主義（即所謂文明至上主義），則會陷入“敗北主義”的泥潭，最終投向日本，愛國啓蒙勢力的對立面——一進會就是典型代表。 ^[2]  故由開化思想和社會進化論相結合產生了韓國的民族主義，便為愛國啓蒙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稍早於愛國啓蒙運動之前興起的救國運動——義兵運動，亦給愛國啓蒙運動的產生與發展造成影響。義兵運動是韓國民眾武裝反抗日本侵略的運動，但是韓國知識界卻對其不以為然。以《大韓每日申報》為例，曾在愛國啓蒙運動初期的1906年5月30日的論説中寫道：“今日大韓人民值此奇變，抱此至痛，若其無復雪之志者，不可以人類稱謂也。然而不度時、不量力，徒激於一時之血憤，而嘯聚千百烏合之徒，為此紛紛妄舉，則增國家之禍亂，糜爛其生民而已，是豈稍有知覺者之所為者耶？……嗚呼！大韓臣民，罔極之痛，何時可忘？而復仇之舉，非倉促可辦者，幸觀於古來智士、義士之事為，必以堅忍耐久之心力，養成自強之實力也，決不可為此愚痴狂妄之舉，以禍於國、害愚民而徒益其恥辱也。” ^[3]  這可以説代表了愛國啓蒙運動主導勢力的基本觀點，他們為了避免像義兵運動那樣與日本正面衝突，選擇了啓蒙運動的途徑，所以義兵運動的反面參照也是愛國啓蒙運動展開的一個因素，並且這兩大潮流基本上各行其是，並未交匯在一起。

愛國啓蒙運動的展開首先體現在社會團體的興起，而社會團體也是愛國啓蒙運動的載體。大韓帝國原為專制國家，自獨立協會被鎮壓以後，民眾的結社自由被禁止，因此未曾出現過任何公開的社會團體。日俄戰爭以後，韓國的黨禁逐漸開始放寬，為愛國啓蒙運動的展開培植了土壤。1904年6月6日，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照會大韓帝國外部，要求將韓國全國荒地的開墾權轉讓給日本人長森藤吉郎手中。消息傳出以後，韓國上下譁然，前中樞院議官宋秀萬、沈相震等於1904年7月13日在漢城（今首爾）鍾路白木廛組織了“保安會”（又稱輔安會），取“輔國安民”之意，展開了反對將土地開墾權轉讓給日本人的運動。參與的人有三四千之多，他們連日召開聲討大會，抗議日本的侵略行徑。以擔當日俄戰爭期間韓國治安自居的日本對此十分恐慌，在1904年7月16日出動憲兵和警察鎮壓保安會的集會，抓走了申箕善、宋秀萬、沈相震等主要幹部。但保安會成員繼續抗爭，他們把集會地點從鍾路轉移到典洞漢語學校，日本則繼續進行鎮壓，關閉了保安會總部“保安會議所”與集會地典洞漢語學校，並造成人員傷亡。大韓帝國政府迫於民間壓力，於1904年7月23日宣佈不會向日本人轉讓全國荒地，日本方面也在8月1日取消了這一要求。同時韓國政府還不斷敦促保安會解散，保安會見目的已達成，便自行解散了。保安會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其鬥爭取得初步勝利，並使自獨立協會以後沉寂已久的社會團體與社會運動重新興起，揭開了愛國啓蒙運動的序幕。 ^[4] 

保安會後來在1904年8月27日再次創設，同年9月11日李儁、李商在、李東輝等將其改組為協同會，後又演變為共進會、進明會等，與當時的親日團體一進會相抗衡。儘管韓國政府多次頒佈禁止民會的命令，甚至逮捕了李儁等社會團體領導人，但這股潮流已無法阻遏。1905年5月24日，尹孝定、李儁、梁漢默等組建了“憲政研究會”，其綱領是：“帝室威權之揭於欽定憲法（大韓國國制）者，期圖尊榮事；內閣職權之載於官制章程者，期圖責成事；國民義權之得於法律範圍者，期圖自由事”。 ^[5]  憲政研究會倡導政治體制改革，鼓吹民主憲政，具有鮮明的進步性質。同時在1905年11月《乙巳條約》締結前後，憲政研究會積極展開反對日本人及其走狗一進會的運動，結果會長尹孝定被傀儡政府逮捕，憲政研究會解散。

1906年4月3日，繼憲政研究會而興的社會團體“大韓自強會”成立了，發起人是張志淵、沈宜性、尹孝定等人，尹致昊被推為會長。當時韓國已淪為日本保護國，韓國統監府只容許不直接妨礙其侵略的文化運動，因此大韓自強會只能在保護國的體制下“合法”地展開愛國啓蒙運動。他們定期召開演講會，發行《大韓自強會月報》，不斷擴大影響力。該會以振興教育和殖產興業為主旨，以此來達到“自強”的目的，而政治改革與恢復主權的目的則被隱去了。但其“自強”的終極目標仍是如此，即“二千萬口之自強，則國家之政治可以改善，世界之羈絆可以出脱”。 ^[6]  尹孝定亦撰文指出“專制國民無愛國思想”，強調必須廢除專制政體，實行民主憲政，才能凝聚人心。 ^[7]  當時不僅是流亡海外的梁啓超，清朝內部的立憲運動對韓國知識界影響也很大，《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一直追蹤清朝政界動態，高度評價中國實行憲政。因此愛國啓蒙運動的知識分子們亦以清朝為榜樣，鼓吹立憲政體。 ^[8]  而大韓自強會盡管避免像義兵運動那樣與日本正面衝突，然而因其愛國屬性終究不容於日本，1907年大韓自強會發起了反對日本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遊行示威運動，事後便遭遇解散的厄運。

1907年11月10日，被取締的大韓自強會骨幹張志淵、尹孝定又與天道教勢力吳世昌、權東鎮等聯合，組織了“大韓協會”。它是一個有廣泛民眾基礎的政治團體，其會員不僅遍及朝鮮半島，而且分佈於中國上海、間島和俄國濱海邊疆州等地。1908年7月，大韓協會已有30多個支部，1萬多名會員。1909年2月，其支部增加到60多個，會員達數萬人。創立初期，大韓協會作為開展愛國啓蒙運動的團體與親日的一進會展開鬥爭，受到民眾的信賴。但在日本收緊管控、加強鉗制的情況下，大韓協會的政治性質比大韓自強會退步，在該會的綱領中已看不到恢復國權這一政治目標。以後該會的親日色彩日益濃厚，稱日本為“友邦”，認為韓國統監府的統治是“文明的指導”，主張在此前提下實現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逐漸喪失了愛國啓蒙的目標。

日本殖民者伊藤博文標榜“施政改善”，宣稱“本人來此地，就是要將韓國建設為世界之文明國” ^[9]  ，故在起初對這些啓蒙團體予以容忍。但自1907年以後，他愈發覺得這些以收復主權為終極目標的社會團體對日本在韓國的統治是一種威脅，於是加以限制，1907年8月更出台《保安法》，剝奪了韓國人民的結社自由。在此情況下，具有鮮明反日獨立色彩的愛國啓蒙團體只能轉入地下，1907年4月，“新民會”成立，這是韓國近代第一個秘密政治團體，其成員主要為新聞界人士、宗教界人士、軍人以及商人。新民會的發起人是安昌浩，梁起鐸任總監督，李東寧任總書記，全德基主管財務，安昌浩任執行員，其他委員任各道的總監。經過積極開展活動，該會的會員人數快速增加，到1910年已達800多人，這説明當時全國幾乎所有有影響力的啓蒙運動家均加入該會，使該會成為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全國性愛國啓蒙運動團體。新民會仍延續了振興教育與產業的基本路線，同時其終極目標不僅是收復國權，更破天荒地主張建立共和國。 ^[10]  新民會在展開學校教育的過程中注重體育和軍事訓練，以便為將來的復國奠定堅實基礎，還開設了太極書館、朝鮮光文會等書店和出版社，以傳播發揚韓國傳統文化，同時為了振興民族產業，他們由會員出資設立了平壤瓷器製造株式會社、協成同事、商務同事、朝鮮實業會社、安嶽紡織工廠等近代企業。到了後期，新民會會員李會榮等還計劃在境外間島等地設立武官學校，創建獨立軍基地，等到時機成熟就發起獨立戰爭，獨立軍攻入國內，而國內則以新民會為核心發動起義。這反映出新民會的主張比起之前保護國體制下公開的愛國啓蒙團體已有很大的進步。1911年，日本殖民當局炮製“寺內正毅總督暗殺事件”（105人事件），搜捕了大量愛國啓蒙運動家，新民會組織暴露並隨之解體。

除了上述政治團體以外，愛國啓蒙運動期間還湧現出大量“學會”，如西友學會、漢北興學會、湖南學會、關東學會、畿湖興學會、西北學會等。他們發行會刊，組織啓蒙講演，設立私立學校，開展教育運動，培養愛國志士。此外，一些學會也重視產業振興運動。西北學會設立“農林講習所”，開展農業技術教育，併為了促進產業發展設立實業部籌集資金。這些學會弘揚新學問，與維護儒教舊學的呂圭亨為首的大東學會展開多次論戰。通過這些學會的努力，韓國民族教育有了飛躍性的發展，民族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愛國啓蒙運動以前，韓國已湧現了《獨立新聞》、《每日新聞》、《帝國新聞》、《皇城新聞》等現代報刊。到愛國啓蒙運動時期，又出現了《大韓每日申報》、《萬歲報》、《大韓民報》、《京鄉新聞》等報紙，加上各社會團體的會報、學報，使愛國啓蒙運動時期的輿論界呈現百花齊放的景象。這些報刊一般都用國漢文混用體，也有用純韓文的，貼近大眾，因此在民間普及度很高，更是知識界進行啓蒙的陣地。報刊上的言論除了一般的報道以外，主要是介紹近代文明、抨擊親日政府乃至統監府，通過“論説”的形式大力向民眾灌輸民族主義和愛國思想，所以這一時期的韓國報刊對啓迪民智、喚起愛國心居功至偉，以至於統監伊藤博文不得不發出了“伊藤之百言還不如新聞之一筆更能打動韓人”的哀嘆。 ^[11] 

由於報刊輿論的巨大力量，日本殖民者開始進行鎮壓。早在1905年《乙巳條約》締結之際，張志淵在《皇城新聞》上發表“是日也放聲大哭”一文，揭露日本侵略韓國的真相，抒發韓國人對淪為保護國的悲痛心情，因而遭到日本人的逮捕，《皇城新聞》也被迫停刊80餘日。韓國統監府於1907年7月嗾使李完用內閣頒佈《新聞法》，1908年又進行修訂，大力限制韓國的新聞自由。在保護國體制下，韓國諸報刊受制於日本人的淫威，都回避與日本直接交鋒，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侷限性，惟有《大韓每日申報》異軍突起，不避鋒芒，經常直接抨擊日本的統治與政策。比如《大韓每日申報》指責伊藤的政策是“迷亂韓人之精神，結縛手足之手段” ^[12]  ，又曾發文咒罵一進會頭目宋秉畯、東亞開進教育會代表趙重應和大東學會會長申箕善為日本的“三大忠奴”。 ^[13]  除此之外，《大韓每日申報》還經常報道禁聞，比如高宗皇帝宣佈《乙巳條約》無效的聲明就發表於1907年1月16日的《大韓每日申報》上 ^[14]  ，而且《大韓每日申報》雖然不支持義兵的手段，但卻肯定義兵的愛國精神，所以在每號上設專欄轉載義兵運動的正面消息，且不按日本及傀儡政府要求的“匪徒”、而以“義兵”稱之，從輿論上對其進行聲援。時人贊其“書日人情狀，痛斥無隱，令人甚快”。 ^[15]  《大韓每日申報》之所以敢在保護國體制下鮮明舉起排日旗幟，是因為其投資者是一名叫裴説（E.T.Bethell）的英國人，享有審查豁免權，日本人一時對此也無可奈何。日本自然不肯放任《大韓每日申報》對其保護政治構成威脅，於是敦促同盟國英國政府於1908年逮捕裴説，將其移送上海領事館囚禁。不久後裴説回到韓國，但在1909年去世。《大韓每日申報》經歷日本迫害後勢頭衰落下去，到朝鮮日治時期則淪為總督府的官媒《每日申報》。

當時的愛國啓蒙報紙除了最負盛名的《皇城新聞》和《大韓每日申報》以外，還有創立於1898年的《帝國新聞》，主要針對不識漢文的下層羣眾和婦女，頗受歡迎。 ^[16]  《萬歲報》是由天道教人士吳世昌等人於1906年創刊的，該報的目標也是啓發民智，主張開展新教育和殖產興業，尤其關注婦女教育，還連載了李人稙的新小説《血之淚》，但因競爭力不足而在1907年倒閉。1909年吳世昌又創辦《大韓民報》，繼續進行啓蒙事業，對抗一進會。《京鄉新聞》是創立於1906年的天主教報紙。此外還有美國韓僑的《新韓民報》、俄國海參崴韓僑的《海潮新聞》等。

朝鮮自甲午更張以後就確立了普及近代教育的方針，到愛國啓蒙運動期間，韓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飛躍性的全面發展，新式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啓蒙運動家呼籲：“二千萬民眾人人就學，發達開明之知識，貫徹愛國之精神，我韓國權之回覆，即性在此，國家之富強文明，豈有別樣方策乎？” ^[17]  他們在“內修外攘”、“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下展開教育救國運動，通過對民眾的啓蒙來灌輸民族主義、培養民族實力。當時韓國統監府的一份報告中反映這種情況説：

“國家將亡，基因於固習舊學，苟欲恢復國權為獨立國、揭揚太極旗於世界，則須研究新學，取其精、收其華，此一大急務也。此種觀念深刻於韓民之腦裏，今此思想有支配各道人心之觀感。又地方官鼓吹此趣旨，以促學校設立，於是靡然成風，雖山間僻邑，尚未有一校不設之地，反倒是不無濫設之觀……特別是中流以下子弟，大有立志新學之跡象，着眼於恢復國權亦是學校設立之動機，皆為值得注意之一大重要件也。” ^[18] 

由此可見，教育救國已成為當時韓國深入人心的一大潮流，並且新學已佔據上風，而其目標則是恢復國權。那時候，韓國的上流社會和知識分子以私設學校為時髦，其結果，到1909年各級私立學校達4000多所。 ^[19]  其中，有名的私立學校有漢城的普成學校、徽文義塾，平壤的大成學校、崇實學校，安州的安興學校，定州的五山學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婦女教育的興起，這些私立學校中有女子學校84所，説明當時對婦女教育的關注大為增加。這些學校對韓國婦女從傳統社會的依附地位解放出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時韓國的學校主要是向學生灌輸近代文明與愛國思想，採用啓蒙運動家玄採、樸殷植、張志淵、申採浩等編撰的帶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教科書，還閲讀《越南亡國史》、《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彼得大帝》、《華盛頓傳》、《美國獨立史》、《瑞士建國志》等建國史、獨立史或亡國史，培養學生的獨立意識和愛國精神。很多學校還熱衷兵式體操，強健學生體魄。這一時期還湧現出了許多活潑向上的校園歌曲即所謂“唱歌”，如《愛國歌》、《獨立歌》、《少年男子歌》、《運動歌》、《勸學歌》、《同心歌》、《學生前進歌》等，從這些歌曲可以看出當時韓國教育界和青年學生的精神風貌。其中《勸學歌》流傳很廣，旋律借用的是日本的《鐵道唱歌》，歌詞是：

學徒、學徒，青年學徒啊

聽吧、看吧，掛鐘響滴答

一聲、兩聲，不停地飛逝

人生、百年，一晃如走馬

在愛國啓蒙運動的教育事業中，西北地區（平安道）可謂是一枝獨秀，時人記述：“我韓全國凡十三道，京城以外，惟平安一路最先開明，新立之學校相望，新學之教育菀興，彬彬然文化之發達頗可觀” ^[20]  “是時學校、社會（社團）滿國中，學校則關西（平安道）尤盛，龍川一郡至二十餘區”。 ^[21]  西北地區的新式教育之所以如此朝氣蓬勃，是因為該區比起三南地區所受的儒家思想影響較小，容易接受新學問，且由於臨近中國，貿易發達，資產階級發育較快，加上平安道在當時已廣泛接受基督新教，平壤成為朝鮮半島基督教中心。據1910年的官方統計數據，全韓國共有2235所學校，其中私立學校就有2082所。在這些私立學校中，平安南道有417所，平安北道有367所，高居十三道前兩位，佔總數的37.7%，而宗教學校（主要是基督教學校）則共有370所，佔了西北地區私立學校數量的47.2%。 ^[22]  韓國最大的學會——西北學會亦設立於平安道，該會力開風氣之先，為國民啓蒙事業傾注心力。 ^[23]  韓國著名獨立運動家安重根開辦的三興學校和敦義學校亦設立於平安南道南浦。

愛國啓蒙運動的教育事業所具有的民族主義色彩和恢復國權目標早就為韓國統監府所掌握，所以不斷加緊對愛國教育事業的限制。1908年8月26日，日本通過李完用傀儡政府公佈“私立學校令”，規定不能確保3000元基本金的私立學校一律關閉。由於大部分私立學校財政困難，到1909年5月雖有1824所學校提出申請，但只有337所獲得許可。 ^[24]  教育事業由此受到挫折，私立學校數量下降，對此，韓國民眾採取了設立不需獲得許可的教會學校和書堂（私塾）的形式予以對應。統監府還專門設立所謂的“教科書編輯及鑑定委員會”，對私立學校的教科書進行嚴格的審查，強行刪去帶有政治觀點和激發人民情緒的詞句，又以妨礙治安為由禁止一郡以上的聯合運動會。傀儡政府還於1909年5月5日發佈《出版法》，嚴禁歷史、地理、國語等與民族教育有關書籍的出版發行，這些禁書有：玄採的《幼年必讀》、《幼年必讀釋義》、《中等教科東國史》，李相翊翻譯梁啓超的《越南亡國史》，金大熙的《二十世紀朝鮮論》，安國善的《禽獸會議錄》；尹致昊的《笑話》等。 ^[25]  此外還對一些“唱歌”加以禁止。 ^[26]  日韓合併以後，日本又頒佈“朝鮮教育令”，全面接管與整飭朝鮮半島教育事業，教育救國運動不得不轉入地下進行。

愛國啓蒙運動時期，啓蒙運動家在韓國民族主義的指引下，開始挖掘與發揚韓國傳統文化，樹立本民族的主體性。朝鮮半島過去長期受中國的薰陶，以“小中華”自詡，不重視弘揚本民族文化。啓蒙運動家經歷了民族主義思想的洗禮，欲整肅中國影響，重塑韓國曆史文化。國文運動是當時的一大盛事，在甲午更張與光武改革時期，漢文佔絕對優勢的局面被打破，諺文的地位已逐漸提升至“國文”的地位，國漢文混用體成為主流。愛國啓蒙運動時期，出於實現言文一致和建立民族自尊與內聚力的目的，知識界大力推崇諺文，他們直接把漢文與事大主義相聯繫而加以排斥，並指斥韓國人輕視國文、學習漢文是“自家先祖頓置忘域，他人譜牒胸藏千卷，可恥可笑，孰甚於此”“遺失父祖光明寶藏，求作鄰家門外乞兒” ^[27]  ，明確將漢文視為外來物，並且是韓國人喪失“祖國精神”的罪魁禍首，全力提倡諺文。在此思想引導下，湧現出周時經、池錫永等韓文研究專家及《國語文法》、《國語文典音學》、俞吉濬《大韓文典》等韓文辭典或語法著作。周時經、李能和等人還在1909年完成了《國文研究議定案》，對字母進行增刪，規範韓文發音，使韓文最終定型。經過啓蒙運動家們的努力，這一時期國漢文混用體仍為主體，而純韓文的使用已超越純漢文，純漢文的地位徹底沒落。儘管如此，仍有一部分人堅持純漢文，這些支持者不僅限於崇拜中國或弘揚儒學，也有一些人是迎合日本的東洋連帶論，將東洋的中心由中國置換為日本，認為漢文是東洋的共同文字，具有親日色彩的大東學會就是這部分人的代表。 ^[28]  因而國文運動也在間接上具有排日的性質。

國史研究也是國學研究的一大重點。過去在中華秩序下的朝鮮半島歷史著作皆以中國為宗，而愛國啓蒙運動的主導者們則企圖以民族主義來重新書寫韓國曆史。樸殷植提出“國魂”史觀，申採浩則強調“忘記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他們極力推崇高句麗好太王、乙支文德、姜邯贊、崔瑩、李舜臣等擴張領土或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為他們作傳，鼓吹韓民族的光榮歷史，以增強民族自尊與自信。他們的史觀直接影響了後世韓國民族主義史學和在野史學的產生。 ^[29] 

愛國啓蒙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從由啓蒙運動家們進行的小説改革運動開始，出現了新的形態——新小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李人稙的《血之淚》、《牡丹屏》、《鬼之聲》、《雉嶽山》、《銀世界》，李海朝的《自由鍾》、《鬢上雪》、《紅桃花》、《春外春》、《驅魔劍》，崔瓚植的《雁之聲》、《金剛門》、《綾羅島》、《秋月色》，安國善的《禽獸會議錄》、《共進會》等。新小説也是啓蒙羣眾教育的陣地，大部分是用純韓文寫成的，以現實生活的各個側面為題，宣傳“內修外學”“獨立自主”“擁護民權”“文明開化”等思想。

宗教運動也是愛國啓蒙運動的一部分。其中基督新教對知識界從事的政治運動和教育運動具有重大影響。自19世紀80年代起，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們就創立了培材學堂（亞扁薛羅創建）、梨花學堂（施奇蘭敦夫人創建）等新式學校，此後在傳教士的幫助下，全國各地陸續建立起教會學校，如平壤的崇仁學校和正義學校、羣山的永明學校、順天的聖恩學校、開城的松都學校、木浦的永興學校、光州的崇一學校、江界的英實學校等。到1910年2月，基督教設立的學校達到796所，其中新教設立的學校達666所。基督教對愛國啓蒙運動的貢獻不僅在於設立學校，還透過翻譯聖經和發行基督教報紙對國文運動作出貢獻，並編撰教科書以促進新文明的普及與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在韓國美國人領導的新教勢力比起法國人所領導的天主教勢力之所以更能吸引韓國人，是因為其鼓吹排日的獨立思想，這一點為韓國統監府所察知。 ^[18]  韓國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也是日本人的大忌之一。

基督教對當時啓蒙知識分子影響很深，當時的啓蒙運動家安昌浩、李升薰、全德基、李儁、南宮檍、李商在等無不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或信仰基督教，他們與基督教的關聯有通過教會保護來免受日本人迫害的緣故，主要還是因為他們本人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影響。

面對外有歐美新文化的湧入、內有傳統價值觀崩潰的形勢，一向保守的儒教界也出現了新的動向。儒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樸殷植，他提出了“儒教求新論”，主張用王陽明的心學和康有為的大同思想來改造被朱子學壟斷的韓國儒學。

佛教界也在愛國啓蒙運動期間進行改革，代表人物是韓龍雲。韓龍雲在研習佛經的同時，也接觸了梁啓超的思想和歐美文明，1909年他開始執筆《佛教維新論》，主張佛教應成為基於徹底的平等主義的宗教，佛教必須與現實維持積極的關係。

除此之外，天道教（由東學演變而來）、大倧教等宗教也在愛國啓蒙運動期間積極活動。整個韓國宗教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

國債報償運動是1907年到1908年間掀起的一次全民性的排日愛國運動。伊藤博文到任後以“施政改善”為名義強迫韓國借款1000萬元（加上利息為1300萬元），為了償還這筆鉅額國債，避免做日本經濟上的奴隸，啓蒙運動家號召動員民眾捐獻資金，一時全韓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各階層人民踴躍參與，男子戒煙，女子獻環，全民減膳，只為還清國債，維護國家獨立地位。最後一共募集了230萬元（一説18萬元），1908年遭日本打擊而失敗。

國債報償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卻反映出了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精神已植入韓國人民心中，可以説是愛國啓蒙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

愛國啓蒙運動是韓國近代史上繼獨立協會運動之後又一次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愛國運動，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啓蒙運動家們在面臨主權被奪的現實下，痛定思痛，於是在韓國社會各領域展開啓蒙運動，以養成實力、開啓民智，以實現恢復國權的終極目標。他們在政治上繼承了獨立協會的民權思想，並在梁啓超等的影響下進一步鼓吹立憲政體，甚至新民會還主張實行共和制，在反對封建主義、否定君主專制和培育國民意識的方面已有飛躍性的進步；在經濟上積極振興民族資本主義，創設了許多近代企業與商工會議所、經濟研究團體和實業獎勵團體，以求養成民族實力；在文化上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並通過灌輸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來改造韓國文化，肅清事大主義餘毒，樹立韓民族的主體性。雖然獨立協會運動時期已經展開國民啓蒙事業，但真正全面廣泛進行的是20世紀初的愛國啓蒙運動。啓蒙運動家們希望透過各種啓蒙活動，促進國民的團結與覺醒，以此來改變韓國被日本奴役的現實，達到恢復主權的目的，因此是自下而上的改良運動，國債報償運動就是其初步成果。通過啓蒙運動家的努力，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韓國人心中生根發芽，為發展近代民族教育、培養獨立運動的人才、振興民族資本主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愛國啓蒙運動後期的新民會又在境外建立獨立軍基地，因此愛國啓蒙運動可以説是後來三一運動與獨立軍武裝鬥爭的源流。

但是，愛國啓蒙運動的侷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根本原因在於領導者的社會和經濟基礎的薄弱，尤其是作為領導者的知識分子雖然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但民族資產階級本身並未與這一運動積極結合，導致其很不成熟，未能形成一整套戰鬥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並以此為武器來領導一場足以挽救民族與國家的革命運動。而主要原因則是處於保護國體制下的“合法”運動，成為愛國啓蒙運動的最大缺陷，這導致了愛國啓蒙運動的領導者們只熱衷於社會文化運動，而儘量迴避與日本的正面衝突，並都對直接反抗日本侵略的義兵運動持否定評價，其程度有所不同，如大韓自強會及其後續大韓協會視義兵運動為洪水猛獸，認為其會導致亡國；而《大韓每日申報》雖然也批評義兵運動的不自量力，但肯定其愛國精神，並逐漸有支持的傾向。愛國啓蒙運動或多或少具有排日的性質，但只能説是温和的排日運動，其領導勢力對日本的態度始終模糊。日韓合併以後，愛國啓蒙運動的知識界發生分化，一部分愛國心堅定、矢志不渝的繼續進行獨立運動，甚至訴諸武力（如樸殷植、安昌浩等）；另一部分抵抗意志薄弱、對現實絕望的則向日本妥協，墮落為親日派（如張志淵、尹致昊等），在20世紀20年代重新打出“實力養成”、“物產獎勵”的口號進行文化運動，但已變成為日本“文化政治”點綴的親日活動了。之所以愛國啓蒙運動會有這樣的對日態度，正是由於韓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所造成的，而這種在保護國體制下的非戰鬥性、非革命性的運動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對韓國的吞併步伐。除此之外，日本的壓力也不容忽視，日本的韓國統監府最開始並未有太大阻撓，但自1907年逐漸收緊管控，1908年以後，愛國啓蒙運動便逐漸消沉下去了，因而日本的限制與鎮壓是制約愛國啓蒙運動的外部因素。還有財政問題也是一個限制原因，導致了許多一時熱情而創建的學校、報刊和民族企業因經費不足而倒閉。

後世最早提出“愛國啓蒙運動”這一説法的是1949年孫晉泰的《國史大要》，他在書中提出愛國啓蒙運動包括新教育運動和民族宗教運動，並指出“這種愛國啓蒙運動為我們現在的教育和宗教打下基礎，是一項歷史大業，從那時起，教育才開始向民眾開放”。 ^[30]  此後學者們進一步擴大其範圍，將愛國啓蒙運動定性為：1905年日本逼迫韓國簽訂《乙巳條約》之後，以開化自強派為中心、以完全恢復國權為目標而在1904年至1910年間展開的開發民力和培養民族獨立力量的運動總稱，主要包括：教育救國運動、輿論啓蒙運動、實業救國運動、國債報償運動、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國學運動、民族宗教運動以及創建國外獨立軍基地運動等。 ^[10]  由於愛國啓蒙運動對韓國民族主義形成所產生的關鍵作用，因此在後世普遍受到肯定為主的評價，與義兵運動並列為舊韓末救亡運動的兩大潮流。

但是也有學者提出否定的意見。猶太裔韓國左翼歷史學家、挪威奧斯陸大學教授樸露子在2003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愛國啓蒙運動”是否為“愛國”運動？》的文章，對愛國啓蒙運動的對日妥協性進行尖鋭批判。他指出大韓自強會聘任日本“友人”大垣丈夫作為顧問，而大垣丈夫則主張韓國沒有必要保留軍隊，文明的列強會以正義對待韓國，因此韓國沒有必要擔心遭受侵略，當務之急是致力於教育和殖產興業，在適當的時機恢復獨立。這種觀點實際上與當時愛國啓蒙運動的知識界產生共鳴，大韓自強會的領導者之一李沂高度評價大垣丈夫的觀點“喚醒世人，振奮人心”。大垣丈夫是一個日本國粹主義者，正如1936年出版的《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記錄他所説的那樣，他來韓的目的是“指導和啓發韓國人，以利於帝國的政策，以報答國家的大恩”。那麼，為什麼這樣一個人能夠成為大韓自強會的顧問，與張志淵、吳世昌等愛國啓蒙運動領導人成為至交的呢？其根源在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持有矛盾的對日觀。面對日帝剝奪國家主權的現實感到焦急和憤怒，從這一點來説他們是愛國的；但他們所代表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將東渡日本留學和對日貿易視為財富積累的手段，因此對他們而言，日本不是一種威脅，而是值得學習的楷模。大垣丈夫提出的“日韓同盟論”以及安於保護國現實的“實力養成論”正好與他們的階級利益相吻合。所以樸露子認為，從即將淪為亡國奴的人民羣眾的角度來説，這個運動實在不配冠以“愛國”，而單稱之為啓蒙運動或自強運動更為恰當。 ^[31]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史學界則將其輿論活動、學會和私立學校的設立活動稱為“愛國文化運動”，政治制度改革運動、民族產業運動和民族財政金融制度確立運動稱為“愛國的啓蒙運動”，合稱為“愛國文化啓蒙運動”。代表朝鮮觀點的《朝鮮全史》稱其為“愛國的知識分子受到人民的反日鬥爭的鼓舞后為恢復國權而掀起的運動”，“作為以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為主的一大潮流，對人民政治文化的啓蒙是其活動的基本內容”。 ^[32]  又謂其啓蒙活動“由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我國的日帝侵略者與封建統治者的反動政策，不僅沒能想到對勞動人民大眾的子女實施近代教育，而且其所有教育的內容沒有脱離封建的框架，完全陷入了沉滯狀態” ^[32]  ，對愛國啓蒙運動給予較低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