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殷植

樸殷植出身密陽樸氏，1859年10月25日（舊曆咸豐九年己未九月三十日）生於朝鮮黃海道黃州的一個農村知識分子家庭。樸殷植天資聰明，才氣超羣，自幼攻讀儒家經典，短短几年裏博覽羣書，無所不通，又能文善詩，世人無不讚嘆，被稱為神童，他與安重根的父親安泰勳也頗有交情。他的父親希望他考中科舉，光宗耀祖，但樸殷植髮現專以應付應舉而只注重詞章所致的知識狹隘性之弊端後，便廣泛閲讀道學、 政治等多方面的書籍，而無心科舉與仕途。1876年，少年樸殷植離家外出，遊學四方，臨行前留下一句話：“除了科舉，難道沒有經世之學？”

1880年，樸殷植讀到實學大家丁若鏞的著作後，深受啓發。1882年，他在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目擊“壬午兵變”，感慨萬分，便試圖向國王高宗上疏“時務策”，但未成功。1885年，樸殷植遵奉母命，參加科舉考試，在鄉試中及第，在平壤做了崇仁殿參奉、東明王陵參奉等一些小官。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樸殷植身在中日兩軍的主戰場——平壤，得以目睹戰局，感慨良多。他對平壤戰役評論道：

平壤之役，餘所目睹，不待兩軍交綏，而已危莫敖必敗，何者？始清兵渡江，我民爭簞壺迎饋，而乃肆盜掠，大失民望，惟左（左寶貴）軍稍整，而葉（葉志超）之自牙山遁歸者，散亂無紀；衞（衞汝貴）軍之搶盜忒甚，雖將帥日斬之而弗止。以此之眾，雖孫子將之，無能為役也。於時我人屢向清帥陳防守之宜，以為敵來有三路：一自京城（漢城）直路越洞仙嶺，一沿西海（黃海）入三和、鎮南浦，一由元山逾陽德、加倉，宜亟派兵扼守各地，不然孤城易陷重圍，言之者殆唇焦舌敝，而諸將皆傲然不省，果敗於北路之日兵矣。 ^[2] 

自1894年以後，樸殷植目睹時局動盪，遂辭去官職，遷往江原道原州隱居。然而他並未長久消沉下去，1898年，在獨立協會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樸殷植亦受其感召，決定投身到救亡啓蒙運動中去。他來到漢城，加入了獨立協會，活躍於萬民共同會，並與張志淵一起成為《皇城新聞》的主編。在1900年後，他又出任經學院講師及漢城師範學校學官等職，從事教育活動。通過在《皇城新聞》的工作及教育活動，樸殷植深刻體會到國勢的艱難，亦為韓國民眾的啓蒙做出巨大的貢獻。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出兵控制了大韓帝國政府並強迫其簽訂《日韓議定書》，將韓國置於日本的羽翼下。對日本的侵略感到憤怒的樸殷植以《皇城新聞》為武器，發表大量文章，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徑，大力宣揚獨立精神和愛國思想，被駐韓日軍視為眼中釘，在1905年一度遭到拘禁。其後他又任《大韓每日申報》的主編，繼續用筆桿和日本侵略者作鬥爭。1905年11月《乙巳條約》簽訂，韓國淪為日本保護國，張志淵憤筆寫下“是日也放聲大哭”一文，批判日本對韓國的侵略，因而《皇城新聞》被迫停刊。1906年復刊以後，張志淵沒有回來，樸殷植為了維護《皇城新聞》，重新擔任其主編，而對於《大韓每日申報》則是主要以客座身份發表一些評論而已。

除了新聞工作以外，樸殷植還積極投身1906年後興起的朝鮮愛國文化啓蒙運動，參與和創建了大量啓蒙團體，發表許多啓蒙文章，為韓國民眾的啓蒙做出了進一步的貢獻。他在1906年3月參與了大韓自強會，在其機關報紙《大韓自強會月報》上發表了《大韓精神》、《能否自強之問答》等文章。1906年10月組織了“西友學會”，並創刊頗負盛名的《西友》雜誌。1907年4月加入安昌浩、李東輝、李會榮等創建的“新民會”，其後在1908年1月將他的“西友學會”和“漢北興學會”合併為“西北學會”，成為當時韓國影響力最大的啓蒙組織之一，樸殷植不僅領導這個組織，還是其機關報紙《西北學會月報》的主筆。在這期間樸殷植的思想亦發生變化，他不僅更加支持資產階級啓蒙思想，還徹底拋棄了傳統的儒教，而企圖以王陽明的心學來改造儒教，以適應時代需要，發表了《儒教求新論》。他還在1908年創辦了西北學會所屬的西北協成學校，並任該校校長。

1910年8月22日《日韓合併條約》締結，朝鮮半島正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朝鮮總督府在朝鮮實行高壓的“武斷統治”，各社會團體被解散，樸殷植開辦的學校也被迫關閉。不僅如此，日本殖民當局還關閉言論出版機關，禁止發行朝鮮歷史書籍，樸殷植對此痛心不已，覺得收集歷史資料，編纂國史，是維持“吾族之國魂”的唯一方法。因此，他開始注意蒐集歷史，並編寫了《韓末秘錄》，成為後來的著作《韓國痛史》的底稿。

1911年4月，不甘心做亡國奴的樸殷植離開朝鮮，流亡到中國奉天省桓仁縣，同年撰寫了《東明聖王實記》、《渤海太祖建國志》、《大東古代史》、《夢拜金太祖》等鼓吹民族主義的歷史著作。同年，他周遊中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訪求韓國愛國志士和中國知名人士，共商抗日獨立運動之策。他與申圭植、洪命熹等人一起組織同濟社，任總裁，積極從事獨立運動。1913年，樸殷植去上海，在上海法租界創辦博達學院，培養在華朝鮮青年。1914年，在香港受任《香江》雜誌編輯，“批評其袁世凱專政，遂見廢” ^[3]  ，他又在上海撰寫了《安重根傳》 和 《韓國痛史》 等著作。同年，應好友康有為之邀，擔任 《國是日報》 主編。該報停辦後，為有效地推進獨立運動，組織了新韓革命團，併為該團起草了趣旨書，被選為監督。其後又與申圭植組織了大同輔國團，被選為團長。

1918年，樸殷植僑居俄國烏蘇里斯克（雙城子），創辦《韓族公報》；刊物因財政問題中斷髮行後，繼續從事國史研究，完成韓譯《渤海史》和《金史》，又創作《李儁傳》。1919年“三一運動”之際，年過花甲的他在俄國海參崴組織“大韓國民老人同盟團”，不到數月其成員發展到數千人，後來向日本總督齋藤實扔炸彈的姜宇奎就是老人團成員。同年8月，樸殷植離開俄國，重返中國上海，並參加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就任獨立新聞社社長，參加臨時政府史料編纂會，編寫了《韓日關係史料》四卷，又寫了《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反對日本侵略，號召國民為民族獨立而鬥爭。

1924年，樸殷植在上海就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國務總理兼代理總統，1925年當選為第二代大總統。樸殷植的出任可謂是臨危受命，因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數年便面臨嚴重的內外危機，其交通部和內政部在朝鮮設置的各種聯絡機構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破壞，同時亦不為國際社會所承認，先後於1919年巴黎和會和1921年華盛頓會議被拒之門外。內部派系鬥爭十分激烈，屬於“文治派”的總統李承晚長期滯留美國，尋求美國的“保護”，而屬於“武斷派”的國務總理李東輝則辭職赴蘇俄，此外臨時政府的資金嚴重匱乏，既無國際社會和國內人民支持，中國和美洲和韓僑的捐款杯水車薪，唯一數目較多的蘇聯援款又盡數歸於李東輝，因此甚至連政府成員的生活都無着落。由於上述諸多困難，導致臨時政府的證據十分不穩，從1919年到1924年間，先後有李東輝、李東寧、申圭植、盧伯麟、李東寧組閣，走馬燈似的更換內閣總理。到1924年12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陷入最困難的時期。

在這種狀況下，具有很高威望的樸殷植被大韓民國臨時議政院推舉為國務總理兼代總統，1925年3月23日當選大總統。翌日樸殷植髮表就職宣言。此時樸殷植已經66歲高齡，但為了民族獨立毅然挑起了領導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重任。樸殷植執政時間從1924年12月到1925年7月，在這其間主要有兩件大事，第一是1925年3月23日大韓民國臨時議政院通過了對前總統李承晚的彈劾案，第二是大韓民國臨時議政院通過了樸殷植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即第二次修正之《大韓民國臨時憲法》，新憲法規定政府首腦由總統制改為國務領制。不久之後，樸殷植就因病情突然惡化而於1925年7月8日辭去職務，並推薦李相龍為首任國務領。

1925年11月1日，樸殷植因病醫治無效逝世於中國上海。他在臨終之際還擔心民族的未來和獨立運動，給同胞留下遺囑，其要旨是：“第一，要進行獨立運動，就必須號召全民族共同參加；第二，獨立運動是最高運動，為了獨立運動可以採取任何手段和方略；第三，獨立運動是關係我們整個民族的共同事業，同志之間不應有愛憎、親疏之別。” ^[4]  1925年11月4日，樸殷植的遺骸被安葬在中國上海靜安寺路公共墓地600號。68年後，即1993年8月5日，大韓民國將樸殷植的遺骸（與其他四位臨時政府要人的遺骸一起）遷返韓國舉行“國葬”，重新安葬在國立墓地的臨時政府愛國志士墓域。

樸殷植生前寫的主要書籍《韓國痛史》、《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安重根傳》、《謙谷文稿》等和他為《西友》、《西北學會月報》等雜誌寫的文章於1975年被編纂為《樸殷植全書》（共3卷）。

樸殷植不僅是儒學家，早期的他還是正統的朱子學者。然而自1894年以降，隨着國勢岌岌可危，樸殷植開始對朱子學乃至儒教產生懷疑，並逐漸走向批判的態度。他看不慣韓國儒林“曰湖曰洛，曰理曰氣，有一言半句不合，則同塗分歧，同室操戈” ^[5]  的醜惡風氣，在1909年用國漢文（諺文和漢文混用）撰寫了《儒教求新論》，在這篇文章裏，樸殷植揭露和批判儒教的固陋、保守以及煩瑣的弊病：“一曰儒教派之精神，專以帝王為中心，缺乏普及人民社會之精神；一曰轍環列國、不思易天下之主義，匪我求童蒙，是守童蒙求我之主義；一曰我韓國儒家，不要簡易直切之法門，專尚支離汗漫之工夫” ^[6]  ，因此他企圖用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來改造儒教，建立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人民的”、“世界的”、“平易”的、“實踐”的新儒教。在他看來，當今學問之道是陽明學，它是“簡單切要之法門”，具有“省察法”和“果敢力”，富於“氣節與事業之特著的功效”。 ^[6]  他接受中國王陽明和康有為的思想，又接受法國啓蒙思想和英國實證主義，其哲學思想基本上屬於唯心主義，但具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他指出：“心是一身之宰，萬事之本，......天運循環，有往必復，人事推遷，窮則思通。” ^[7]  又説：“蓋凡物之理，久則老，老則生弊，故天下之良法美觀，行之既久，其本質漸渝”。 ^[8]  在認識論上，他主張“知識萬能”，認為民族盛衰、國家存亡取決於知識的明昧。但他忽視實踐的重要性。

樸殷植也是一個歷史學家，他代表性的歷史著作有《韓國痛史》、《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大東民族史》、《檀祖》等。他的歷史觀是屬於民族主義的，或者叫“國魂史觀”，與其哲學思想息息相通。他在1914年寫《韓國痛史》時已經提出“國魂”和“國魄”之説。他認為一個國家主要由國魂和國魄兩樣東西組成，“蓋國教、國學、國語、國文、國史，魂之屬也；錢穀、卒乘、城池、船艦、器械，魄之屬也” “魂之為物，不隨魄而生死” ，所以國魂比國魄更重要，魄亡魂不亡，國家仍有望。 ^[9]  1919年他寫《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時，更是將“國魂”史觀發揮到極致，成為該書的核心思想。他在《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的緒言中這樣寫道： “有國魂之不滅者存焉，則縱被並於一時而終乃分離獨立者，亦世界國史之多見者也。” ^[10]  他的所謂國魂就是一種文化、一種傳統、一種精神；而在韓國，生成歷史特別久長，所以國魂不可能滅，國家更不可能滅，在他的書中以國魂史觀為指導思想，進一步強調了民族應有的尊嚴和抗爭強暴的精神。

1915年問世的《韓國痛史》和1920年問世的《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是樸殷植最重要的兩部歷史著作，都用漢文寫成並在中國出版，分別由中國知名人士康有為和程潛作序。其中《韓國痛史》則以年代順序寫上至朝鮮哲宗末年，下至日韓合併的40多年間的歷史，其中多數事件為樸殷植親身經歷或目睹，資料翔實，是研究朝鮮近代史的重要史料，而其對日本侵略的揭露與鞭撻也是本書的一個閃光點，引起了日本殖民當局的恐慌。為了抵制《韓國痛史》的影響，朝鮮總督府在1916年組織了“朝鮮半島史編纂委員會”，按日本的意思編寫《朝鮮史》，日本人在《朝鮮史編修事業概要》中特地提到：“朝鮮人民與其他殖民地愚昧的民族不同……自古以來，他們存有大量史書，且有不少新的著作，例如在國外的朝鮮人的著作《韓國痛史》……這些書籍不顧事實的真相，胡亂編造謊言，對人心的腐蝕是無法估量的……與其禁止這些書籍，不如編寫一部正確的史書取而代之，此即編寫《朝鮮史》的主要理由。”而《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則以1919年“三一運動”為中心，敍述了近代以來韓國民眾爭取民族獨立的可歌可泣的血淚史，對日本暴行的揭露更加具體深刻。樸殷植可以説是韓國民族主義史學的先驅者之一。

樸殷植晚年在崇拜檀君等韓國神話人物的大倧教的影響下，其民族主義史觀也有過度之處，為此他曾寫了《東明聖王實記》、《渤海太祖建國志》、《明臨答夫傳》、《蓋蘇文傳》、《夢拜金太祖》、《大東古代史論》等著作，提出了很多荒誕不經的觀點。比如他在《夢拜金太祖》中將金國對宋朝的侵略視為朝鮮族的歷史“榮光”，希望藉此激發朝鮮人的鬥志，征服天下。他説：“萬一韓民族繼續製造李舜臣鐵艦，擴張海軍力量，研究許灌的煤炭説明，發達器械力量，韓國國旗可騰飛於歐美諸洲。” ^[11]  這些言論即表現其歷史觀中過度的一面。

在政治上，樸殷植鼓吹建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共和政體。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不成熟，他的活動侷限於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宣傳科學知識。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他稱讚俄國共產黨首舉紅旗，推翻專制，宣佈各族的自由、自治，是改造世界之最先動機。樸殷植的哲學思想雖然是唯心主義的，但他揭露朱子學的弊病，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