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圭植

申圭植於1880年農曆1月13日（陽曆1880年2月20日）生於朝鮮忠清北道文義郡東面桂山裏（今清原郡加德面仁次裏）人。畢業於官立漢語學校及陸軍武官學校。職位升到副尉。1905年欲以死抗拒乙巳五條約，服毒自殺卻失敗，以致右眼失明。後加入大韓協會，並加入大倧教。1911年春流亡到中國上海，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2月加入中國自由黨。朝鮮近代著名民族復國志士。 ^[1] 

從小就聰明過人，因而被稱為“神童”。1898年進入官立漢語學校，兩年後畢業於漢語學校，又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畢業後被任命為步兵副（中）尉。

1905年日本帝國主義強迫韓國簽訂了喪失主權的《乙巳條約》。得知這一消息後，想要和地方鎮衞隊共同發動兵變而展開抗日鬥爭，卻因計劃被泄露而失敗。遂飲毒殉節，也被家人發現而未能死，終因右眼神經受損只能斜着眼看人。因此自號睨觀，以示斜視日帝、輕蔑日帝之意。

1907年日本前首相、第一任日本朝鮮統監伊藤博文又強迫韓國簽訂七款條約，強迫皇帝李煦退位，強行解散韓國軍隊。從此脱下軍裝，加入大韓協會和大倧教。1910年當得知“韓日合併”的噩耗後再次服毒自盡，幸為大倧教的第一世都教司羅喆所救。

1911年10月獲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後，11月下旬從漢城出發，渡鴨綠江，經瀋陽12月10日到達北京。經天津12月20日前後到達上海。參加上海《民權報》工作，與《民權報》中心人物、南社成員戴季陶關係密切。多次刊載其文章和新聞報道，為韓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作輿論支撐。1912年就任《民權報》的經理，《民權報》社也成為在上海的韓國留學生的聯絡處。經營《民權報》的事務，還經常來往於上海、南京等地區，聯絡流亡到這裏的韓國救亡人士。7月創立抗日秘密結社同濟社，並與中國革命運動家聯合成立“新亞同濟社”。

1914年8月24日在上海經朱少屏、陳世宜、胡樸安介紹加入南社。成為這個“文學俱樂部”的積極分子。南社在上海、北京舉行的雅集或臨時雅集，是逢集必到。每逢雅集，南社社員都要飛觴行令，限韻賦詩。或許是漢語水平和文學水平尚未達到能與其他南社社員“互動”的水準，在雅集中始終扮演着一個“觀眾”的角色。詩文在生前並未能發表在《南社叢刻》的文、詩、詞的欄目上。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於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在當時很多人未引起警惕的情況下，於2月18日致書柳亞子等，譴責了賣國賊的卑劣行為，表達了對中國政局的痛心。與樸殷植、李相卨等人成立“新韓革命黨”，與中國的宋教仁、陳其美、胡漢民、戴季陶、徐謙、張溥（即張繼）、楊庶堪、呂天民、唐少川（即唐紹儀）、黃介民、陽春時、柏烈武（即柏文蔚）、李懷霜、張靜江等人交流頻繁。並欲推舉光武皇帝（即李煦）為該黨首腦，與中國政府締結對日軍事同盟，卻未成。後創立“大同報國團”。

1919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舉行會議，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被任為議政院副議長和法務總長。1920年10月10日在上海創辦《震壇》週刊。1921年就任國務總理代理兼任外務總長。10月3日作為韓國臨時政府的專使訪問廣州，與護法政府孫中山舉行了會談，並通過會談，兩國互相承認對方，同時得到護法政府支援韓國獨立的具體約定。

1922年9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內部發生內訌，因憂國憂民，於是絕食25日終於絕命，終年42歲。葬於萬國公墓。

1962年3月被追授建國功勞勳章大總統章（勳2等）。 ^[1] 

留有在同濟社成立初期的演講集《韓國魂》和詩集《兒目淚》。 ^[1] 

吳綬卿、宋漁父，生與齊名，死與同歸，壯志未遂，留取丹心照千古；

大革命、真共和，創之維艱，久之靡定，萬方多難，空餘熱血到重泉。

——挽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南社成員）被暗殺後舉行的葬禮，申圭植與曹晴蓑、尹耘崖、濮南坡、申獻民、洪可人、韓一舟、鄭朝宗、白隱溪、安澄、嘯印、金霹兒、申鐵兒、金晚湖、金桄等一大批韓國人蔘加。申圭植寫的挽章在葬禮上尤其引人注目。

生耳死耳，勳業已耀千古，於公於人，可謂了事，暫且莫論中國前途，結輔車盟，同志已多年，相其共造生靈福；

夢耶真耶，哀聲忽起四方，問彼老天，究竟何心，不堪重過新民故宅，接郵筒簡，計時才一日，豈意遽成永訣音。

——挽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42+42=84字） ^[1] 

申圭植遇見陳其美（南社成員）是他來上海開始活動的1912年2月初左右。申圭植也從陳其美那裏得到了各種支援。例如陳其美曾向申圭植提議為發行宣傳韓國獨立的歷史書刊或刊物雜誌借印刷機。陳其美遇害後，申圭植送了這副輓聯。根據這副輓聯來看，陳其美被害的前一天（1916年5月17日），申圭植還到過陳其美在上海的宅第。申圭植等人於1912年2月初剛到上海以後，還與正在成立的自由黨有過聯繫。自由黨是以李懷霜（南社成員）、周浩、戴季陶等人為中心，以“維護自由和幸福，掃除共和障礙”為宗旨，於1912年2月3日在上海成立的激進的政黨。申圭植、曹成煥等人加入此黨之後，自由黨機關便成為在上海、南京的韓國人最重要的活動據點之一。申圭植在加入“南社”之前，就曾經與不少“南社”中的政治活動家們有過廣泛地接觸，其目的有二：一是尋求當時中國的主流政治勢力對韓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支持；二是為在華的韓國流亡人士尋找落腳點、聯絡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