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

清光緒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於湖南常德桃源。

光緒十四年（1888年），六歲的宋教仁進入私塾讀書。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宋教仁入讀桃源漳江書院。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宋教仁考中秀才。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宋教仁赴武昌投考美國聖公會文華書院普通中學堂（現華中師範大學），被錄為第一。 ^[3]  翌年入學，在校期間，由吳祿貞等人組織的革命團體在武昌花園山的聚會吸引了他，常與同學議論時政。 ^[4]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宋教仁結識了黃興，併成為摯友。同時，因不滿清政府統治，他開始傾向革命。11月4日，與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決定成立華興會。

光緒三十年（1904年）2月25日，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的華興會在長沙西園正式成立，選黃興為會長，宋教仁為副會長；7月，在武昌發起創建“科學補習所”；11月，計劃在長沙進行起義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宋教仁潛赴日本，於12月13日抵達日本。 ^[3]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6月，創辦革命雜誌《二十世紀之支那》，併入讀日本法政大學。在留日期間，他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特別感興趣，廣泛地閲讀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説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書籍。他還翻譯了各種文稿，有《日本憲法》《俄國之革命》《英國制度要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覽》《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制度》《美國製度概要》等等。宋教仁從這些翻譯工作中，系統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對當時世界重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各種制度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 ^[4]  8月，支持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加入並擔任司法部檢事長，同時將《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為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宋教仁一度回到中國，企圖在東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間，根據其偵探結果編纂《間島問題》一書，為清政府日後保護圖們江間島地區提供了有力證據。 ^[3]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黃興赴安南謀舉事，舉薦宋教仁代理同盟會庶務，宋教仁由此開始主持同盟會日常工作，參與一切機密事務。 ^[3] 

宣統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從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筆名撰寫大量了宣傳革命的文章。

宣統三年（1911年），宋教仁赴香港參加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7月，宋教仁與譚人鳳、陳其美在上海組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親任總務幹事。 ^[4]  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0月28日，宋教仁與黃興一同抵達武昌，參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參與起草《鄂州臨時約法草案》；11月13日，離開武昌，赴上海；12月初，抵達南京。 ^[3]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宋教仁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起草了憲法草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4月27日，出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7月，因不滿袁世凱破壞《臨時約法》，辭去農林總長之職；7月21日，當選為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主持同盟會工作；8月25日，國民黨成立，當選為理事，並被孫中山委為代理理事長。 ^[3] 

宋教仁(3張)

民國2年（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2月15日抵達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號黃興家中。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且有望組織責任內閣的情況下，孫中山並沒有與宋教仁就相關事宜進行直接磋商，反而經過與袁世凱中央政府的密電協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訪問；2月19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明確地撇開孫中山發明的五權憲法而大講他自己三權分立的憲政設想：“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及權限應如何規定，是皆當依法理，據事實，以極細密心思研究者”。接下來，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辭全盤否定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認為只有國民黨方面出面組織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醫生”；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經營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眾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共和黨得120議席，統一黨得18議席，民主黨得16議席，跨黨者得147議席，無黨派26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共和黨得55席，統一黨得6席，民主黨得8席，跨黨者38席，無黨派44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佔有392席，雖然沒有超過半數，但由於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只有223席，國民黨依然可以憑藉其絕對優勢影響操縱參、眾兩院。國民黨的選舉勝利，進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權預期和政治熱情。 ^[4] 

中華民國國會大選，國民黨大獲全勝，宋教仁正欲循歐洲“內閣制”慣例，以黨首身份組閣之際。民國2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老北站，現上海鐵路博物館）遇刺，子彈從宋教仁後背射入體內，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兇手開槍後逃逸。宋教仁疼痛難忍，趴在一張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嘴邊，喘息地説：“我痛得厲害，起不來了……”，當時在火車站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將宋教仁送往滬寧鐵路醫院急救。在醫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遺囑，並授意黃興代擬電報給袁世凱，講述自己的中彈經過和革命生涯，最後希望袁世凱能夠竭力保障民權，自己則雖死猶生。

手術後，宋教仁的情況沒有好轉，大小便中出血嚴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進手術室，延至22日凌晨4時48分不治身亡，年僅31歲。 ^[4]  身故後，範鴻仙拍下宋教仁遺體的照片。 ^[5] 

其一，在民國初反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宋教仁極力主張政黨內閣制，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效能的。當時，在如何對待袁世凱的問題上，孫中山與宋教仁在辦法、策略上有所不同。孫中山在讓位時，為限制袁世凱，曾在辭臨時大總統的諮文中附加三項辦法條件。這樣，主張“辦法條件”者，以孫中山為代表；倡導真正的政黨內閣制者，以宋教仁為代表。

針對孫中山的“辦法條件”，南北方較量的結果是臨時參議院允准袁世凱在北京受職，臨時政府北遷。唐紹儀內閣雖是依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建立的，卻在袁世凱的威逼之下，存續不足三個月便告解散。此後陸徵祥內閣、趙秉鈞內閣被袁世凱勢力所控制，也難負責任內閣之責。如此孫中山的“辦法條件”並未能對袁世凱產生更進一步的限制作用。相比較而言，宋教仁主張政黨內閣制併力求付諸實踐，則給袁世凱帶來了有可能剝奪其政治統治的實際威脅。對此，袁世凱的反應是，“以攀動手段，來搶奪政權，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來爭取政權，卻厲害得多了。” 在相互間的鬥爭中，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由此不難看出，在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問題上，宋教仁主張政黨內閣制，較之孫中山的“辦法條件”，是更具威力和實際作用的。 ^[6] 

其二，在近代中國政黨發展史上，如果説是孫中山創建了中國同盟會，那麼，也可以這樣認為，是宋教仁創建了國民黨。當時的著名記者黃遠庸就曾指出：“宋君此次主持國民黨改組之功，於中華民國曆史上必有不可磨滅者。”蔡元培也説，中國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合並組建為國民黨，是宋教仁“百計聯絡”的結果，是宋教仁而非他人做到這一步。

在國民黨成立之後，宋教仁因孫中山正忙於籌辦鐵路計劃而被委任為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實際上主持國民黨的黨務工作。儘管孫中山、黃興對國民黨的成立給予了支持，但是，當時孫中山的注意力和政治活動的重心是不在國民黨上的。僅僅認識到是宋教仁創建了國民黨，尚不足以揭示其應有的歷史地位。

在近代中國政黨發展史上，一方面，宋教仁不僅參與了中國同盟會的創建和武裝鬥爭，而且實際主持了國民黨的成立及其國會競選活動；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成立，是順應民初政治發展要求的，同樣表現為一種歷史進步。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中華民國的創立者之一，是民初政黨政治的最主要的倡導者和先行者之一，認為他是民初政黨政治身體力行的第一人，也是不過分的。宋教仁為推行政黨政治，實施民主憲政而獻身，在民主共和政體建設，以及與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專制勢力的鬥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6] 

宋教仁(4張)

同孫中山等人一樣，宋教仁主張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建立民主共和國，這種認識主要源於他的革命經歷。

光緒三十年（1904年），華興會起義事泄後，宋與黃興等人逃亡到了日本，這期間是他的政治思想形成的主要時期、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的議會政治和國家制度，陸續翻譯了《俄國制度要覽》《美國製度概要》《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德國官制》《普通士官制》等，這使他對資本主義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權組織形式有了較為充分的瞭解。

宋教仁主張中國採取單一國制，即中央集權，並制定憲法予以保證。主張通過全國大選產生國會，由國會自主制定憲法，既不受外力干涉，也不要被居心叵測之人操縱，否則，憲法就不能代表“共和之精義”。但考慮到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情形各異，武昌首義後各省都督均由地方選舉產生，宋教仁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一定的靈活性（實際上也是為了反袁鬥爭的需要），認為各地行政長官可由地方選舉再由中央委任，並且各省有一定的立法權限，但地方立法不得與中央立法相牴觸，他認為下放到地方的權限可以有：①地方財政；②地方實業；③地方交通業；④地方工程；⑤地方學校；⑥慈善公益事業。這些權利，中央不應干預。 ^[7] 

中央政府的政治架構，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制”。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一個重要的現實目的就是要限制大總統的權力。有論者認為孫宋二人向來不睦，宋不願看到孫任總統後大權獨攬，而堅持責任內閣制而對其進行掣肘。但是，從當時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還是存在着防範袁世凱的意圖。因為當時革命黨高層已經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就要拱手讓與袁世凱。宋教仁對袁世凱素無好感，不相信袁世凱真心贊成民主共和，而當時革命黨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實行責任內閣制。當時，舉袁世凱為總統幾乎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若實行總統制，政權則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若實行責任內閣制，政權將集中於內閣，革命黨人還有機會通過議會競選來控制內閣。

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另一個原因是想借此排除舊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勢力。他深知，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政權，必須保證革命黨人在政府中的絕對領導權。可是武昌起義後，宣佈獨立的各省有很多在舊官僚、立憲派人的控制之下。對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初期，他還採取措施試圖削弱黎元洪的影響。他希望憑藉責任內閣制，將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牢牢掌握在革命黨手中。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無疑是溶入了議會至上和內閣負責的精神。他認為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形成有效的制約，才算是理想的政體模式。內閣制在總統和總理之間的職責權限上進行了制度化的規範制約，而不是指向當總統的某個人和當總理的某個人。他堅信責任內閣制必將導致良好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

宋教仁不僅在政治上多有建樹，且於經濟領域亦不乏見地。他在辛亥革命前後就從農業、工業、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財税政策、外資利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並認識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重視人才的開發與利用，金融機構的完善與金融市場的培育，國税、地税的分開徵管與分配，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宋教仁曾任唐紹儀內閣農林部長一職，他在任期間“制定了獎勵開墾、植樹造林、興修水利、設立農業金融機構、開發農業學校和農事試驗場、籌設牛種場、改良漁業等一系列發展農業的措施”。

宋教仁還不排斥外債，雖然他知道大量的外債會導致亡國，但是他認為只要保持外債均勢，就能避免慘劇。並且，宋教仁還根據形勢，提出了制日聯美的均勢外債方案。然而，由於外債的用途、管理等一系列問題使得均勢外債的策略難以發揮作用。 ^[8] 

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是在他政治活動中形成的，與其政治思想分不開。他認為“教育必須為政治革命的利益服務，用革命的教育來動員羣眾同情和參加政治活動”。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宋教仁任製法院院長，頒發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並主持創辦了江漢大學。他提出了“教育為立國之本”、“強國之要，學戰為先”的教育強國主張，以及一整套以道德建設為核心內容，以發展以“科學與民主”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改良論”。 ^[8] 

宋教仁是近代中國報刊政論家。在整個辛亥革命時期，他始終比較重視新聞實踐工作，在籌建革命組織，開展反清武裝起義的同時，從未放棄文字宣傳的鬥爭。

光緒三十年（1904年）亡命日本，宋教仁組織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進行反滿的民族主義和反帝的愛國主義宣傳，以至嗣後該刊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以《民報》的面目出現，為革命搖旗吶喊。從此，宋氏的報刊宣傳一發不可收拾。他還直接參與創辦、指導和支持其他革命報刊，成為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新聞實踐工作的有力領導者和組織者。宋教仁的新聞思想始終是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情懷。他雖然未曾提出明確的新聞主張，但散見於他所發表的政論、文論、日記、講演中的新聞思想，具有鮮明的革命特色和時代精神。 ^[9]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①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②至於建置內閣，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觀其智略有餘，而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雖未及子房、文忠、亦伯仲於房、杜；昔在東方，嘗以江左夷吾相許，今其成效粲然，卒為功首，猶復勞心綜核，受善若虛，上宰之任，不患無人矣。總理莫宜於宋教仁。 ^{[6]  [11]} 

民國教育家、革命家蔡元培：（同盟會）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數。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 ^[4] 

中國近代政治家梁啓超：吾與宋君所持政見時有異同，然固確信宋君為我國現代第一流政治家。殲此良人，實貽國家以不可復之損失，匪直為宋君哀，實為國家前途哀也。 ^[12] 

清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譚人鳳撰輓聯：

破壞建設一身兼，有思想，有學問，有才能，謂之政治大家曾何愧。

瘈狗毒蛇全國布，無人心，無天理，無國法，成此暗殺世界豈能堪？ ^[13]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撰輓聯：

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6] 

三尺劍，萬言書，美雨歐風志不磨，天地有正氣，豪傑自牢籠，數十年季子舌鋒，效莊生索筆；

五丈原，一抔土，卧龍躍馬今何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灑幾點萇弘血淚，向屈子招魂。 ^[14] 

清末立憲派政要湯化龍撰輓聯：

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範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 ^[15]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趙立彬：宋教仁堅守議會政治的理想，雖然沒有實現的條件，但仍有積極的意義。他執着地認為，民主憲政是最優越的政治制度，是反對專制統治的最有力武器，這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只是後來的歷史沒有給予這種理想實踐的空間，近代中國，進入的是一個在政治上較“力”的時代，而非較“理”的時代。宋教仁的理想雖然沒有實現，但他的憲政理想和獻身精神在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鬥爭史上，有着深遠的歷史意義。 ^[16] 

《湖南日報》：宋教仁一生堅守的民主憲政，是反對專制統治的有力武器。他的理想雖然沒有實現，但他的憲政思想和獻身精神，在中華民族追求民主的鬥爭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2] 

《中國青年報》：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以國情為起點，以歐美民主革命的成果為參照，勇於思索，構建三民主義的理論框架與“五權憲法”，還有部分革命前賢基於革命建國的實際需要，以遠見卓識飽讀中外文獻，苦攻難題，年僅21歲就出任華興會副會長的中國同盟會第三號人物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7] 

光緒三十年（1904年），華興會正式成立。華興會秘密策劃在慈禧太后七十壽辰時在長沙、嶽州、衡陽、寶慶、常德分五路同時起義，宋教仁負責常德一路的組織發動工作。正當革命志士壯志躊躇之時，長沙起義事泄，湖南巡撫下令滿城搜捕革命志士。在桃源老家，宋教仁還一無所知，多虧兒時一位同學匆匆跑來報信。他倉促離家，江面上一隻船也沒有。眼看追兵越追越近，突然從蘆葦中劃出一隻小船，一位打魚老漢救了宋教仁。為了感念漁翁的救命之恩，宋教仁自號“漁父”。 ^[18]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實際佔有朝鮮，就鼓勵朝鮮人大量越界開墾，然後由日本一個叫“長白山會”的團體，製造出所謂“間島問題”，聲稱中國延邊地區的一大片領土是中朝未定界的“間島”，圖謀佔據，這樣便否定了以圖門江作為中朝界河，後果十分嚴重。

宋教仁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完全出於偶然。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宋教仁去東北策動“馬賊”從事反清革命期間，得知了日本人的這個陰謀，義憤填膺，通過日本友人片山潛介紹，裝扮成日本人，假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偵獲該會大量關於“間島問題”的假證據，拍照帶回日本。然後在圖書館查閲各種資料，特別是找到一個名叫古山子的朝鮮人於中國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版的《大東輿地圖》，清楚地表明中國與朝鮮的界江是圖門江。

在這些有力證據的基礎上，宋教仁寫了6萬字的著作《間島問題》，從語言學、國際法、歷史、地理等角度，特別是利用自己豐富的國際法知識，就“領土主權的歷史”“自然的地勢”“境界的條約”幾個方面，論證了日本人所指的“間島”地區，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16] 

《間島問題》書成後，日本當局深恐清政府以此為據，戳穿其編造的偽證，先是離間，勸説宋教仁不要幫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後又以鉅款購買該書版權。但宋教仁富貴不淫，拒賣書稿，以民族大義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關資料。同年7月，中、日就“間島”問題進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書稿，使日方製造的謊言和偽證難以成立，被迫放棄侵吞陰謀。當然不能説“間島”地區主權的捍衞全在於宋教仁的一本書，但這本書在“間島”談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為此，人們在論及此事時，謂之為“一本書捍衞一塊國土”。

袁世凱曾致電駐日公使館贈送宋教仁二千日元，為宋婉拒。袁世凱約宋回國，他也未予接受。據説慈禧太后曾擬賞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絕。自此以後，日本官方將他看作中國派來的密探，而留日學生中有人罵他賣黨交結官吏。處身內外夾攻的困境中，他不以為意，不改初衷。

宋教仁曾經兩次在公開場合被人扇耳光。

第一次是民國元年（1912年）初，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決定推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有人提議開戰，以迎接袁世凱為名帶兵北上。宋教仁反對這個建議，認為革命軍無法擊敗北洋軍。這時，同盟會元老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宋教仁左眼流血。馬君武大罵宋教仁是給袁世凱當説客，想出賣南京。

第二次是在民國元年（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在北京虎坊橋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宣讀新黨章時，其中一條規定國民黨不吸收女黨員。這激怒了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唐羣英，她衝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記耳光。 ^[19] 

（以上參考資料） ^{[20]  [28]} 

（以上參考資料） ^[4] 

宋教仁遇刺相關(2張)

民國2年（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宋案發生後，國民黨迅速發現了兩條線索，從而鎖定了直接行刺者武士英，和指使武士英的應夔丞。兩名案犯被抓後在上海租界的司法機構公審，各方均派代表旁聽，留下了大量審訊記錄，警方還在應夔丞家中發現了其與政府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的電文，其中涉及刺宋。租界審訊兩名案犯後，將其移交給上海當局關押。4月下旬，武士英暴斃，隨後“二次革命”爆發，應夔丞越獄逃走，並在一年後死亡，洪述祖則逃往德國租界青島。 ^[21]  行刺者武士英，指使者應夔丞、洪述祖，殆無疑義；至於幕後主謀，則眾説紛紜。 ^[22] 

學界有三種説法：

第一種説法是，趙秉鈞在“宋案”中只是有限的參與，袁世凱是幕後總策劃人。中山大學朱懷遠認為，袁世凱“處處留‘情’，多方設‘意’，並把整個計劃分成若干個互不統屬的部分、環節，由不同的人分別執行，最終促成了宋教仁被刺一案的發生。”

第二種説法是，刺宋計劃被應夔丞提出後，受到洪述祖的推動，袁世凱、趙秉鈞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北京大學講師張永認為，在“宋案”中，各派勢力在民初都是分享政權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輕率冒險決裂，只是會黨勢力在各勢力中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

第三種説法是，袁世凱一定不是元兇，“宋案”元兇仍然存疑。何廷明、王超、王文江在《宋案元兇探淵》中認為，“宋案”的元兇可以排除袁世凱，“宋教仁是南北矛盾的協調者和犧牲者”。 ^[8] 

宋教仁故居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漳江鎮教仁村香衝組，故居毀於十年動亂，後重建。是共有20多間土木結構的民房，建築面積576㎡，故居於2011年6月動工修復，是常德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3] 

在北京動物園最西端，有一座歐式巴洛克風格的精緻小巧的兩層洋樓，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來於大內皇宮與“夏宮”頤和園之間的行宮——暢觀樓。與暢觀樓遙對，是清乾隆時期樂善園的遺存建築——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頂，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四面迴廊，周圍假山環抱，古槐遮蔭。民國元年（1912年）4月至12月，宋教仁曾在鬯春堂居住，並經常在暢觀樓會客、開會。 ^[24-25] 

民國5年（1916年）秋，在鬯春堂後面，建起了“宋教仁紀念塔”。塔形採用古希臘方尖碑的形式，塔身用艾葉青石，高約2米，並刻有“宋教仁紀念塔”六字。在“文革化大革命”開始後，紀念塔被毀，現僅兩層高約20釐米的混凝土基座殘存。2009年11月，一方描刻着金字的“宋教仁紀念塔遺址”碑石又修建於此。 ^[24] 

宋教仁墓(3張)

民國13年（1924年）6月，在上海閘北羣地百餘畝建成宋公園（現名閘北公園），葬宋教仁於園內，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頂塑一展翅雄鷹，象徵先烈革命的凌雲之志，四周遍植龍柏，綠樹成蔭，莊嚴肅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側思狀，下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陽篆“漁父”二字，于右任撰書刻銘。 ^[26] 

1950年12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的政務院，為宋教仁的兒媳葉惠英親筆簽發烈屬證明，確認宋教仁的革命烈士身份。 ^[1] 

1987年4月5日至8日，為紀念宋教仁誕辰105週年，由湖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湖南省歷史學會和桃源縣政協聯合發起的宋教仁學術討論會在湖南省桃源縣召開。 ^[27] 

宋教仁家鄉的桃源人民為銘記和深切緬懷宋教仁先生的英雄事蹟，弘揚宋教仁的愛國奉獻精神，將宋教仁的故居原八字路鄉粟山坡村改名為“漁父村”。

2001年，桃源縣為紀念宋教仁將原八字路中學改名為“教仁中學”，後又將教仁中、小學合併為教仁學校。

2011年5月，桃源縣將漁父、回龍、姚家衝三個村合併為“教仁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