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江

光緒三年（1877年），張靜江出生，出身江南絲商巨賈之家。張靜江在離開家鄉南潯之前並不出名，只是一個富家子弟，但他行俠仗義，深受鄉人誇獎。由於南潯張家資產頗大，是南潯“四象”之一。南潯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隻小金狗”的諺語，據《湖州風俗志》載：“象、牛、狗其形體大小頗有懸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財之程度，十分形象。民間傳説一般以當時家財達千萬兩以上者稱‘象’，五百萬兩以上不足千萬者稱‘牛’；一百萬兩以上不足五百萬兩者叫‘狗’。”張家與張靜江的外祖父龐家均被列為“象”。而其祖父張頌賢與外祖父龐雲鏳，“均為絲商巨賈，個性又都開朗豪爽、冒險進取、熱心公益，人傑（張靜江的字――引者注）自幼受薰陶”，兩人對張靜江一生的影響很大。 ^[3]  21歲時，其父以銀10萬兩捐得二品候補道銜。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任一等參贊，隨駐法公使孫寶琦出國。赴歐途中，結識孫中山，提供白銀3萬兩為反清革命活動經費。同年，張靜江以駐法使館商務參贊的身份隨駐法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此次法國之行徹底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張靜江在巴黎獨資經商，開辦通運公司，專營古玩瓷器，兼營絲茶綢緞。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8月，張靜江與孫中山在赴法的輪船上相遇，之後便成為終身摯友，一直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籌資助款。當孫中山在東京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之時，發行《民報》作為其機關刊物，在東京留學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與此同時，為與東京的《民報》遙相呼應，在歐洲宣傳中國革命的思想，使留學歐洲的中國學生了解革命，贊助革命，張靜江聯合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汪精衞、褚民誼等人在巴黎發起成立“世界社”，同時創刊發行《新世紀》週刊，緊密配合國內外的諸多革命報刊，大力宣傳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主張，讓世界從輿論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3月，在胡漢民等人的主持下，張靜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之後便積極介紹浙江南潯的富豪們加入到革命的陣營中，如將大哥張弁羣（上海通運公司總經理）、舅父龐青城（上海中國銀行董事）等人介紹給孫中山，並發展成為同盟會會員。民國成立之前，浙江南潯加入革命隊伍者大多數為“四象八牛”成員。這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提供了一定的經費來源。這一時期，張靜江不但在經濟上支持革命，而且還資助革命者創辦革命報刊，宣傳革命思想，1906年6月創辦《新世紀》週刊，積極宣傳無政府主義即為一例。

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嚴峻的財政經濟形勢，使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舉步維艱，難以維持，此時張靜江等人帶頭以商人名義捐贈鉅款，使孫中山領導的臨時政府財政緊張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此舉令孫中山大為感動。孫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曾經將浙江南潯鎮宣佈為“南潯市”，可見南潯對孫中山的影響之大。為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民國三年（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日本籌建中華革命黨，並任命張靜江為財政部長，為此孫中山曾言：“張原屬富豪出身，黨內財務，唯張所為”，可見張靜江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當時因張在巴黎籌款，無法執行公務，由財政部副部長廖仲愷代行其職，但他卻始終將為革命籌款作為最緊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楊壽彭的信中説：“因軍事緊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處有款源匯濟，則急轉輸策應，無澀滯之患，一切進行當能如意也”，足見張靜江為革命籌款的急切心情。袁世凱死後，回國開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與蔣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蔣介石加入中華革命黨的監誓人。

1920年2月4日，張靜江又遵照孫中山之命到上海創辦證券交易所，繼續為革命籌措經費，這樣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一步步地渡過難關。由於張靜江對革命的巨大貢獻，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之後在大革命時期，張靜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躍，成為顯赫一時的國民黨著名人物。1923年，張靜江因病在南潯家中休養，孫中山聞訊，特薦留德名醫李其芳為其做電療。他在推薦李其芳醫生的信上，曾勸説張靜江休養身體好轉之後繼續為國盡力，為黨做事，並説治好張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實為國民黨之大幸”，並親書“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對聯讓人送到浙江南潯張靜江府上，張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由於張靜江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尤其是從經濟上無償捐助革命，默默無聞，為革命盡心盡力，孫中山便稱張靜江為“革命聖人”，並手書“丹心俠骨”四字相贈。“革命聖人”的雅號由此而來。1924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離穗北上會談南北統一，不期重病住院，張靜江抱病赴京到協和醫院探望孫中山。看到張靜江拄着枴杖吃力的樣子，孫中山不禁潸然淚下：“你病成這個樣子，為何還專程來看我？”張靜江雙手握孫中山的手，哽咽着説不出話。他憂心如焚，在京城遍尋良醫。

自1925年2月2日起，張靜江一直守護在孫中山身邊，每日詳細地記錄病情的變化情況，天天企盼出現奇蹟。3月11日，孫中山預感到自己將走到生命的盡頭，便在事先準備好的兩份遺囑上簽字。按照孫中山的意願，張靜江首先簽字，依次是吳稚暉、汪精衞、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簽名作證。1925年3月12日9時30分，孫中山與世長辭。張靜江悲慟欲裂。1925年4月2日，孫中山靈柩由中央公園移至西山碧雲寺安放。石龕內懸掛着一直鮮為人知的由張靜江書寫的長聯：“功高華盛頓，德蓋中華間，行易知難，並有名言傳海內；骨瘞紫金山，靈棲碧雲寺，地維天柱，永留浩氣在人間。” ^[4]  1925年，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孫中山逝世後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被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後，張靜江一直支持蔣介石的反共活動。蔣介石攫取廣東革命政府權力後，應邀由上海到廣州，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5]  1925年6月，蔣介石在廣州遭到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的攻擊時，急忙電促張靜江赴穗助己。據當時蔣介石所言：“單槍匹馬前狼後虎，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處境也。”在張靜江的幫助下，蔣介石逐步鞏固了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張靜江由於在黨內的重要影響，當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為使蔣介石將來能夠牢牢地控制住軍權，張靜江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提名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領導北伐事宜。

1926年5月，蔣介石為在北伐期間使國民黨的大權不至於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極力推舉張靜江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兩個月後，張靜江為樹立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威望，力辭此職，提名由蔣擔任，但在北伐期間仍由張靜江代理該職。兩人你來我往，通過張靜江的步步扶持，蔣介石便逐漸登上了國民黨的權力頂峯。蔣介石對張靜江的幫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張靜江之後，猶如枯木逢春，對自己的栽培之情，猶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於張靜江的大力支持，蔣介石對張靜江革命“導師”的稱謂看來並不為過。

1927年3月到上海後，與吳稚暉等人非法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提出“對共黨彈劾案”。後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主持浙政，負責“清黨”工作。後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長，旋又被迫辭職。1928年秋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29年，在杭州主持舉辦“西湖博覽會”，曾轟動一時。張靜江始終遵循孫中山先生“實業救國”的遺訓，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國家的建設事業中。張靜江是蔣介石的盟兄，蔣介石的發跡是和張靜江的大力扶持分不開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致力於國計民生的張靜江與大權獨攬、獨裁中國的蔣介石矛盾日深，後因與蔣介石親信陳果夫、黃郛等人衝突，1930年被免職。

雙方的矛盾主要是由於雙方對建國之後在國家如何發展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張靜江認為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經濟，按照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把被革命破壞的生產重新建設起來，使國家變得富強，以成為世界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強國，擺脱鴉片戰爭以來的弱國被欺的局面。而蔣介石則想一心一意“剿共”，進而武力“統一全國”，確立自己在全國的統治地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使經濟建設缺乏一個安定的國內環境，對於張靜江所主持的建設委員會而言，無疑是個不利的因素。況且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四大家族”的崛起對張靜江所主持的建設委員會也存排擠之意。因為雖然張靜江的建設委員會已經按照計劃成立，但是，國民政府並沒有按時為其撥付建設的經費，僅僅在其成立的時候，一次撥付10萬元了事，直到建設委員會裁撤。

由於張靜江與蔣介石兩人在“剿共”和建設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張靜江於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上便被排擠出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十年代中後期漸漸地離開了中央政治的核心。自然其所管轄下的建設委員會也隨着其權力的下降而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逐漸變得微弱，以至於在後來僅僅管理屬於自己的幾個附屬企業，如淮南礦路局、首都電廠、戚墅堰電廠等。雖然名義上還管理着全國的電力工業，可是也只是發發電廠的營業執照而已，別的也就沒有什麼建設事業可言。

1933年6月，為進一步加深中國與其他國際聯盟成員國間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關係，張靜江與蔡元培、宋子文、厲麟似等人聯合國際聯盟，籌備成立了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 ^[6] 

抗戰爆發後，由於國民政府管理經濟事務的機構繁多，如直屬於行政院辦公廳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直屬於國民政府的全國建設委員會、直屬於軍事委員會的資源委員會，除去這三個主要的負責全國經濟建設事務的經濟機構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機構：隸屬於行政院的鐵道部、交通部、實業部等，這些部門建制重疊，互不相屬，彼此分權，職責不明，根本無法適應戰爭的需要。因此1937年12月31日，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上，國民政府決定將實業部、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第三部和第四部、資源委員會等機構進行合併，成立經濟部。隨着資源委員會、建設委員會等主持國家經濟建設的機構併入經濟部，張靜江便由港赴歐，最終赴美。但在整個抗戰期間始終關注中國抗日戰爭的進展情況。

抗日戰爭爆發後，先避居漢口，後經香港赴瑞士、美國，寓居紐約。張靜江的後半生，一直在吃齋唸佛中打發時日，於1950年9月3日病逝於紐約。台灣方面聞訊後，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台北特設靈堂公祭，蔣介石於靈堂之上親書“痛失導師”的輓詞，並臂佩黑紗親自主祭。

孫中山與張靜江相遇時，由於張靜江對孫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舉十分欽佩，曾問孫中山：“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聞名久矣，餘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為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告，餘當悉力以應。”他還與孫中山約定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1、2、3、4、5萬元。當時孫中山因與之是萍水相逢，對其言語並不信以為真。分手之時，張靜江留給孫中山一封信，讓他到美國後去找紐約市第五街566號他所開辦的通運公司，領取資助革命的活動經費3萬元。孫中山將信將疑，至美國後把信交與黃興，讓其辦理，以探真假。結果錢分文不少，如數領取。此舉令孫中山大為驚奇，認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後，每遇革命款項不濟，孫中山便想到了張靜江的匯款之約，而張每次均能按時如數將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於款項不支，反清起義無法舉行，張靜江將他在巴黎通運公司所經營的一個茶店賣掉以資起義。因此孫中山曾言：“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孫中山對於張靜江資助革命的義舉十分感激，曾讓胡漢民回信以示謝意。張靜江隨即覆信：“餘深信君必能實行革命，故願盡力助君成此大業。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因報告事實而為敵人所知，殊於事實進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進，即勝於作長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張靜江對於革命充滿着必勝的信心與滿腔的愛國熱情。 ^[3] 

1918年春，孫中山在廣州任大元帥，張靜江為使蔣介石將來有所發展，便向孫中山推薦蔣介石擔任上校作戰科主任；1922年夏天，當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處於危難之中時，張靜江讓蔣介石到廣州中山艦上侍奉孫中山40餘日，從而取得孫中山的信任。之後蔣介石撰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該書由孫中山題名、張靜江作序並資助出版，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非常有助於蔣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張靜江扶持蔣介石步步緊隨孫中山，為以後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國民黨黃埔軍校成立，張靜江再次向孫中山力薦蔣介石。隨着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開始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力量，為其一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張靜江不但對蔣介石的政治前途多方提攜，對其婚姻大事也頗為關心。最為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和陳潔如之間的婚姻，張靜江可謂關懷備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該婚姻之“合”乃張靜江所為，“離”亦是張靜江所勸。當然張靜江為其婚姻的勸説“合”“離”的苦心也是為了其盟弟蔣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蔣介石對於孫中山與張靜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將戴季陶與上述兩人做過比較：“吾謂孫先生待友，其善處在簡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靜江待友，其善處在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為畏友良師，然而敬憚之心，終不能如對孫先生與靜江者。”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張靜江的地位之高。因為就蔣介石所言，能夠與“國父”相提並論者，唯有張靜江一人。

張靜江與家人(3張)

張靜江共有12個孩子。前妻姚蕙生了5個女兒，即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茜英；她們均生在法國，外語基礎好，又受生母姚氏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個個都是“中西結合”的大家閨秀，格外引人注目。

大女兒蕊英嫁瞿濂甫；二女兒芷英嫁周君梅（南潯絲商之後，英國留學生，曾任江南鐵路公司總經理）。

三女兒芸英嫁電影明星陳壽蔭。張靜江在外一向主張自由、開放，但對三女兒芸英的這門婚事卻極力反對。他認為文藝圈不可靠，所以他極力反對。北伐之前張靜江在廣州，有一次芸英從上海前去探望父親，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為“緊張”。宋子文身為“國舅”，又主管財政，可張靜江卻看不上他。然而這一回芸英卻決議“造反”。很快宋子文愛慕芸英的消息就傳到了上海，陳壽蔭這頭又擺不平，立馬發來一封電報促她趕快返滬，不然的話他就自殺。最後芸英她擺脱了宋子文，瞞住了父親與陳壽蔭完婚。

四女兒張荔英是個反傳統的“俠女”。她是個畫家，很有才氣，還會騎馬打獵。1930年她嫁給了比她大30歲的陳友仁。陳友仁是民國著名的外交家。孫中山先生的英文秘書，曾參加過巴黎和會，以及孫中山與蘇聯特使越飛、孫中山與蘇聯顧問鮑羅廷、宋慶齡與斯大林之間舉行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談，並擔任過武漢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後，他與張荔英在法國巴黎結婚，引起了一場轟動。

對於荔英的這樁婚事，大概其父親也是氣不打一處來。雙方年齡差距甚遠，陳在政治上的觀點與張靜江也大相徑庭。張靜江是蔣介石的“二哥”，在“清共”中是積極分子，而陳友仁則是親蘇、親共，是個反蔣的硬分子。荔英嫁給他後，他始終在流亡中，沒有一個安定的地方。

五女兒茜英是姚氏所生的女兒中最小。抗戰前期，茜英在滬，喜歡一個人開汽車到處跑，一個月所耗的汽油費常常在百元以上。後嫁給華僑林可勝。

張靜江前妻姚蕙去世以後，張靜江續絃朱逸民，朱逸民又為他生了五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女兒名叫乃琪、乃恆、乃理、乃琛、乃珣，兒子名叫張乃昌和張乃榮，這兩個兒子都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出生的。

張靜江故居又名尊德堂，位於湖州市南潯鎮，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系張靜江祖父張頌賢（又名竹齋，南潯“四象”之一）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所建，是清代傳統的三進五間式古建築風格，一進有一廳五室，每進之間各有天開，每進一堂便遞高一級，俗稱步步高昇。每進連有防火用的直式火巷。封火牆高於屋頂，坡面屋頂覆蓋龍鱗般的小青瓦，屋檐口加蓋即利排水，又能防風的滴水瓦。室內棟如鱗次，以戲文、民俗圖案為主。前後兩道大門背後都有構思別緻，雕刻精細的磚雕，有一寫有“有容乃大”四字，出自林則徐“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的詩句；另一寫“世守西銘”四字，源於宋朝張載棄官後授徒有“東銘西銘”的典故。上述八字均有里人周夢坡（又名周慶雲，南潯“八牛之一”，近代實業家兼收藏家）所書。大門上方懸掛“張靜江故居”的橫額，正廳上懸掛南通張謇題寫的黑漆金字“尊德堂”堂匾。兩側是孫中山題寫的一副楹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抱柱對聯“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為翁同龢所寫。

張靜江故居二廳、三廳陳列着張靜江手書贈陳立夫的“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對聯，以及有關張靜江生平的家譜、家族發展史和張靜江一生的大事記略，各種照片、書札、任命狀等文物。其中，有從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提供的張靜江於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民國初期的珍貴歷史照片、資料，有孫中山、宋慶齡、馮玉祥等名人照片，有孫中山、宋慶齡、何香凝、于右任、陳布雷、蔣介石等名人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和張靜江夫人朱逸民與好友陳潔如的許多生活照；還有陳友仁提親致張靜江的手札、張靜江子女的照片、張家帳本、壽禮薄、全福貼等。邊廳的兩邊牆上是張靜江臨摹“八大山人”所作的一些字畫，其間有一張琴桌。正廳還有一張桌子系明代傢俱，現存之物（紫檀木所做）。另有紅木“太子牀”主要是供午休、喝茶用的。還陳列着著名書法家董其昌手書的晉“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酒德頌》板屏六塊（原有八塊），系用銀杏木鐫刻，乃國內罕見的珍貴歷史的文物。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