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韓每日申報

1904年1月，日本和俄國劍拔弩張，處於夾縫間的大韓帝國試圖宣佈局外中立，以避免捲入戰爭中並被其中一方控制。1904年1月21日，大韓帝國政府的密使李建春在中國芝罘（今煙台）發表局外中立宣言，但應者寥寥。隨即在2月9日，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無視韓國政府的中立宣言，派兵攻入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2月23日強迫韓國簽訂《日韓議定書》，將韓國拉入日本陣營並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經歷了宣佈中立的失敗之後，大韓帝國皇帝高宗李熙深感將韓國的聲音傳達給世界的必要性，於是決定創辦一個英語報紙，作為向外界傳播韓國的處境與觀點的喉舌。韓國曾有《獨立新聞》英文版（The Independence）這樣的英語報紙，但到此時已停刊4年多了，此外韓國國內就沒有英語報紙了。同時鑑於韓國被日本控制的現狀，出面辦報的不能是韓國人，而來自與日本結盟的英國的公民是最佳人選，因為日本人可以欺負韓國人，卻不能對英國人怎麼樣。這項秘密任務交給了大韓帝國宮內府禮式院及與韓國皇室關係密切的孫澤女士（A.Sontag）等人負責。 ^[1] 

日俄戰爭時有許多來自歐美的從軍記者，其中著名的有美國小説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與著有《韓國的悲劇》和《韓國獨立運動》的英國記者弗雷德裏克·麥肯齊（E. A. Mekenzie）。這些歐美記者要去日俄戰場必須經過韓國，因而對韓國來説接觸他們的機會很多。宮內府禮式院最後物色了兩名辦報人選，一名是來自日本的英語報紙《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的英國記者高文（T.Gowen），另一名則是來自英國《倫敦電訊報》（The London Telegraph）的英國記者裴説（E.T.Bethell，1872年—1909年）。然而高文是一個親日分子，他把韓國政府與他聯繫辦報的動態暗中彙報給了自己的上司《日本時報》社長頭本元貞，並被日本政府所察知。高文表示韓國打算髮行一種叫《韓國時報》的英語報紙，該報將秉持反日主義的方針，雖然他本人反對這一方針，但如果他放棄的話，韓國宮廷就會找別的人，所以不如順水推舟，掌握該報的實權，使其變成親日的報紙。 ^[2]  裴説則與他不同，這與他的履歷有關。裴説生於英國布里斯托爾的一個玩具商家庭，幼年時移居倫敦，高中畢業後就開始經商，17歲時遠渡日本創業，成為一名玩具商，積累了不少資本，但後來在與日本人的競爭中破產，然後又改行做記者，並在日俄戰爭時從軍採訪。 ^[3]  他被日本人擠垮的經歷使他對日本無甚好感，這也是後來《大韓每日申報》堅持排日方針的原因之一。高文和裴説的理念如此扞格，自然使他們無法共事，他們衝突的焦點便在於對日本的態度上。最後高文憤而離去，辦報權遂落入裴説一個人手中。 ^[4]  於是裴説將《韓國時報》（The Korea Times）更名為《大韓每日申報》（The Korea Daily News），於1904年7月18日正式發行。

《大韓每日申報》名義上是裴説投資創辦的，背後則是大韓帝國皇室的支援。裴説辦報的資金是得到韓國宮廷的補貼的，並且宮內府禮式院會計課長白時鏞是高宗皇帝與裴説之間中介斡旋的人物。 ^[5]  而與裴説共同辦報的梁起鐸也是宮內府禮式院的翻譯官補，他曾在漢城外國語學校學習英語，後來又在日本長崎教授漢文，同時學會了日語，所以他精通漢、英、日等語言文字，無疑是韓國方面參與《大韓每日申報》的不二人選。梁起鐸在1904年3月被任命為宮內府禮式院的翻譯官補，而後又成為了《大韓每日申報》的總務（相當於總編輯加記者），他的宮內府官員身份反映出了韓國宮廷與《大韓每日申報》之間的關係。

1904年6月29日以後，《韓國時報》（Korean Times，即後來的《大韓每日申報》）曾以樣本形式內部發行。雖然最開始辦報的定位是英語報紙，但大韓帝國宮內府的官員顯然認為有發行韓文版的必要，於是在1904年7月18日正式對外發行了《大韓每日申報》（The Korea Daily News）韓英合璧版，這便是《大韓每日申報》誕生之日。該報的漢字名定為“大韓每日申報”，當是受到中國上海發行的《申報》的影響。《大韓每日申報》創刊號的一頁報紙長40釐米，寬27釐米，共計6頁，其中2頁韓文，4頁英文。這種樣式的《大韓每日申報》發行了數月之後，從1905年3月11日開始停刊整頓，1905年8月11日，《大韓每日申報》復刊，這次取消了韓文版面，並從英文版中單獨分離出使用國漢文混用體（韓文和漢文混用）的報紙，並以國漢文版為主，英文版為輔，於是形成了一式兩版的體例。《大韓每日申報》之所以決定採取國漢文混用體，大概是因為期望受眾為知識分子等有一定文化的人士，如同當時另一大報紙《皇城新聞》。1907年5月，《大韓每日申報》又決定重新推出韓文版報紙，關於其動機，《大韓每日申報》在一篇題為“國文報並刊”的社論中表示韓國到如今悲慘境地的原因是由於“不取便利之國文，專尚不便利之漢文”，導致韓國人的奴隸根性，缺乏獨立思想，難以接受新事物，因此有必要發行韓文版報紙，來喚醒國民精神。 ^[6]  1907年5月23日，《大韓每日申報》韓文（國文）版正式發行，至此《大韓每日申報》形成了一式三版（國漢文、韓文、英文）的格局，國漢文版是標準，韓文版和英文版都翻譯自國漢文版。1906年，《大韓每日申報》國漢文和英文兩種版本每日發行量合計不到4000份 ^[7]  ，而據1908年5月7日的統計數據，《大韓每日申報》國漢文、韓文、英文三種版本的總髮行量達13256份，具體情況如下表 ^[8]  ：

此後，《大韓每日申報》的每日發行量都大致保持在1萬份以上，位列當時韓國各報之首。 ^[9]  不過從表中也可看出三種版本發行量很不平衡，國漢文版佔絕對優勢，而英文版的發行量只有400多份，故《大韓每日申報》的英文版常有停刊之虞。 ^[10] 

關於《大韓每日申報》的財政運營問題，前文已經提及，其建立有大韓帝國皇室提供的補貼。由於該報鮮明的排日旗幟，日本人甚至懷疑俄國政府也對其給予資助 ^[11]  ，但這很明顯是沒有根據的。不過韓國皇室倒是一直保持對該報的支援。據1907年8月21日，日本的韓國統監府警部渡邊鷹次郎調查韓國宮內府電務課技師沈雨澤，提到宮中支援《大韓每日申報》的事實。沈雨澤稱在當年陰曆四月某日由宮中支付給裴説2000元，陰曆六月某日又支付給裴説3000元，並説：“昨年中某日，孫澤女士上奏陛下（高宗皇帝）説：‘韓國出版的新聞報紙雖然數量很多，但都受到日本的壓迫，所以不得充分報道對韓國及皇室有利的消息。唯獨《大韓每日申報》由於西洋人經營的緣故，經常報道有利於韓國與皇室的消息，卻因該社維持困難，以致現在有日本人收購的傳聞。因此煩請陛下考慮一下（給予幫助）。’陛下也希望（《大韓每日申報》）持續出版，遂撥出了一些內帑金，每月下賜千元。近來裴説和孫澤女士不能自由入宮接近陛下，所以就把每月下賜費用交給我，再由我來交給裴説。”此外也有記錄説高宗皇帝每月下賜《大韓每日申報》500元的。 ^[11]  總之韓國皇室的暗中支援對維持《大韓每日申報》的經營有莫大的幫助。

《大韓每日申報》的社長是裴説，總務是梁起鐸。《大韓每日申報》國漢文版中不時出現裴説撰寫的文章，但其實不過是韓國人編輯借裴説的名義發表的。事實上，裴説從來就不會韓文，而報紙的編輯工作則完全交給以梁起鐸為首的韓國人編輯團隊，《大韓每日申報》方面也曾言明“至若本報，以英人裴説氏之名義設立，而我韓之有志人士贊述者也”。 ^[12]  當然，裴説雖未直接參與編輯工作，但也並非無所事事的傀儡。他最大的作用就是以外國人的身份成為《大韓每日申報》的擋箭牌，而裴説也不遺餘力地擔負保護的責任。另外，他在1907年還曾勸阻韓國編輯的一些激進言論，認為這是不明智的；又反對派遣密使到海牙，並“極力影響公眾輿論反對拿起武器對抗日本（指義兵運動）” ^[13]  ，可見裴説在容許《大韓每日申報》的排日方針的同時又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

除了裴説和梁起鐸以外，其他韓國編輯團隊難以一一確認。這是因為《大韓每日申報》並未登出本報的人員表，而登載報上的文章又很少署名。其中最有名的主筆是申採浩和樸殷植，此外通過《大韓每日申報》中的報道還可以確認的編輯和記者還有林蚩正、玉觀彬、姜文秀、薛泰熙、卞一、鄭禹澤、李鬥淵等。 ^[14]  對《大韓每日申報》給予嚴重關注的韓國統監府當局在1908年探得了《大韓每日申報》社的人員及分工名單，分別是：

據此可以推測出，若加上已轉職的工作人員的話，《大韓每日申報》的社員數大約為40到50人。 ^[14] 

《大韓每日申報》最初創刊的目的是為了對外宣傳韓國的處境和觀點，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一初衷逐漸埋沒，反倒成為韓國國內影響最大的新聞報紙，風靡一時，對言論暢達及國民啓蒙立下汗馬功勞，堪與《皇城新聞》並列為愛國啓蒙運動時期韓國輿論界的雙璧。

《大韓每日申報》的內容體例沿襲了《獨立新聞》以來的模式，與《皇城新聞》基本相仿，由“社説”（社論）、“論説”（評論）、“官報”（轉載《官報》）、“外報”（轉載外國報紙）、“雜報”（報道國內新聞）、“廣告”、“投稿”、“連載”、“漫評”等部分構成，此外還有“別報”、“電報”、“社告”等特別部分。“社説”和“論説”部分是《大韓每日申報》的精華，集中體現了《大韓每日申報》編輯團隊的思想，用來針砭時政、向民眾灌輸民族主義及愛國精神，是啓蒙陣地的核心部分。“雜報”、“廣告”等部分則是記錄大韓帝國各界動態和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投稿”、“連載”、“漫評”來自《大韓每日申報》的讀者，是愛國啓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反映了當時韓國人尤其是知識界的思想風貌，其中刊登的各種詩歌、歌詞、散文、小説、小品等對研究韓國文學史也具有相當高的價值。

《大韓每日申報》的言論相比《皇城新聞》而言偏激進，尤其是時政方面，而最大的特色就在於其鮮明的排日色彩，毫無隱諱地將筆鋒直指日本人及親日派，甚至公然在報社門口貼着“日人不可入”的標語。《大韓每日申報》曾就其排日問題發表聲明説：“日人之新聞雜誌，往往評本報曰排日論者，狂罵沓至，其中妄子輩，甚至於誣揭本報為受宮中秘密金、煽動民心之機關。記者曰：‘嗚呼！彼何知本報知耶？彼何知本報耶？……噫！本記者筆下，豈知彼日本，心中目中但只有韓國耳！’” ^[16]  《大韓每日申報》最早的排日言論是1904年夏反對日本要求韓國向其轉讓全韓荒地開墾權，對日俄戰爭的報道中也有過預測在滿洲的日本陸軍失敗的消息。當時日本已控制韓國，對《皇城新聞》、《帝國新聞》等韓國報紙進行嚴格審查，並警告他們不得隨便刊登日俄戰報，而《大韓每日申報》卻能規避日本人的新聞審查，無疑是因為其投資者裴説是英國人的緣故，日本人也對其無可奈何。故日本人投資的報紙《大韓日報》曾批評《大韓每日申報》為“親俄黨機關”，稱“英國人裴説氏刊行之《大韓每日申報》以文明之意想，當有公正之議論。如之何筆舌偏頗，每論日俄戰爭之局，排斥日本，式日峻嚴，已往夏秋間評判已不可校舉，至於近日，尤有甚焉……”。 ^[17] 

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強迫大韓帝國簽訂《乙巳條約》，使韓國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消息傳出以後，韓國舉國譁然，掀起了反對《乙巳條約》的浪潮，《大韓每日申報》也從輿論上大力聲援。當年11月21日，張志淵在《皇城新聞》上發表《是日也放聲大哭》，控訴日本對韓國的侵凌，結果被捕，《皇城新聞》也被迫停刊。《大韓每日申報》則讚歎道：“嗚呼！皇城記者之筆，可與日月爭光” ^[18]  ，並在11月27日以號外形式轉載了《皇城新聞》上刊登的《韓日新條約請約顛末》，以英文翻譯了張志淵的《是日也放聲大哭》。《大韓每日申報》也登出《危哉韓日關係》的評論文章，譴責日本在日俄戰爭期間打着扶持韓國的名號，卻幹着“攫取全國利益，次第佔有一切權勢，利用奸細，逐去正直，勒收強取國民之家屋與土地，甚至慘殺人命，無所顧忌。枯竭財政，頓絕生脈；減縮學務，益頹教育”的勾當，而“此次伊藤大使銜命渡韓，韓人尚有餘望，額手以迎曰：‘此公之來，前日政策，庶有變乎！’不圖猝然有五條約之強請，韓皇陛下既峻卻以大義，政府首揆誓死不從，一般紳士抗言不已，此豈可以武力強服者乎？乃有率兵入闕、脅成要盟之事，韓國雖小，其眾二千萬，二千萬眾舉皆不服，其將縱其兵威，盡行屠戮乎？當此之時，日本之一舉手一搖足，皆在世界列強之注視中，如此行動，果為得策乎？” ^[19]  1907年1月16日，《大韓每日申報》突然登出高宗皇帝宣佈《乙巳條約》無效的聲明，亦令日本人一度手忙腳亂。 ^[20]  但日本無法像關閉《皇城新聞》那樣處置《大韓每日申報》，故只能對其給予嚴重關注，在韓國統監府的文書中專門整理出“大韓每日申報裴説事件”、“大韓每日申報事件”、“大韓每日申報關係”等幾個簿冊，彙集了統監府中針對《大韓每日申報》的200多份報告，足見日本人已將《大韓每日申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大韓每日申報》也攻擊親日傀儡政府，在《乙巳條約》簽訂後，《大韓每日申報》就刊登《嘆有君無臣》一文，辛辣抨擊李完用、李根澤、李址鎔、閔泳綺、李夏榮、樸齊純、權重顯等韓國政府大臣。 ^[21]  又曾發文咒罵一進會頭目宋秉畯、東亞開進教育會代表趙重應和大東學會會長申箕善為日本的“三大忠奴”。 ^[22]  1908年3月6日，《大韓每日申報》發表聲明，不再轉載傀儡政府的《官報》，稱：“目下韓國發行之《官報》，是果韓人之《官報》乎？每日充斥紙面者，只是伊藤、井上、熊野、犬養、馬場、牛尾、飯冢、左乙女等。滿洲朝廷漢人星疏，埃及政府外人林立，鵲去鳩來，草盛豆稀，一張《官報》，顏色全變，幾乎惹生古人所云‘太半主人非’之悲感，此只添《官報》閲讀者之悲懷而已！設或其間，往往韓人之名字鳳毛麟角，現皆是優遊下僚、微官末職而已。又彼國務大臣特據高椅者，便是無生機體之蠢物、外人之傀儡也。察彼之鼻息，待彼之指使，以奴性奴才苟身命，是亦稱韓國官吏乎？此只滴《官報》閲讀者之冷淚而已！” ^[23]  這段聲明透過對《官報》的諷刺，集中體現了《大韓每日申報》對日本人與親日派的鄙視態度。

《大韓每日申報》還經常批判日本的一些政策與觀點，向韓國民眾揭露日本包藏的禍心，比如曾公然抨擊統監伊藤博文的政策是“迷亂韓人之精神，結縛手足之手段”。 ^[24]  又針對當時日本宣傳的“東洋主義”，即東亞三國聯合對抗白人的理論，《大韓每日申報》指出這是為日本侵略而炮製的“魔説”，而很多韓國人卻相信它，導致“視敵國為我國，認仇族為我族”，對日本侵韓變得麻木，對韓國亡國喪失知覺，因此呼籲“國家為主、東洋為客”，稱“然則韓國永亡，韓族永滅，但此國土歸黃種而樂觀之，可乎？嗚呼不可！” ^[25-26]  通過對日本的批判，《大韓每日申報》名聲鵲起，深受歡迎，並將排日愛國的獨立精神和民族主義源源不斷地輸入韓國民眾腦中，成為當時大韓帝國亡國前夜的一盞閃耀的明燈。

《大韓每日申報》對義兵運動的報道也是其一大亮點，這一點是基於該報鮮明的排日色彩。時人記述：“是時中外憤倭所為，而沮縮震讋，不敢出一口氣，各報館至稱義兵為‘暴徒’、為‘匪類’，惟每日報（《大韓每日申報》）抗稱‘義兵’，辨論不少屈，掀播倭惡，隨聞悉暴，故爭相購覽，一時紙貴”。 ^[27]  換言之，《大韓每日申報》是當時韓國惟一一個敢於正面報道義兵的報紙。

在義兵運動初起之時，《大韓每日申報》對其態度並不支持，曾在1906年5月30日刊登如下內容的論説：“今日大韓人民值此奇變，抱此至痛，若其無復雪之志者，不可以人類稱謂也。然而不度時、不量力，徒激於一時之血憤，而嘯聚千百烏合之徒，為此紛紛妄舉，則增國家之禍亂，糜爛其生民而已，是豈稍有知覺者之所為者耶？……嗚呼！大韓臣民，罔極之痛，何時可忘？而復仇之舉，非倉促可辦者，幸觀於古來智士、義士之事為，必以堅忍耐久之心力，養成自強之實力也，決不可為此愚痴狂妄之舉，以禍於國、害愚民而徒益其恥辱也。” ^[28]  這種觀點代表了當時韓國知識界對義兵運動的普遍看法，也是愛國啓蒙運動主導勢力的基本觀點，即強調“養成實力”和“開啓民智”而不願與日本正面衝突。

但是，《大韓每日申報》既然要堅持其排日方針，就不能不理解和支持義兵運動，因此隨着時間變化，《大韓每日申報》的報道開始逐漸傾向義兵，在其“雜報”部分的“地方消息”欄目中大部分都是報道義兵的動態。而後，《大韓每日申報》更是增加了“義兵消息”、“處處義兵”、“義兵情形”、“義聲漸振”、“義兵詳報”等欄目，專門報道義兵運動，從這些欄目的名稱就可以明顯看出《大韓每日申報》對義兵運動的支持。

《大韓每日申報》是愛國啓蒙運動的重要陣地，其對民族的啓蒙不僅是輸入近代文明，更是標榜保存國粹、灌輸民族主義的一大重鎮。《大韓每日申報》大量連載韓民族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故事，以肅清事大主義餘毒，喚醒民眾的民族自尊心與愛國精神。《大韓每日申報》的主筆申採浩以“錦頰山人”的筆名自1908年5月2日至8月8日3個月間連載了《水軍第一偉人李舜臣》的人物傳記，同年8月27日起又以“一片丹生”的筆名連載《讀史新論》，12月13日中途輟筆了，1909年5月又連載《東國巨傑崔都統》，講述高麗王朝末期將軍崔瑩的故事，到1910年5月27日連載完了上編，但因申採浩流亡中國而中斷。申採浩創作這些作品，試圖以民族主義來重塑韓國曆史，正如他在《讀史新論》第一篇中所寫：

“國家之歷史，乃閲敍民族消長盛衰之狀態者也。舍民族則無歷史，舍歷史則對民族國家之觀念不大。嗚呼，歷史家之責任，其亦重矣哉！……即古代不完全之歷史而詳究之，東國主族檀君後裔之發達實跡昭昭，何故誣我先民至此耶？今日民族主義喚醒全國之頑夢，國家觀念陶鑄青年之新腦，並進優存劣亡之十字街頭，保有一線尚存之國脈，舍歷史則無他術，而此等歷史（指傳統的韓國曆史）之為歷史，不如無歷史耳……” ^[29] 

除了重新書寫本國曆史以外，《大韓每日申報》還大量介紹外國的獨立、革命史及英雄傳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翻譯中國人所寫的《波蘭末年史》，自1905年10月20日至12月10日連載於《大韓每日申報》上，其啓蒙民眾的苦心不言而喻。《大韓每日申報》還在1906年8月設立書籍印刷所，印刷了大量進步書籍。

此外，《大韓每日申報》在國債報償運動時期一馬當先，積極宣傳，成為國債報償運動的重要基地，每日登載捐獻者的名單，鼓勵民眾的愛國熱情，也是值得一提之事。

《大韓每日申報》的涉華言論與過去朝鮮人的對華觀有明顯顛倒，即否定古代的中國（《大韓每日申報》中一般稱為“支那”），而對當時的中國則多以肯定眼光來看待。《大韓每日申報》之所以要否定過去朝鮮人所崇拜的古代中國，並不是認為古代中國落後，而是將中國樹立為民族主義的靶子，以肅清民眾腦中的事大主義思想。申採浩在《大韓每日申報》上撰文説：“三國以前，漢文未盛行，全國人心只尊自國，只愛自國，支那雖大，卻常視為我之仇敵。乙支公之麾下一僕伕，視隋家天子如蛇蠍；泉蓋氏之廚下一炊婢，罵為唐國皇帝為狗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個個以愛國血性特立天地間，為國而歌，為國而哭，為國而死，邊境烽煙一起，雖樵兒牧豎亦滿抱敵心而赴戰陣，故能克服巨虜，豎名譽紀念碑（指京觀）於清川江，傳玄花白羽（指梁萬春射中唐太宗眼睛）之萬古佳話。三國以後，幾乎家家儲漢文，人人讀漢文，以漢官威儀埋沒國粹，以漢土風教斷送國魂，言必稱大宋、大明、大清，堂堂大朝鮮，反認作他國之附庸屬國，充滿奴性，長陷奴境。” ^[30]  而在一篇以虛擬檀君等民族英雄審判歷史罪人的文章中，通篇都是針對古代中國，並將金富軾、崔致遠、樸寅亮甚至薛仁貴（被認為是高句麗叛將）等通通定為民族罪人 ^[31]  ，實際上是對中朝歷史關係與文化淵源的決裂，以樹立韓民族的主體性，這也是《大韓每日申報》否定古代中國的意圖所在。

《大韓每日申報》否定古代中國這一點，可謂是與《獨立新聞》一脈相承，但對當時的清朝卻抱較大希望，這與《獨立新聞》一向鄙視清朝的論調大相徑庭。一方面，《大韓每日申報》的主筆申採浩、樸殷植等深受中國維新思想家梁啓超的影響，與《獨立新聞》的徐載弼受日本、美國影響不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清朝正在實施新政與立憲運動，包括《大韓每日申報》在內的愛國啓蒙運動主導勢力對此深感共鳴，故將清朝視為改革的典範，目的是為了敦促韓國的改革。《大韓每日申報》一直在追蹤清末新政和立憲運動的動態，並寫道：“改革乎！改革乎！清國政府今日實施改革乎！實值得歡迎與祝賀者也。彼虛傲自大之清人，今日喚醒宿夢，脱卻舊習乎！因循媮惰之清人，今日思想進步、鼓勵志氣；腐敗無能之清人，今日刷新精神、進取事業。世界最古之支那國土，將呈出新面目；東洋最大之愛新覺羅氏政府，將發佈新制度矣。” ^[32]  又對清末改革高度評價道：“此全部方策置於實行，依例將要幾年光陰，然今其皇帝與首領元老進路於此問題，以此形態觀之，美哉清國後運！” ^[33]  《大韓每日申報》之所以如此讚頌清朝的改革，歸根結底還是要敦促韓國的改革，如其在評述完清廷改革後，又寫道：“東方四千年曆史，支那與韓國恆常安危休慼、治亂盛衰互相關係，其風氣與性質相適，俗尚與文字不遠，大抵支那文明發達之日，即是韓國文明發達之期，大韓人士，勉之勉之！” ^[32] 

但是與當時另一韓國報紙《皇城新聞》一貫支持清末新政與立憲運動的立場不同，《大韓每日申報》後來也傾向於支持革命。最開始《大韓每日申報》對同盟會領導的幾次起義進行負面報道，但後來又指出清廷改革的原動力不是西太后、袁世凱、張之洞或康有為、梁啓超，而是革命黨人，並熱情謳歌道：“壯哉志士之血，偉哉英雄之淚，維血與淚方為購入如茶如錦之文明之價金也……今茲清國講究文明發軔之預備立憲，豈非幾年來革命黨、暴動黨中此去彼來、彼死此進之許多志士英雄之血痕淚點購得者乎？吾於是乎拜志士之血，舞英雄之淚矣。”並宣稱只有通過革命的洗禮，中國才能成為東亞大陸一等文明國。 ^[34]  《大韓每日申報》還曾系統論述在中國“人民與惡政府鬥爭”的“革命英雄”的時代已拉開序幕。 ^[35]  《大韓每日申報》支持革命黨也出於對韓國命運的關注，更進一步説是其對義兵運動態度的轉變，正如其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章末尾所言：“本記者革此論，其主觀不在支那，而在韓國。” ^[35]  似乎便暗示了這一點。

《大韓每日申報》作為當時韓國第一大報，規模不斷壯大，到1909年已在全國各地建立51個分社。而日本人對《大韓每日申報》的迫害也日益升級，先是對裴説等進行恐嚇與人身威脅，但裴説不屈不撓，堅持《大韓每日申報》的編輯方針。而後日本及傀儡政府又以“妨害治安”為由多次沒收《大韓每日申報》，但《大韓每日申報》又在沒收不久後將其重新發行。1907年7月24日，李完用傀儡政府頒佈《新聞法》，限制韓國的新聞自由，但這一規定不適用於英國人辦的《大韓每日申報》。於是在1908年4月29日又出台修正版《新聞法》，規定韓國國內以外國人名義辦的新聞報紙與海外韓人所辦新聞報紙禁止發行，否則沒收。與此同時，日本人也開始與英國交涉將裴説逐出韓國，乃於1908年10月9日向英國駐韓領事戈頒（Henry Cockburn）起訴裴説，10月14日在領事館進行審判。日本人收集的裴説煽動韓國人、妨害治安的罪證是8篇《大韓每日申報》的報道，其中6篇是報道義兵運動，1篇是對日本皇太子嘉仁訪韓時日方提議的批判，還有1篇是呼籲韓國人重視國家獨立的論説。最後判決裴説有罪，要求6個月不得辦報，並罰款3000元。裴説不服，認為《大韓每日申報》的報道有憑有據，因此提出抗訴。於是韓國統監府再次起訴裴説，以1908年中的“須知分被殺詳報”（指1908年韓國人田明雲、張仁煥追到美國舊金山暗殺幫助日本的前韓國外交顧問美國人須知分（史蒂芬孫）之事）、“百梅特涅不足以壓一伊太利（意大利）”、“學界之花”等報道指控裴説攪亂秩序、煽動暴力、離間韓國人民與政府，對治安構成極大威脅，觸犯了英國在1907年頒佈的《關於中國和韓國的樞密院令》（Order council relating to the China and Korea）第5條的教唆、煽動罪名。上海的英國在華最高法院派人來審訊，裴説也聘請了辯護律師，最後仍判決裴説有罪，拘禁3周，6個月不得辦報。1908年6月21日押赴上海，在當地英國領事館服刑，7月15日獲釋。裴説回到韓國，身體每況愈下，1909年5月1日因心臟病而去世，年僅37歲，死後由英國人萬鹹接替他的事業。

在收拾了裴説以後，日本又將迫害對象瞄準與裴説一起辦報的韓國人梁起鐸，1908年7月藉口他貪污國債報償運動的義捐金而將其逮捕，同年9月以證據不足為由將梁起鐸釋放。日本通過此次事件使國債報償運動受挫，並打擊了《大韓每日申報》。儘管如此，經過日本人的輪番攻擊之後，《大韓每日申報》仍頑強運行，屹立不搖。於是日本人又收買了《大韓每日申報》社員李章薰，讓他出資4萬元向萬鹹買下《大韓每日申報》的版權，事成後萬鹹遂離韓歸國。1910年6月14日以後，《大韓每日申報》版權歸李章薰所有，申採浩、梁起鐸等也先後離開了《大韓每日申報》。此後《大韓每日申報》“議論稍遜”，排日之聲名逐漸黯淡。 ^[36]  兩個月後，《日韓合併條約》簽訂，大韓帝國滅亡，朝鮮半島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大韓每日申報》在1910年8月28日發行最後一號以後，去掉了“大韓”二字，改名《每日申報》，不久後又由日本人取代李章薰任社長，淪落為朝鮮總督府的官媒。如今演變為《首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