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思想

墨子的學説思想共包括以下幾點：

①兼愛非攻。 ^[1]  所謂兼愛，包含平等與博愛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愛人若愛其身",並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

②天志明鬼。宣揚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點。墨子認為天之有志——兼愛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墨子不僅堅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會賞善罰暴。墨子宗教哲學中的天賦人權與制約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學中的一大亮點。

③尚同尚賢。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於天志，上下一心，實行義政。尚賢則包括選舉賢者為官吏，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墨子認為，國君必須選舉國中賢者，而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有所服從。墨子要求上面瞭解下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以為是政事之本。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對於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也就是民主。

④節用節葬。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君主、貴族都應象古代大禹一樣，過着清廉儉樸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

哲學政治思想

墨子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是在認識論方面 。他以 “ 耳目之實 ”的直接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聽到的為依據。墨子從這一樸素唯物主義經驗論出發，提出了檢驗認識真偽的標準，即三表：“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 ，“廢（發）以為刑政 ，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把“事” 、“實”、“利”綜合起來，以間接經驗、直接經驗和社會效果為準繩，努力排除個人的主觀成見。在名實關係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題，主張以實正名，名副其實。墨子強調感覺經驗的真實性的認識論也有很大的侷限性，他曾以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結論。但墨子並沒有忽視理性認識的作用，墨家學派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邏輯思想體系。

墨子的管理思想也非常豐富。挖掘墨子的管理思想對於弘揚東方管理文化、對於促進當今管理科學的發展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對於當今企業管理與行政管理亦具有相當的借鑑作用。

一．以人為本

《墨子·修身》篇認為，君子作戰雖然有陣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治喪雖然有喪禮，但是哀悼是其根本；士人雖然有學問，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栽樹時根基立得不安穩，就不要求得枝葉繁茂；連左右的人都不親近，就不要求遠方的人了；連親戚都不歸附，就不要談外交了；辦事沒有終與始，就不要求成就多種事業；列舉事物卻不明確．就不要求廣見博聞了。所以，古代聖王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徠遠方賢人。君子明察左右人，因此左右人的行為就修好了；看見不修行或譭譽的人就反躬自問，因此用怨恨反省自身，行為就可以修正了。讒言惡語不去聽它，攻擊斥責他人的言論，不要去説；殺傷人家孩子的念頭，心中不能產生。這樣即使有詆譭的人，也將沒有所依賴的。

墨子的意思是説，大凡做事都要有其根本。對於士人來説，品行是其根本。君子明察左右人的善行以借鑑，看見品行較差的人即反省自己，因此自己的品行就可以修正。不聽讒言，不説惡語，不存害人之心，雖有惡人影響，也不會起作用。墨子之意在於君子要在社會上有所作為，必須首先修身。這是在講修身的必要性。《修身》篇義雲："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遍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其意為意志不堅強的人智力就不會發達，出言不守信用的人行事就不會成功。擁有錢財不能分給他人者，不值得與其交友；不能忠實堅持為人之道、不能廣博認識事物、不能明察是非者，不值得與其同遊。《修身》篇還説："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故其文意為，"源頭混濁，水流不能清澈；行為無信，名聲必然敗壞。"墨子在此着力強調君子修身的重要性。人在社會上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要從修身做起，必須要鑄就高尚的品行。這才是一切事業的起點。此外，墨子還在《所染》篇中強調朋友的優劣對人的影響。

《兼愛中》雲："於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其意為，仁義之士所要做的事，必然是興盛天下人的利益，消除天下人的危害，以此作為自己的事業。就也是説，君子要興盛天下人的公利，消除天下人的公害。

《經上八》又云："義，利也。"可見，墨子所言的"興天下之利"，就是要興天下之正義或公義。為此，仁人君子必須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社會正義感。這也是君子為人的根本原則之所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謂這一含義的延伸。

面對當時社會上"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許之謀愚、貴之敖賤"（《兼愛下》）的弱肉強食的醜惡現象，墨子提出："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愛中》）其意思是，用所有的人都相互愛護同時相互給予利益的方法來改變醜惡的時弊。墨子認為"做有利他人之事，並不意味着只利於他人，其實利益是相互的，因而決不可做犧牲他人的事情。犧牲他人利益的同時亦將損害自己。……只有人們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個人利益建立在整體利益之中，並把兩者糅和在一起，才能實現富國安民之願望。"墨子將個人利益建立在整體利益之中這一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因為離開了整體的利益，個人利益是根本無法實現的。整體利益至上，也就是國家利益至上，社會利益至上。

《兼愛中》雲："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現其身。其意即"兼相愛交相利"如何做，那就是，看待別人的國家就好像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別人的家族就像看自己的家族，看別人的身體就像看自己的身體一樣。墨子在此提出了人際交往中的一個重要原則--一換位原則，"視人若己"，就是多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可以避免誤解、消除衝突。實現"兼相愛交相利"，才能"諸侯相愛則下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兼愛中》）就是説，諸侯因相愛不再惡戰了，家主因為相愛不再相篡奪，人人相愛不再相殘害；君臣因相愛而仁惠忠誠，父子因相愛而慈愛孝順，兄弟因相愛而和諧協調。天下人都相愛，強者就不會控制弱者，人眾就不會掠奪人少的，富裕的就不會欺侮貧窮的，尊貴的就不會傲視低賤的，狡詐的就不會欺騙愚鈍的。天下所有的禍害、篡奪、埋怨、憤恨等可以使其不再產生的原因，是因為相愛出現了，因此仁人之士讚譽它。

可見，只有"兼愛交利"，社會上的一切禍患之源才得以消除；只有"兼愛交利"，才能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協調的羣體組織。中國人注重維持和諧的局面，維護整體的利益，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這是中國文化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墨子晚一百年的孟子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説："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也是強調了民本與人和的重要性，無疑也體現了墨子思想的影響。"交相利"就是互相給予對方利益，就是利他人、為他人。在墨子那裏，"'為人'是'人為'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是'人為'所考慮的角度、所瞄準的方向、所遵循的規範。"其深刻含義就是人的行為要利於人民、利於國家。

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之實質，"是一種柔性管理，它通過人們之間的互動的相愛來改善人際關係，消除破壞性衝突，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使人們既能'自愛'又能'愛人'，從而每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滿足，這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會道德法律規範。"日本的池田大作認為"墨子的愛比孔子的愛更為現代人所需要。威廉·大內在Z理論中所推崇的企業文化，正是墨子這一思想的再現與復活，這對於增強企業的凝聚力無疑具有較大的作用。所以企業可以根據墨子思想塑造成功的企業文化。“兼相愛交相利”也是人際交往中的重要原則--一尊重、互惠的體現。

通常，將任何以人為中心的學説稱為"人本主義"，而在哲學上，通常指抽去人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而把人僅僅看作一種生物的人學説，其代表人物是德國的費爾巴哈。所謂人本管理，就是通過確立人在管理過程中的主導地位，繼而圍繞調動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去展開的一切活動。正因為墨子要求管理者愛護部下，為其着想，所以能充分調動部下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墨子從修身，到愛他人、利他人、為他人。終究其實質，是提出了管理學的"人本管理"思想。直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梅奧（Mayor）等人的霍桑（Hawthrone）實驗後，才開始注重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需要，重視人的價值等。這已經比墨子晚了約二千多年了。

《論語·里仁》中説："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意思是説，君子對於"義"很明白並且看重，而小人對於"利"很明白並且看重。墨子的義利相統一的思想，是對孔子思想的揚棄，克服了君子只講"義"不講"利"的虛偽性，從而勇敢地正視"利"，使"義"、"利"二者從對立走向了和諧統一。墨子的義利相統一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經濟倫理思想，這對於當代的管理實踐極富借鑑意義。管理者對下屬應該講究"義利統一"，不能只空有口頭上的表彰與承諾；上司對下屬的嘉獎也應該精神與物質兩者並重齊舉。

二、尚賢使能

墨子對於賢能人才的價值有着極其深刻的認識。《親士》篇雲："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意思是説，到一個國家主政卻不能蓄納賢土，那就要亡國了。發現賢人卻不急於舉用，賢人就會怠慢其國君。沒有賢才就不能處理危難，沒有賢才就不能與之謀慮國事。 怠慢賢才、忘記良士，而能使其國家保存的事，從未有過。賢人對於國家是如此重要，對於競爭日趨激烈的企業，又何嘗不是這樣。《尚賢上》篇雲："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意思是説，若國家擁有眾多賢良人士，那麼國家的治理就厚實、穩固；若國家擁有的賢良人士少，那麼國家的治理就薄弱、動盪。因此大人的首要任務，是使賢良人士增多。墨子在此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假設，即國家必須由賢良人士來治理。接着，墨子通過列舉"善射御之士"之例，説明了國家獲得賢良人士的方法，"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平，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就是説，欲使其國家善於射箭、駕車的人士增多，就必定要使其富裕、高貴、受尊敬、受讚譽，然後國內善於射箭、駕車的人士將可以獲得並且增多。況且又有賢良人士，德行厚重，言談思辨，道術廣博，這本來就是國家的珍寶，社稷的輔佐，也必將使其變得富裕、升得高貴，受到尊敬、獲到讚譽。然後國內的賢良之士也將可以得到並且會增多。

可見，墨子重視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其實這決定着一個組織的命運。一些發達國家及其企業重視賢能人才，不惜重金吸引與聘請賢人，為國家注入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本，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在美國微軟公司，發現和選聘最優秀的人才是其首要任務。比爾·蓋茨認為微軟公司的成功是"聘用了一批精明強幹的人。"其實，這不過是充分證實了墨子的尚賢思想的正確性與合理性罷了。

《尚賢上》又云："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闢私怨，此若言之謂也。"其意思是，所以古代聖賢帝王施政，安排位置給品德高尚的人，崇尚賢能的人，即使在農民、工匠或商人之中，有能力的就舉薦，給予其高爵位，重賜其厚俸祿，任用其以政事，斷定給其政令。並且説，爵位不較高，則百姓不敬重，俸祿不豐厚，則百姓不信任，政令不專斷，則百姓不畏懼。將此三者授予賢能人士，不是為了賞賜賢能，而是要其事業成功。所以在這時，按德行列位次，以官職為國家服務，按勞動績效確定獎賞，按照功勳分給俸祿。因此做官的不會經常富貴，而百姓也不會終身貧賤，有才能的就舉薦之，沒有能力的就撤下之，舉薦要講公義，迴避私人恩怨。這就是墨子所説的意思。其實，墨子所説的"爵"、"令"、"祿"用當今之通俗語言講就是職、權、利三者,若要重用賢人，卻又不賜此三者，即使是再賢的人也是難以發揮作用的。

墨子還説："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人尚賢者，政之本也。"（《尚賢上》）意即為官者得意時， 賢士不可不舉用；不得意時，賢士不可不舉用；崇尚賢人，是施政治理的根本所在。可見，墨子所崇尚的是精英開明治理。雖然"儒家也主張選賢舉能，但他們的賢能範圍只限於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 不包括'小人'或'野人'，而墨子則把賢能的範圍擴大到'賤人'階級。"可見, 墨子的選賢是沒有範圍限制的。墨子在論及選賢時還強調要做到三個注意點，即："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尚賢中》）但是,如果管理者不肖，就應當"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這些對於當今人事管理也是很有借鑑意義的，用人時重裙帶關係,職務只能升而不能降，腐敗現象比較嚴重，這些都是不正常的現象，只有打破這些陳舊的思想，大膽地選拔任用賢能之人，才能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墨子對起用賢人還提出了任前試用、任上監督、任後評論制。 其一，墨子強調"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這些都是"慎予官"的體現，其實就是任前的考察與試用；其二，《親上》篇雲："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之下。"意思是説，君主必須要有敢於諫停的大臣，上司必須要有敢於提出反論的部下。《尚同上》雲："聞喜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意即，聽到好的與不好的，都要報告上司。上司有過錯就要規勸他，下面有好的（人、事、主意等）就要接近上司推薦之。如果任上不得力，或管理出現嚴重失誤，就應當"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其實，這是一種嚴格的任上監督制度。其三，《尚賢中》雲："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萬民從而譽之曰'聖土'……若音者三代暴王紂、幽、厲者是也。……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這其實就是任後評論制。

墨子還強調因人之才、合理分工，以爭取效益的最大化。《節用中》雲："凡天下羣百工，輪、車、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耕柱》篇雲："警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心者心，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説書者説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合理分工，各盡所能，將每個人都置於最適合的崗位工作， 這樣才能使整體利益最大化。此外，《雜守》篇還説："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內之"，即"納之"。就是説，為了守城，應該容納所有這些人。這完全符合現代用人原則，即"用最合適的人"。

著名學者蘇東水先生將中國管理文化之精華概括為："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墨子重視修身，注重德行，強調為人、利他、利國，可以説，墨子是將中國管理思想之要義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了。所以，對於墨子的管理思想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視。

三、尚同控制

《尚同上》雲："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墨子之意是，首先選擇天下最賢能且可勝任的人為天子, 次而選擇天下之賢能之人為三公，進而選擇天下賢能之人為諸侯國國君，最後選擇諸侯國之賢能人士為政長。墨子是讓最賢能的人擔任最重要的職務，次而復擇其賢擔任次一級的職務，再次再擇其賢擔任其下的職務。這對於企業管理與行政管理來説，同樣是值得借鑑的。對於企業來説，其領導人如果是企業內部最賢能的人擔任，所有員工必將心服口服，大力支持其領導工作，企業也將獲得效益最大化。

《尚同上》雲："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思是説，上司所認為是正確的，必須都要認為是正確的；上司所以認為是錯誤的，必須都要認為是錯誤的；……與上司保持高度同一，而不與下面朋比結黨，這是上司所要獎賞的，而且也是下面所要讚譽的。這其實就是行政管理的原則。墨子的"尚同"思想與孫子的"上下同欲者勝"（《孫子·謀攻》）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由君王來統一天下的義，人們的思想才能統一，社會不致發生混亂，國家就得到治理。"古立克提出了幾條基本上為美國曆屆行政改革委員會所接受的行政組織原則。他進而還指出：

一、使組織成員具有同樣理想。自動配合組織行動；

二、通過層級控制系統實現行政組織的全面協調。這與墨子的“尚同”思想類同。這充分説明尚同思想仍然具有較大的生命力。對於企業來説，企業領導必須將企業的核心價值觀、核心理念等反覆向員工傳播，使全體員工高度認同，從而形成強大的精神凝聚力。客觀地説，所謂企業文化也就是通過傳播文化的方式加強對員工思想的同化與控制，從而使員工在認同企業目標的前提下，激發巨大的凝聚力與創造力。

《尚同中》雲："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裏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有為不善者……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人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眾，即舉其事速成矣。"

這裏的意思是説，上級有隱微的事或被遺忘的事，下級知道後就會去辦妥從而有利於上級。下邊有積蓄起來的怨恨與禍患，上級知道後就會去排解與消 除。所以數千裏之外，有行善的人，他的家人與家鄉人還未完全知道，天子得知就會嘉獎他。……有做壞事的人，……天子得知就懲罰他。因此，天下人都恐懼、顫懾與謹慎，不敢做淫蕩、暴亂的事，都説天子的視與聽如同神靈。先王説，並不神啊，只有使別人的耳目助己聞見，使別人的嘴巴助己講話，使別人的心靈助己思考，使別人的手腳助己動作。助己視聽的人多了，那麼聞見就廣遠；助己談論的人多了，那麼其善言安撫的範圍就博大；助己思考的人多了，那麼他的謀略、計劃就會迅速獲得；助己行動的人多了，那麼他辦事就會迅速成功。

墨子在此建立了一個兼容信息收集、宣傳、智囊與行動的網絡，而各級政長則是這一網絡的網站。境內人的所見、所聞能很快傳遞到天子，因此，天子便能據此及時獎懲；境內人都助天子講話、宣傳，有利於臣民的思想統一，從而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境內人為天子的事業謀劃，高超的謀略、最佳的方案等都可快速傳遞到天子，這充分提高了天子決策的科學性、及時性、嚴密性，如此也達到政府首腦決策的最優化，大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極大地利用了眾多寶貴的政治資源；境內人都助天子辦事與活動，天子所要做的事可以短時間內完成。

墨子的這些思想，對於當今的企業管理來説是最可貴的思想財富。其一，企業在境內外設立一些市場調研與信息收集的辦事處，無疑將會使企業能及時把 握市場的動態，以利於企業的決策、生產與經營；其二，企業領導對員工傳播企業的核心理念，無疑將會使員工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其三，智囊庫又稱為智囊團、思想庫、發展研究中心等。它是企業創新與發展的不竭的源泉，是企業領導人大腦智力的延伸，眾多成功企業背後都有智囊庫的強有力支持，這也是科學決策所必須的；其四，企業員工都大力協助企業領導從事，則企業的目標就能較快地達到，企業的效率因此而得到提高。

在墨子看來，天子、臣民間上下情是互相暢通的。這也完全符合現代企業管理層級"扁平化"的趨勢要求。在發達國家的傑出企業中，企業員工可以隨便進出老總的辦公室，這也是便於上下情溝通。可見，墨子具有非凡的先見之明與高超的遠見卓識，這是值得任何一位管理會所學習與借鑑的。

四、察其志功

墨子認為人們從事必須要有正確的動機，《經説上》雲："志行，為也。"又云："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意即動機與行為結合起來，才能完成一番事業。做事的動機不應求名聲；苦求名聲，就是投機取巧，象盜賊一樣。《經上35》雲："功，利民也。"就是説，行為的效果只要對於人們有利就行。《經説上》雲："功，不待時，若衣裘。"大凡要成就事業一定要預先醖釀，而不要等到冬天才做衣裘一樣。

《魯問》篇雲："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 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末可知也， 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詩人序》雲： "在心為志。"故"志"為"志向、動機"之意。《孟子．公孫丑上》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功"意為"功效、成就、效果。"故原文意思是，魯君問墨子説，本人有兩個兒子，一個好學,一個喜歡分給人錢財，誰可立太子呢。墨子説，還不能知道，也許是為了獎賞與名聲吧。釣魚者的恭敬，並不是為對魚恩賜；以蟲為誘餌捕鼠，不是愛鼠；希望君主將其動機與效果結合起來考察。墨子對於人員的考察評估綜合動機與效果兩者來進行，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對於企業管理與行政管理都具有相當的借鑑作用。

墨子在考察下臣使時，也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反對唯命是從的奴才,器重有正義感的忠臣，這也是從動機出發考慮的，體現了墨子匡扶正義的凜然正氣，也體現了墨子助人利民的愛國精神。《魯問》將雲："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如其善，尚同而無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墨子認為領導考核與評價下屬，不應該看其俯首聽命, 就認為是忠臣。而應該是上司有過錯就微微勸諫，自己有好的謀略就告訴上司；糾正其不正，輸送其善念, 與上司同一而不與下朋比，有美譽歸為上司，有怨仇下屬承擔，安樂在上司……墨子所言的下臣就是現代企業管理與行政管理中所需要的管理者，這也是很好的管理人才之標準。

在現代管理學中，從管理績效的評價方面的觀點看，有四個重要的指標，即"一、目標與手段；二、時間；三、硬指標與軟指標（如利潤等財務指標等）； 四、價值判斷。"關於其一，無論是個人的目標還是組織的目標，其實就是相當於墨子所言的動機；關於其二，墨子也強調要預先醖釀；關於企業的利潤等其實相當於墨子所言的效果。關於價值判斷，在上文考察下臣時墨子也已經論及了。

此外，《耕柱》篇又云："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貴其見吾亦從事，不見吾亦從事者'"可見，墨子重視對人員考核的長期性、完整性、全面性。這無疑有助於對他人的整體把握與瞭解，俗語"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就是這個意思。這無疑也要求大家做人要始終一貫，要堅持原則性，不要當面一副面孔，背後一副面孔。

很多著名的成功企業都深信，要造就一流的品牌，必須先造就一流的人才。德才兼備的人才的確是國家的財富、企業的資源。

墨子重視環境和教育對於人性形成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著名的“素絲説”，認為人性如素絲，“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以素絲和染絲為喻，形象地説明環境、教育對人性形成的重要性。所以，他強調“染不可不慎也”。從“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出發，墨子主張以“兼士”作為教育的培養目標，通過他們去實現賢人政治。兼士應該具有知識技能、思維論辯和高尚道德三項要求。其中道德高尚尤為重要。唯有如此，兼士才能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不分彼此、親疏、貴賤和貧富，對所有人都能做到“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在教育內容方面，墨子除了主張進行政治和道德教育、文史知識教育之外，還特別重視科學技術知識教育和培養思維能力的教育。前者包括生產和軍事科學技術知識教育以及自然科學知識教育，目的在於訓練和形成邏輯思維能力，善於與人進行論辯，説服別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儒家主張“六藝”教育相比，這是墨子在教育內容方面的一個重要創造。在教育原則和方法上，墨子不贊同儒家“拱己以待”的方法，而是提倡“雖不叩必鳴”，應該積極主動地去説教。也不滿意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方法，而是強調“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教育方法與古代不同，必須重在創造。他重視實踐在教育中的作用，認為“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他還注意到施教過程中應顧及到學生的知識水平，做到“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他是中國教育史上最早明確提出量力而行原則的教育家 ^[2]  。與儒家教育異趣的墨子教育思想，包含了許多合理的內容，是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