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項族

在最早的漢文文獻記載中，將党項人稱作“党項羌”。“Tangghut”（党項）這個名字最初是在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中出現的，時間是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可以肯定，這個字最初必定是來源於某種阿爾泰語系的形式，此後很可能是通過中亞的媒介——可能是于闐語或粟特語，從吐蕃的自稱衍生出來的。 ^[1] 

後來，党項（漢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亞和中亞地區對於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肅地區的部落羣體的通稱。這個名稱一直使用到了19世紀。 ^[1] 

在以後的漢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獻中，以及19、20世紀前往漢藏交界地區的西方探險家的傳記中，都廣泛使用了這個稱謂。 ^[1] 

最早的漢文文獻記載党項為漢朝西羌的後裔。自遠古以來，羌人就佔據着青海湖周圍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黃河、大通河、湟水源頭附近的山地。在這一片地區的邊緣地帶，就是位於吐蕃東北部，習慣上稱作安多的地方，早期党項和吐蕃的先民們大概都混雜居住在這一地區。對党項語言的研究證實，就分類而言，操党項語的人可以歸為藏緬民族的古代成員。而就其文化來説，党項人則具有其他羌族族羣的許多特點。 ^[1] 

古代羌族是一個大系，有很多的分支，有因地域劃分的，如：白蘭羌、宕昌羌等等；也有因族羣劃分的，如：党項羌、吐谷渾羌等等。 ^[3] 

南北朝末期（6世紀後期）開始活動於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帶。當時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

《隋書·党項傳》記載：党項"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牆"。 ^[4]  也就是説早期的党項人不事農業，衣、食、住皆仰賴畜牧，無文字曆法，以草木枯榮計算歲月，崇拜天神，死後火葬。党項人尚武而勇猛。同氏族的人須互相幫助，當受到外族人傷害時，必須復仇，未復仇前，蓬首垢面赤足，禁食肉類，直到斬殺仇人，才能恢復常態。此外。党項人還特別崇尚白色，故自稱“大白上國”。 ^[5] 

隋文帝開皇四年（584年）有千餘家党項羌人歸屬隋國。次年，党項族領導人拓跋寧叢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肅臨潭縣境）請求內附，隋朝授拓跋寧叢為大將軍。 ^[6] 

開皇十六年（596年）党項首領進攻會州（今甘肅靖遠縣東北），兵敗紛紛降附，並遣子弟入朝謝罪，向隋朝納貢。

唐初武德年間（618—626年）党項相率歸屬唐朝。党項羌中著名的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個部落，此外還有黑党項、雪山党項等部落。其中拓跋部落最為強大。 ^[5-6]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唐朝南會州都督鄭元躊招諭党項歸附，党項首領之一細封步賴率所部歸唐，唐朝在其地設軌州（今四川松潘縣西），授細封步賴為刺史。其他党項部落，亦紛紛響應，又設崌、奉、巖、遠四州，並以原來各部酋長分別擔任各州刺史。

貞觀九年（635年），唐下詔遣使開河曲地為16州，党項內附者34萬口。當時曾與吐谷渾王慕容伏允結為姻親的党項拓跋部酋長拓跋赤辭，也在與唐作戰兵敗、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歸附唐朝。唐就其地分設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歸附的部落首領作刺史，以拓跋赤辭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受松州都督府節制，封為平西公。

唐初崛起於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國，日益向外擴張，北上並滅了吐谷渾，並侵襲威逼党項羌。散居在今甘肅南部和青海境內的党項部落南遷，唐移靜邊州都督府至慶州（今甘肅慶陽縣），轄下的25個党項州，也隨着一道遷徙。党項族原住地為吐蕃佔領，留下來的党項居民為吐蕃貴族所役屬，吐蕃稱這些人為"弭藥"。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渾在青海湖地區的地位，迫使眾多的党項人逃離故土。 ^[2] 

武則天如意元年（692年），党項部落萬餘人脱離吐蕃，歸屬武周，武則天將其分置十州。 ^[7] 

唐廣德二年（764年），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自恃平定安史之亂有大功，對唐朝所給的待遇不滿，起兵反叛，並煽動党項、吐谷渾等族叛唐作亂。朔方（駐今寧夏靈武縣西南）節度使郭子儀為了防範党項等族受其煽動，建議唐王朝將居住在靜邊等六府的党項遷到銀州（今陝西米脂縣西北）以北、夏州（今陝西橫山縣西）以東一帶居住；另將居住在寧朔州（今陝西榆林縣境）的吐谷渾遷移到夏州以西。唐朝宗採納了郭子儀的建議，召党項族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五人入朝，親自接見，並厚加賞賜，讓他們返回各自部落，安撫部眾。從此拓跋乞梅居慶州，號東山部；拓跋朝光居夏州，號平夏部。

唐德宗即位以後，擔心党項族進一步強大，會危害到唐王朝的安全，於是下令禁止商人以牛、馬、軍器等物資和党項族進行貿易。貞元十五年（799年），唐朝永安城鎮將向党項族索取駝、馬等物，並經常對銀、夏一帶的党項族進行騷掠，党項不堪忍受，舉部渡黃河躲避。唐憲宗元和九年（814年），唐復設宥州（今陝西靖邊縣西），以保護党項。元和十五年（820年），唐憲宗命太子中允李寮為宣撫党項使。自此以後，遠近的商人都帶着貨物到該地與黨項族人民交換羊、馬等牲畜。

唐文宗太和、開成（827—840年）年間，唐朝藩鎮的一些官員放任當地豪強、商人肆意掠奪党項族居民的羊、馬財產，引起党項居民的極度不滿，紛紛舉行起義。 ^[8]  大中四年，唐宣宗詔鳳翔李業、河東李拭合節度兵討伐党項。唐軍大破党項，平定了党項。 ^[9] 

唐末宋初以來，拓跋部和被稱為平夏部的夏州部落首領，接受唐、宋封授的官職，並且入居州衙通過貢賜的方式，接受了漢族的物質生活和文化。他們以這種特殊的地位，在對外作戰時召集各部落形成暫時的聯合。宋朝皇室也通過他們來控制党項各部落的對外擄掠。 ^[10] 

宋朝初建，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即附宋，並助兵對北漢作戰。宋朝亦對夏州李氏政權羈縻統治。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傳至李繼捧，發生了党項貴族內部爭奪權位的鬥爭。

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李繼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獻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宋封繼捧為彰德軍節度使，留居京城，党項族內部由此引起了急劇的分裂。繼捧弟李繼遷採納部下張浦的建策，率領貴族逃入夏州東北300裏的地斤澤，抗宋自立。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北宋惟恐党項人“居城自雄”，下詔毀了“統萬城”，將20萬党項人遷到綏、銀等州，也就是現在的橫山、米脂、綏德一帶。從此，党項族便居於銀、夏、綏、宥、靜五州（一説是四州，沒有靜州）。至此，擁有近600年曆史的“統萬城”漸漸沉寂在毛烏素沙漠之中。 ^[6] 

宋初趙匡胤削藩鎮的兵權，引起拓跋李氏的不滿。雖然他們一開始服從宋的命令，但兩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李德明時，依附宋朝，轉而對回鶻、吐蕃部落展開大規模的攻掠，極大地加強了党項奴隸主貴族的力量，擴展了統治的領域。 ^[10]  党項割據政權經李繼遷之子李德明一代的休養生息，已經具備了立國的基礎。 ^[6] 

北宋天聖十年（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繼夏國公位，開始積極準備脱離宋。他首先棄李姓，自稱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諱為名改宋明道年號為顯道。開始了西夏自己的年號。在其後幾年內他建宮殿，立文武班，規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軍名。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仿漢字創制西夏文，並彙編字書十二卷，定為“國書”。 ^[11]  北宋寶元元年（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

西夏建國後，党項族的勢力不斷髮展，其疆域方圓二萬餘里，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今內蒙古阿拉善戈壁與鄂爾多斯草原及西部的巴盟、包頭一帶，皆屬西夏所轄。著名的西夏遺址有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百眼窯石窟寺、阿盟額濟納旗西夏黑城、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城塔古城及巴盟臨河高油房古城等。 ^[5] 

李元昊死後，他不滿2歲的兒子李諒祚成為皇帝，由其母沒藏氏專政。遼攻西夏，夏大敗，向遼稱臣。李諒祚子李秉常即位後被其母梁太后幽禁。西夏拱化元年（1063年）吐蕃禹藏花麻歸夏。梁氏又發動與宋的戰爭。失敗後被迫讓權於李秉常。李秉常死後他三歲的兒子李乾順即位，梁氏再攬大權。重新發動與宋和遼的戰爭。李乾順親政後採取依附遼，於宋修和的策略。戰爭逐年減少，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西夏雍寧二年（1115年）金朝立國，開始發動對遼的進攻。

西夏元德五年（1123年）遼天祚皇帝兵敗逃到西夏。同時金使到西夏勸李乾順將遼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擊。李乾順看到遼滅已不可挽回，答應了金的條件。從此西夏歸服金。金侵北宋時西夏隨其尾跡而入，獲得了數千裏的土地。

李乾順死後其子李仁孝即位，李仁孝的改革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保持了社會的穩定。

李仁孝死後，其子李純佑即位，政治腐敗，國勢日益衰落。西夏應天元年（1206年），他的堂兄李安全篡位，殺李純佑。李安全改變了與朝貢金朝的政策，開始朝貢此時不斷強大起來的蒙古族。他發動了與金長達十多年的戰爭，使兩個國家被削弱，而且，他統治時期，西夏百姓十分貧困，軍隊非常衰弱，政治腐敗到極點，而李安全自己卻十分腐敗，沉湎於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四處怨聲載道。再説李安全附蒙抗金的策略並沒有給他帶來蒙古的友好。早在西夏天慶十二年（1205年）大蒙古國就開始進攻西夏。至西夏應天四年（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夏無以抵擋。

西夏皇建二年（1211年）西夏內部發生宮廷政變，李遵頊篡位，李遵頊仍然保持着襄宗（李安全）的作風，西夏政治更加腐敗。

西夏光定六年（1216年）西夏因不肯派兵幫助成吉思汗西征，觸怒了蒙古汗國，次年大蒙古國第四次進攻西夏。

西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由於李遵頊聲稱自己不願做亡國之君，便讓位給太子李德旺。

西夏在襄宗、神宗一再的腐敗下，終於病入膏肓，無可救藥，雖然夏獻宗李德旺是治國之才，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權覆滅命運。李德旺打算趁大蒙古國成吉思汗西征之際抗擊蒙古國。不料機密泄露，西夏乾定二年（1224年）蒙古攻克興慶（銀川）。李德旺向蒙古投降，送人質，才得免滅國。

西夏乾定三年（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勝後又開始對西夏的進攻。 ^[12] 

西夏乾定四年（1226年）李德旺病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推為皇帝。

西夏保義二年（1227年）李睍投降蒙古汗國，成吉思汗此時已死，但密不發喪，以免西夏反悔。李睍投降後，窩闊台大汗按照成吉思汗遺囑將其殺掉，西夏皇族乃至党項全族也被滅族。西夏滅亡。 ^[12] 

西夏亡國之後，夏國的拓跋貴族帶領部分民眾遷徙到了現在四川甘孜 ^[23]  一帶的藏區木雅，重新建立了西吳王國。這個歷史上的西吳王國，有專家考證出就是西夏王國的延續。至今，四川甘孜地區還流傳着西吳王的傳説。 ^[12] 

夏景宗元昊建國後，在他的周圍建立起一個統治機構。由於夏國境內存在着漢族和其他各民族，元昊一面採擇宋制建立官職，一面又設黨項官，兩個系統並列。同時也有了司法官，並逐漸出現了法律。 ^[13]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響很大，官制的設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御史台、開封府、翊衞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羣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等。地方行政編制分州、縣兩級，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國防要地有時也設郡、府。

西夏時期的軍事制度是在党項的部落兵制的基礎上吸取宋制而發展起來的。樞密院是西夏最高的軍事統御機構，下設諸司。軍隊由中央侍衞軍、擒生軍和地方軍三部分組成。

中央侍衞軍包括“質子軍”、皇帝衞隊和京師衞戍部隊。“質子軍”人數約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選拔善於騎射者組成的一支衞戍部隊，負責保衞皇帝安全，號稱“御圍內六班直”，分三番宿衞。

另有皇帝親信衞隊3000人，是從境內各軍中精選出來的強勇之士組成，皆為重甲騎兵，分為十隊，每隊三百人，隨皇帝出入作戰。京城地區還屯駐一支訓練有素的衞戍部隊，共2.5萬人，裝備優良，是中央侍衞軍的主力。擒生軍人數約十萬，是西夏的精鋭部隊。主要任務是承擔攻堅和機動作戰。因在戰鬥中生擒敵軍為奴隸，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軍由各監軍司所轄，共有50萬人，軍兵種主要是騎兵和步兵兩種。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時不脱離生產，戰時參加戰鬥。最小單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組成，主力一人，輔主一人，負擔一人。

西夏出兵作戰，仍保持着若干原始的風俗制度。出兵前各部落首領要刺血盟誓。李元昊率領各部首領在出兵前先外出射獵，獵獲野獸，環坐而食，共同議論兵事，擇善而從。這實際上是一種貴族議事的制度。 ^[13] 

党項族政權地處西涼地區，是遊牧民族，經濟並不發達。其經濟的來源是靠侵佔宋的土地而成的。党項在太祖（李繼遷）時期佔領了宋的靈州（今寧夏吳忠市）和興慶（今寧夏銀川）等地，又向西佔領了涼州（今甘肅武威）和瓜州（今甘肅安西）等地。這些地區豐饒五穀，經常種植蔬菜，水果和糧食。党項人在這個廣闊的農田裏耕作，學會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促進西夏經濟的發展。並且，党項長期與漢人雜居，農業技術也達到很高水平。史書曰：“耕稼之事，略與漢同”。 ^[6] 

西夏建國後，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大力興修水利工程，並親自主持修築了從今青銅峽至平羅的灌渠，世稱“昊王渠”或“李王渠”。以後，興慶府、靈州一帶，一直是党項糧食生產的主要基地。在發展農業的同時，党項統治者也較重視畜牧業生產。國家專門設立羣牧司負責畜牧業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區主要分佈在橫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帶，牧養的牲畜以羊、馬、駝、牛為主，還有驢、騾、豬等。由於農、牧業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西夏的冶煉、採鹽製鹽、磚瓦、陶瓷、紡織、造紙、印刷、釀造、金銀木器製作等手工業生產也都具有一定的規模和水平。 ^[6] 

西夏本來沒有瓷器，瓷器靠掠奪宋人來獲得。宋夏慶曆和議以後，西夏與中國宋朝交往的同時學會了制瓷技術。西夏毅宗時期，西夏開始興建瓷窯，開始生產自己的瓷器，發展制瓷業。西夏的制瓷中心位於"塞上江南"銀川平原。其瓷器既吸收中原地區的優點，也有本民族的特點如淳厚朴實等，形成了獨具一格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還遠銷到海外。 ^[6] 

西夏崇宗、仁宗時期，西夏經濟大大的發展。農業，商業，手工業逐漸發達起來，四方的物品會集到興慶，進入了西夏經濟最鼎盛的時期。

党項族本是遊牧民族，佛教東傳甘肅以後，西夏內部開始創造獨有的佛教藝術文化。今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的百眼窯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畫藝術的寶庫。在額濟納旗黑城、綠城子中發現的西夏文佛經、釋迦佛塔、彩塑觀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發現。

另外，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西夏廣運三年（1036年），西夏人消滅瓜州、沙州的歸義軍政權，開始統轄敦煌地區。此時西夏將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幾分光輝。從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整修莫高窟。當時莫高窟塗綠油漆，接受了幾分中原文化，還有一些畏兀兒、吐魯番風格。党項將自己強悍的民族精神和別具一格的文化也讓這座佛教建築顯得更加光輝燦爛。

西夏廣運三年（1036年），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為增強民族意識，命令大臣野利仁榮效仿漢文，主持創制並推廣使用西夏文。總共創制6000餘字，編纂成書，分12卷，稱作“國書”。 ^[16] 

党項創制文字後，十分重視其使用。首先將西夏文“尊為國字”，這就確立了其文字的主導地位，為其使用、推行創造了前提。還規定“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並設立類似中原王朝翰林院的番學院和漢學院，其中又以番學院為重。番學院掌管與藏族、回鶻等一切文字往來，並用新制的西夏文字；漢學院掌管與宋朝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邊以西夏文並列。政府設置機構並率先使用西夏文，為其實際應用奠定了基礎。

李元昊創制西夏文字後，又命野利仁榮主持建立“蕃學”（党項學）。用西夏文字翻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書，選拔党項和漢族官僚子弟入學學習。學成之後，出題試問。學習精良，書寫端正者，酌量授給官職。蕃學的建立實際上是仿照宋朝的科舉授官制，並藉以推動夏國文化的發展。元昊反對儒學而又譯讀《孝經》，顯然是為了適應氏族部落制的傳統習俗的緣故。 ^[17] 

党項族住房有獨特的習慣，一般平民百姓建造的房屋以石頭砌房基，以黃土夯為牆，又以土蓋其頂，或者用牛尾及羊毛編織覆蓋房頂，一年換一次，不用磚和瓦建造房屋。只有有官爵的人，可以用瓦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在《隆平集》中説，党項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明《嘉靖寧夏新志》中也説：党項族“俗皆土屋，惟有命得以瓦覆之”另外，党項族住房正中一間專門供奉神，設置香案，人不能居住，人住在兩側的房間。住房習俗不僅書上有記載，在西夏王陵中也有所反映。

西夏是一個封建王朝，官民等級甚嚴，故而党項族的服飾主要以顏色來標誌着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項後垂紅結緩”。文官戴頭巾，穿紫衣、絆衣；武官戴金帖雲鏤帽、銀帖間金摟冠、黑漆冠。官員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繡盤球紫花旋襴，束帶。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綠色服裝。男士在帽上掛紅色，而女人梳高發髻。元朝詩人馬祖常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飾：“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卻召霞縣作夫婿。”

党項族從皇帝、貴族到平民百姓，信仰佛教。家家户户立神位，奉鬼神。軍隊出征前，卜卦問吉凶。另外，他們拿一隻羊，先對羊焚香，喂以糧食，搖搖羊頭，然後把羊宰殺，剖開腹，看羊腸胃貫通，則表示出師順利，將凱旋而歸。如羊腸胃裏積有血，則表示出師不利，要推遲出兵時間。還有“種以箭敲擊弓弦、聽其發出的聲音，判斷敵人到什麼地方，交兵是勝或負。西夏國尊崇孔子，尊其為文宣帝、學儒家。

党項族有禿髮習俗，党項族東進以後，受漢族習俗的影響，學習漢人結髮。李元昊上台後，第一道命令就是禿髮令，推行党項族的傳統髮式，全國統一禿髮，從他自己開始，如果誰不禿髮，就要嚴懲。出土的西夏瓷人頭像反映党項禿髮的社會習俗。《遼史》也記載了党項族禿髮的習俗 ^[24]  。

党項自其崛起直至立國，一直處於中國北方民族勢力紛爭時期，其他民族如漢、契丹、女真、回鶻、吐蕃及蒙古等等，勢力都比較強盛，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為了戰勝惡劣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他們同仇敵愾，形成了一種鐵骨錚錚，尚武好鬥的民族精神，這種尚武精神也正是党項立國之本，“西夏崇尚舊俗，故能保國數百年”，所謂的舊俗即指党項族的尚武之風習。據史書記載，党項族“民俗勇悍”。

党項人的尚武精神在立國過程中及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表現得比較突出，但到後期已嚴重削弱。 ^[19] 

西夏保義二年（1227年），蒙古滅西夏，党項人遂成為蒙古元朝屬民，系色目人之一種。蒙古語譯党項為唐兀（《元朝秘史》譯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朝以唐兀氏指稱党項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領土主要在黃河以西，漢文文獻稱之為河西，自蒙古語轉譯，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謂“蒙古人稱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區”。但蒙古人所説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遺民，不專指党項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漢河西”之別，《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舊羌為‘蕃河西’，陷沒入為‘漢河西’。”有的學者認為，在西夏統治的近二百年間，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元朝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來指稱這個民族共同體，而“党項”之名卻再也不見於載籍。但在指西夏遺民時，唐兀人與河西人、西夏人還是有所區別的。由於党項族的族稱在各個歷史時期頗有歧異，為了行文的統一，本文仍採用其初始名稱党項，以党項遺民來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項遺裔來指元以後的党項人後裔。

西夏亡國後，党項族人遭受蒙古人屠殺，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地域，少數倖存者不得不與其他民族間錯雜居，從而漸漸為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族所同化。20世紀以來，學者們對西夏亡國後的党項遺裔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從中可以看到這個民族是這樣最終走向消亡的。

元朝時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項遺民，蒙古元朝曾多次從河西隴右調徵為數可觀的党項兵士，蒙古元朝的宿衞軍和鎮戍軍中都有專由党項人組成的“唐兀軍”。 ^[21] 

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濱、史金波在甘肅酒泉發現一通漢文、回鶻文合璧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他們的研究結論是：此碑完整記錄了一個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國至蒙古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間，歷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職官世襲情況，從中可以瞭解元朝西夏故地党項遺民的活動。這個家族從西夏亡國後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項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習用的名字，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項遺民的一種蒙古化趨勢。 ^[21] 

元朝以後，河西隴右的党項人就再也沒有消息了。白濱、史金波認為，現今分佈在甘肅河西走廊中部、祁連山北麓一帶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項、回鶻、蒙古血統的一個民族。 ^[21] 

1920年代，英國人伍爾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根據當地部分居民的語言特徵，認為他們有可能是西夏亡國後南徙川康的党項人的後裔。1944年，四川大學鄧少琴先生應西康省通志館之邀，對西康地區進行歷史考察。他從木雅一帶居民口中聽到了關於“西吳甲爾布”（即西吳王，“甲爾布”乃藏語“王”之意）的傳説，説是西吳王曾為北方漢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後來南遷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稱此地為木雅。鄧少琴先生根據這一線索，以當地遺蹟和歷史文獻相印證，寫成《西康木雅鄉西吳王考》一書。他認為西吳就是西夏的對音，西吳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國之後南來此地建立的一個邊裔小政權，並將它與遼亡後耶律大石所締造的西遼相提並論。他還指出，藏語的“木雅”一詞源自宋朝、元朝時代漢文文獻中的“木納”、“母納”、“密納克”等，原是指西夏國都興慶府地，党項遺民南來後把這個名稱帶到了川康地區。人們自此猜測木雅人可能是党項人後裔。 ^[21] 

1980年，寧夏學者李範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區，對生活在那裏的党項遺裔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調查。通過調查並參照漢藏文獻記載，他認為木雅人是西夏亡國經歷蒙古屠殺後後倖存南遷的党項遺民和當地的党項原始居民弭藥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稱“博巴”，意為藏人，但藏人不承認他們為藏族，稱他們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總數約有一萬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語言，他們一般在外講藏語，在家講木雅語。另外在這次調查中還發現，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土著居民的語言與藏語差異較大，與木雅語也有所不同，而與西夏語十分接近，因此李範文認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項原始居民弭藥人的後裔。

需要説明的是，木雅並非一個非常明確的區域概念，在國內出版的任何地圖上都找不到木雅這個地名，它的範圍大小在各個歷史時期是很不一樣的，被人們普遍認為是西吳王時代遺物的八角碉，遍佈於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見西吳王時代的領域遠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佈範圍，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尼措寺以南，木裏藏族自治縣的麥地龍以北，康定縣折多山以西，雅礱江以東的地帶，有木雅上鄉和木雅下鄉之分。

迄今為止，我們對木雅人，尤其是對木雅人歷史的瞭解還很有限，可以説木雅人的謎底至今尚未揭開，比如關於西吳王的推測就主要是建立在傳説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過程也是党項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環節之一，這個問題還有很大的研究餘地。

對安徽党項遺裔的探索主要是圍繞着餘闕及其後裔展開的調查。餘闕為蒙古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廬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於廬州。餘闕以科舉出身，元朝末期為安慶守帥，城破死節，由此名聲顯於後世。 ^[18] 

1981年，根據從地方誌裏獲得的線索，同赴安徽調查餘氏後裔。根據調查結果，並參證訪得的兩部《餘氏宗譜》，弄清了自元朝末餘闕至今已延續二十七世的傳承關係。調查結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慶等地共有餘氏後裔約5000餘人，他們今天都已徹底漢化，只有少數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唐兀人的後裔。 ^[18] 

1984年，馬明達發表《也談安徽的西夏後裔》一文，指出元朝時期移居安徽的党項人遠不止餘闕一族，党項名將昂吉兒自元初即統領一支唐兀軍駐守廬州，後子孫世襲其職，整個蒙古元朝，廬州的鎮戍軍皆由党項人組成，餘闕家族定居廬州當與此背景有關。 ^[18] 

從元朝時期文獻來看，當時移居河南的党項遺民數量可觀。1985年，任崇嶽、穆朝慶根據河南省濮陽市城東柳屯鄉楊十八郎村發現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户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所提供的線索，前往濮陽考察党項後裔，以查訪到的楊氏族譜及記載楊氏事蹟的《述善集》等資料與碑銘相印證，得知現今居住在濮陽市柳屯鄉十餘個自然村裏的3500多位楊姓居民均為党項遺裔。楊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西夏末年歸附蒙古，從軍征戰多年，後其子閭馬定居濮陽，易姓楊氏，至今已傳二十八世。楊氏子孫雖然聚族而居，但因長期生活在中原地區，其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已與周圍人毫無二致。 ^[18] 

此外，任崇嶽又根據元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達魯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銘》和1974年在河南浚縣出土的《中義大夫漢陽府墓誌》的記載，推斷在今天的浚縣應該有一支党項人後裔，但從浚縣的鄉土資料中卻找不到任何痕跡。 ^[18]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韓莊出土兩座明朝西夏文石刻經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對經幢上的西夏文進行了解讀，得知它是一批党項人的後裔於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為興善寺亡僧而立的勝相幢，兩幢上共刻有八十多個党項人姓名。過去人們一般認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於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關過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認為是現存最晚的西夏文資料。三十年代初，陳寅恪先生在柏林國家圖書館見到該館所藏據稱為明萬曆寫本的藏文甘珠爾，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測當時“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保定韓莊出土的西夏文經幢，顯示遲至明朝中葉，有党項人的後裔在河北境內聚族而居，並且仍在繼續使用党項的語言文字。 ^[18] 

西夏亡國時，末帝李睍為蒙古軍所殺，西夏皇族被滅族，此後便再也沒有關於西夏皇族的任何記錄。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區李土司的後人李培業，根據他所保存的從清朝乾隆到民國間的十部族譜資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後裔，並稱居住在今河湟地區的李氏後裔人口達十餘萬之眾。這一説法已經得到某些西夏史專家的首肯，認為它揭開了西夏皇族失蹤之謎。 ^[18] 

在對這個問題略作考究之後，上述結論是很值得懷疑的。首先，所謂河湟地區的十餘萬李氏後裔，當是指原屬李土司統轄的土族人（1982年的統計數字為15萬餘人），土族的族源，現在人們一般認為是出自鮮卑支系吐谷渾，與黨項毫無關係。不過，土司的族屬和土族的族源是兩碼事，關於李土司的來源，自明朝以來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項李氏兩種不同説法，現存最早的《李氏家譜》即稱為沙陀李氏之裔，後來有的族譜則乾脆將這兩種説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後唐亡國之後，續以党項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後，續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賞哥。我認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記載應該是比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遷居河西，在西夏統治時期，他們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當時人們稱他們為“小李”，“以別於西夏國姓”。後人可能因為他們是西夏遺民，就誤認為是党項皇族李氏，而將李賞哥附會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實並沒有什麼可靠的證據。 ^[18] 

以上所述党項遺裔問題，有的尚未得到證實，有的即使可以確認党項遺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徹底同化了，以至於我們今天只能通過族譜資料去識別他們。只有木雅人算是一個例外，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較為封閉，其民族特徵至今尚未完全泯滅（比如語言）。對於研究民族演變和民族融合的過程來説，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價值，應該成為西夏史研究者今後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18] 

《隋書》雲：古三苗之後，其種有宕昌、白狼。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週迴數千裏。自魏晉以後，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其種散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跋氏，最為強大。唐貞觀三年，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為軌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党項之地，亙三千里。步賴一部既為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為居、奉、巖、遠四州。五年，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河曲地為十六州四十七縣，內附者三十萬口。有羌酋拓跋赤詞者，附於吐谷渾王伏允。後亦歸款，列其地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屬松州都督，賜拓跋赤詞姓李氏。自是從河首、積石以東，併為中國之境。後吐蕃強盛，拓跋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移部落於慶州，謂之東山部。此即夏州拓跋之始矣。其別部移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西。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不去者，皆服屬於吐蕃。又有黑党項，在赤水之西。李靖擊吐谷渾，伏允奔於黑党項。及吐谷渾內附，其首領號熟善王者，亦入貢焉。又雪山党項，姓破醜氏，居雪山之下。貞觀初，亦嘗朝貢。又舂桑、白蘭等羌，龍朔以後，與白狗羌俱服屬於吐蕃。雪山，今見四川成都府威州。又有白狗嶺，皆党項舊地也。 ^[22] 

《宋史》卷485《夏國傳》上，李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

《遼史》卷115《西夏外記》：“西夏本魏拓跋氏後。”

《金史》卷134《西夏傳》：“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敍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拓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