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七大藏書樓

清朝在北方收藏《四庫全書》的四座書閣，分別為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此外，清政府又在南方的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

位於北京故宮太和殿東南，東華門西北，文華殿之後，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文淵閣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位於北京圓明園內，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時縱火焚燬。

位於避暑山莊（今河北省承德市）平原區西北部山腳下，建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藏書於1915年運至北京，現歸國家圖書館收藏。

位於遼寧瀋陽故宮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興建，是七閣中藏書最完整而散失較少的一閣。於1966年運於甘肅，現藏於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

位於江蘇省江都縣（今揚州市）大觀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 咸豐四年（1854年）毀於太平天國運動 。

位於江蘇省鎮江市的金山寺，建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咸豐三年（1853年）毀於太平天國運動。

位於杭州西湖孤山南面，是江浙三閣中僅有的一閣，初建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咸豐十一年（1861年）倒毀，部分藏書散失。光緒六年（1880年）重建，現屬浙江省圖書館。 ^[1] 

四庫七閣釋名

《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一部御敕、官修的大叢書，其卷帙浩繁，內容豐富，“海匯百川，綱舉條貫，萃四千餘年之文化，以成歷代典籍之大觀。”[1]是我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寶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部類，“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這些書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2]並“首繕四部，棄置於大內之文淵閣，奉天之文溯閣，圓明園之文源閣，熱河之文津閣。其後又續成三部，分儲揚州之文匯閣，鎮江之文宗閣，杭州之文瀾閣，每部三萬六千三百冊，連翰林院副本合計共二十九萬四百冊。”[3]一部大叢書抄寫了八份，併為其在全國建造了南北七處藏書樓，此壯舉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稱為史無前例的世界文化偉業。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高宗自稱“稽古右文”，要“彰千古同文之盛”[4]，下詔搜訪遺書，十二月就開始纂修《四庫全書》，次年二月成立“四庫全書館”，任命皇室都王及大學士十六人為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為副總裁，下設總纂官、總校官等三百餘人，如當時著名學者紀昀、陸錫熊、戴震、邵晉涵、周永年、朱筠、姚鼐、翁方鋼、王念孫等人均任編修要職。另配繕寫人員達四千餘人……，可謂人才濟濟，盛時興文之壯觀。歷時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編寫完畢，庋藏於文淵閣。後其它六閣全書相繼完成。

早在《四庫全書》開始纂修時，乾隆就決定建立宮廷藏書樓閣“籍資乙覽”，這一思想在其《文淵閣記》中表達的十分明確：“‘凡事預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三，頁一至二）此後，北四閣先後建成。又“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高宗決定再續寫三部藏於江南三閣。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諭：“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編輯《四庫全書》，特建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以資藏庋。現在繕寫頭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於六年內按期蕆事，所以嘉惠藝林，垂示萬世，典至鉅也。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其間力學好古之士，願讀中秘書者，自不乏人。茲《四庫全書》允宜廣佈流傳，以光文治。如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之‘文瀾閣’皆有藏書之所，著交四庫館再繕《全書》三分，安貯各該處，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集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5]

古之藏書，十分困難，不僅怕兵荒馬亂、天災人禍，更恐“俱之灰燼”。正如清代康熙年間大學問家黃宗羲所説：“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範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6]這是黃宗羲在其《天一閣藏書記》中對天一閣藏書發出的由衷地讚歎。清嘉慶有名的學者阮元在其《寧波範氏天一閣書目序》中也贊其曰：“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範氏天一閣巋然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為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7]

乾隆因“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仿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8]所以，在纂修之初就瞭解到，浙江明代嘉靖年間修建的“天一閣”藏書樓，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藏書不黴爛、不蟲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於是即命仿範氏之“天一閣”豫構四閣為將來庋貯之用。如乾隆《文源閣記》所述：“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範氏天一閣為巨擘，因輯《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三，頁二至三）並派專人赴天一閣，瞭解構建情況。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諭：“浙江寧波府範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①，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井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井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準樣，開明丈尺，呈覽。”[9]寅著尊旨至範氏家查看後“即行覆奏”：“天一閣在範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磚甃①為垣。前後檐，上下俱設窗門。其樑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濕。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為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繪圖具奏。”[10]於是，高宗即仿其式分建內廷四閣，及江南三閣。從此，“天一生水”之義與七閣的命名結下了不解之緣。

七閣的建設，因地點、環境及各種因素條件的不同，分別進行了新建、改建和擴建等工程的實施，相繼完成，但均仿“天一閣”構建之制。

首先蕆工者，則為熱河避署山莊之文津閣及圓明園之文源閣。《高宗御製詩》四集（卷三十三，頁三十三）《月台詩》曰：“天一取閣式，文津實先構。”注云：“命仿浙江範氏天一閣之制，先於避署山莊構文津閣，次乃構文源閣於此。”

文津閣位於承德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動工，次年夏建成；文源閣位於京郊圓明園，乾隆三十九年進行改建，在圓明園北部原有建築“四達亭”的基礎上“略為增葺為文源閣”（《高宗御製詩五集：題文源閣詩》），次年繼文津閣之後建成，為北四閣中建成之第二閣；文淵閣建於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年完工建成。地址在紫禁城內文華殿後，閣名沿襲明代文淵閣之稱，藏貯着四庫館完成的第一部《四庫全書》；文溯閣在北四閣中建造最晚，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動工，次年竣工。它位於盛京（瀋陽）故宮的西部。

以上文津、文源、文淵、文溯四閣俱在禁地，為內廷四閣，亦稱北四閣。所有閣式，均仿範氏天一閣之製為之。《高宗御製詩五集：趣亭》（卷四十，頁三十）曰：“書樓四庫法天一”句下注雲：“浙江鄞縣範氏藏書之所，名‘天一閣’，閣凡六楹，蓋義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為厭勝之術，意在藏書。其式可法，是以創建淵、源、津、溯四閣，悉仿其製為之”。

江浙三閣，文宗、文匯、文瀾三閣，亦仿範氏“天一閣”之式為之。只是文宗、文匯因先御賜《古今圖書集成》送藏，故預構建於先，而文瀾閣則在續繕三分《四庫全書》之後，始為建築。三閣皆於江南，故亦稱南三閣。《續金山志》雲：“文宗閣在行宮之左，乾隆四十四年建。”[11]文匯閣建成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御製詩五集》（卷四，頁十九）《文匯閣疊庚子韻》：“天寧別館書樓聳，向已圖書貯大成，”注云：“此閣成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亦仿範氏‘天一閣’之式為之。”文瀾閣始建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於四十九年(1784)，是因“玉蘭堂”改建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諭：“杭州聖因寺後之玉蘭堂，著交陳輝祖（浙江巡撫）盛住（浙江布政使）改建文瀾閣，並安設書格備用。伊齡阿（兩淮鹽政）、盛住於文淵等閣書格式樣，皆所素悉，自能仿照妥辦。”（《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冊，頁85。）《杭州府志：西湖圖説》亦云：“近復於行宮之左建閣，儲藏《四庫全書》，賜名文瀾；東壁光昭與西泠淵映，永資津逮於靡涯矣。”（邵晉涵纂，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一，頁四十四）又《題文瀾閣詩》末聯雲：“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瀾乃得雙”（《高宗御製詩五集》卷六，頁四）。至此，南三閣規“天一”之跡顯然。

如上所述，七閣均仿範氏“天一閣”之式，緣因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為厭勝之術，意在藏書。”為藏書久遠，乾隆不僅仿其式，並借其名，在“水”字上下功夫，意在“以水克火”，保護四庫藏書“以垂久遠”。於是，“水”便成了七閣命名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難發現，七閣的名字：文淵閣、文津閣、文源閣、文溯閣、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有一個共同特徵，即都是三個字，並前後兩字全一樣，首字為“文”，末字為“閣”，只有中間一字不相同，但都帶有“水”旁（文宗閣除外）。其名字寓意十分明白，即首字“文”，代表了中華的文化與文明，代表了大清的文化盛世之意，四庫博大精深的文化等。中間帶“水”旁之字，如上所述，則意模範範氏藏書樓“天一生水”期厭火災之術，以保護藏書。至於文宗閣，一説可以寫成“文淙閣”；一説因為鎮江一地歷來水患，該閣又建在金山之上，金山又面臨大江，如再加“水”反而會遭成“水災”了；又一説“宗”字本身就帶有水意，“雖鎮江文宗，外似獨異，而細籀其涵誼，則固寓‘江河朝宗於海’之意。”[12]總之都是以水克火之意。以上這些解字之説，只能算“望文生意”。

乾隆的解釋卻讓人頓開茅塞，入木三分。僅就內庭四閣為例，可見乾隆釋名之內涵。他釋“文”之義，以文喻水，將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在其《文源閣記》中這樣寫道：“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且數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徑庭也夫。”（《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三，頁二至三）又在其《文溯閣記》中，對“文”的內涵又進行了闡發：“權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藴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繼堯、舜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為世，夫豈鉛槧簡編云乎哉？然文固不離鉛槧簡編以化世，此四庫之輯所由亟亟也。”（《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四，頁四至五）文之義大矣，“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又“數典天一之閣”，從“水”而立義，“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閣書永存，實求“文”之永存。

對於北四閣的命名，乾隆還有專門的解説如：“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謂名實適相副。而文華殿居其前，乃歲時經筵講學所必臨，於以枕經@②史、鏡己牖民，後世子孫奉以為家法，則予所以繼繩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高宗御製文二集·文淵閣》卷十三，頁一至二）因此，雖“文淵閣”一名是明代的產物，但因“名實適相副”，所以仍延用其名。又“文華殿居其前”，此乃講經之所，這樣“於以枕經@②史、鏡己牖民”，“繼繩祖考覺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再如，對文津閣也有一段特寫：“蓋淵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從支派尋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則躡迷途而失正路，斷港之譏，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麗乎天，龍門之名標乎地，是知津為要也。而劉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者，實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莊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則閭閻日富，禮樂日興，益茲文津之閣，貯以四庫之書，地靈境勝，較之司馬遷所云‘名山之藏’，豈啻霄壤之分也哉！”（《高宗御製文二集·文津閣記》卷十三，頁三至四）“津”之奧妙，解釋的如此盡善盡美，天衣無縫。

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他的《文溯閣記》裏對北四閣的命名給予了總結：“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範氏‘天一閣’之為，亦既見於前記矣。若夫海源也，眾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閭何泄，則仍運而為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溯之，是則溯也，津也，實亦迨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是，文之體用顧獨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溯澗求本’之義，而予不忘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高宗御製文二集》卷十四，頁四至五）可見乾隆對七閣命名用心之良苦，“意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