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兩編，各二十五篇。全書用駢文撰寫，各篇末均綴四言八句“贊”一首。除最末的第五十篇《序志》為全書序例，自述撰著動機、宗旨及全書結構外，其餘四十九篇分論“文用”，即作文的宏觀、微觀諸問題，以合《周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説。全書從一至四十九篇的結構如下：

一、總論，共五篇，包括《原道第一》《徵聖第二》《宗經第三》《正緯第四》《辨騷第五》。論述為文的根本原則。

二、文體論，共二十篇，包括《明詩第六》《樂府第七》《銓賦第八》《頌讚第九》《祝盟第十》《銘箴第十一》《誄碑第十二》《哀弔第十三》《雜文第十四》《諧讔第十五》（以上論有韻之“文”）；《史傳第十六》《諸子第十七》《論説第十八》《詔策第十九》《檄移第二十》《封禪第二十一》《章表第二十二》《奏啓第二十三》《議對第二十四》《書記第二十五》（以上論無韻之“筆”）。系統地論述了各體文章的性質、歷史發展和寫作要點。

三、創作論，共十九篇，包括《神思第二十六》《體性第二十七》《風骨第二十八》《通變第二十九》《定勢第三十》《情采第三十一》《鎔裁第三十二》《聲律第三十三》《章句第三十四》《麗辭第三十五》《比興第三十六》《誇飾第三十七》《事類第三十八》《練字第三十九》《隱秀第四十》《指瑕第四十一》《養氣第四十二》《附會第四十三》《總術第四十四》。集中探討創作過程中的個性、語言、風格、思維方式以及情與理、內容與形式等一系列重要問題。

四、批評論，共五篇，包括《時序第四十五》《物色第四十六》《才略第四十七》《知音第四十八》《程器第四十九》。闡述文學批評的標準、方法，展示文學的演進，扼要地評論歷代的文學和作家。

這個以總論居首，以文體論與創作論為主幹，殿以批評論的結構，涵蓋了傳統的文章學的幾乎所有方面。而有關文學的論述，也所在多有。 ^{[1-2]  [4]}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亂而又是大融合的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錯綜交織，十分尖鋭。這種情況雖然和《文心雕龍》的產生沒有直接聯繫，但《文心雕龍》出現於齊梁時期又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分割不開。文學理論是創作經驗教訓的總結，而這個時期文學創作上可總結的經驗教訓極為豐富。正如劉勰在《時序》篇所説，建安文學的出現，就“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歷史的狂潮不僅把文人們捲到“世積亂離”的現實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觸到一些時代的氣息，反映了一些“風衰俗怨”，而且在現實的教育和啓迪下，拋開了漢儒死守章句的老路，從而逐步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獨立意義。 ^[6] 

從建安到晉宋，詩文創作之盛，有增無已。宋文帝時，便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之外，另立文學館；宋明帝設總明觀，也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這是從封建統治機構上正式承認“文學”獨立於儒學之外的開始。文學創作的發展，到了南朝，更由於歷代帝王的愛好和提倡，出現了鍾嶸所説的情況：“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世族文人中也出現“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況。文學創作上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產生文學評論的直接原因。不過，當時對文學作品的評論不是沒有，而是和文學創作一樣過甚過濫。文學評論不乏其人，不過多是達官貴人在“博論之餘”的信口雌黃，他們各隨所好，沒有任何準則。這不單是個批評標準問題，還必須從理論上解決一系列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文學批評才能有所依據。所以，為了澄清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指導正確的文學批評，也迫切地需要文學理論的建立。 ^[6] 

自漢末儒學衰微以來，代之而起的是魏晉玄學。從正始年間開始，就“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東晉以後，佛學漸盛，更加助長了玄風的泛濫，佛教思想對此期文學創作也有着重要的影響。老莊佛道思想瀰漫魏晉詩壇，前後達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雖然“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實山水詩的產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開的。從西晉太康時期開始，文學創作過分追求文辭藻飾的形式主義趨向明顯地出現了。這種風氣到南朝而又有惡性發展，特別是齊梁以後，更由唯美主義發展為庸俗的色情文學，寫下了文學史上極不光彩的一頁。怎樣對待這種文學發展趨勢，就是《文心雕龍》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也就是產生《文心雕龍》的具體原因。 ^[6] 

劉勰出身於寒門庶族家庭，雖然他一向喜愛讀書，但在注重門第的南朝，他的才華很難得到施展，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都存在問題。南齊永明二年（484），劉勰進入了鐘山定林寺，度過了他的青年時期。在寺中高僧僧祐的指導下，他對佛法有了更精到的見解，而在整理寺院典籍時，劉勰閲讀了寺院所藏各類文獻。《文心雕龍》的成書年代，據書中《時序》篇“皇齊馭寶”諸語，及《梁書·劉勰傳》所載劉勰負此書幹求於沈約車前而“約時貴盛”等推考，當在南齊和帝時（501—502）。劉勰撰此書的動機，一是受到“君子處世，樹德立言”的傳統人生哲學的激勵；二是不滿於當時文壇“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而有意糾偏；三是有感於“近代之論文者多”，但“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故“彌綸羣言”，撰著此書。書取“文心雕龍”為名，“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序志》篇）；“雕龍”則典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記“雕龍奭”之稱，原指齊人騶奭善採騶衍談天之術而成文，如雕鏤龍紋一般精緻，劉勰取以狀飾“文心”，蓋指此書的主旨在如雕鏤龍紋那樣精緻地揭示作文所需的細微用心。 ^{[2]  [7]} 

劉勰認為包括文學創作在內的一切“文”的寫作，歸根結底都是對“道”的某種闡發。所謂“道”，聯繫書中上下文看，主要是指儒家正統思想。所以在文章闡發“道”的途徑方面，作者提倡“徵聖”與“宗經”，因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原道》篇），而聖人藉以“明道”之“文”，最典範的便是儒家經書；經籍不但可以提供作文的思想準則，同時也演示了一篇“文質彬彬”之作撰就後的崇高境界。但文的寫作，尤其是文學創作，畢竟不是一種單純的道德説教與思想詮釋，而有其自身特殊的形式要求，因此劉勰又提倡在“徵聖”“宗經”的前提下，適當地汲取讖緯圖書與楚辭騷賦中的有益養分，因為讖緯“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正緯》篇）；而楚騷則“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只要學者“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便“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辨騷》篇）。 ^[2] 

劉勰根據當時文壇對“文”“筆”的基本劃分，在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就詩、樂府、賦等十類有韻之“文”，與史傳、諸子、論説等十類無韻之“筆”的文體性質、發展簡史、寫作要點等進行了逐一討論。這方面與文學較有關聯的見解，主要集中在《明詩》《樂府》《詮賦》諸篇；《諧讔》《論説》等篇的部分論述，也涉及文學。對於已有悠久歷史的重要的文學體裁——詩歌，劉勰首先別出心裁地釋其義為“詩者，持也，持人情性”；繼而比較細緻地回顧了迄“近世”為止的詩史，其中對五言詩起源於李陵、班婕妤的舊説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閲時取證，則五言久矣”；但在比較四言詩、五言詩的優劣異同時，又認為“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對相對後起的五言詩抱有輕視的態度。在論及樂府、辭賦二體時，作者一方面準確地概括、描述了樂府“詩為樂心，聲為樂體”的特徵與賦體創作中“情以物興”“物以情觀”的主客體交流情狀，另一方面又不免受“徵聖”“宗經”著述原旨的制約，斥樂府民歌為“豔歌”“淫辭”。至《諧讔》篇雖貶低有關文章“本體不雅”，但將原不受正統文人重視而又具有相當文學性的諷刺文專列一目討論，不為無見；《論説》篇中表彰“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的論作，要求撰論“義貴圓通，辭忌枝碎”，並強調“説”貴在“順風以託勢”，也點出了議論性散文的創作關鍵。 ^[2] 

在標舉“文之樞紐”，分體“論文敍筆”的基礎上，劉勰又多側面地討論了作文之“術”，即寫作的具體程序與方法。這部分論説由於從現代視角看直接提示了文學創作的諸多要訣，故不少論者徑稱之為“創作論”。其中為歷來研究者稱引的見解，大致集中在《神思》《體性》《風骨》《情采》《物色》諸篇；《定勢》《鎔裁》《附會》等篇解説作文謀篇佈局之道，也頗受學者重視。具體而言，劉勰標出“神思”二字作為“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而他所謂的“神思”，蓋指寫作過程中作者所具有的諸種複雜的思維活動。他將由“神思”統領的這一歷程描寫為“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延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並以“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之語形象地摹畫了“神思方運”之時作者思緒的活躍（《神思》篇）。在充分考慮作者才氣情性的前提下，劉勰又將作品的風格歸納為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體”（《體性》篇），而認為真正優秀的作品所應具備的首要因素當是“風骨”。風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而“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風骨》篇），可見劉勰所稱“風骨”，實是一種作者情志外化於作品的動人風貌，與由錘鍊語辭而呈現於文間的勁健氣概的結合物。至如何使作品臻於具有“風骨”的境界，劉勰又從主客體關係的角度指示了其所由之途。一方面，他推崇“為情而造文”，貶斥“為文而造情”，認為“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篇）；另一方面，他也重視客觀世界對於作者寫作的重要意義，因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之説（《物色》篇）。而在此物、情、辭三者遞進互動的理論構架下，劉勰又對具有一定操作性的作文謀篇佈局、遣詞造句、修改潤色諸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説明，提出了諸如“三準”（《鎔裁》篇）、“四對”（《麗辭》篇）、練字四要（《練字》篇）等一系列作文細則。但在這一部分涉及對“近代”即劉勰所處時代文學的價值評判時，作者仍堅持正統標準，對“新”“奇”之作嚴加排斥，認為“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鋭，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定勢》篇），表現出濃厚的復古傾向。 ^[2] 

在最後一部分通常被簡稱作“批評論”的篇章裏，劉勰實際上分述了文章發展的歷史、作者才德、鑑賞與批評幾個方面的問題，它們也都涉及文學。《時序》篇所列敍“蔚映十代，辭采九變”的文章史，中心內容即是自唐虞至南齊的文學發展簡史。《才略》《程器》篇論作者，所論多漢魏兩晉文學名家。至《知音》一篇，抉發鑑賞品評文學作品要略最多，像所標“六觀”，所謂“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即是劉勰所持的文學批評標準，而“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又是劉勰提出的一種深入作者之心的文學鑑賞方法。 ^[2] 

《文心雕龍》一書，廣大悉備，為中國傳統文化之大系統。其中，訓詁學的內容也相當豐富。劉勰主張訓詁文字必須“要約明暢”，反對繁雜冗長；釋詞要確切，目的在於“明正事理”；正確把握字詞的本義和引申義。其訓詁實踐，主要表現在對各種文體名稱的訓釋上；其創新在於把“註釋”看成是解散了的“論”體。 ^[18] 

作為一部論述文學批評理論的著作，《文心雕龍》的論述語言頗具特色，首先便是語言精練，論述深刻。作者不論是在闡述相關的文學理論還是在梳理不同文體的流派時，都善於運用十分精簡的語言進行論述，以便將深刻難懂的理論或複雜的流變過程以簡明清晰的筆法呈現出來，易於理解。與此同時，又能做到筆法雖簡卻論述深刻，也就是運用簡潔的語言將文學理論解釋得深刻到位，而非簡單地流於表面。 ^[8] 

《文心雕龍》本身也是一部獨立成書的優秀文學著作，不僅體現在涉及文學創作的篇章中極具價值的獨創性觀點，也體現在論述語言上。其論述語言對仗嚴格，聲律工整，體現出極高的文學性。劉勰擅長使用富有文學性的語言進行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的論述，具體體現在《文心雕龍》的篇章中存在大量的駢文語句，辭藻華麗，讀來朗朗上口。 ^[8] 

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名作中，《文心雕龍》以結構嚴密、系統性強而著稱。全書分為四個方面，但其理論觀點是首尾連貫的，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邏輯性強，語言典雅華麗，全面、系統、深入地論述了文學中的很多問題。 ^{[7]  [9]} 

《文心雕龍》中所包含的與文學史、文學批評以及文學理論密切相關的內容，儘管瑕瑜互見，但將之置入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中去看，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雖然書中以“原道”“徵聖”“宗經”為主旨的文章學導論顯現了作者的思想侷限，但文筆精緻、敍述周詳而又具有早期古典文論所罕見的理論色彩的文體、文術、批評諸論，在相當程度上補救了其書思想基礎的陳舊乏彩之弊，奠定了此書在中國文學研究史尤其是批評史上的地位。 ^[2] 

此書繼承並發展了前人的進步文藝思想，比較全面地概括和分析了那個時代的文學現象，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對後世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所提出的一些文章品評概念，如“風骨”“神思”“隱秀”等，在後來的傳統文學批評中得到了廣泛運用。唐時的文人以劉勰的文學主張為武器，一掃六朝時頹廢萎靡的文風，使文壇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昌盛的局面。近代以來，《文心雕龍》的研究引起廣泛關注，形成了專門的學術領域——“龍學”。至今，《文心雕龍》還是研究先秦至六朝時期文學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國內研究《文心雕龍》的論著，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在研究、譯註、考證等各個方面，不斷取得新成就。 ^{[6]  [9]  [10]} 

《文心雕龍》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藝理論史上，也是一部值得自豪的著作。早在9世紀初，《文心雕龍》的部分內容便流傳海外。1731年，日本出版了岡白駒校正的《文心雕龍》句讀本，這是國外出版的第一個《文心雕龍》版本。19世紀以後，國外不僅出版過多種《文心雕龍》的原本和譯本，供研究《文心雕龍》的“通檢”和“索引”也不斷出現。這説明《文心雕龍》在理論上的成就及其歷史貢獻，正越來越多地為世界各國文學研究者所注目。 ^[6] 

除了英、日、韓三種譯文，《文心雕龍》還有其他各種語言的譯文，主要集中在歐洲大陸，包括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已知前4種語言有全譯本。 ^[17]  《文心雕龍》在英語世界不斷被翻譯、被研究，吸引中外學者開啓中西比較詩學研究，溝通中西文論，在英語世界的經典地位也得到進一步鞏固。 ^[19] 

唐代姚思廉《梁書·劉勰傳》：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幹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唐代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敍》：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

明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蕭統之選，鑑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

明代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二：“昔劉勰因文章之弊而着《文心雕龍》”。

明代戴君恩《剩言》卷十四：“陸士衡《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才士須是句句研究，字字推勘，下筆乃不致草草。”

明代王維楨《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二十九：“《文心雕龍》二冊抄畢，專復是書評校極精探，作者之窟遊秇君子不睹斯道，徒以資之所近為詞，終蹈襄野之迷，茲讀覽再四，愛之又愛之也。”

清代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序：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苞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遣言，紛綸葳蕤，罕能切究。

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卷五《詩話》：《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

清代孫梅《四六叢話》卷三十一：探幽索隱，窮極盡狀。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

清代馮班《鈍吟雜録》卷四：“大率文章體制，須以《文心雕龍》、《文選》兩書為據。”

清代王世禎《師友詩傳錄》：“故陸機之《文賦》、劉勰之《文心雕龍》，言非不工也。而試取平原之詩賦，與彥和之文筆，平心讀之，能實其言者蓋寡。”

清代史念祖《俞俞齋文稿初集》：“劉彥和《文心雕龍》稽古探源，與文章能道其所以不溺六朝淺識，此由心得，不關財富也；其為文亦稱贍雅。然徵引既繁，或支或割，辭排氣壅，如肥人艱步，極力騰踔，終不越江左蹊徑，亦毋尤才富，習囿之也。”

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魯迅《〈詩論〉題記》：而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

現代歷史學家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劉勰以前，文人討論文學的著述，如曹丕《典論·論文》、曹植《與楊德祖書》、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都只是各有所見，偏而不全。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討論文學，《文心雕龍》實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11-15]  [21]} 

《文心雕龍》成書後，並未引起時人的注意，雖受到沈約的重視，但也只限於個人激賞，他之後的活動，詩文且再無言及《文心雕龍》。 ^[20] 

隋唐之時，人們已開始引用和品評《文心雕龍》了，據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附錄統計，提及或引用《文心雕龍》者，多達10家以上。齊梁之後，最早對其引用和品評的是隋劉善經，其後引述漸多。隋唐時期，《文心》之影響很小，處於初始階段，大多見諸於著述採摭，雜有些些許考訂，品評頗為零碎且評價不高，其時對《文心》的研究還處於萌芽階段。 ^[20] 

宋元時期，《文心》之影響有所增強，在《新唐書·藝文志》、《遂初堂書目》、《郡齋讀書志》當中，以文獻記載的方式出現，其時對《文心》的引用與品評已更為普遍，如宋《太平御覽》中引用40餘條，宋《類要》中有10餘條，宋《玉海》中也近40餘條，元《金石例》中近20條。《文心雕龍》在宋元之時已經逐漸為士人習知，研究之內容也有所擴大，但未能形成學術之風。雖認可某些觀點，但總體評價不高，其研究仍在採摭、引證上居多，評點除錢惟善序較為具有整體性外，都還只是零碎的話語，其研究仍處於低潮階段。 ^[20] 

明代自弘治、嘉靖、萬曆間，《文心雕龍》凡經五刻，而至萬曆年間以後，影響較大的天啓二年梅慶生音注本、王惟儉訓詁本，以及楊慎批點本。可見明代《文心雕龍》研究已有規模。明人普遍開始接受《文心雕龍》，其實他們不僅接受了該書，還對《文心雕龍》有了研究性的關注。 ^[21] 

清代對《文心雕龍》校勘者，當推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為首。官修《清通志》卷一百四藝文略有“《文心雕龍輯注》十卷黃叔琳撰”。黃叔琳收羅明以來各類版本的《文心雕龍》，在梅氏音注、王氏訓故基礎上結撰而成。楊明照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中指出黃校出53個字，在不曾見到唐寫本基礎上，黃氏及其幕僚確實了不得。無怪黃注本成為清代中葉以來最通行的版本。近代范文瀾注既針對黃注。但在黃、範之間，還有一個李祥，他曾在《國粹學報》上發表的《文心雕龍黃注補正》，很有學術含量，得到楊明照的肯定，並吸收了其研究成果。 ^[21] 

《文心雕龍》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敦煌發現的唐寫本殘卷（斯五四七八，起《原道》篇末，訖《諧讔》篇題）。單刻傳世年代最早的，是元至正十五年（1355）嘉興郡學刻十卷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明清兩代，刊本頗多，以明萬曆間刊梅慶生音注本、清乾隆間刊黃叔琳輯注本較知名。現代學者撰注的諸本中，以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影響最大。另有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增訂本，中華書局，2000年）、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中華書局，1962年）、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詹鍈《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海外還有施友忠的英譯本，興膳宏、目加田誠、户田浩曉的三種日譯本等。 ^[2] 

劉勰（約465—約532），南朝梁文學理論批評家。字彥和。原籍東莞莒縣（今屬山東），世居京口（時稱南東莞，今江蘇鎮江）。早年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精通佛教經論。梁武帝時，歷任奉朝請、東宮通事舍人等職，深為蕭統（昭明太子）所重。晚年出家為僧，改名慧地。南齊末年，寫成《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鉅著。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