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¹，想同之也。

僕少小好為文章²，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³。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⁴。昔仲宣獨步於漢南⁵，孔璋鷹揚於河朔⁶，偉長擅名於青土⁷，公幹振藻於海隅⁸，德璉發跡於此魏⁹，足下高視於上京¹⁰。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¹¹，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¹²。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¹³，頓八紘以掩之¹⁴，今悉集茲國矣¹⁵。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¹⁶，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閒於辭賦¹⁷，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¹⁸，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¹⁹。前書嘲之²⁰，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²¹。夫鍾期不失聽²²，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餘也²³。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²⁴，有不善者，應時改定²⁵。昔丁敬禮常作小文²⁶，使僕潤飾之²⁷，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²⁸。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²⁹，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³⁰，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³¹，至於制《春秋》，遊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³²。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³³；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³⁴。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³⁵，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³⁶。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³⁷，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説，使終身杜口³⁸。劉生之辯³⁹，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⁴⁰！人各有好尚，蘭茞蓀蕙之芳⁴¹，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⁴²；《咸池》《六莖》之發⁴³，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⁴⁴，豈可同哉！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⁴⁵。夫街談巷説，必有可採；擊轅之歌，有應風雅⁴⁶；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⁴⁷，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⁴⁸。吾雖德薄，位為蕃侯⁴⁹，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⁵⁰，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⁵¹，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⁵²，則將採庶官之實錄⁵³，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⁵⁴。雖未能藏之於名山⁵⁵，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⁵⁶，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⁵⁷。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1] 

曹植敬白：德祖兄，幾天不見，非常想念你，估計你也是吧。

我從小喜歡文章，到今天為止，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寫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數得上來。從前王粲在漢南首屈一指，陳琳在河朔獨佔鰲頭，徐幹在青土名列前茅，劉楨在海邊最是出色，應瑒在此地發跡，而你在上京極負盛名。這個時候，他們都覺得掌握了學問的本質、文章的真諦。我們魏王於是設置天網來網羅他們，用繩子來聚集他們，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國了。但是這幾個人，卻不能再寫出絕妙的文章，震驚千里。以陳琳的才能，不擅長辭賦，卻經常説能達到和司馬相如一樣的風格，就像畫虎不成反像狗了。我從前寫文章嘲諷他，他反而大肆宣言説我那是稱讚他的文章。鍾子期不會聽錯音律，人們到現在還都稱讚他。我也不能不感嘆，害怕後人恥笑我。

世人的著述，不能沒有一點毛病。我也喜歡被人指點批評自己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立即就改正。從前丁廙經常寫些小文章，讓我來潤色，我自認為才能比不上他，就推辭了。丁廙對我説：“你擔心什麼呢，文章的好壞，我一個人承擔，後世的人誰知道給我潤色的人是哪個？”我經常感嘆這句很富哲理的話，認為這是美談。從前孔子的文辭，人們可以和他交流，至於他編纂《春秋》的時候，連子游、子夏這樣的人都不能改動一句話。除了這些文章，沒有毛病的文章我還沒有見過。

可能只有擁有像南威那樣的美貌，才可以談論什麼是淑媛；具備龍泉劍那樣的鋒利，才可以談論如何割斷東西。劉修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歡挑剔人家的文章，指責人家的缺點。從前田巴詆譭五帝，蔑視三王，在稷下學宮挑春秋五霸的毛病，一天就能讓一千人心悦誠服，但是遭到魯仲連的一通反駁，便終身閉口不再説話。劉修的辯才，還不如田巴，如今像魯仲連那樣的人，也不難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們各有喜好，像蘭茞蓀蕙的芬芳，是眾人喜歡聞的，但是海邊上有喜歡追着臭味跑的人；《咸池》《六莖》的音樂，是眾人都喜歡聽的，但是墨翟卻有否定音樂的議論，怎麼能一樣看待呢？

如今我從小所寫的辭賦都全部送給你，街巷裏人們的談論，一定有可以採納的地方；駕車所唱的歌曲，也一定有符合風雅的地方。普通人的心思，不要輕易忽視。辭賦是小技藝，不足以用來宣揚大道理，垂範後世。從前揚雄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説壯士有所不為。我雖然沒什麼德才，但是作為王侯，還想盡力報效國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業，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難道只以空洞的文章來建立功勳，用辭賦來追求當上君子嗎？如果我的志向沒有成功，我的方法沒有被推行，我將採集人們的言論，辨別時事的成敗、得失，評定仁義的本質，成就自成一家的學説。就算不能把文章藏在名山，也要把他們傳給有同樣志趣的人。我要堅持到白頭，並不是今天説了就算了！大言不慚，是因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

明天早晨我去迎接你，信上就不一敍述了。曹植書。 ^[3] 

楊德祖，即東漢末年文學家楊修，其在東漢建安年間被舉為孝廉，任郎中，後成為曹操的主簿。楊修學問淵博，聰慧機智，深受曹操父子的重視，據説他看到曹操的隻字片語便能猜到曹操的心思。曹植雅好文學，與楊修關係密切。《與楊德祖書》是曹植整理年少所作的辭賦，送給好友楊修閲覽時附寄的一封信。此信寫於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作者時為臨淄侯。 ^{[2]  [4]} 

文章意在囑託楊修對作者所作辭賦刊削點定，同時縱論當代才人優劣，抒發本身懷抱所繫，意到筆隨，情文並茂，是魏晉時代有特色的一篇論文。這封信評論時人創作的得失，先從文壇盛況説起。作者以神采飛揚的筆觸、錯綜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當時鄴下文苑的繁興局面，歷數“獨步漢南”“鷹揚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發跡此魏”“高視上京”的王、陳、徐、劉、應、楊等建安諸傑，描寫他們以“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的極度自信，齊驅並駕，在曹操網羅文士、廣開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羣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的繁榮景況。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數子尚未達到“飛軒絕跡，一舉千里”的頂峯，各自都還存在侷限與弱點。這就開始突出了此文的一個基本觀點：著述不能無病，作家應當精益求精，不憚修改。信中先以陳琳為例，説明他在辭賦創作方面本不熟諳精通，而他卻過高地自我估價，乃至將別人的譏嘲也當作了讚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這樣那樣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論·論文》：“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問題在於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歡迎別人的批評意見。曹植又舉了兩個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的習慣，一是丁廙作小文請求自己潤飾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無病，需要批評改定，曹植不僅闡述這一顛撲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諸身體力行，囑請楊修刊定自己的辭賦。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建安文壇不自滿、不妄贊，重視修改意見的嚴肅創作態度與良好批評風氣，在曹植此信與曹丕《典論·論文》中均可窺見一斑。

緊接着對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後，作者又從批評家的角度來提問題，指出高度的藝術才能與素養是批評者必具的條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依同理推斷：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筆。這一要求對批評者説來該是不切實際的。文學史上，長於議論而短於創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鍾嶸《詩品》下評陸厥，曾謂其“自制未優，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説明理論批評與藝術創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齊。准此而言，曹植對批評家似求之過苛。但是也應注意，曹植提出創作的行家才有資格議論創作這一觀點，是針對劉季緒之流才庸行妄、隨意詆訶他人的情況而發，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還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異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樂之論，因此批評者在評論文章時，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強求別人認同遷就。

信的最後，作者敍説送去辭作請求審閲的意圖，同時申明瞭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事業追求。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語氣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對辭賦創作貶得很低，視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的“小道”，與建安時興起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的文學新觀念完全矛盾。然而應當看到，曹植是將辭賦、翰墨之事與他視為更重要的事業相提並論、權衡輕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勳業的建樹，“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是他畢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業；其次，是採實錄，辯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學術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仕而優則賦，餘事作辭人。這也恰是他少小以來樂此而不疲的愛好，絕不可能放棄。信中説“街談巷説，必有可採；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明明是將辭賦之作置於“未易輕棄”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魯迅曾指出，曹植説文章小道大概是違心之論。因為人總是不滿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曹植的文章已經做得夠好，便敢説文章是小道；他活動的目標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説文章無用。這對曹植的心態不失為一種中肯的分析。總之，覽文如詭，尋理即暢，後世的讀者應當揣摩體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為送上辭賦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數語即交代清楚請託之事；但由於對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穎、“高視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興揮翰，論文言志，洋洋灑灑地説了開去。縱論時人得失，略無拘忌；抒寫衷心抱負，和盤托出。自許甚高而又虛懷請益，真實的心態自然呈露於紙上。議論雖間有過激處，致貽“辯而無當”（《文心雕龍·序志》）之譏；而通篇讀來，“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條暢以任氣，通脱以述懷，舒布其言，達而後已。作為心聲的獻酬，依然是達到了《文心雕龍·書記》對書體的要求。 ^[2] 

東漢·楊修《答臨淄侯箋》：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5]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第四子。早年受曹操寵愛，一度欲立為世子，因放縱任性而後失寵。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4年）改為臨淄侯。魏文帝黃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王。曹丕稱帝后，他受猜忌和迫害，屢遭貶爵和改換封地。曹丕死後，曹丕的兒子曹睿即位，曹植曾幾次上書，希望能夠得到任用，但都未能如願，最後憂鬱而死。死後諡“思”，世稱“陳思王”。曹植對五言詩的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在散文和辭賦上也有突出成就，他的《洛神賦》是膾炙人口的名作。有《曹子建集》傳世。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