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子尹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農曆三月初十，鄭子尹出生在遵義縣西鄉天旺裏（今鴨溪鎮）河梁莊（今荷蓮村）的一個儒醫之家，母親是東鄉樂安裏三甲沙灘黎安理的三女。鄭子尹5歲時便由爺爺鄭仲橋啓蒙識字，後隨父鄭文清課讀，11歲入私塾，12歲就讀於遵義湘川書院，攻研四書、五經，涉獵諸子百家，性靜持重，極嗜讀書。母見其異，舍薄田，在鄭珍14歲時舉家遷東鄉樂安裏的堯灣（今禹門鄉沙灘），與外祖父黎安理家就近而居，並拜舅父黎恂為師。

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鄉縣令，藏書甚豐。鄭子尹常走讀於舅父家，每次舅父都滿滿地裝一箱書給他。鄭子尹從早到晚肘不離案，衣不解帶，一天要讀若干萬言，後又專心致志地攻讀宋朝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的著作，仔細研究程朱理學。如此數年，學業上有了十分顯著的長進，舅父見其過目成誦，聰慧過人，遂將長女許嫁於他。

自幼精力超邁，寓目輒能記誦。舅黎氏多蓄典籍，悉鼓篋讀之，恆達旦。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1825年），侍郎程恩澤督辦貴州學政，擇優選拔他為貢生。程恩澤系漢學家，為當時宋詩運動領袖，指導他説：“為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兩漢之書。”勉勵以以黔北先哲尹道真為楷模，賜字子尹，並指導鄭子尹讀許（慎）鄭（玄）之書，習宋代詩藝。於是，他進一步鑽研文字的形、聲、義的源流和先秦各種制度。當時的學者們都十分注重考據，他繼承了這種傳統，實事求是地做學問，既不隨便標新立異，也不輕易附和苟同。兩年後返遵，拜遵義府學教授莫與儔為師，繼續攻讀漢學與宋學，並因此與其子莫友芝相識，共同探討經文、切磋詩藝，結為莫逆之交。

道光八年（1828年）考取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年）應聘為遵義啓秀書院講習，同年秋中舉，與莫友芝聯袂進京會試。候榜期間，留意蒐購古籍秘本，閉門研讀，竟落榜回遵。次年，受知府平翰聘，與莫友芝合纂《遵義府志》，歷時3年，成書48卷、80餘萬字。其後，三次進京會試，均未中試，依例選為大挑二等，以教職補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古州（今榕江縣）廳學訓導、荔波縣學教諭，繼任鎮遠府學代理訓導和荔波縣學訓導。每屆任期雖不足一年，仍努力培訓人才。回遵後，先後主啓秀、湘川書院講席，培育鄭知同、黎庶昌、莫庭芝等一批俊彥。

咸豐五年（1855年），有叛苗侵犯荔波，子尹率兵守城。

同治二年（1863年）大學士祁雋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鄭子尹辭謝不就。

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七日，因咽喉潰穿而卒，終年58歲。葬於遵義禹門子午山。

鄭子尹以經學馳名，李慈銘《越縵堂日記》雲：“子尹《經説》雖只一卷，而精密貫串，尤多傑見。”莫友之稱：子尹“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詩歌第三。而惟詩為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張裕釗在《國朝三家詩鈔》中，將鄭珍和施閏章、姚鼐並列為清代三代詩人。

當代國學大師錢仲聯《論近代詩四十家》中寫道：“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經訓一菑畲，破此南天荒。”意在稱譽鄭子尹詩才和經學。鄭子尹和夜郎確有情結。首者，鄭子尹與是縣著名詩人趙旭深交。鄭延趙為《遵義府志》之“採訪”。爾後，清咸豐庚申（1860）古二月二十七日，鄭子尹為避兵禍，舉家遷到桐梓魁巖站楊家河畔，租劉氏宅居住，與趙旭家毗鄰四月之久。其間，鄭、趙及劉希向（字照書，疑為宅主）臨水登山，訪勝弔古，唱和遺響。鄭子尹著《巢經巢》中載詠及桐梓達40餘首。他在經學和文字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經巢經説》一卷、《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鳧氏為鍾圖説》一卷、《親屬記》一卷、《説文逸字》二卷、《附錄》一卷、《説文新附考》六卷、《漢簡箋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輯論語三十七家注》、《説文大旨》、《説文諧音》、《轉註考》、《釋名證讀》、《説隸》等等。

鄭子尹與莫友芝一起撰修的《遵義府志》，博採漢唐以來的圖書地誌和荒經野史，披榛剔陋，矜嚴體例，用了三年多時間，勒成四十八卷刊行。這是我國及貴州歷史上編得較好的一部地方誌，時人評論可與《水經注》、《華陽國志》相匹配。梁啓超稱《遵義府志》為“天下府志第一”。此外，他在史學方面的著作還有《鄭學錄》、《荔波縣誌稿》和《世系一線圖》。

鄭子尹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他那具有濃厚生活氣息的詩作上。他家境貧寒，曾參加過砍柴、燒火、紡織、耕鋤等勞作，對於民間疾苦、官吏貪酷，均有比較深切的體會。他的詩如《捕豺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者海鉛廠三首》、《酒店埡即事》、《經死哀》等便真實地反映了這些內容。“井井泉幹爭覓水，田田豆落懶收箕。六旬不雨渾閒事，里長催書德政碑”(《酒店埡即事》)，封建官吏的腐敗，歷歷在目；“虎卒未去虎隸來，催納捐欠聲如雷。雷聲不住哭聲起，走報其翁已經死。長官切齒目怒瞋，吾不要命只要銀。若圖作鬼即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但呼捉子來，且與杖一百；陷父不義罪何極，欲解父懸速足陌。嗚呼北城賣屋蟲出户，西城又報縊三五！”(《經死哀》)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使人觸目驚心，憤恨不已。另外，他的詩還生動地描繪了山川秀色、田園美景，反映了人生哲理和生活的情趣。如《閒眺》：“雨過桑麻長，晴光滿綠田。人行蠶豆外，蝶度菜花前。台笠家家餉，比鄰處處煙。歡聲同好語，針水曬秧天。

鄭子尹詩宗奉杜甫、韓愈、孟郊、黃庭堅，而能“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學杜、韓而非摹仿杜、韓”(陳衍《近代詩鈔》)。他的詩歌內容廣泛，社會現實、生活雜事、個人抒情、刻畫風景、詠物詠古、題詠金石、談論藝術等，無不涉及，而藝術風格，則有奇奧和平易兩種。其奇奧之作，如陳衍所謂“效昌黎《南山》而變化之”的《正月陪黎雪樓舅遊碧霄洞作》，以及《五蓋山硯石歌》、《留別程春海侍郎》、《癭木詩》、《臘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壩取漢盧豐碑石歌以送之》、《安貴榮鐵鐘行》等。這一類詩，陳衍認為其特點是“語必驚人，字忌習見”，為道光以來“生澀奧衍”一派之冠。而其實在鄭詩中並不佔多數，也不代表其特色和成就。

鄭子尹的詩，為後來“同光體”作者所宗尚，陳衍《石遺室詩話》説：“近日沈乙庵（曾植）、陳散原(三立)，實其流派。”梁啓超《巢經巢詩鈔跋》説:“範伯子(當世)、陳散原皆其傳衣”。所以“同光體”派的胡先驌推崇他為清代詩人第一（《讀鄭珍巢經巢詩鈔》）。

梁啓超則認為：“時流鹹稱子尹詩為能自闢門户，有清作者舉莫及。以餘觀之，吾鄉黎二樵（簡）之儔匹耳。立格選辭，有獨到處，惜意境狹。”《巢經巢詩鈔跋》鄭珍也擅長古文，翁同書為其文集作序，説它“古澀奧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諸子、汲冢墜簡、兩漢碑版文字及馬第伯《封禪記》之屬”，抒情之作，則“又悱惻沈摯似震川(歸有光)”。黎庶昌選其佳篇入《續古文辭類纂》，説明他在後期桐城派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

鄭子尹亦工書畫，楷書學顏、歐，參以二王筆意；行草出《爭座位帖》，篆書效李斯、李陽冰；隸書習漢碑，亦師鄧石如；山水畫宗董其昌，蒼樸蕭散，均有獨創風格。

山勢西來萬馬奔，大樓一勒九旗屯。

天隨路入藤蘿峽，人共雲爭虎豹門。

舊日劉兵此飛過，六年黔國任翻傾。

黃心無復將軍樹，空逐流移泫石根。

明月上岡頭，綠墜一湖影。

來往不逢人，露下衣裳冷。

盡説邯鄲歌舞場，客車停處草遮牆。

少年老去才人嫁，獨對春城看夕陽。

斷巖千尺無去處，銀河欲轉天上去。

水仙大笑且莫莫，恰好借渠寫吾樂。

九龍浴佛雪照天，五劍掛壁霜冰山。

美人乳花玉胸滑，神女佩帶珠囊翻。

文章之妙避直露，自半以下成霏煙。

銀紅墜影飲谼壑，天馬無聲下神淵。

沫塵破散湯沸鼎，潭日盪漾金熔盤。

白水瀑布信奇絕，占斷中黔山水窟。

世無蘇李兩謫仙，江月海風誰解説。

春風吹上觀瀑亭，高巌深谷恍曾經。

手挹清泠洗凡耳，所不同心如白水。

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

碧雲收去鳥，翠稻出行人。

水色秋前靜，山容雨後新。

獨憐溪左右，十室九家貧。

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當異事徵。

逢樹便停村便宿，與牛同寢豕同興。

昨宵蚤會今宵蚤，前路蠅迎後路蠅。

任詡東坡渡東海，東川若到看公能。

牢江驅白雲，流入蒼龍門。

門高一千仞，拄天氣何尊。

蕩蕩百步中，水石互吐吞。

阿房廣樂作，巨窌洪牛奔。

餘波噴青壁，震怒不可馴。

眉水若處女，春風吹綠裙。

迎門卻挽去，碧入千花村。

我行始兩日，異境壯旅魂。

抉懸自何年，信有真宰存。

夕陽一反射，倒樹明蒼根。

老蝠抱石花，紅暉雙車輪。

仰嘆山水奇，俯躡造化跟。

想見混成日，待與見者論。

清代道光年間，貴州局勢大體安定，由於巡撫賀長齡的督令，府州修志之風蔚起，先後輯出的《遵義府志》、《貴陽府志》、《大定府志》、《興義府志》、《安順府志》皆斐然可列著作之林，其中的《遵義府志》成就最高。張之洞在其列出的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縣誌善本名錄中，《遵義府志》與《汾州府志》、《嘉興府志》並稱三部優秀府志。梁啓超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誌學》中認為，在經名儒精心結撰或參訂商榷的若干部志書中，“鄭子尹、莫子偲之《遵義府志》或謂為府志中第一。”張氏、梁氏的評價，足以表明《遵義府志》是一部被公認為全國第一流的地方誌乘。

遵義一府位於貴州北部，地處川黔之間，由於開發不輟，農耕文明已漸成熟。在以往的六七百年間，遵義纂就多部志書。宋代的《遵義軍圖經》，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義郡志》、《遵義軍民府志》等雖已佚失，但其表明，修志的傳統在遵義得到較好的繼承和發揚。清雍正六年（1728年），遵義府由四川劃入貴州。至乾隆年間，知府陳玉壂從山東引種柞蠶放養成功，絲織業快速興起，所產“遵義府綢”遠銷省外，所貢税賦幾及全省之半。富足的經濟更為遵義文化教育的發展奠定了穩定的基礎。應時而生的“沙灘文化”培育出眾多俊才，鄭珍、莫友芝便是其傑出的代表。鄭、莫二君，飽讀詩書，學養深厚，不屑貼括（八股文），遂致科場不利，轉而治學，著作宏富，終成名家，後世皆以“西南巨儒”譽之。道光年間，山陰平翰來，任知府，見遵義“周千里之地，物力殷賑户口繁，非大歉,歲無不完之徵；非死病，臘無不歸之子。經行雖僻，無一二里無塾童聲；省試舉四十八人，郡獲者常逾四之一”，大呼“今視中州何異也？”繼而思之，“有今日之遵義，即宜有今日之《府志》”，於是禮聘鄭珍、莫友芝，委以纂輯之任。不久，平翰因故離任，繼任者張瑛（張之洞之父）、黃樂之“精心致志，三年不倦，遂底於成。”（引文皆見平翰《遵義府志序》）。

鄭珍、莫友芝着手修志，始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此時上距萬曆年間遵義知府孫敏政修纂《遵義軍民府志》（簡稱《孫志》已逾二百多年。《孫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僅留前半部抄本藏民間，鹹、同間毀於戰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詔令修志，遵義知縣陳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義軍民府志》（簡稱《陳志》），迫於時限，《陳志》三十二卷，倉促成書（只三個月），幾乎盡抄《孫志》，實為搪塞之作。其後一百五十多年毫無記載。修志之難，於此可見。當時的鄭、莫亦茫然無所措手足。鄭珍後來回憶説：“議之始，蓋茫然無刺手處。留心一年，始知有《孫志》、《陳志》及各州、縣《草志》而 得之。又一年，乃悉發荒碑僕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得，乃始具稿。稿蓋數月間事耳（賀長齡《遵義府志序》）。據此可知，鄭、莫得到的現成資料極少，絕大多數資料是從“荒碑僕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中重新蒐集來的。為使資料準確可信，鄭、莫又徵引近四百種圖籍進行考訂，耗去的時間已經兩年多了，動手寫稿的時間僅幾個月而已。編務如此繁重，時間如此短促，鄭、莫及其同仁的辛苦程度不言而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史貫二千餘年，共設四十八卷、計字八十萬言的《遵義府志》成書，一方之全史得以問世。

鄭、莫較少治史，但由於二君學識淵深、學風嚴謹，使《遵義府志》卓出眾家，獨具特色。茲略述幾點：

一、內容詳博，考證精審。鄭、莫花兩年多時間蒐集了大量資料，由於蕪雜零亂、真偽莫辯，二君又花極大精力窮源究委，詳加考證，從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以適錄用。黃樂之在序中説：“所徵引前籍至四百餘種，並導源究委，實事求是。然 舊説不安，雖在班《志》、《桑經》，亦力正傳之誤，糾作者之失。人以為妄，意若有不屑屑計者。”周廷授（兵備道）的序中也説：“按之史冊以窮其源，參之羣籍以著其辯，驗之睹記以求其真。繁不傷冗，簡不涉遺，以筆以削，有典有則。”引用資料，目的不在炫博而在求真。鄭、莫認真嚴肅地進行考證，即便名家之作也敢糾謬，絲毫不避狂妄之嫌。因此，《遵義府志》不僅糾正了某些古代文獻及《貴州通志》中的不少誤，而且使以往省志所缺的歷史資料得以充實。正如李鈞（按察使）所説：“使貴州之郡縣山川，自漢魏來皆有緒端；溯古到今，復為年紀，使貴州之唐以前事，在半可以參考，則隱隱乎非僅一府書矣！”

二、不襲故習，體例新穎。《遵義府志》和體例不專仿一家，獨能隨事發凡，篇目據實設置，以總括一府之歷史與現狀而定，如，志前不載詔書、聖喻之類的“宸章”，志中特立“土官”、“木政”、“坑冶”等目，志後存有“雜記”、“舊志敍錄”等重要資料，因此全書條目精當、特色鮮明，內容與形式相得益彰。另外，全志三十三目正文之前，均有一段文字撮記要旨，後人稱為小序。這些小序言簡意賅，精彩透闢，是鄭、莫方誌理論的縮微表現。如《圖説》小序：“近世之作，頗失本旨，塗飾名勝，標揭羣景，直似以其事為風月魚鳥設者。這是對喧賓奪主地標揭十景八景之類作法的批評。《星野》小序説：“郡國入度皆（鄭）康成所見、後世堪輿説耳。”堪輿之説，即風水先生的邪説，如何可信？《金石》小序説：“今窮搜潛剔，荒巖破寺，頗有遺留。文獻不足，賴此依據。”金石遺留的作用一覽即明。《物產》小序説：“志載方物，非譜羣芳。凡同常見，無關考索者，固可毋庸數也。”無關考索的方物，當然可以不錄。《宦績》小序説：“宋人為郡之書、皆著宦績錄，紀賢而不載暴，章直道，系謳思，皆與文史傳異也”。這是對宋人不言惡事的批評。《學校》小序説：“至粲乃始建學，再傳至文，乃始建孔子廟，則遵義學校之設，蓋與楊簡之拓臨安，與權之建錢塘，同時並著矣。”鄭、莫把遵義建學與臨安（今杭州）開拓，錢塘修建視為同時大事，説明意義之重大。

三、重視經濟，關懷民生。以往的一些方誌，重人文而輕經濟，對與民生密切相在的農工、商業記之甚略，往往以“食貨”統而記之，語之不詳。有的甚至失記，而於田賦則唯恐有所漏落。這是為官府的征斂服務的。《遵義府志》卻不同，農桑、物產、木政（為皇室採木）、坑冶（礦業）各佔一卷，農桑、物產篇幅尤多，對生產技術的介紹特詳，如土壤分類、品級，宜種何物；耕牛的識別、飼養以及農具的製作、使用；作物的栽培、收藏，無不細述；對山蠶與家蠶的放養、繅絲、織綢的全套操作規程，介紹得頗為精細。可以説，這是遵義勞動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農桑、物產等卷，堪稱遵義的《農政全書》或《動植物誌》，具有指導生產、發展經濟的實際意義。此外，《遵義府志》還記述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繁盛景況：“紡織之聲相聞、槲林之蔭迷道路。鄰叟村媪相遇，惟絮話春蠶絲幾何，秋絲幾何，子弟養植之善否。”絲織業的興起發展，引來“秦晉之商”、“楚粵巨賈”，大批蠶絲和織品銷往全國各地，以致“遵綢之名，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見《遵義府志》卷十六），反映了遵義資本主義萌芽的實況，十分可貴。《木政》一卷，鄭、莫以巧妙運筆揭露苛政，關注民生之情，不言而明。所謂“木政”，實系專為皇室採辦珍貴巨木的苛政。小序首先指斥明清木政是“勞民傷財”之舉，隨即抄錄前志所載，略加按語，依時排列採木實錄，木政苛酷之狀不揭自顯，而編者卻未褒貶。史家之筆，令人稱絕。

四、實事求是，不畏非議。以往一些史家，常沉湎於所謂“三代盛世”的讚美之中，認為那才是“理想之國”。鄭、莫根據遵義的歷史實際，確認古代遵義地域並無“盛世”痕跡，而是地道的“蠻貊之幫”，一切都處於落後狀態。楊氏統治期間，如楊粲等幾代土司推進社會進步，但仍未脱盡“蠻風”。因此，鄭、莫對烏有之事從不提及。但對確有事實則必錄無遺，哪怕非議襲來，也從容應對。志中所記人事雖已過去，但其子孫、親友多在本地。因而敍事的詳略、品味的高下，頗難盡如人意，必將開罪於人，招來是非。書未寫成，譏讒之聲已時有所聞。但鄭、莫並未低頭，仍然秉筆直書。書成後，鄭、莫同遭辱罵，引起一場風波。莫友芝《給萬心全書》談及此事：“遵乘非議，始事時即意其難免，特不意其出於此耳......一則曰，地方有蠻蠻夷，最為大辱，書之者最為鄙視。一則曰，祭祀婚喪之不中禮，何地篦有？何不獨為諱而著之也！否則曰，某傳或遺子孫，某傳至評其姻婭，軒輊非允。如是而已矣：“少數人借上述枝節大作文章，先是竊竊私議，繼而四處哄傳，煽動，“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以耳為目，舉國若狂。不雲和圍而劫之家，即擬羣聚而毆之市。兩書生之雞肋，亦安當眾拳！而客之所為，勿乃近於無賴。”這幫無賴之徒氣勢洶洶，妄圖大打出手。鄭子尹在《有感二首》中説，“服漸為人指，萬應善自全”，“海澄何日見，世議皺眉聽”，表現了他們堅持實事求是，不向邪惡低頭的可貴精神。

五、品 人物，重德重績。凡對百姓做過好事者，不論官職高低，一概錄載其人其事。乾隆年間，從山東引進山蠶而使遵義致富的知府陳玉壂；創建湘川書院的知府劉詔 ；教了種桑養蠶的真安州吏目徐階平，都列入“宦績”卷，備加讚揚。揚氏土司中重視經濟開發和文教發展的楊粲、楊價（音介）、楊文、楊原憲和楊漢英，不僅在“土官”中專門立傳，還在“宦績”卷中列名。省志和《孫志》、《陳志》把楊延禮（嘉貞，漢英之子孫）和向朱元璋“獻地”的楊 列入“宦績”中。楊延禮曾投降元朝叛將囊加台。鄭、莫認為他“ 顏目全，大喪前烈”，而楊 “本無可稱，徒以率先歸附，遂爾濫廁”。兩人列入“宦績”均不夠格，因而在《遵義府志》中“今並削之”。至於楊應龍這種殘害百姓、舉兵反叛的敗類，則歷數罪行，大加撻伐。又如，乾隆三十五年，桐梓知縣胡某於大旱之年苛斂百姓，生員李苑鳳等二十四人聯名上告，聚眾生事。結果，知縣和二十三名生員都被處死。鄭、莫記述其事，於字裏行間流露出對生員的同情和對髒官的憎恨，客觀上也揭露了封建刑法的殘酷。

六、文筆典雅，敍事生動。鄭、莫二人，既是詩人，又是散文高手，兼因學殖深厚，諳熟前朝掌故，所以寫起志文來，左右逢源，得心應手。文筆典雅，敍事生動，總能令人得到美的享受。“雜記”中“刺梨”一則寫道：“名者為送春歸。春深吐豔，大如菊，密萼繁英，紅紫相間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出產，移之他境則不生。”山野間默默無聞的刺梨花，被描繪得何等豔麗可愛！“蘆笙”一則寫道：......每當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為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這是多麼生動逼真的苗家風情畫。有些描寫山川祠廟的文字，不惟富於文采，而且洋溢着熱愛鄉土的深情。如“山川”中的“紅花岡”、“在城東志一里，迤 三平。下平俗呼白虎頭，峻峭臨湘江。當日頭未落，晚風搖紅，踞石四顧：吳橋爭渡，染桁收紅；萬室鱗夕，夕嵐無盡。究城郭之盛觀，每徘徊而不忍去。”又如“湘山”：“在城東南二里，上有大德護國寺。山怪石壘，面湘一帶，石尤蒼瘦。古木千章，清陰夾徑；幽風徐引，綠塵細霏。炎天坐卧其間，日影碎金，時聞鳥語；人境雙寂，恍然世外也。“還有些人物傳記、也寫得曲折生動、形象鮮明，頗得太史公之神韻。

由於時代的侷限，《遵義府志》也難免錯訛之處。但瑕不掩玉，《遵義府志》仍然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史學著作，在全國八千二百餘種地方誌乘中，堪屬上乘佳構。

沙灘文化有豐碩的文化成果，既以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為主體，也有農學、地理學、醫學等方面的專著。它廣泛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外來文化的優長，又具有地域的特色。從內容來看，不少著作是以地方史蹟與風情民物為描述、研究對象。如《遵義府志》(鄭珍、莫友芝合纂)、《全黔國故頌》(黎庶昌)等是地方史志；《農談》(黎恂)、《樗繭譜》(鄭、莫)是本地農業、養殖與手工技術的經驗總結；《播雅》(鄭珍)、《野詩紀略》(莫友芝)、《黔詩紀略後編》(莫庭芝、黎汝謙、陳田)是地方詩歌總結。至於沙灘文人詩詞集和文集中的作品，大部與貴州事物相關：或寫本地人物事蹟(墓誌、傳記等)；或描繪本地山水風光，記述民俗風情；或反映本地社會現狀，等等，無不具有濃郁的貴州山區風韻。

沙灘文化成果中，有不少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如《遵義府志》有“天下府志第一”的評價，鄭珍的文字學專著《説文新附考》、《説文逸字》，學界公認是同類研究專著中水平最高的典籍，新編《辭源》多處於引證鄭氏研究成果。鄭珍的《經説》、《儀禮私箋》、《輪輿私箋》等，有不少創見，備受時流推許。莫友芝的目錄學專著昭《呂亭知見傳本書目》等，被目錄學者視為“枕中鴻寶”。他的《韻學源流》一書，被採用為文科大學參考書。

鄭子尹、莫友芝是清代宋詩運動的主將。鄭子尹的《巢經巢詩集》被“同光體”詩派推尊為“宗祖”。原東吳大學教授胡先驌評道：“鄭珍卓然大家，為有清一代冠冕。縱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者。”當代著名學者錢鍾書在論錢載詩時説：“然生沈歸愚，袁子才之世，能為程春海、鄭子尹之詩，後有漢高，則亦愧於先驅之勝廣矣!”在開拓宋詩方面，把錢載比作首舉反秦大旗的先驅陳勝、吳廣，把程恩澤、鄭珍比作成就大業的漢高祖。蘇州大學教授錢仲聯評論道：“鄭子尹詩，清代第一。不獨清代，即遺山(元好問)，道園(虞集)亦當讓出一頭地。”並認為“子尹詩，才氣功力俱不在東坡之下”。評價之高，無以復加。莫友芝著《呂阝亭詩集》，成就略遜於鄭珍，但也是“偏師之雄”。

《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九·儒林三》：鄭子尹，本名鄭珍，字子尹，遵義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十七年舉人，以大挑二等選荔波縣訓導。咸豐五年，叛苗犯荔波，知縣蔣嘉穀病，子尹率兵拒戰，卒完其城。苗退，告歸。同治二年，大學士祁俊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

子尹初受知於歙縣程恩澤，乃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考據，子尹師承其説，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復從莫與儔遊，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於經最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説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偽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為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 推證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矇，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凡字書、韻書、訓詁之書，浩如煙海，而欲通經訓，莫詳於段玉裁説文注，邵晉涵、郝懿行爾雅疏及王念孫廣雅疏證。貫串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學全體大用。”

其讀禮經，恆苦乾、嘉以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又多出新義，未見有勝，説愈繁而事愈蕪。故言三禮，墨守司農，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古注為多。 又以餘力旁通子史，類能提要鈎玄。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脱稿，所成儀禮私 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凡八卷；而喪服一篇，反覆尋繹，用 力尤深。又以周禮考工記輪輿，鄭注精微，自賈疏以來，不得正解，説者日益支蔓， 成輪輿私箋三卷。尤長説文之學，所著説文逸字二卷、附錄一卷，説文新附考六卷，皆見稱於時。他著有鳧氏圖説、深衣考、汗簡箋正、説隸等書。又有巢經巢經説、詩鈔、文鈔，明鹿忠節公無慾齋詩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