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

歷史長河裏的辜鴻銘(7張)

1856年6月30日 ^[14]  ，辜鴻銘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同安縣 ^[13]  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閲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説：“不論你走到哪裏，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1870年，14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賞識。

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此時，辜鴻銘獲文、哲、理、神等十三個博士學位，會操九種語言。他在德國人舉辦紀念奧托·馮·俾斯麥百年誕辰會上所作的即席演講，博得一片喝彩。他還會用拉丁文作詩。民初上海愚園路廊壁上鑲嵌的拉丁文的詩，系辜鴻銘手筆。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在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一書中曾提及辜鴻銘。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1880年，辜鴻銘結束自己14年的求學歷程返回故鄉檳城。

1881年，遇到馬建忠並與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學習中國文化。

1883年，開始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裏，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秘書）。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1891年，俄皇儲來華，贈其鏤皇冠金錶。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並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於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得到欽準。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教習，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訪。

1901年，清廷曾以“遊學專門”名譽賜他為“文科進士”。

1905年，辜鴻銘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

1906年，與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書信往來。

1908年，宣統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

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赴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

歷史長河裏的辜鴻銘(9張)

1911年，辛亥革命後，辜辭去公職。

1914年，曾任五國銀行團譯員一職；9月，進入北京大學教書。 ^[16] 

1915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主講英國文學。《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鋭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主義”的用人主張，創中國大學曇花一現的鼎盛時代。辜鴻銘被邀請教授英國文學。

1920年，英國作家毛姆來訪。

1920年8月16日《時報》刊載的一則消息，是現今發現的最早指出辜鴻銘正式離開北大的資料：“據《字林西報》稱，身處北京的辜鴻銘先生，由於公開支持滿清復辟，似乎招致了北京當局的不滿。辜鴻銘先生已卸任北京大學拉丁語及英詩教授一職。 ^[17]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來訪。

1923年，辜鴻銘經人推薦到一家日本人辦的英文報館當總編。

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三年，其間曾赴台灣講學，由台灣遠親鹿港辜家的創始人辜顯榮招待。4月23日，印度詩哲泰戈爾訪華，辜鴻銘與梁啓超、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熊希齡、蔣夢麟等前往北京前門車站迎接。同年，見溥儀。

1927年，辜鴻銘從日本回到故國。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薦他做新組建的“安國軍政府”大帥張作霖的顧問。張作霖對這位穿前清服飾，留小辮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當地問：“你能做什麼事？”辜鴻銘怔怔地看着這位大帥，絲毫也找不到當年張之洞總督那待人如賓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軍閥張宗昌內定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鴻銘也有意前往執掌。但染了感冒，請了法國醫生來看，不見好轉。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2-3]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蹟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於使西方人瞭解，並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著作一覽—辜鴻銘(10張)

1．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 ^[18-20]  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閲，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説：“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是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 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郵報》（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報》（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華北正報》（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報》（The 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後，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瞭解這位東方聖哲的思想和學説，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論文集Vox 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漢學家衞禮賢（Richard 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於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於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並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着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中的十部經書譯成英文，統稱為《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至今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準譯本。但由於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準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並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並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 ustrated withQuotations from Goethe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後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 Edu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態度。

辜鴻銘翻譯儒經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採用“動態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傑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着這一翻譯宗旨。

辜鴻銘再現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於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註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鴻銘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註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註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瞭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於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註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註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鴻銘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説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於思想和時代的侷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鴻銘譯經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對於辜鴻銘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讚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啓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瞭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並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條，認為辜鴻銘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鴻銘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但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鴻銘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2]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着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説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裏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伕，不知是從哪裏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着，也不失車伕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説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着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衚衕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侷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説:“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精通西學的辜鴻銘，在潛心精研國學後，有了一個比較，就此產生了一個持守終生的定見。他以為儒家學説之仁義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強食競爭中出現的冷酷與毀滅；他相信，正被國人摒棄的傳統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學即是這個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僅自己頂禮膜拜，更不遺餘力推向世界，以為肩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他以英文發表的《中國學》，幾乎就是一篇國學宣言。此後他所著述的《中國札記》《中國的牛津運動》《春秋大義》（即《中國人的精神》）等，所翻譯的“四書”中的三書《論語》《中庸》《大學》等中國傳統典籍，賣力向世界傳播儒家學説，鼓吹東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應該説在此之前，還沒誰更系統、完整、準確地向域外有意識地傳輸國學典籍。 ^[4] 

辜鴻銘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

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of Chinese 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於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説，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温良”。 ^[5] 

在中國人温良的形象背後，隱藏着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着孩子般的生活——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説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説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一樣過着心靈生活”的民族，對於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迴應和解釋西方人關於中國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説：“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在辜鴻銘看來，不屑於精確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產生的那種“安詳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温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中國男人的“温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聖的、奇特的温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着這種温柔，比如基督教的聖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鬆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中的《關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特徵，即“悠閒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後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象的“合理存在”歸因於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並非不道德。”這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麼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徵？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繫到當時歐洲陷於“一戰”炮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於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併為戰後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並沒有產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於自信了。不過，在“一戰”前後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於人們身受戰爭苦難，對於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裏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於普通民眾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瞭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温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嚮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

20世紀初，辜鴻銘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華府會議。某次酒會上，一個淺薄的美國女士坐在辜鴻銘旁邊。望着這個形容古怪的中國老頭，她一時找不到話題。在上場時，終於忍不住，學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語，一字一字地問道：“like soup？”（喜歡這湯嗎？）辜鴻銘禮貌地點頭微笑。女士認為這個Chinaman連最淺的英語都聽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過三巡，辜鴻銘起立致詞，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語，全座為之讚歎不已。辜鴻銘坐下來，也學那女士的腔調，低聲問那已經羞得滿臉通紅的女士道：“like speech?”（喜歡我的演講嗎？） ^[6] 

辜鴻銘曾對學生説：“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便是我。為什麼這樣説呢？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現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在保皇。”

有一年，袁世凱的部下張勳過生日，辜鴻銘送了一副對聯，上聯是：“荷盡已無擎雨蓋；”下聯是：“菊殘猶有傲霜枝。”事後，辜鴻銘故作神秘地問胡適，這副對聯有什麼含意。胡適笑答：“‘菊殘猶有傲霜枝’，當然是指張大帥和您老的辮子了。但不知‘擎雨蓋’是指什麼？”辜鴻銘答：“‘擎雨蓋’就是清朝的大帽子。”於是兩人撫掌大笑。 ^{[7]  [22]} 

辜鴻銘很主張男人要娶小老婆，認為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他説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

辜鴻銘很重視維護儒家學説的傳統價值，1893年他在協助湖廣總督張之洞籌備鑄幣廠時，有一天鑄幣廠的外國專家聯合請辜鴻銘吃飯，大家對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會上，有一個外國人問辜鴻銘：“你能否給我們講講貴國孔子之道有何好處？”，辜鴻銘立即説道：“剛才大家推我坐首席，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像你們西方所提倡的競爭，大家搶坐首席，以優勝劣敗為主，我看這頓飯大家都吃不成了，這就是孔學的好處！”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嘉興才子沈曾植（進士出身，滿腹經綸）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沈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沈曾植説：“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後，辜鴻銘聽説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沈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麼？”辜鴻銘説：“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説：“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鴻銘回國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的幕府當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張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鴻銘卻敢拿張之洞和端方這前後兩任湖廣總督開涮，他説:“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清朝末年，辜鴻銘步入仕途，到外務部任職，官運還不錯。由員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宣統皇帝遜位，辜鴻銘的官也當不成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裏，當時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6] 

有一次，中日甲午戰爭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接觸。辜鴻銘作為幕僚送給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道辜鴻銘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説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時語塞。

辜鴻銘和胡適可謂是最大的冤家對頭了，辜鴻銘蔑視西學，而胡適卻推崇西學。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也多次交鋒。在劇中也有雙方對孔教的爭論。

胡適1917年剛被聘為北大教授時，作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做了一次演講，用英文唸了一句荷馬的詩，結果下面也傳來了一陣英文，意思是胡適先生的英語是英國下等人的發音，而嘲諷胡適的也就是辜鴻銘，這便是兩人的第一次衝突。之後就是各種衝突不斷。

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脱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裏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8] 

説起辜鴻銘，留給國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那條拖在他腦後的長辮子了。這在北京，稱得上出土文物式的一景。辜鴻銘的辮子，並不是僅僅為了復古而留。早在英國留學時，他已剪掉辮子，西裝革履，一副洋派。後來人人談論反清革命，他反而把清朝人硬栽上的辮子重新留了起來。原因很可能是“立異以為高”。當然，也符合他復古派的身份。北大的學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譏：“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 ^[7] 

人民網《狂儒辜鴻銘》：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説，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温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温良”。 ^[8] 

張中行：我想，如果説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在舉世都奔向權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

《論語》英譯本出版序言：辜先生不小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他不僅是忠實的翻譯它，而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超越了中西方觀念與思維方式的鴻溝。 ^[4] 

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温源寧《一個有思想的俗人》：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之後，恐怕有可能化為神話人物。其實，他那個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見的那許多人並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 ^[9] 

吳宓（《大公報》）發表的悼文中説：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領袖人物應作別論外，今日吾國人中，其姓名為歐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為歐美人士所常讀者，蓋無有如辜鴻銘氏。自諸多西人觀之，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傳員也。

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國文字名滿海內外，而又以怪誕見稱的，那便是辜鴻銘先生了。

林語堂（《辜鴻銘集譯〈論語譯英文〉》）：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傑。

梁實秋（《辜鴻銘先生軼事》）：以茶壺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贊成多妻制，誠怪論也。

《清史稿》評：唐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列傳二百七十三》 ^[10] 

父親：辜紫雲

妻子：淑姑

妾：貞子

兒子：辜守庸

女兒：辜珍東、辜娜娃 ^[3] 

柏樹衚衕屬北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是東四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的第三條衚衕，自東向西溝通東四南大街與王府井大街，長530餘米。明代，稱“椿樹衚衕”，據説，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樹而得名；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北側的馬尾巴衚衕併入，又因與西城區的椿樹衚衕重名而改稱“柏樹衚衕”，“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五條”，後複稱“柏樹衚衕”。

柏樹衚衕26號，舊時的門牌是椿樹衚衕30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在衚衕西段南側凹進去的小夾道內，佔地面積為130餘平方米；街門面西，是一個隨牆“小門樓”；院內的三間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間南房是灰頂平台，建築面積共計60平方米。20世紀80年代，柏樹衚衕26號與相鄰的院落一起被徵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館。

當年，這個不起眼的小院卻有一個雅號，曰“晉安寄廬”，顧名思義，“晉安寄廬”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隱居在陋室中卻以彰顯道德為己任的君子。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鴻銘，世人稱其為“怪人”。

北京東椿樹衚衕18號院是辜鴻銘故居。衚衕中僅存的建築大多是後來翻蓋的，基本是簡易的平房。東椿樹衚衕這處住宅，是辜鴻銘50歲來北京之後居住的地方，據説還是別人所贈。晚年的辜鴻銘在任北大教授期間，與民主風氣背道而馳的作風使他在歷史中留下了獨特的一筆。 ^[11] 

關於辜鴻銘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説服力的考證材料，往往基於猜測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廈門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晉江數説。 ^{[13]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