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忠

馬建忠，1845年2月9日（清道光十四年）生於江蘇鎮江府丹徒縣一個天主教家庭。是《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第二十世孫。父親馬嶽熊，在家鄉行醫經商。兄弟中排行老幺，有四兄一姊。二哥馬建勳早年受曾國荃拔擢，入李鴻章幕府，司淮軍糧台。四哥馬相伯是震旦大學、復旦大學的創辦人。外甥朱志堯是上海求新機器廠創始人。

馬建忠從小學曉中國傳統經史，五歲就諗考科舉。1853年（咸豐三年），太平軍攻入南京，馬家遂搬去上海躲避戰亂。馬建忠與四哥就讀中西學並重的天主教耶穌會徐匯公學（College of St. Ignace），學習法文和拉丁文等課程，同時準備科舉，後與其四哥同為該校首屆畢業生。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刺激了少年的馬建忠，對那些“絕口不談海外事”的士大夫非常不滿，“決然舍其所學，而學所謂洋務者”。他搜尋各種西方新學的譯著，如痴如醉地研讀。又入耶穌會在上海設立的初學院作修士，繼續學習法文、拉丁文、英文、希臘文等外語。經過十餘年的刻苦努力，成了一位“善古文辭，尤精歐文，英、法現行文字以至希臘、拉丁古文，無不兼通”的學貫中西的新式人才。

馬相伯、馬建忠兄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對傳奇人物，他們曾代表清廷出使朝鮮，除傑出的外交才能外，他們都有極深的語言學造詣。馬建忠是晚清商界的風雲人物，在他退而著述時，寫出了中國現代語法的奠基之作《馬氏文通》。馬相伯是震旦大學、復旦大學創辦者，之後他又和英斂之在北京創立輔仁大學。在著名的“七君子”案中，馬相伯獲得了全國人民的尊敬。

1844年（清道光十四年） ^[2]  出生於江蘇丹徒（今鎮江）。字眉叔。少年時代一再隨家遷徙，後定居上海。受西方資本主義影響，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拋棄科舉道路，專門研究西學。

1870年（同治九年），經二哥馬建勳引薦，佢也成為李鴻章的幕僚，隨辦洋務。因為熟悉西洋文化和語言，他受到李鴻章的賞識。1870年以後，馬建忠、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人，主張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同時，還要吸納某些政治、經濟學説。他們反對列強侵略，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主張變革封建專制制度、發展民族工商業，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876年（光緒二年），他以郎中資格被李鴻章派往法國學習國際法，同時兼任中國駐法公使郭嵩燾的翻譯。這年馬建忠如願以償，考取公費留學法國，研究西方各國文字。他一邊讀書，一邊兼任駐法公使館的法文翻譯。由於有了兩份收入，不但學業無憂，而且有了餘錢養家。

1877年（光緒三年），他通過了巴黎考試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試，成為第一個取得法國高中會考畢業證書（fr:Baccalauréat）的中國人。

1879年（光緒五年），他取得政治私立學校（fr: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巴黎政治學院前身）法學學位（fr:licence de droit）。他經過勤學苦練，在36歲時得了博士學位，9月回國。李鴻章獲悉後專函聘他入幕，馬建忠9月中旬開始投身到李總督府門下，成了李鴻章辦理外交與洋務的左右手。 曾去印度、朝鮮處理外交事務。並任輪船招商局會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

1880年（光緒六年），馬建忠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鴻章幕下辦理洋務。

1881年，受李鴻章差遣赴印度同英國人談判鴉辦專售事宜。在談判中，馬建忠提出“鴉片流毒，中外騰謗，當寓禁於征，不可專重税收”。他的觀點贏得英國人的同情，“雖未遽許”，但英人“皆稱其公”。

1881年受命前往遼東勘察，為北洋水師船塢選址，所選即後來著名的“旅順大塢”。他曾幾度去朝鮮、印度辦理外交事務。“由於他對西方具有無與匹敵的知識，迅速成為李鴻章最器重的外交顧問”。

1882年，朝鮮發生政變，清廷派馬建忠、丁汝昌、吳長慶等帶兵前去助朝鮮“平亂”。他去朝鮮，協助朝鮮政府與英、美、德簽訂商約。同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閔妃請求清朝出兵，直隸總督張樹聲和李鴻章派淮軍將領吳長慶平亂。馬建忠設下誘擒叛亂頭目之計，參與了抓捕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的行動。同年10月18日，李鴻章派馬建忠赴天津與法國公使寶海達成越事草案三條，即中國撤兵、通商、中法分巡紅河南北。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使臣樸泳孝和金玉均即將出使日本，臨行前向清朝政府請求將中國的龍旗作為國旗使用，清朝回覆稱藩屬國不能用五爪龍旗只能用四爪龍旗。其時奉李鴻章之命出使朝鮮的中國使節馬建忠建議朝鮮政府採用中國傳統的太極八卦旗作為國旗使用，這個建議得到了朝鮮政府的採納。

1884年（光緒十年），馬建忠加入唐廷樞主持的輪船招商局。中法戰爭後，他升任輪船招商局會辦。

1884年，馬建忠出任上海輪船招商局會辦。迫於中法戰爭形勢，由他策劃並經手，招商局產業轉至美資“其昌洋行”名下；但事後此舉招致多方指責，他甚至被戴上“漢奸”帽子，險遭殺身之禍。後奉旨進京接受審查，“幸無事”。

1885年，他向李鴻章建議借外債以興實業、建海軍。又相繼撰文，提倡設工廠，開礦山，行輪船，築鐵路，廢厘金，興商務。其間，曾任上海織布局總辦。

1890年（光緒十六年），馬建忠開始撰寫《富民説》，主張發展對外貿易、扶持民間工商業等措施以富民強國，並將《富民説》上呈李鴻章。不久，受李鴻章委派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旋因資金週轉等問題去職回籍。

1890年後，馬多年閒居上海，著書立説，但“仍是李鴻章幕府要人”。他曾建議設翻譯書院，後充任該院洋文教習。

1895年，他隨李鴻章赴日談判簽定“馬關條約”。庚子之亂期間，李被慈禧任命為“與八國聯軍議和大臣”，馬隨赴上海行轅，襄理機要。

1895年（光緒廿一年），甲午戰爭失敗後，他應李鴻章之邀到北京，襄助李鴻章赴日本馬關議和。

1896年，馬建忠與上海《時務報》主筆梁啓超相識，並出版了《適可齋記言記行》。

1898年，馬建忠一直整理《文通》一書（光緒廿四年）出版。該書以西方語文的語法為本，對照從古書中精選的例句，研究古漢語的語法規律，創建了一套漢語的語法體系，是奠定漢語語法學基礎的開山之作，對後世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

1900年（光緒廿六年），馬建忠再度應李鴻章之召，任上海行轅襄理機要。8月14日，因趕譯長篇急電而猝然去世，終年55歲。

在法國留學的三年多時間裏，馬建忠周遊了英、法、德、奧、瑞、比、意諸國，參觀了眾多工廠、學校、軍營，訪問了許多法國的家庭、學者、政要，開闊了眼界，活躍了思想，通過悉心研究中、西文化的異同，看到了中國存在的不足之處，“歷上書言借款、造路、創設海軍、通商、開礦、興學、儲才”諸事。這一時期他所撰寫的文章和書信中，除了提出借款修造鐵路、培養外交人才、創設海軍等具體建議外，對洋務派以練兵制器為先的自強辦法進行了批評。認為西方各國之所以富強，在於“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而洋務派所注重的“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竭力主張通商致富，並對“利洋商而害華商”的不平等關税制度予以抨擊，主張區別不同的貨物課以不同的税率，以此來調解進出口；並以自己所掌握的國際法知識，多次上書朝廷闡明對外國提出修約，免釐加税是正常之舉，與違約不同。這一主張後為總理衙門所接收，並實際運用於對外談判中。

1880年（光緒六年），馬建忠結束了在法國的留學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鴻章幕下辦理洋務。翌年，奉李鴻章之命赴英屬印度，與印度總督裏蓬交涉鴉片專賣及税收問題。

1882年（光緒八年），李鴻章又派他去朝鮮，協助朝鮮政府與美、英、法三國簽訂了商約，並建議朝鮮聘請有經驗的洋員和中國有識之士掌握海關主權，後李鴻章派德國人穆麟德與馬建忠的四哥馬相伯前往朝鮮海關。

學術思想

馬建忠主張廢除厘金，收回關税主權，發展對外貿易，扶持民營工商業，致力推行洋務，並稱許西方議會制度。同時建議開設翻譯書院，提倡國人多學洋文，汲取外國科學文化知識。

煙税第一人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封建保守的統治階級思想上發生了變化，一部分人開始認識到外國的“利器”對中國“自強”、“求富”的重要性，於是紛紛籌辦洋務。在籌辦洋務的過程中，有一個人提出了徵收煙草税的主張，這個人便是馬建忠。

馬建忠長期奔走域外，經常寫一些文章，論説古今中外的興衰事，並在1897年將其結集為《適可齋紀言紀行》。在其中一篇名為《上李相伯覆議何學士奏設水師書》的文章裏，他提到建水師籌款的第二項建議時説：“水煙、旱煙飢不可粟，寒不可衣，前明本在例禁；近日吸者，不論男女，十有六七。統計天下户口，扯計大縣不下百萬，中小者約五六十萬。每縣吸食以十萬人計，每人日捐錢半文，一縣得錢五十千，一年得錢一萬八千串……西國重徵旱煙而不徵食鹽，蓋食鹽為貧富所用，故弛其禁，若水旱煙非日用所需，故徵析秋毫。查英國歲收煙税二千餘萬，法國近四千餘萬，其他各國，少亦至數百萬，此事之可為者二也。”馬建忠的主張雖不成熟，其中提到煙税對於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卻是十分有道理的，顯示了他深厚的學識。

洋煙、洋酒初入中國時，洋人把持海關，對此皆免徵税，而對中國的大宗出口產品絲茶之税予以重徵。針對這一點，馬建忠在《適可齋紀言紀行》之《富民説》中寫道：“呂宋煙、葡萄酒等貨，外洋徵税甚重，有值百抽百者；而通商税則皆以為洋人自用之物，概皆免徵。修約則可重徵其税，而減輕出口税之數，亦可因以取償矣。倘使總署王大臣（王文昭）堅持其議，各國必能就範。”他又一次強調了徵收煙草税的重要性。《適可齋紀言紀行》被收入近代學者沈雲龍教授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馬建忠作為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徵收煙草税的主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併為清末民初籌辦煙草專賣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海軍軍官的養成制度

馬建忠所擬海軍軍官的養成制度，可以説是現代理工商醫人才培育的場所，它較諸福州船政局及江南製造局附設的學校更加完備，頗有寓理工商醫人才於海軍之意，如再加上他欲寓文法政人才於外交學堂及翻譯書院，則已具備現代教育內涵。他寓人才於海軍的構思的另一面，則在提升軍人的地位，以達到文武合一的地步，“西國仕途，武重於文。蓋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於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中國初設水師，官員多居武職，以其職掌武事故也。夫因其職掌武事而授以武職可也，授以武職而令文武兼全之才士同於引重挽強之粗人不可也。中國重文輕武之風，積重難返，凡居武職者，不復問其才學者何，即睥暱而不屑為伍，甚有數年充當管駕之員，一二語與長官齟齬立受扙責，反不如從九，未入班者，習其俗使然也”。馬建忠海軍大學院的設置在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在提升學習理、工、醫、商者的地位，換言之也是從另立一途來為學習與洋務運動相關學科者謀取出路，企以文武合一的觀念來變中國重文輕武輕，輕工商的觀念。

外交活動

馬建忠是晚清為數不多的在國外受過國際公法和近代外交專業培訓的人才之一。作為李鴻章的親信幕僚，馬在晚清涉外活動中起過一定作用，實際效果則譭譽參半.他經手的鴉片增税專賣、中法交涉主和及“暫售”招商局船產、米建威計劃等外交活動所引起的種種爭議，反映出社會轉型期，接受新知的先覺者與守舊士大夫之間的觀念衝突。晚清風氣不開、務虛不務實的積習，或許是馬建忠個人及同類羣體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社會根源，亦即當前外交積弱、國勢不振的原因之一。

學術研究

《馬氏文通》（原名《文通》，1898年出版，馬建忠著）是中國關於漢語語法的第一部系統性著作。這本著作開建了中國的語法學。《馬氏文通》是馬建忠參照拉丁語法體系，同時參照中國關於虛字的一些説法，經過長期的整理、蒐集創建了一套漢語的語法體系。全書分10卷。卷一講正名，介紹主要的術語，相當於本書的語法大綱。卷二至卷九依次論述各類實詞和虛詞。卷十論句讀，是句法的總論。漢語語法的問題在書中基本上都談到了。

《適可齋紀言紀行》，認為“講富者以護商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提出對外通商是“求富之源”，認為要發展對外貿易，就必須發展新式工業和農業，爭回關税自主權。還主張由“商人糾股設立公司”來興辦新式工商業，反對洋務派的壟斷政策。

《馬氏文通》，分正名、實字、虛字、句讀四部分。從經、史、子、集中選出例句，參考拉丁語法，研究古代漢語的結構規律，為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語法著作。

《勘旅順記》

19世紀末，曾在法國留學的馬建忠，借鑑拉丁文的語法研究古代漢語，寫出了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這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馬建忠是一個為了中國的繁榮富強、站在時代前列、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人物。他雖然生活在洋務派的圈子裏，思想卻達到了維新派的高度，是同時代最激進的社會改革家之一。

梁啓超在《適可齋記言記行·序》中稱讚馬建忠：“每發一論，動為數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議，皆為數十年以後治中國者所不能易。嗟夫！使曏者而用其言，寧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寧有將來。”

史家稱，馬建忠是最早承認“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與中國人平等相處”，而拋棄了“中國中心主義”的士大夫之一，也是洋務運動時期重要的外事專家和（比恭親王、李鴻章等）“次要的改革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