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羣

王逸羣與伍雲甫、曾三、塗作潮，由於顧順章叛變，電台被迫轉移到中央蘇區，記得有一件事，讓毛主席非常高興，那就是用我們中央蘇區的電台，建立了上海中央與蘇區中央局的無線電聯絡。紅軍電台跟着毛澤東，為了防止泄密，毛澤東問伍雲甫，電台缺了什麼就不能工作。伍雲甫説真空管，毛澤東就把真空管裝在自己口袋裏。但他還不放心，又問還缺什麼不能工作。伍雲甫説電鍵，毛澤東就讓警衞員拿着電鍵，終於安全穿過敵人的包圍，最終消滅了敵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1年12月14日，在趙博生、董振黨和季振同等領導了寧都二十六軍寧都暴動。率一萬七千餘人投降紅軍。這一行動使紅軍的力量大大增強。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有共產黨員、總指揮部參謀長趙博生，是我黨的積極追隨者、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派去五軍團擔任領導工作的還有劉伯堅、何長工、左權、黃火青、宋任窮、程子華、朱瑞、朱良才、高自立、王逸羣。後調任紅五軍團無線電總隊政治委員。

1932年12月王逸羣離開了紅五軍團到瑞金中央黨校。在董必武副校長的領導下，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到1933年6月結束。當時校長是王明，主持黨校工作副校長是董必武。因工作需要讓王逸羣任董必武的秘書。董必武在黨內是堅定支持毛澤東、朱總司令，反對王明左傾路線的黨的領導者，他對王逸羣很重視，讓王逸羣給他寫講演稿，黨校辦校方針、政策、安排教務，安排課程，請中央蘇區毛澤東，朱總司仒、周恩來、在黨校講課，還請各軍團的領導在黨校講課，用實際戰例確立毛澤東戰略戰術的地位。王逸羣后來又進了“香港蘇維埃委員培訓班”，任班主任，在培訓班中有30個學員，年齡都在30歲左右，教學條件非常簡陋，在瑞金的農家院中講課。當時，毛澤東、鄧小平、都曾給他們上過課，王逸羣也用馬列主義的理論聯繫革命實際情況，談自己的學習體會和對革命的認識。半年之後，這批學員培訓結束，多數人到香港發展抗日革命力量。

1933年春，受黨組織委派，任福建省委宣傳部長，王逸羣同志在閩西堅持三年游擊戰爭，1933年6月擔任福建長汀突擊隊長，福建省委宣傳部長，曾在劉少奇、毛澤覃同志領導下工作。1933年6月王逸羣奉命由瑞金黨校派到福建長汀，為擴大紅軍擔任突擊隊長。王逸羣帶領了300多人的突擊大隊，發動羣眾擴大紅軍武裝，當時在突擊隊的不少戰士輸送到紅軍的戰鬥部隊，為反圍剿的勝利增添了戰鬥力和新鮮血液。後來跟隨紅軍主力長征，有幾千人都是在長汀周圍發展的新的戰士，在擴大紅軍的宣傳演講中，王逸羣用土辦法把報紙捲成喇叭筒，站在高處用很慢的四川話講窮人怎樣受剝削、受壓迫的事實，講舊社會的黑暗，講馬列主義的資本論，論述拋棄窮人受苦的實質，用人民軍隊是人民子弟兵的宗旨，號召廣大勞動農民參加到人民軍隊中去，為推翻壓在人們頭上的“三座大山，由於堅持了毛澤東路線的羣眾工作。開始，就要求各級主要負責幹部分頭深入到羣眾中去，協同當地幹部領導羣眾鬥爭。這些幹部不僅在感情上、語言上、生活習慣上能和羣眾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在當地羣眾武裝鬥爭中鍛煉出來的，羣眾知道他們的一切，他們也知道羣眾的一切。同時，不論在任何嚴重的情況下，幹部從不離開羣眾，始終領導着他們進行鬥爭。幹部地方化，深入羣眾與羣眾同甘苦共患難，這也是閩西三年游擊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關鍵。很清楚，在拋棄了“左”傾路線以後，閩西的游擊戰爭就生龍活虎般地發展起來。

1936年，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王逸羣經過在福建艱苦奮鬥的三年敵後游擊戰鬥，一九三六年二月在閩西一次和敵人的遭遇戰鬥中游擊隊被打散，王逸羣飢寒交迫，經歷了千辛萬苦，展轉至廈門，撘貨船到上海，找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王逸羣因革命工作需要，又去了黨的紅軍“聯絡處”（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繼續做電台工作。因此，耳聞目染了“西安事變”的全過程：以再現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畫面。紅軍“聯絡處”《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在陝西省西安市北新街七賢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共產黨在此設立了紅軍“聯絡處”，1937年9月改為《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要工作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輸送進步青年去延安，為陝甘寧邊區和前方轉送戰爭物資。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彭德懷、葉劍英、鄧小平等多次來此，並指導工作。紅軍“聯絡處”（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佈局是七賢莊第一、三、四、七號院，紅軍“聯絡處”（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設在西安城東北的七賢莊一號的德國牙醫診所，在西安的辦事處由劉鼎同志負責，劉鼎是王逸羣在上海蔘加革命時期，是中央特科駐上海負責人，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副主任是李華，是一個1929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還有曾三、伍雲甫、塗作潮。老戰友相見，十分高興。王逸羣又回到了黨的大家庭，回到了老戰友的身邊王逸羣還向他們講述了在福建堅持游擊戰爭的艱苦奮鬥的歷程以及後來被地方反動派追殺和四處躲避的艱苦歷程，並且講述了到處尋找戰友的迫切願望。八路軍辦事處讓王逸羣擔德國牙醫的管家，一邊做後勤工作，一邊做地下電台的報務工作，並且做張學良、楊虎城統戰工作。在我黨組織的努力下，德國牙醫成了張學良的牙醫，張學良的女兒也被我們發展成為中共黨員，在1936年上半年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國共產黨簽定了共同抗日的協定和聲明。到西安參加共產黨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全民抗戰開始後，王逸羣和民運部十幾名幹部在任總政治部主任鄧小平領導指揮下，一九三七年夏到山西創建晉東北抗日根椐地，擔任中共晉東北特委書記，長達三年之久，站在了抗日戰爭前線，毛澤東説：“晉東北是中國全民抗戰的發源地”1937年8月25日，擴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通過了實行全民抗戰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937年9月，八路軍出師華北抗日前線，總部在第一個駐地晉東北五台縣南茹村期間，遵照洛川會議精神，放手發動羣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羣眾性抗日高潮。八路軍總政治部指示我民運部派遣部分同志到前方工作並分工在山西五台和晉東北地區發動羣眾，同時委派總政治部主任鄧小平同志為山西總動員委員會特派員。當時總政領導楊尚昆同志、傅鍾同志、黃克誠同志、陸定一同志具體地部署了總政治部民運部的工作，指示王逸羣、洪水、羅亦經、李長舉、楊汝德、張廣才、李庚堯、馬清藻、張達、章家祿、田洪濤、李志民等同志和總政宣傳部宣傳隊的胡開明、穆嶽、孫明等同志到五台縣和各個區、村廣泛宣傳、組織“動委會”發動羣眾，打擊日寇。

1940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鬥爭的形勢更殘酷，更嚴峻的隨時隨地考驗着每個革命者的意志和情緒，參加了百團大戰、在冀中軍區，地道戰的出現，給了敵人以沉重打擊，但它也經歷了一段曲折艱難的過程。那時，冀中區黨委有位領導同志聽到蠡縣一帶發展地道很不滿意，並指責説：“你們這是“逃跑主義”，既然抗戰就不怕犧牲！”勒令禁止發展地道，挖好的統統填死。併為此將縣委書記王夫同志調到冀中區黨委工作，明升暗降以削弱對開展地道戰工作的領導，削弱對敵鬥爭的力量。事情的真像又怎樣呢！羣眾在無奈的情況下，填了地道，結果讓敵人頻繁的“掃蕩”，蠡縣縣委書記、縣長先後犧牲，游擊隊也遭到慘重損失。血的教訓，教育了黨和人民，也教育了那位領導人。事後不久，程子華政委知道了此事，派組織工作團前往調查。在事實面前冀中區黨委和冀中軍區領導，才承認了這個新事物並接受教訓，在全冀中區內進行推廣。鬥爭的實踐證明：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地道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有利形式之一。

敵人掃蕩我反掃蕩，敵人兇狠殘酷，在冀中軍區抗日根據地實行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沒吃的到地裏挖野菜，玉米摘下來（好時）在鍋裏煮一下，就着辣椒麪一塊吃。長期患胃病，時好時壞。糾纏多年，就是吃辣椒麪得上胃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遵守，經常睡在野地裏。因潮濕身上長了滿身疥、大濃包，又痛又癢；蚊子叮咬後又打蚊子。蓋上多少棉被（羣眾幫助）也發冷，冀中軍區在羣眾掩護下堅持鬥爭。1942年初，在安平、蠡縣，肖永光在冀中軍區政治部婦女聯合會工作，後在白雲任婦女解放主任，經介紹與王逸羣結婚。當時他們生活用品一切從家中帶出來的。以後是部隊的供給制。冀中根據地是一個大平原。日本鬼子稱是烏克蘭。物產豐富，冀中軍區重兵在此與敵人作戰特點要開展地道戰，黃土鬥戰，麻雀戰，游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即毛主席指示的敵進我退、敵往我擾、敵疲我打。集中兵力消減敵人的有生力量。總之經常與敵人展開鬥爭。共產黨的領導，切實要相信羣眾，依靠羣眾。我們經常唱;'''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郞上戰場''。沒有他們就不能勝利，也不會有今天。冀中軍區民運部部長王逸羣同志經常説：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樂觀主義，是我們在艱苦環境中最能體現出一個革命者的風采。條件雖然艱苦，但對革命、對人生確充滿着樂觀主義精神。

國仇民恨更增加了抗冀中軍區大城和孟村一帶活躍着一支回民軍隊的武裝，他們在馬本齋同志的帶領下，展開了與日本鬼子的拼殺，在冀中軍區冀中反掃蕩中，冀中軍區民運部王逸羣和馬本齋同志相見，互相通報情況，樹立信心，與敵人展開靈活機動的作戰。在“五一”反掃蕩中，冀中軍區不僅有冀中四個軍分區和游擊隊地方武裝，還有了回民支隊這樣一支有生力量。這對反掃蕩增加了必勝的信心和勇氣。1942年4月冀中軍區得到情況，敵人在津浦平漢幾個大城市鐵路線上都在增兵，還要在冀中軍區進行大規模掃蕩。日寇採取對冀中地區五一掃蕩的方式，仍然採取1941年在十分區鐵壁合圍，企圖把我們包圍起來，用梳子梳頭一樣，想方設法尋找冀中軍區我們主力部隊和領導機關，妄想一口吃掉，另一方面他們搞強化治安運動。在這種情況下軍區研究了對付敵人的辦法，堅決粉碎敵人陰謀。冀中軍區司令部在一個戰略決策指示中説“要把我們主力部隊轉移到敵人包圍圈外，採取游擊戰避實就虛的原則”。

馬本齋是冀中平原回民支隊的司令員，在與日本鬼子鬥爭中戰績輝煌享有盛名。在魯北人民羣眾的大力支持下，馬本齋領導的回民支隊在朝城、莘縣地區攻克敵據點30多處，燒燬碉堡40餘座，在魯西北牢牢站穩了腳跟，鞏固了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當時冀中軍區政治部分三個組下去到部隊幫助工作，派冀中軍區政治部民運部部長王逸羣同志帶警衞一個連，到回民支隊幫助反掃蕩，派宣傳部長張仁槐同志帶一個排到某部隊協助工作，組織部長李茂林同志帶警衞連一個排隨政治部一塊活動。民運部幾個科也分別分散到幾個地區去，宣傳部長張仁槐同志因去部隊，有部隊分散出去沒有回來的，和沒有及時轉移出來陷入敵人包圍中。張仁槐同志是抗日戰爭前某大學的共產黨員，是參加革命較早的內戰時期的幹部，是一名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優秀共產黨員，他政治堅定，作風正派，為人誠實善於和同志們打成一片，在冀中軍區政治部工作期間工作是很有成績的，就是因為下部隊返回時遲了一步而被敵包圍，在突圍時不幸光榮犧牲，是我軍的一大損失，也是很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榜樣。王逸羣帶一個排到回民支隊去，受到司令員馬本齋同志熱情歡迎，當時冀中軍區政治部組織上介紹王逸羣到回民支隊是幫助工作（進行反掃蕩）職務是冀中軍區政治部民運部長，

到黨縣不久，楊得志司令員和蘇振華政委、馬本齋、張同鈺、王逸羣同志一塊到司令部，當時不僅濮縣出來一股敵人，東、北、西方向都出來敵人，是敵人對冀魯豫軍區一次有計劃，有目的大掃蕩，也就是常説得“九二七”即9月27日敵人對軍區一次“鐵壁合圍”。在這次反掃蕩中，回支的戰鬥部隊，上前線去伏擊敵人，僅留下回支一些後方機關，討論突圍，許多同志認為沒有戰鬥部隊怎樣突圍出去，張同鈺和王逸羣當時主張機關騎兵通訊員，騎兵交通員，和後方機關有馬的都一塊突圍，當時集合十多個人，向包圍圈與東北方向突擊，有交通作掩護，但被敵人火力打回來了，又轉移方向，向東面突圍，也同樣被敵人火力打回來，於是又轉移方向，向東南方向突圍，這裏沒有什麼火力，雖然可看一些日本頭，但這是日本由於兵力不足，搞“鐵壁合圍”，不是什麼鐵壁，而是孤壁合圍，由於火力不足，集中些手榴彈衝出去，勝利地突圍了敵人的包圍圈。這是一次沒有部隊配合的，僅是機關後方十餘人，突圍勝利，為什麼會突圍出去呢？因為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共產義必勝的信心，不怕犧牲犧牲的精神，才敢於面臨敵人重重的包圍在領導的帶動下衝出去，這是很少有的一次突圍，當時也做了兩手準備，萬一突不出去，中彈犧牲心裏也是坦然地，死在戰場上為人民服務而犧牲是無比光榮地，這時我們做好一些準備，把文件通通燒燬，以免被敵人包圍，造成不必要的犧牲，但也做好犧牲的準備。正是由於抓住敵人薄弱環節衝出來了，我們後來才到達冀豫東邊一個分區，並草擬一份電報，報告首長，敵人組成合圍東南邊，能否設法告訴被圍困的同志，可以從這一方向突圍。

1943年5月，王逸羣接到電報去延安黨校學習，和去參加學習的同志一道按照軍區首長的要求在地方組織的支持下，順利地通過平漢路到達太行山晉察冀晉三支軍區後，到達延安黨校參加學習。記得大女兒王蘇芬就是在上延安路上120師（周士梯政委）野戰醫院，採陵醫院出生的。差600裏地，不到延安，當時搞了個小籃子，鋪好被子，蓋上蓋布，揹着上了延安。

1945年在豐衣足食的條件下，在延安中央醫院又生了王克林，這孩子出生長的個大又胖。因延安大生產運動，物質生活好。而女兒王蘇芬因先天打仗環境，吃不上，喝不上。每日行軍，因大肚子成天拉着馬尾巴上山，行軍，比較瘦弱。兩人小時候別人都説是一對雙胞胎。到前方來的戰爭環境。他（她）們的衣服從頭到腳都是肖永光親手做的。組織上發一批布，黑色的帽子上下衣、鞋子都是肖永光縫的。吃、喝、教育一切一切都由肖永光做。那時年紀較輕，但也感覺很疲勞。延安整風運動中在延安，王逸羣被分在黨的“七大代表”組織生活。王逸羣在中央黨校一部(高級幹部學習班)的第三支部參加整風學習。在一個支部學習的高級幹部有邵式平、閻紅彥、陳賡、陳錫聯、錢瑛、劉寧一、烏蘭夫、鄧穎超等同志並一起參加延安整風學習。飯吃。尤其王逸羣在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的過程中，開始在全黨進行了一場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形成了偉大的“延安精神”——經過整風學習，形成了發展大公無私、艱苦奮鬥、廉潔奉公、嚴守紀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樹立堅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其實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的經濟和文化許多地方卻比較落後，由於有黨中央、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大批幹部在延安學到了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學到了艱苦創業的革命精神；學到了共產主義理想，對我們今後治黨、治國、治軍、治民都有力量和源泉的作用。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後，把真理想、把革命精神帶到全國各地，帶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成為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重要條件和思想基礎。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的學習和認識成為王逸羣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奮鬥終生的根本保證。

到前方來。也很不容易。要過敵人封鎖線。地溝一丈多深要下去還要拉上來。還不能被敵人發現。小孩不能哭。孩子餓了，還要餵奶，奶不夠吃還要做小米飯。真不容易呀！。

1945年9月王逸羣和肖永光奉命離延安開始北上，經山西、張家口到承德，當時王逸羣，肖永光帶了兩個孩子王蘇芬、王克林；（王蘇芬3歲，王克林5個月），跟隨部隊一塊行軍，為了不掉隊，把他們倆放在一個馬的馬鞍子上，套兩個筐，一個筐裏躺一個孩子，並用毛巾把兩個小孩子的嘴全堵住，防止他們啼哭，讓敵人聽到。但走不遠停下來，看一看有氣沒有氣，害怕孩子憋死。奉中央指示，延安的大批幹部到東北開闢根據地，延安抽調3000多名幹部和戰士組成北上工作團，行軍隊伍綿延數里，白天隱蔽夜間行軍，爬山越嶺，淌河過封鎖溝無數，打遭遇戰無數，只見打前站的部隊，不斷有部隊衝出去，不斷有傷員抬下來。

1945年9月中旬，根據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的決定調整部署，派胡錫奎、王國權、段蘇權、李子光、楊雨民、王逸羣等一批黨政領導幹部相繼到達承德。在中共中央交涉蘇軍讓出熱河省之際，熱河省行政公署在承德宣告成立，李子光、楊雨民任正、副主任。9月20日，冀熱遼區黨委熱河分委和熱河省軍區成立，胡錫奎兼分委書記和軍區政治委員，段蘇權為軍區司令員，王逸羣軍區政治部主任?李子光、王國權為分委副書記，宣傳部長王逸羣。在此期間，王逸羣熱河省委宣傳部的主要任務是，新解放區普遍開展了反奸訴苦、清算惡霸的羣眾運動。晉察冀中央局和邊區政府領導廣大新解放的城鎮和鄉村，開展減租減息、增資、清算鬥爭，控訴日軍、漢奸、惡霸罪行，把新解放區變成了保衞人民勝利果實和制止內戰的基地。

1947年8月1日，冀熱遼軍區前方指揮所及獨立第十三旅、第十六旅、第十八旅，奉命在赤峯（今屬內蒙古自治區）地區，改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黃永勝任縱隊司令員，劉道生任政治委員，邱會作政治委員，王逸羣任副政治委員，黃鵠顯任參謀長。獨立第十三旅改編為第二十二師，師長吳烈，政治委員陳仁麒；獨立第十六旅改編為第二十三師，師長張德發，代政治委員曹德連；獨立第十八旅改編為第二十四師，師長丁盛，政治委員韋祖珍。全縱隊共3.6萬餘人。八縱成立後，立即投入了東北秋季攻勢。在兩個多月的作戰中，八縱在兄弟部隊的配合下，取得了首戰梨樹溝門、兩戰楊杖子、九門台戰鬥四戰四捷的重大勝利，隨後又奉命對北寧路、錦承路進行了四次破襲。在整個秋季攻勢中，八縱共殲敵2.8萬餘人，其中俘敵二工兵師少將師長郭惠蒼、暫編第二十二師少將副師長蘇景泰以下1萬餘人。當時八縱、九縱從冀熱遼軍區調歸東北軍區後，接受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前線指揮所（相當於後來的兵團）指揮。“二指”司令員程子華曾三次找林彪提出換將，力主啓用老成持重、頗有廉潔之風的老將軍段蘇權，取代黃永勝出任八縱司令員。

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八縱隊在遼寧遼陽、海城等地區，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五軍。黃永勝任軍長，邱會作任政治委員，王逸羣任副政治委員，張天雲任副軍長，黃鵠顯任參謀長，段德彰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師改稱第一三三師，吳烈任師長，謝明任政治委員；第二十三師改稱第一三四師，鍾明彪任師長，謝家祥任政治委員；第二十四師改稱第一三五師，丁盛任師長，韋祖珍任政治委員；由新調入的冀熱遼獨立第四師改稱第一五八師，李道之任師長，王曉生任政治委員。全軍共5.6萬餘人 ^[3]  。

錦州東北有座孤立的高山叫帽兒山，山腳下有個小村莊叫帽山屯。國民黨軍原來將其排除在錦州外圍防線之外。後來考慮帽兒山地形險要，既可觀察錦州至義縣公路的活動，又可俯瞰錦州機場，93軍軍長盛家興才匆匆派出兩個工兵營去那裏構築工事。沒想到工事尚未完成，我九縱詹才芳突然在9月24日夜間以穿插滲透的戰術，奇襲帽山屯。八縱黃永勝也與九縱密切配合，向錦州義縣公路之間的葛文碑發起進攻。此時，只聽軍號響聲震天，八縱和九縱的增援部隊趕到，向國民黨軍發起猛烈反攻。敵軍在我軍炮火打擊下，潰不成軍。範漢傑看到錦州城內2/5的兵力投入戰鬥，還不解決問題，怕城內有失，只得下令撤退。我軍取得錦州外圍初戰的勝利，一連被授于堅守“白老虎屯”的英雄連隊，受到上級的讚揚和嘉獎，榮獲“白老虎連”和“死打硬拼”兩面錦旗。74團一營一連。在整個東北解放戰爭期間，黃永勝王逸羣八縱（第四十五軍）共殲滅國民黨軍6.8萬餘人，犧牲團以下指戰員6000餘人。和八路軍總部警衞營的老基礎外，都是新部隊。過去處於獨立分散的遊擊作戰環境，鬥爭艱苦，部隊裝備很差。參加大規模戰鬥少，但很能吃苦，行軍能力強，保持了紅軍時代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成立縱隊後經過幾次較大的作戰鍛鍊，戰鬥力提高了一步。就在遼瀋戰役節節勝利，乘勝前進的時候，王逸羣真是雙喜臨門，喜得貴子，為了紀念這次勝利，給兒子取名王克錦，意在攻克錦州時出生。三兒子王克錦，1948年11月13日在攻打錦州勝利之後降生。當時部隊行軍打仗，第4野戰軍45軍（8縱）攻打錦州軍務在身無暇照顧愛妻肖永光。當時肖永光同志在45軍衞生隊戰地醫院，這個醫院在錦州東南方向相距較遠。1948年10月15日錦州解放後，打掃完戰場，醫院隨部隊又投入攻克大虎山，然後進軍營口以堵住蔣軍逃往海上的通道，在行軍路上，遼寧錦州至—營口行軍一個男哇哇落地。這天正是1948年11月13日。時任四十五軍軍副政委的王逸羣聽到肖永光又生一個男孩的喜訊，安排完工作，馬上帶着警衞員驅車前往衞生隊，並帶了戰鬥繳獲的慰問品，水果、罐頭、豬肉，慰問妻子肖永光和同志們。他們看到新出生的男孩，高興得合不上嘴，王逸羣操着四川調，高興地説：“乾脆給他起名叫王克錦，攻克錦州這一段美好難忘！黃永勝王逸羣八縱是奉命從錦州東南面進攻殲滅錦州城內之敵，要經過敵人佈置的縱深幾層碉堡羣，敵人的碉堡四周都有槍口，槍口裏打出密集的子彈來，容易造成我軍的傷亡，敵人藏在碉堡內，我們不易殺傷他們，攻擊這些碉堡，開始是用大炮摧毀。但碉堡太多，我們就用火力封鎖槍口，用爆破筒從槍口塞進碉堡，把碉堡炸掉。敵人的火力網控制很嚴，我軍傷亡比較大，二十四師丁盛一個營有400多人攻下碉堡只剩下幾十個人了。二十師、二十三師曾雍雅部都有不同程度傷亡。最後，黃永勝王逸羣八縱8000多人打錦州外圍和攻入錦有一千多個同志光榮犧牲，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在戰鬥中前仆後繼，不怕犧牲，前面一個同志被敵人的子彈打中，後面的同志又沿着他的足跡前進。這些同志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他們發揚了衝鋒在前的模範作用為解放我們的國土和人民，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當五星紅旗升起在硝煙戰場，就想到已經犧牲的戰士。生命人只有一次，難道不用戰爭人民就不能取得勝利嗎？想起陣亡的戰士和戰友，自己還有什麼委屈不能忍耐，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攻佔錦州外圍碉堡部隊打的非常艱苦，經過反覆車較量才被個個擊破，但我部也有1000多人傷亡較大，別忘江山白骨堆，千秋歷史血寫成，有些指揮員在這種情況下影響了情緒，打起仗來不是那樣堅決積極了，有些猶豫這一情況，被四野主要領導發現，四野羅榮恆政委親自來黃永勝王逸羣八縱講解打錦州的意義。他説這是涉及到東北三千萬人民的解放的利益問題，也是爭取對國民黨主力部隊一次殲滅性戰鬥，不要只看到自己部隊傷亡了幾個人，但要看到全東北全中國的解放。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關門打狗”，把敵人全部消滅在東北。經過動員後，部隊情緒很快扭轉過來，振作了精神，明確了意義下決心不怕犧牲。掃清了錦州外圍之敵。接近錦州城內之敵又迀到激烈的抵抗。攻入錦州後我軍同兄弟部隊對國民黨軍南北夾攻，左右用火力加以穿插把城內敵軍仔細地分割，使錦州殘存敵軍失去最後的抵抗，終於在十月十日晚戰鬥結束，由於在攻打錦州外圍的戰鬥中，進展比較順利，因此有的指揮員產生了肓目樂觀和輕敵的思想，黃永勝王逸羣八縱在執行外圍戰鬥和封鎖機場戰鬥中失利，因此在四野司令部聽取彙報時，首長為八縱的失誤大發脾氣。在錦州外圍戰鬥中，八縱出現兩次失誤。總部讓他們封鎖機場，他們問是打西北的機場還是打東南的廢棄機場，耽誤了兩天時間。使敵人飛機可以起降總部後又命令九縱封鎖機場，把黃永勝王逸羣八縱調到城東南打小紫荊山。會後曾雍雅邱會，王逸羣作翻身上馬趕到紫荊山下的68團，親自坐鎮指揮。10日6時，23師向小紫荊山發起猛烈進攻，戰士們個個死打硬拼，僅用一小時就奪回了陣地當時黃永勝王逸羣接收俘虜，他們反映一個很重要的情況，錦州城內有一個大的炸藥庫房，裝滿了幾十萬噸炸藥、錦州解放後，國民黨飛機隨時都來炸這些炸藥倉庫，蔣介石企圖採取殘酷的報復手段、用飛機投爆炸彈引爆這些炸藥，炸死錦州進攻的解放軍，以及被我們俘虜的國民黨軍隊和錦州城內的羣眾，我們收到這一消息，馬上就檢查了這個倉庫，有堆積如山的炸藥，我們發動黃永勝王逸羣八縱和兄弟部隊以及當地羣眾每個人扛一箱，很快把這些炸藥疏散開來。疏散到較遠的地方，儘可能避免炸藥集中，在疏散的過程中，敵人拼命丟下炸彈來引爆，當敵機飛來，我們用高射炮打敵機不敢低飛，以至於丟的炸彈找不到倉庫目標，蔣介石採取殘酷手段未得逞，保證了我軍和俘虜以及錦州羣眾的安全。完成任務之後，邱會作、王逸羣才回到指揮部向羅榮桓報告，羅才離去。為了充分吸取教訓，保證總攻錦州的順利，林彪向塔山和黑山兩個方向擔任阻擊的各部隊發了通報。

遼瀋戰役勝利結束後，在45軍任副政委的王逸羣回億起這樣一段往事：約在1948年秋冀察熱遼中央分局調王逸羣到四十五軍任副軍政委同邱會作共事，在共事過程中感到邱作這個人很難處，他飛揚跋扈，驕傲自滿發展到頂點，只准他講話，不準別人講話，把自己偽裝成封建皇帝一樣，打錦州，他把功勞歸自己個人，對黨的領導指揮戰士的浴血奮戰不放在眼中，邱會作的錯誤與他的驕傲自滿分不開。在打錦州作戰緊張即將攻克錦州時，前方戰士流血犧牲，傷亡了四千多人，而邱會作卻獸性發作，他還在軍裏衞生隊亂搞女人。他哪裏像什麼共產黨員？哪裏有一點做人的起碼條件呢？他飛揚跋扈，不準別人講話，壓制民主，打擊報復。在工作上誰的意見也不聽。在打完天津休息時，王逸羣在一次會議上講話，講到我們政工人員一切要注意政治影響，這是原則話，還沒有具體把邱會作問題擺開，邱會作就大為不滿，就要制止王逸羣發言。王逸羣當時難以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回想邱的所做所為，政治責任感，讓他博然大怒拍案而起，有理有據地批評了邱會作的錯誤、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和在原則問題上要旗幟鮮明的黨性原則，受到與會同志的首肯。

王逸羣從解放遼瀋戰役轉戰平津。黃永勝、王逸羣四十五軍與四十四軍共同擔負由天津東側民權門向西突擊任務。當時天寒地凍，部隊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作風，心中一團火，所向無敵，其中王逸羣奉命前往四十五軍第一三五師坐鎮，一三五師全體將士表現尤其突出，攻擊發起後，迅速突破國民黨軍防禦工事，攻佔金湯橋(今解放橋)。為此，該師受到了總部首長的通令嘉獎：通令表揚三分鐘突破民權門的戰績。一月十九日，敵人在天津民權門所修築的工事、碉堡及附屬防禦，不僅多，而且堅固，同時還佈滿了地雷，縱深配備達四百米左右。因此敵匪誇耀為“天津之標準工事”。一三五師是個較年輕的部隊，過去攻堅戰經驗不多。這次擔任民權門的突破戰，在作風上表現了動作迅速，作戰頑強。發起衝鋒後三分鐘內即登城，突入後，在狹窄的地區內遇到敵人猛烈火力的反擊，及二十多次的反衝鋒，但均被他們頑強擊退。特別是四零三團雖傷亡過半，但並不叫苦，還堅決完成攻擊任務，四零四團及四零五團進入縱深後發展甚快，迅速攻佔了金湯橋。由於作戰迅猛，表現頑強特予該師以通令表揚。

毛主度在1949年2月8日指出，軍隊不僅是一個戰鬥隊，而且主要是一個工作隊，軍隊應當全體學會接受城市和管理城市。如果我們還不提出此任務並下決心支做，我們就會犯極大錯誤。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根據中央指示必須造就訓練大批幹部隨軍南下去接管新區工作，為解放中南五省（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在1949年而成立了第四野戰軍，還成立了南下工作團招收訓練幹部，當時中央給北京市委指示，在各大高等院校中招收學生，進行訓練，由黨團員帶頭參加南下工作團。根據招生條件在高等院校和社會招收共計5000多名學員，其中有技術專長的人員，高級知識分子（個別的國民黨軍官）如電力、鐵路、機械土建工程等，以備接收敵人的電力、鐵路機械。當時在工作團主要負責人由第四野戰軍首長兼任。四野工作團具體負責人有：林一山任教育長，張平化任參謀長、王逸羣任政治部主任。北京和平解放後為造就大批幹部隨軍擊去接管新區。第四野戰軍組織一個南下工作團。解放戰爭期間，東北、華北都已解放。“解放全中國，活捉蔣介石”口號在南下工作團響起。於是在大專院校招收很多人才進行教育訓練。其中在技術專長人員。如電力、機械、鐵路等。也有高級知識分子。肖永光研究室主任。這單位有五十多人商級知識分子或有專長技術人員。先進行世界觀改造。再進行其它。該南下工作團王逸羣政治部主任。林一山教育部長。張平化任參謀長。以後南下兩廣兩湖。任務是發動羣眾，建立革命政權等。他們到南下武漢後，調第四野戰軍中南軍政大學。肖永光在此任直工科科長，四野工作團的成員是軍隊性質，穿軍服供吃穿，每月發點津貼用，胸前佩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字樣的，三年職稱都按部隊排、連、班長職稱來定。學習內容：形勢教育、階級教育，解放區政府教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教育。朱總司令也非常關心四野南工團的工作，親自到工作團講過課。王逸羣在組織五千人學員，從部隊選拔教員，到成立、任命營、連、排幹部，各級黨委、支部，嘔心瀝血、盡心盡責。革命的理論武裝頭腦後，開始南下在實踐鬥爭中學習，於1949年秋季，南工團沿京浦路南下，在武漢帶領工作團分赴五個省區安排省委，地委，縣委各級幹部5000名工作，發動羣眾壯大力量。開展剿匪，開展土地改革，穩定市埸，

1949年10月，王逸羣從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到中央組織部報到，徵求王逸羣的意見，或到東歐當大使，或到重工業部工作，他考慮幾天正式到陳雲當部長的重工業部工作。陳雲和王逸羣在紅軍時代就熟悉，在東北第四野戰軍共同作戰，陳雲稱王逸羣是四川王。王逸羣是隨四野戰軍南下，1950年解放華中南五省，於當年從四野戰軍軍政大學任政治部主任，調回北京的，開始中組部任弼時、伍雲甫徵求王逸羣的意見，詢問他願意去外交還是搞國內工作，王逸羣同意最好搞國內工作，當時安子文同志提議去中央重工業部有色金屬局當局長。王逸羣認為，搞工業雖然過去幾十年，內戰時期着重搞土改和地方工作，紅軍改編，上前方，被分配創造山西五台山晉東北，一帶創造根據地，也是發動羣眾，壯大我軍力量都是在農村中，沒有搞過工業。不久由周總理正式委派去作有色金屬局長，於是他下定決心在工作中學習來完成任務。《蘇聯支援朝鮮彈藥抗美條約》當時，我們國家中心任務是抗美援朝，蘇聯幫助朝鮮打仗。給了朝鮮一些武器彈藥，但蘇聯是要朝鮮算帳還錢的，當時朝鮮處在戰爭環境，生產停頓，根本不能還錢，國務院就要求由有色金屬局幫助還帳，除用一部分農產品作為還帳外（但農產品值錢不多）其中主要是用有色局生產的鎢、銻、錫、鉬礦沙用來還帳。特別是錫在蘇聯和東歐國家，錫的資源很少，甚至沒生產，世界產錫的國家馬來西亞新加坡，這些錫的生產幾乎全部由英美壟斷。不賣給蘇聯，我國在分配錫的產品時，蘇聯和捷克幾乎鬧的不可開交，捷克説蘇聯要的太多，發生爭論時，周總理幫助他們作了調解，答應國家用多給生產點錫，會後，周總理委託李富春同志多抓一下錫的生產。並要何長工、王逸羣去箇舊（雲南）瞭解一下錫的增產可能性的調查。何長工、王逸羣去昆明找到一位地質老專家譚錫稠，他對雲南箇舊錫礦產資源很悲觀，他認為資源已挖完，不可能增產，認為箇舊在國民黨時期已挖了幾十年，何長工、王逸羣已“洞老山空”到箇舊現場作調查，找到一些工作和一部分小業主進行座談，他們對箇舊錫礦增產，稍還有點希望，一部分小業主提出稍增加一點價格還能增產，一部分工人同志要求給他們改善一點待遇，他們講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所受的痛苦，啓發他們的階級覺悟，當時解決了這兩部分人的一些要求，是增加了一部分錫的產量，後來回到北京，又找過一些老專家座談，是增加了一部分錫的產量，後來回到北京，又找過了一些老專家座談，向他們作調查，其中清華大學地質教授孟憲民（在國民黨時期當過箇舊錫礦礦長）對卓錫礦資源和譚錫稠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説增產是可能的，對有希望的錫礦資源，他説老廠礦開採洞裏那裏還有希望找到錫礦，就在洞里布置些淺鑽，找到些礦。另外他談到馬拉格（新礦）過去開採還很少，他談過去國民黨時期幾十年開採的富礦較多，就是老廠開過的尾礦品位還有千分之六到八，於是繼續搞些手工業選確處埋洞外的地面上挖出的這些尾碴。加上當地生產的小業主，價格稍作了些調查，工作同志們改善些待遇。以上這些措施，使得1952年到1958年的錫礦生產每年都增加，從解放前的幾千噸增至一萬多噸。回來報時，李富春同意這些措施，他又加了一條：要雲南省委動員公安局系統所屬勞改犯增加兩三萬人去馬拉格增產。因此，這幾年鎢、銻、錫、鉬都是超額完成任務，並提前幫助朝鮮還蘇聯的帳，支援抗美援朝抗戰。

王逸羣一九五八年由中央組織部調到全國地質部，任南方地質總局局長，何長工是主持地質部的第一副部長，對老戰友王逸羣的到任非常高興，早在觧放軍四九年入城後，兩家都住在東單乾麪衚衕四十三號，何長工一家住在後院，王逸羣一家住在前院，老紅軍的兩家親密無間，情同手足，王逸羣幹勁更足了，工作起來沒有下班的概念，常常是孩子們都睡熟後才回家，建部初期，劉傑、宋應同志，後來的劉景範、卓雄同志以及曠伏兆、胥光義、李軒、王林、王逸羣、田林、王林等等。一九六一年王逸羣根據部黨組的意見，中組部任命擔任全國地質資料局局長，全國礦產儲量委員會副主任，

王逸羣在地質部是何長工的四大金剛之一，王逸羣名字上打着醒目的紅叉。在批鬥會上彎腰、低頭，胳膊和手被反壓在背後，很像“噴氣式”飛機的姿式。除此之外，還要戴高帽子游街示眾。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部機關羣眾組織決定對王逸羣進行隔離審查(不允許回家，也不許家屬探望，王逸羣被扣壓在機關西樓地下室內。每天早、晚和其他被隔離的同志們一起排隊到機關北樓前“請罪”和“彙報”。因為王逸羣每天都背誦規定的那幾句話，為此專案小組曾批過王逸羣，説王逸羣態度不老實。回想起當時的那種情景，仍感到十分可笑。被隔離審查期間，每天都要參加“天天讀”，寫檢查、交代材料，還要和黨、政、軍等部門調查其他老同志的專案組談話，寫證明。當時調查材料都實行“逼、供、信”的做法，如不按照外調人的口徑寫證明，輕則受訓斥，重則遭毒打。儘管如此，王逸羣在隔離審查期間，來找王逸羣寫其他同志的材料，王逸羣都沒有違心寫過旁證材料。王逸羣深知，在那“暴風驟雨”的年代，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何等的重要。任何一句不實之詞和一份材料，對其他革命同志都將招致政治上和肉體上的打擊、摧殘。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王逸羣被送到黑龍江省五七幹校，零下三十度寒風刺骨，使王逸羣原來的肺炎加劇了。幾天幾夜徹夜不眠，後來被送到江西省峽江縣地質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此時王逸羣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每天勞動強度很大。除強制性勞動外，王逸羣還要定期寫檢查、交代材料。專案組為了逼迫承認他們定的罪名，經常搞“車輪戰”，不讓王逸羣在精神上和體力上有所休息。有一次竟連續七十二個小時進行“逼、供、信”。三天三夜不睡覺，對一個年輕人來説也夠嗆，何況王逸羣已是古稀之年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打擊和壓力，這是最讓人痛心和難以忍受的王逸羣在五七幹校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了，由於長期的折磨，身患肺心病，嚴重的肺不張，連走路都要喘，王逸羣一次被揪到院內1天1夜，兩派在搶奪，你拽我拉，把兩個胳膊拉扯青腫；有的鬥爭會十分激烈、野蠻，讓站到桌子上摔下來，還拳打腳踢；小會則唇槍舌戰，威逼利誘。因王逸羣多次被揪鬥，身體垮了，到醫院檢查，內傷比較嚴重。遵照不要對抗羣眾的指示，王逸羣從不對羣眾發火，相信羣眾，相信黨。無論如何追問，甚至打罵，逼他承認這個，承認那個，從不胡言亂語，王逸羣都是耐心的一一説明實事真象，或説根本沒有此事，一句違心的話也不説，一次違心的檢討也不作。有一次，拉出上下左右的一些領導幹部，讓王逸羣同志揭發，守口如瓶，不亂噴胡道。文化大革命時期，王逸羣被批判、隔離，遭迫害、打擊，文化大革命被劫難時期，同志的老伴肖永光同志被黜幹校，兒女四散逃亡，他獨身孤零地生活。

1976年，王逸羣同志重新回到資料局主持工作，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資料局成了一個爛攤子，全國各地的資料局和地質資料部門基本陷於癱瘓狀態。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工作，為了儘快恢復工作，他不顧年邁身體有病出發到各地基層去檢查指導工作。四川很亂，武鬥派仗不斷，生產完全癱瘓了，隨行的同志勸不要去那裏，很危險。但他説，槍林彈雨都過來了，這算什麼。搞生產沒有內行不行，經過調查研究，親自點名任命幹部，有個幹部正在挨鬥沒有解放，耐心做工作恢復了他的工作；有個前任領導被調走，當即派人把他請回來。許多幹部由於受批判衝擊想不通，又一個個地找他們談話，説：“共產黨員應經受得住考驗。”要他們以黨的工作為重。王逸羣同志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50多年，鞠躬盡瘁。在閩西老蘇區，贛南中央根據地，華北太行抗日戰場，留下他戰鬥的腳步和卓越的功績。真是：南征北戰為革命，槍林彈雨不鬥功，嘔心瀝血為建國，開拓地質立新功，艱苦樸素嚴律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