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鼎

劉鼎1903年12月15日生於四川省南溪縣一個小康之家 ^[4]  。

6 歲在縣城讀私塾，10 歲入縣立高等小學堂。1917 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三中學（校址在江安縣）， 二年級時被推薦為學生會理事（主席） ^[4]  。在學生中組織“勞工團”， 提倡自己的事自己做。並組織學術研究會和商學聯合會共同抵制日貨， 開展反仇油鬥爭。在進入敍屬聯立中學就讀時，他和郭伯和、徐韻華、陽翰笙、李碩勳等同學，經常在一起閲讀《新青年》，組織學生會活動。

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電機科學習。

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春，跟隨回國探親的孫炳文（南溪籍革命先驅）赴德國勤工儉學，先後在柏林大學、哥廷根大學就讀。同年冬，經孫炳文和朱德二人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員，並擔任中共旅歐總支德國支部的青年團書記。

1926年，由德國去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論列寧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世界革命史》《中國革命史》等 ^[4]  馬列主義基礎理論。後進入蘇聯空軍機械學校 ^[4]  ，系統學習《飛機機械學》《航空史》《氣流學》等航空知識。次年，任東方大學黨總支委員、軍事班支部書記 ^[4]  ，政治常識課教員兼軍事翻譯。1929年，奉調回國，任中共中央軍委保衞局二科副科長、科長，從事情報調查工作。1931年10月被捕，關押在龍華監獄，後監押在南京監獄，次年9月，經康澤保釋出獄。

1933年任閩浙贛蘇區政治部組織部長、紅軍第五分校政委 ^[4]  。後受方誌敏委派，任兵工廠政委。他親自動手研製並組織生產紅軍自己製造的較早的一批火炮 ^[5]  ，改進地雷設計和黑火藥配方，創制電話機點火的電發地雷引信，開創了我黨早期兵工事業。1934年隨方誌敏率領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征。次年5月在轉移途中遭敵伏擊被捕，解送南昌軍法處，轉押九江俘虜營。同年秋，趁上街購貨之機，逃出營區，乘船回到上海，在史沫特萊的幫助下，隱居在新西蘭工程師路易·艾黎家裏。

1936年3月，經宋慶齡引薦，接受張學良邀請，劉鼎赴西安，系統地向張學良將軍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張學良堅定了聯共抗日的決心，為周恩來與張學良的膚施（即延安）會談作了準備。4月9日，劉鼎參加了周、張膚施會談， 隨後被任命為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名義上是東北抗日義勇軍代表， 張學良的隨從副官），他協助張學良以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東北軍， 加強東北軍與紅軍、十七路軍的團結。7月安塞之行 ^[4]  ， 親自向毛主席彙報東北軍情況。從膚施會談後至西安事變前， 劉鼎在洛川化名“擇生” 先後給中共中央四封密信， 及時彙報張學良的思想動態。12月“西安事變” 爆發後， 中共中央在第一時間就收到了劉鼎的報告， 劉鼎的信息對於黨中央掌握“西安事變” 和國民黨內部的情況， 以及以後“西安事變” 的和平解決有着重要價值。在此期間， 劉鼎在周恩來領導下， 通宵達旦地工作着， 既要保衞中共代表團的安全，又要聯絡和協調各方面的關係。1937年2月2日，東北軍中堅決主張聯共抗日的王以哲軍長被東北軍中一部分過激分子殺害，內戰危險又重新出現。周恩來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 基本保證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偉大成果。劉鼎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妥善處理了東北軍“二·二” 事件的善後工作。毛澤東主席曾多次指出： “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1937年，劉鼎受黨委託在延安創辦軍事技術學校“延安摩托學校”，並任校長。次年任中央黨校政治教員，抗大五大隊政治主任教員， 特科大隊大隊長兼政委。1940年，劉鼎調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他從戰爭的實際需要出發， 解決了一系列技術問題，使槍、炮、彈藥的品種、質量、數量上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經彭德懷批准，1941年創辦了太行工業學校（現今中北大學前身）併兼任校長，培養了大批青年技術人員，也為建國後國防工業建設作了人才準備。

解放戰爭時期，劉鼎先後任中央軍委聯防司令部軍工局副局長、晉察冀工業局副局長、華北企業部副部長，組織領導建立新的兵工基地，使炮彈等生產飛速發展，年產達幾十萬發，支援了華北的幾大戰役。

解放後，劉鼎任重工業部副部長、兵工總局局長。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以後，劉鼎歷任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又兼任航空科研院院長，任航空工業部顧問等職。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 中國兵工學會顧問。他全力從事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注意發揮軍工企業的優勢，發展民品生產，組織設計試製了萬噸水壓機。他勇於開拓，成為我國軍事工業的創始者和重要奠基人。

劉鼎被康生之流誣陷為“叛徒”、“特務”，並且不成文地內定為“不得重用，不能擔任正職”，多次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特別是“文革” 中，他被關押在監獄長達七年之久，但他身陷囹圄志不移，甚至連牙粉袋和草紙都用上，共寫了近二十萬字的技術總結和建議，而無一字涉及個人是非榮辱。1975年，獲釋出獄 ^[4]  。“文革” 後， 劉鼎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顧年老體弱，為加速航空工業的發展勤奮忘我地工作， 同時領導着“西安事變” 史的編纂工作。1983年和1986年 ^[4]  ，中共中央先後兩次作出決定，撤銷長期加在劉鼎身上的錯誤結論，予以徹底平反，完全恢復劉鼎的政治榮譽。

1986年7月25日，劉鼎在北京病逝。 ^[1] 

1933年在閩浙贛蘇區任軍區組織部長兼任紅軍第五分校政委，後應方誌敏要求，出任洋源兵工廠政委，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組織領導老工人制造35毫米小迫擊炮3門和迫擊炮彈，用以攻擊敵人碉堡。1936年任中共駐東北軍黨代表，對張學良將軍進行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並協助張學良以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東北軍，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在第一時間就收到了劉鼎的報告，劉鼎的信息對於黨中央掌握“西安事變”和中國國民黨內部的情況，以及以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有着重要價值。毛澤東曾多次指出：“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1937年回延安，任抗日軍政大學特科大隊隊長，負責培訓八路軍的通訊技術人才。1940年5月調晉東南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他到軍工部後，經過調查研究，把在國外學到的科學技術知識，與根據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統一武器的規格和質量標準，提高生產水平。他親自設計步槍、擲彈筒、炮彈草圖，並組織技術人員和老工人反覆進行研製，在太行山上開創了八一式步馬槍、單響短槍、五零擲彈筒、炮彈、槍彈發射藥和烈性炸藥的批量生產，保證了部隊作戰的需要。他還編著了《地雷製造使用法》、《地雷觸發裝置法》等教材，親自向地方政府武裝幹部講授，在根據地反“掃蕩”中開展了羣眾性的地雷爆破運動。百團大戰後不久，劉鼎在彭總處瞭解到，八路軍在阻擊敵人發起的近距離衝鋒時，常常遭到日軍擲彈筒的轟擊，難以發揮八路軍的近戰優勢。彭總提出“敵人有擲彈筒，我們也必須有”的要求，要軍工部考慮試製。擲彈筒是日軍步兵裝備的一種單兵小型火炮，配以鋼質炮彈，口徑50毫米，射程500米以內，適於山地作戰，具有一定的殺傷力。劉鼎組織軍工部有關人員從原材料、加工條件、可能碰到的困難進行分析研究，認為太行兵工試製擲彈筒和彈是有可能的，但不能照搬，只能結合根據地資源進行改制。

太行兵工製造擲彈筒和彈必須解決兩大難題：一是筒身與彈體原料;二是加工方法。劉鼎依靠羣眾力量和集體智慧，奇蹟般地解決了這兩大難題。擲彈筒筒身需要粗大鋼材，根據地沒有，就用從敵佔區拆毀的鐵路道軌來代替;而彈體需要量大，道軌難以為繼，只能考慮用太行盛產的白口生鐵為原料。加工問題，筒身內有來福線，需專用設備加工，根據地無此設備，經技術人員研究，將筒身改為滑膛結構，適當增加長度，以保證射擊精度和距離。最困難的是解決彈體加工。白口生鐵是農民用土法冶煉出來的，含碳量高，質硬而脆，在機牀上無法加工。如何將白口生鐵處理成能夠加工的鑄鐵，這是解決擲彈筒彈生產必須解決的技術關鍵。劉鼎在柳溝鐵廠組織了試驗小組，派留學德國的冶金工程師陸達和技術工人孫兆熙相結合，把國外關於鑄鐵韌化處理的工藝與太行民間的煙火技術結合起來，經過多次反覆試驗，終於研製成功火焰反射加熱爐。用這種加熱爐對白口鑄鐵彈體進行燜火處理，彈體表面由硬而脆變成軟而韌，可以進行車削加工。這一技術關鍵的突破使試製擲彈筒和彈的難題得以解決，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擲彈筒與彈試製成功，射程最遠達到700米，實現了彭總“敵人有擲彈筒，我們也必須有”的要求。

1941年5月，在彭德懷副總司令和左權副總參謀長親自關懷和指導下，八路軍總司令部在太行抗日根據地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八路軍第一所兵工學校——太行工業學校，劉鼎擔任第一任校長，該校發展成為後來的著名高等學府——中北大學。從1941年5月學校建立起，太行軍工部組織成批生產的擲彈筒和彈源源運往前線，八路軍有了與日軍抗衡的火力，經常打得日軍措手不及、感到震驚。日軍驚呼，八路軍“在太行山上興建了現代化兵工廠，擁有先進設備與外國專家”。

1944年1月奉調回延安，任陝甘寧軍工局副局長。抗戰勝利後，奉命帶領大批人員前往東北，途經熱河受阻，即留在晉察冀解放區，任軍工局副局長。在晉察冀負責接收張家口、宣化地區重工業，並在宣化機器廠建立生產線，大批量生產82毫米迫擊炮彈，支援前線。張家口撤退後，又在河北靈邱縣上寨建立新的兵工生產基地，大批量生產槍彈、炮彈、手榴彈，並創制了炸藥包拋射機和迫擊炮長彈，用以攻擊敵人碉堡和城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鼎任中央重工業部副部長，分管兵工、機器製造等行業。1949年10月，政務院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以劉鼎為團長、沈鴻為副團長，各大行政區重工業部門負責人蔘加的重工業考察團，到東北、華北、華東地區進行考察。同年12月，重慶解放剛一個月，劉鼎便飛往重慶，考察了剛剛接管的國民黨兵工廠。他對每個工廠的地理環境、規模、廠房設備、主要產品、職工狀況以及遭受國民黨特務破壞等情況，一作了仔細瞭解，繪製成圖表，回部後向中央軍委和中財委作了彙報。1950年1月，他又到太原對接管閻錫山的兵工廠進行了考察。從這些考察中，劉鼎對建國初期全國兵工的實際情況以及重工業的概況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爾後，他着手為新中國兵工的發展和建設、構思遠景“藍圖”。同年7月，他與總後勤部楊立三部長聯名向中央軍委提出建議，建議內容包括：制定中國製式武器系列;建立兵器科研機構，開展新型武器研製;制定更新兵器工業生產綱領，改造生產條件等內容。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急需大批武器彈藥。建國初期，全國兵工正在調整、改組，面對這一突然轉折，形勢十分嚴峻。劉鼎把正在召開的全國第一屆兵工會議轉為戰備動員會，他説：“我們要全力以赴地支援抗美援朝，否則就是犯罪!”在他的組織領導下，全國兵工廠都緊急動員起來，不分白天黑夜，加緊生產，支援前線。當得知前線急需反坦克武器時，劉鼎立即組織有關工廠研製生產了57毫米無座力炮和炮彈，90火箭筒和火箭彈，以及反坦克手榴彈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彈藥，送往朝鮮前線，有力地挫敗了美軍的攻勢，深受志願軍指戰員的歡迎。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劉鼎領導的十萬兵工大軍建立了特殊功勳。

中共中央根據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英明地作出了兵器工業應先於其他工業提前建設的決定。1951年5月，劉鼎隨同以徐向前總參謀長為首的中國兵工代表團赴蘇談判援助我國兵工建設問題。歷時半年，幾經周折，蘇聯政府終於同意交付第一批援助我國武器裝備的圖紙和工藝資料。回國後，他立即組織兵工總局制訂了兵工《現有工廠調整大綱》、《四年新建工廠大綱》等文件，上報中央軍委。1952年5月，中央軍委兵工委員會作出《關於兵工問題的決定》，確定了我國第一批18種制式武器型制(其中15種為仿蘇武器)以及配套的彈藥、光學儀器等;同時批准了工廠調整大綱與新建工廠大綱。1953年大規模展開的我國國防兵工的制式化武器彈藥的試製生產、老廠的調整與改擴建，以及新廠建設的籌備工作，基本上是在中央這一決定的基礎上建設發展的。中國人民兵工創業者之一的劉鼎構思了新中國兵工建設的第一批“藍圖”。

1957年，劉鼎被重新任命為二機部副部長。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國防工業要“平戰結合，軍民結合”、“學會兩套本領”的方針，劉鼎以其廣博的知識和對全國重工業的瞭解，深入各兵工企業，指導並幫助工廠選擇國家急需、又是短線缺門的民用產品。許多兵工企業生產的民品填補了全國機械工業的空白。724廠和127廠用“螞蟻啃骨頭”的方式，試製成功氮肥廠一直依靠進口的大型氣體壓縮機，受到劉鼎的高度讚揚。1960年劉鼎組織東北地區的軍工大廠，配合富拉爾基重機廠的建設，以重機廠為主力，自行設計製造了萬噸級水壓機，攻克了重型、大型設備製造中的許多難關(如電渣焊)。直到今天，12600噸的大型水壓機仍然屹立在工業重鎮富拉爾基，為社會主義建設繼續作貢獻。

1960年9月，國防工業從一機部中分出，組成三機部，劉鼎任副部長，主持科學技術工作。他受三機部黨組委託，起草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分析和論述了中國國防工業技術水平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的十大差距，提出了加強技術基礎建設，重點扶植精密機械加工、電子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狠抓科研以及大力培養人才等一系列政策性建議。1961年至1963年，他組織三機部院、所、廠先後推廣了電解加工、機夾刀具、組合夾具、金剛石工具、滾壓加工、高能成型、振動光飾、噴丸強化等大批新技術和新工藝項目。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鼎慘遭迫害，倍受磨難。他被林彪、“四人幫”誣陷為“大叛徒”、“大特務”，關押進監獄達7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雖身陷囹圄，並未磨滅革命意志;相反，他時時刻刻沒有忘記軍工建設與發展。他在無辜被關押期間，利用各種紙張，憑着驚人的記憶力，寫出10多萬字的技術總結與建議，其中大部分是有關兵工的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刀具等。令人敬佩的是手稿中竟無一字一句涉及到個人的遭遇和是非榮辱，充分體現出他胸懷博大，對祖國、對人民忠貞不逾的高尚情操。

中共十一屆二中全會後，他擔任航空工業部顧問，中國兵工學會顧問，對開展兵工科學技術活動，提出了許多積極建議。終其一生，劉鼎對兵工的摯着情感是始終不渝的。

劉鼎投身中國革命60多年，為黨為人民為祖國作了大量工作，他具有高度的黨性原則、全局觀念和組織紀律觀念。不論硝煙瀰漫的戰爭年代，還是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論是一帆風順或身處逆境，還是受到不公正處分的時候，他始終對黨忠誠，對人民兵工事業信心十足，忍辱負重，從無怨言。他一生虛心好學，摯着地鑽研技術知識，善於吸收世界各國新興的科學技術，結合我國工業發展的實際，加以推廣應用。他對兵工的許多貢獻都是在最困難、最簡陋的條件下做出來的，體現了我國兵工“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他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與羣眾共同探討和研究技術問題。他廣博的知識來源於實踐，來源於羣眾，有着深厚的實踐基礎。劉鼎同志的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兵工工作，為我國的人民兵工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86年，劉鼎因病去世時，《人民日報》曾如此評價：“劉鼎同志是我國軍工事業的創始者和主要奠基人，在軍事工業和機械工業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進入中學，劉鼎繼續對數理化功課有極濃厚興趣。他在1943年寫的《關於技術的自傳》中這樣描述：“到中學讀書，數理手工、圖畫是我愛好的、熟悉的，有最好成績的功課。特別是在有實驗可看的時候，對於實驗本身就尤其心愛了。下課之後，我儘可能設法自己實驗。我自己的一些理化實驗，在我家裏，我的父母只覺得是玩把戲。”這種習慣奠定了他一生作風。在幾十年工作中他除了宏觀地規劃和領導外，對具體技術工作，他總是作到手到、眼到、心到。

高中末期，劉鼎接受蘇聯十月革命成功的影響，思想日趨進步，開始自學社會主義。他在江安第三中學和宜賓聯合中學讀書時，積極宣傳勞工神聖和新文化運動，曾經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與此同時，他對科學與技術仍然摯着追求，他認為科學與社會主義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他同時信奉它們，愛好它們，並願意矢志於它們，獻身於它們。

1920年，劉鼎離開家鄉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電機科學習。學習期間，他對實驗課仍然十分感興趣。他在技術自傳中寫道：“實驗室吸引我丟開一切娛樂和嗜好，許多禮拜日我也在那裏。因為我實驗做得好，細緻，小心愛護儀器，管理人信任我。因此我更有一些多餘的機會進實驗室，幫着照護儀器、調整儀器，使我對各種儀器更加熟悉。物理與化學兩實驗室中，我更喜愛物理實驗室。這對我以後學習機械、電氣機械以及從事技術工作大有幫助。”

在大學期間，劉鼎繼續學習並探索社會主義。對科學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他逐漸認識到科學雖有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分，但畢竟都是科學、都以客觀實際為基礎，社會主義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但自然科學對於科學地瞭解和研究社會是大有幫助的。他自學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覺得這本書對他以後學習社會科學很有幫助，但對於學技術則幫助不大。

1923年劉鼎在上海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走上了到國外勤工儉學之路。

早在家鄉上中學時，劉鼎就結識了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孫炳文。1924年，他在孫炳文的指引和幫助下，到德國勤工儉學，先後進哥廷根大學與柏林大學學習。在柏林，他又結識了為追求真理、尋找中共而到達歐洲的朱德。經孫炳文和朱德介紹，劉鼎在德國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任青年團書記。

1925年上海爆發震動全國的五卅運動之後，中共在國內急需幹部，決定從旅歐總支部抽調50名黨員回國工作，劉鼎是其中之一。回國路線經過柏林和莫斯科，黨指派他在柏林負責組織、接待工作。在此期間，劉鼎參加了中國旅歐留學生進駐北洋政府駐德國大使館的行動，逼迫大使簽字，致電國內，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聲援五卅運動。事後，他和朱德、孫炳文都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經組織同意，劉鼎暫不回國，轉赴蘇聯學習。

到蘇聯後，劉鼎進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空軍機械學校學習、任教併兼作翻譯。

1926年到1928年在蘇聯學習和工作期間，劉鼎在東方大學和空軍機械學校都擔任過軍事課程的翻譯。這些課程包括兵器構造、爆破原理、無線電技術、電報電話等。為了做好翻譯工作，也為了切實掌握這些專業技術知識，他孜孜不倦地學習這些軍事技術課程，這就為他大半生從事軍事工業，特別是兵器工業，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1929年，劉鼎奉調回國，因發生中長路事件被阻於蘇聯遠東的伯力幾個月。這期間，他認真研讀了一本從蘇聯帶回的《迫擊炮學》，並參加了劉伯承領導的遠東遊擊隊，擔任指導員兼武器教員，向戰士們講解槍炮彈藥。

1933年春，劉鼎從白區奉調去中央蘇區工作。途經閩浙贛蘇區時，被該區創始人方誌敏留下，任軍區組織部長，兼紅軍第五分校政委。閩浙贛是新開闢的蘇區，處於遊擊環境，條件十分艱苦，紅軍缺乏武器彈藥，連門小炮也沒有。方誌敏知道劉鼎的經歷後，請他組織設計、製造火炮。劉鼎雖然見過炮，講過炮，但閩浙贛蘇區四面被敵軍封鎖，戰鬥頻仍，沒有製造火炮的條件，他感到很為難。方誌敏懇切地對他説：還是你來吧！你還見過嘛！就請你領導造炮，為我們製造打破堡壘主義的小鋼炮！劉鼎深感黨對他的期望，毅然接受了造炮的任務，併為此出任洋源兵工廠政委。

洋源兵工廠是閩浙贛蘇區剛從修械所基礎上組建起來的，主要靠手工作業生產地雷、手榴彈，並修理槍械。廠裏沒有技術人員，劉鼎既是政委，又是技術員。他帶領幾名老工人，自己設計，沒有條件創造條件，充分利用幾台破舊機牀，經過幾個月的日夜奮戰，終於製造出三門35毫米口徑的小迫擊炮和鑄鐵的迫擊炮彈。劉鼎還從紅軍第五分校中挑選學員組成小炮兵隊，加以培訓。他親自帶領這個小炮兵隊，用自己製造的小迫擊炮，打中敵人的碉堡。這是中國人民兵工史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自己製造的較早的一批火炮。

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兩黨實現了聯合抗日。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挺進華北，深入敵後。1938年春，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進駐太行山區，開闢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同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游擊戰爭的軍火接濟是一個極重要問題，……每個游擊戰爭根據地都必須儘量設法建立小的兵工廠，辦到自制彈藥、步槍、手榴彈等的程度，使游擊戰爭無軍火缺乏之虞”。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兵工，到1939年6月八路軍總部成立軍工部時，在劉鼎的努力下，已經組建了兵工廠7座。

1940年4月，經朱德總司令提名，劉鼎被任命為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總部首長對他抱有殷切期望，親切接見，並反覆闡明自力更生、自制軍火的極端重要性。劉鼎到軍工部後，深入調查研究，根據中共中央堅持持久戰、游擊戰的戰略思想，結合太行山煤鐵資源豐富，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提出了一系列發展壯大太行山兵工生產的方案，並逐步實施。

針對太行地區三個槍廠生產的步槍規格不同、性能各異、零件不能互換，且生產效率低、質量差、成本高的問題，劉鼎到職後首先抓了步槍生產的標準化、制式化。他從我軍常年山地作戰的需要出發，組織技術人員和老工人劉貴福等反覆研究，結合太行根據地設備、技術與物資供應條件，吸收國內外各種步槍的優點，提出了一種槍身短、刺刀長、重量輕、能與日軍“三八式”步槍抗衡的新槍設計方案，並立即組織試製。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工作，一種自己設計製造的、制式化的新步槍誕生了。全槍重3．36公斤，口徑7．9毫米，射擊準確，刺刀鋒利，且能自動彈出，槍體輕巧，外形美觀。1940年8月1日，當劉鼎等揹着新槍到總部彙報時，受到彭德懷、左權、劉伯承等總部首長的高度讚揚，定名為“八一式”步馬槍。彭總當即責成軍工部迅速組織批量生產。組織批量生產比設計試製更為困難，劉鼎組織技職人員與老工人設計製造了新槍的成套樣板和檢測工具，並反覆培訓工人，扭轉手工作業、單件生產的舊習慣，終於將一大批來自農村的手工業工匠、青年戰士和農民，培養成適應專業分工、使用樣板生產的熟練工人，從而保證了整槍的質量，零件均可互換，並大大提高了產量。僅1940年下半年就生產了3300多支，八路軍戰士領到這種新槍都笑逐顏開，精神百倍。

百團大戰後不久，劉鼎在彭總處瞭解到，八路軍在阻擊敵人發起的近距離衝鋒時，常常遭到日軍擲彈筒的轟擊，難以發揮八路軍的近戰優勢。彭總提出“敵人有擲彈筒，我們也必須有”的要求，要軍工部考慮試製。

擲彈筒是日軍步兵裝備的一種單兵小型火炮，配以鋼質炮彈，口徑50毫米，射程500米以內，適於山地作戰，具有一定的殺傷力。劉鼎組織軍工部有關人員從原材料、加工條件、可能碰到的困難進行分析研究，認為太行兵工試製擲彈筒和彈是有可能的，但不能照搬，只能結合根據地資源進行改制。

太行兵工製造擲彈筒和彈必須解決兩大難題：一是筒身與彈體原料；二是加工方法。劉鼎依靠羣眾力量和集體智慧，奇蹟般地解決了這兩大難題。擲彈筒筒身需要粗大鋼材，根據地沒有，就用從敵佔區拆毀的鐵路道軌來代替；而彈體需要量大，道軌難以為繼，只能考慮用太行盛產的白口生鐵為原料。加工問題，筒身內有來福線，需專用設備加工，根據地無此設備，經技術人員研究，將筒身改為滑膛結構，適當增加長度，以保證射擊精度和距離。最困難的是解決彈體加工。白口生鐵是農民用上法冶煉出來的，含碳量高，質硬而脆，在機牀上無法加工。如何將白口生鐵處理成能夠加工的鑄鐵，這是解決擲彈筒彈生產必須解決的技術關鍵。劉鼎在柳溝鐵廠組織了試驗小組，派留學德國的冶金工程師陸達和技術工人孫兆熙相結合，把國外關於鑄鐵韌化處理的工藝與太行民間的煙火技術結合起來，經過多次反覆試驗，終於研製成功火焰反射加熱爐。用這種加熱爐對白口鑄鐵彈體進行燜火處理，彈體表面由硬而脆變成軟而韌，可以進行車削加工。這一技術關鍵的突破使試製擲彈筒和彈的難題得以解決，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擲彈筒與彈試製成功，射程最遠達到700米，實現了彭總“敵人有擲彈筒，我們也必須有”的要求。

從1941年5月起，太行軍工部組織成批生產的擲彈筒和彈源源運往前線，八路軍有了與日軍抗衡的火力，經常打得日軍措手不及、感到震驚。日軍驚呼，八路軍“在太行山上興建了現代化兵工廠，擁有先進設備與外國專家”。

太行兵工的火、炸藥製造是從黑色火藥（硝、磺、木炭的混合物）開始的。1941年5月開始批量生產擲彈筒彈時，仍然沿用黑色火藥，既作為炸藥用，也作為發射藥用，大大影響到彈的威力。彭總要求軍工部，儘快研製無煙火藥，以滿足擲彈筒彈和復裝槍彈之需。劉鼎雖學過爆破原理，但卻不熟悉無煙火藥的製造工藝，他只能走羣眾路線，向一些內行人請教，和他們共同研究，確定從試製硫酸入手。

硫酸是製造無煙火藥的重要原料，被稱為“火藥之母”。正規的製造方法：一種是鉛室法，需要大量鉛板；一種是接觸法，需用白金作觸媒。太行根據地既無鉛板，更缺白金，這兩種方法都無法採用。經過技術人員和老工人的反覆探索，根據鉛室法原理，士洋結合．就地取材，利用老百姓盛水的陶製大缸，壘成蒸餾塔代替鉛室，反覆多次試驗，1941年11月，試製硫酸終於獲得成功。

在製造出硫酸的基礎上，劉鼎繼續組織軍工部化學廠的職工，以硫酸、硝和棉花為原料，用大鐵鍋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土坑做烘乾機，木棒作輾壓輥等土辦法，終於試製出槍彈用發射藥。這是太行兵工火藥、炸藥生產上的突破。到1944年，在晉察冀軍工局派人協助下，太行軍工部自己設計製造了無煙藥打漿機、膠化機、輾片機、切片機等成套設備，從而開始了槍彈、炮彈兩種無煙發射藥的批量生產。

鑑於地雷、手榴彈構造簡單，根據地能就地取材，廣泛製造，1941年初，劉鼎根據中央軍委“關於普遍設立炸彈製造廠”的指示，向八路軍總部建議每個軍分區成立一個手榴彈廠，所需幹部和技術骨幹由軍工部選派；地方政府以縣為單位，組織地雷生產，軍工部負責供應雷管，並幫助培訓骨幹，普及造雷技術，開展羣眾性爆破運動。彭總採納了這個建議，並親自在全區進行了動員。

1941年3月，軍工部在武鄉縣温莊和黎城縣東崖底村分別開辦了地雷訓練班，分期分批培訓武委會主任和民兵隊長。劉鼎和軍工部技術幹部講授地雷製造和爆破知識，並編印了《地雷製造與使用法》、《各種地雷觸發裝置法》等小冊子發給學員。依靠這些骨幹，又在各地層層辦訓練班，在太行根據地掀起了一個“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爆破運動，炸得日軍暈頭轉向，惶惶不安。那時，太行根據地的成年人兒乎人人都學會了製造地雷的技術，湧現出數以千計的造雷英雄。平順縣西溝村勞動英雄李順達所在的互助組，在“反掃蕩”鬥爭中，白天搞生產，月下造地雷。

除上述主要成就外，在劉鼎的領導下，太行軍工部還研製生產了武工隊專用短槍，從復裝槍彈發展到製造全彈，生產實行定額管理等。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時期，太行軍工部共造槍9758支，修槍近萬支，生產擲彈筒2500門，修炮約千門，復裝和新制槍彈223萬發，擲彈筒彈19．8萬發，迫擊炮彈3．8萬發，手榴彈58萬枚。此外，還協助地方生產手榴彈、地雷千萬枚以上。廣大兵工戰士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用智慧和勞動，創造了連敵人也感到震驚的奇蹟，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劉鼎在軍工部的四年，成為太行兵工的鼎盛時期。 1941.05～1943.09創辦太行工業學校，該校是中北大學的前身，目前已經發展成為山西省重點綜合類大學，為我國輸送了大批優秀人才，特別是國防科技人才。

抗日戰爭勝利後，劉鼎奉命從延安率領大批幹部和技術人員趕赴東北，途經熱河受阻，即留在晉察冀解放區，任軍工局副局長。這時，將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人民解放軍奮起自衞，正是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戰略轉折時期。劉鼎先負責接管張家口、宣化一帶的重工業，包括鐵礦、鍊鐵廠、機器廠、化工廠等，並積極組織恢復生產。1946年5月，他在宣化龍煙機器廠蹲點，他利用這個廠較大的化鐵鑄造能力，把宣化各機器廠的機牀集中到此廠，建成一條生產82毫米迫擊炮彈的生產線，發動職工，日夜兩班，突擊生產，支援前線。他還成功地解決了炮彈質量的關鍵引信問題。在他的直接領導下，組成引信技術小組，研究試驗蘇式、美式及自造的引信，取長補短，繪製成引信標準圖，發往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各軍工領導部門，改產新引信，使炮彈質量大為提高。不久，張家口撤退，根據上級指示，他又組織將這些工廠的技職人員和設備等撤退到晉察冀後方，組建新的兵工基地。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一個以河北靈邱縣上寨為中心，包括髮電廠、槍彈廠、炮彈廠、手榴彈廠等的新基地建立起來了。解放戰爭由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後，朱德總司令多次指示劉鼎迅速解決攻堅戰所需的彈藥，一是大量製造炮彈，二是摧毀城牆和碉堡的炸藥包。早在1947年初，劉鼎在阜平縣河西村軍工局機關時就開始設想，用擲彈筒投擲炮彈的原理，設計一種炸藥包拋射機，把一二十公斤重的炸藥包投擲一二百米遠的距離，以摧毀敵人的碉堡、城牆。他利用廢舊氧氣瓶作為“炮筒”，自行設計支架和搖架，又設計了一種長尾杆、帶尾翅、掛炸藥包的“圓盤”炮彈。這套設計充分發揮了劉鼎的奇想。在河西村的河灘上，經過二三十次反覆的試驗、改進，再試驗、再改進，劉鼎發明創造的“炸藥包拋射機”和“圓盤藥包彈”終於試驗成功了。1947年秋，把標準圖、説明書和樣機發往各有關兵工廠，組織生產，成批供應前線。這種炸藥包投擲機和圓盤藥包彈威力很大，曾被毛澤東主席譽為“土飛機”、“土坦克”。這些新型武器和炮彈源源不斷地供應前線，在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和解放太原的戰鬥中大顯神威，使我軍炮火壓倒了中國國民黨軍隊的火力、加速瞭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鼎任中央重工業部副部長，分管兵工、機器製造等行業。1949年10月，政務院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以劉鼎為團長、沈鴻為副團長，各大行政區重工業部門負責人蔘加的重工業考察團，到東北、華北、華東地區進行考察。同年12月，重慶解放剛一個月，劉鼎便飛往重慶，考察了剛剛接管的國民黨兵工廠。他對每個工廠的地理環境、規模、廠房設備、主要產品、職工狀況以及遭受國民黨特務破壞等情況，一作了仔細瞭解，繪製成圖表，回部後向中央軍委和中財委作了彙報。1950年1月，他又到太原對接管閻錫山的兵工廠進行了考察。從這些考察中，劉鼎對建國初期全國兵工的實際情況以及重工業的概況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爾後，他着手為新中國兵工的發展和建設、構思遠景“藍圖”。同年7月，他與總後勤部楊立三部長聯名向中央軍委提出建議，建議內容包括：制定中國製式武器系列；建立兵器科研機構，開展新型武器研製；制定更新兵器工業生產綱領，改造生產條件等內容。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急需大批武器彈藥。建國初期，全國兵工正在調整、改組，面對這一突然轉折，形勢十分嚴峻。劉鼎把正在召開的全國第一屆兵工會議轉為戰備動員會，他説：“我們要全力以赴地支援抗美援朝，否則就是犯罪！”在他的組織領導下，全國兵工廠都緊急動員起來，不分白天黑夜，加緊生產，支援前線。當得知前線急需反坦克武器時，劉鼎立即組織有關工廠研製生產了57毫米無座力炮和炮彈，90火箭筒和火箭彈，以及反坦克手榴彈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彈藥，送往朝鮮前線，有力地挫敗了美軍的攻勢，深受志願軍指戰員的歡迎。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劉鼎領導的十萬兵工大軍建立了殊功。

中共中央根據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英明地作出了兵器工業應先於其他工業提前建設的決定。1951年5月，劉鼎隨同以徐向前總參謀長為首的中國兵工代表團赴蘇談判援助我國兵工建設問題。歷時半年，幾經周折，蘇聯政府終於同意交付第一批援助我國武器裝備的圖紙和工藝資料。回國後，他立即組織兵工總局制訂了兵工《現有工廠調整大綱》、《四年新建工廠大綱》等文件，上報中央軍委。1952年5月，中央軍委兵工委員會作出《關於兵工問題的決定》，確定了我國第一批18種制式武器型制（其中15種為仿蘇武器）以及配套的彈藥、光學儀器等；同時批准了工廠調整大綱與新建工廠大綱。1953年大規模展開的我國國防兵工的制式化武器彈藥的試製生產、老廠的調整與改擴建，以及新廠建設的籌備工作，基本上是在中央這一決定的基礎上建設發展的。中國人民兵工創業者之一的劉鼎構思了新中國兵工建設的第一批“藍圖”。

1952年，為迎接制式化武器的試製，為開展正規化的國防兵工建設，劉鼎精心組建了一批為兵工服務、具有技術基礎性質的研究所，包括工廠設計所、技術推廣情報研究所、火炸藥研究所、彈藥研究所、技術資料翻譯所等。這是新中國最早建立的一批技術研究機構。工廠設計所甫告成立，就投入一批老廠的改擴建設計；技術資料翻譯所為配合制式化武器裝備的試製，翻譯複製了幾十種幾十萬份制式武器、彈藥、火工品和光學儀器的圖紙和工藝資料；其他幾個所為完善產品測試手段，開始新型彈藥的科學研究，推廣新工藝、新技術等都取得了很大成果。這一批研究機構起步早，為提高兵器科學技術水平，為培養兵工專業技術人才奠定了基礎。

1957年，劉鼎被重新任命為二機部副部長。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國防工業要“平戰結合，軍民結合”、“學會兩套本領”的方針，劉鼎以其廣博的知識和對全國重工業的瞭解，深入各兵工企業，指導並幫助工廠選擇國家急需、又是短線缺門的民用產品。許多兵工企業生產的民品填補了全國機械工業的空白。724廠和127廠用“螞蟻啃骨頭”的方式，試製成功氮肥廠一直依靠進口的大型氣體壓縮機，受到劉鼎的高度讚揚。1960年劉鼎組織東北地區的軍工大廠，配合富拉爾基重機廠的建設，以重機廠為主力，自行設計製造了萬噸級水壓機，攻克了重型、大型設備製造中的許多難關（如電渣焊）。直到今天，12600噸的大型水壓機仍然屹立在工業重鎮富拉爾基，為社會主義建設繼續作貢獻。

1960年9月，國防工業從一機部中分出，組成三機部，劉鼎任副部長，主持科學技術工作。他受三機部黨組委託，起草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分析和論述了中國國防工業技術水平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的十大差距，提出了加強技術基礎建設，重點扶植精密機械加工、電子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狠抓科研以及大力培養人才等一系列政策性建議。1961年至1963年，他組織三機部院、所、廠先後推廣了電解加工、機夾刀具、組合夾具、金剛石工具、滾壓加工、高能成型、振動光飾、噴丸強化等大批新技術和新工藝項目。 ^[1] 

國務院原副總理習仲勳為劉鼎題詞：“兵工泰斗，統戰功臣”。劉鼎生前常説，他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參與西安事變，二是組織軍工建設。

1991年8月，航空工業部組織編寫的《一代英才———懷念劉鼎同志》專輯正式出版。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紛紛為本書題詞。聶榮臻題詞：“鞠躬盡瘁， 奉獻畢生”。姚依林題詞：“質樸，清廉，正派，無畏”。劉瀾濤題詞：“劉鼎同志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軍事工業的創始人和傑出的領導者，永遠值得懷念”。薄一波、谷牧題詞： “歷盡坎坷，堅貞不渝”。 ^[1] 

胡耀邦這樣評價劉鼎：“他為我們黨的事業做過很多重要貢獻”，習仲勳稱劉鼎是“兵工泰斗，統戰功臣”。 ^[2] 

“劉鼎同志是我國軍工事業的創始者和主要奠基人，在軍事工業和機械工業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人民日報》曾如此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