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

1916年在天津讀書時的鄧穎超(5張)

1919年五四運動時，與周恩來、馬駿等共同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組織覺悟社。

1920年秋到北京師大附小任教員。

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同年與周恩來結婚。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

1926年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27年後，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

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國後，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蘇區，曾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

1934年帶病參加長征。到陝北後，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中央機要科科長、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司法部秘書。

抗日戰爭時期，在武漢、重慶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1937年12月，先後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婦女組織員、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

1938年1月，出席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首次理事會，當選為常務理事。3月，參與組織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擔任該會常務理事。5月，參加起草《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6月，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參政員。

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

1943年回到延安，曾在中央黨校一部學習。

1945年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並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曾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在重慶、南京、上海為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而鬥爭。

1946年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

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後任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

1949年起，先後當選為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第四屆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衞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75年、1978年當選為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77年、1982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

1979年12月，擔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1982年被推舉為對外友協名譽會長。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 ^[3]  。

1984年任中國三S研究會名譽會長。

1985年9月經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同意不再擔任中央委員。

1986年當選對外友協名譽會長。

1987年當選為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

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8歲 ^[1]  。

鄧穎超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1]  。

鄧穎超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婦女的驕傲，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深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鄧穎超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她少年時就立志救國，在天津讀書期間曾發出“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的誓言。1919年，她投身五四愛國運動，同周恩來等人共同發起組織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忱和堅定的革命精神。1925年3月，鄧穎超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此後，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她都勇於探索、不懈奮鬥，經受住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表現出共產黨人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

鄧穎超同志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卓越領導人。她曾擔任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副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她不止一次地説過：“我對婦女工作的關心和責任，一直承擔到生命的終止。”她堅持“只有求得社會解放與民族解放，婦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觀點，始終把推動婦女解放作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來完成。她參與領導起草的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成為中國婦女獲得婚姻自由等權益的法律保障。她很早就致信黨中央提出節制生育的意見。她還參與制定並積極貫徹黨的婦女工作的各項方針政策，重視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積極培養婦女幹部，熱情鼓勵優秀婦女和先進典型，號召廣大婦女奮發圖強，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新女性。鄧穎超同志為增進中國婦女同各國婦女的友誼、推動世界和平運動做了大量工作，贏得了各國婦女的敬重。

鄧穎超同志為黨的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她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的工作，同部長何香凝真誠合作，聯合和組織各界婦女投身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先後擔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參政員和唯一的女政協代表，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爭取國內和平進行了不懈努力。她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她積極推動落實黨關於民族、宗教、華僑和知識分子的各項政策，致力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地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為開創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政協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賴和尊敬。鄧穎超同志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協助周恩來同志積極開展對台工作。1979年12月，她擔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認真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推動海峽兩岸的交流和交往，為祖國統一大業傾注了大量心血。

鄧穎超同志是實踐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楷模。她始終堅持黨性原則，嚴守組織紀律，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艱苦奮鬥，廉潔奉公，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始終保持人民公僕的本色。她始終堅持嚴以律己，功高而不自滿，位高而不自居，一貫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密切聯繫羣眾，待人誠懇，嚴格要求親屬不搞特殊化，為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作出了表率。

鄧穎超同志敢於堅持真理、抵制錯誤。“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協助周恩來同志保護了黨內外一大批幹部和知名人士，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

鄧穎超同志始終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革命精神。改革開放以後，她不顧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仍以頑強的拼搏精神繼續為黨和人民兢兢業業地工作。她積極參與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為確立和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新時期我國對外友好事業作出了巨大努力。“春天過後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你的生命要與人民的事業結合起來，白髮就上不了你的頭”，這是鄧穎超同志喜愛的詩句，也是她晚年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1988年，鄧穎超同志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仍以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關注着黨和國家的命運，關注着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她在廣大人民羣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胡錦濤在紀念鄧穎超同志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