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光義

胥光義同志13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6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從文書、班長、排長、副連長、指導員、政治教員、副科長、政治處副主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總後勤部副部長。

胥光義同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我軍後勤建設、國防科技事業和國家地質建設的發展，鞠躬盡瘁，貢獻了畢生精力。

胥光義，漢族，原名許光翊，別名許鑫、胥明，四川省平昌縣長埡鄉白馬村人。1929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1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1933年11月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四方面軍總保衞局和紅30軍排長，保衞營副連長，保衞隊政治指導員，紅軍大學分隊長，中幹隊軍事連政治指導員兼教員，紅軍大學政治部地方工作科副科長，援西軍隨營學校政治主任教員；參加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和紅四方面軍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抗日遊擊隊第三支隊政治處副主任，挺進支隊政治委員，東進抗日遊擊縱隊政治部主任，八路軍第129師政治部幹部教育科科長，抗大第6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總校步兵科政治委員，冀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司令員。參加了反“掃蕩”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任冀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陽泉縣委書記，中共南京市第7區黨委書記兼區長，第2野戰軍3兵團後勤部部長兼政治委員。參加了挺進大別山、淮海、渡江戰役和進軍西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員，軍區後勤部副政治委員，軍區辦公廳主任兼人民武裝部部長，總後勤部參謀長，地質部黨組書記、地質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常務副部長；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貢獻。

胥光義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他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和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著有《畢生心血沃華夏·胥光義將軍詩詞選》等。

胥光義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7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2] 

胡錦濤、江澤民、温家寶、習近平、喬石、劉華清、梁光烈等分別以不同方式，對胥光義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 ^[3-4] 

胥光義1933年17歲便投身革命，深受其父影響；胥將軍的父親胥克尋1930年加入共產黨，1934年為了掩護紅軍壯烈犧牲；自從1933年胥光義投身革命離開家鄉之後，再也沒有見過父親，至於父親犧牲的消息，也是在抗戰勝利之後才輾轉聽説。

白色恐怖中，胥克尋多次準確地將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傳遞到地下基層組織。胥光義將軍回憶道：“三二、三三年，我的父親是地下黨員，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很重視，國民黨不知道我父親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希望從他那裏瞭解到共產黨的消息以便絞殺共產黨。”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入川，解放了四川多個地區，胥克尋在當地組織建立了革命武裝力量；胥光義在此時受父親囑託，衝突封鎖線給紅軍送情報，並參加了紅軍，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敵軍節節失利後，集中5個旅的兵力轉向紅軍東線中段進攻。紅軍決定主動撤離，組織上要胥克尋隨部隊撤走，可胥克尋堅決要求留守掩護。紅軍主力部隊成功撤離，而胥克尋卻不幸被俘，慘遭敵人毒手壯烈犧牲。儘管胥將軍的父親英年早逝，然而他的精神卻在胥光義身上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在胥光義將軍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把無私奉獻，為人民謀幸福放在首位，面對種種困難和考驗，時刻能感受到父親的鞭策和激勵。

胥光義將軍對於長征的回憶，由長征中的紅軍大學拉開序幕。長征途中條件艱苦，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長征途中仍堅持辦有紅軍大學。長征中的大學邊行軍邊組織學習，培養了大批軍事、政治幹部。

長征途中，胥光義被調到紅軍大學上級政治科學習，後到軍事連任指導員並任區隊長，“長征走到哪裏，紅軍大學就辦到哪裏。”胥老將軍回憶道：“劉帥，劉伯承，是我們的校長，給我們上過課。紅軍大學選拔有文化、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集中學習政治、軍事、歷史知識，有專門的課本，畢業還發畢業證。”70年前的紅軍大學教學科目設置完整，有高級指揮、上級政治、 上級指揮、上級參謀這四科。

當時學校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了這樣的教育方針，“理論與實際結合、理論與實際並重、軍事與政治並重和少而精。”因此，儘管一期紅軍大學的學時為半年到一年左右，然而教學內容卻包括：黨的建設、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社會發展史、紅軍政治工作、步兵戰鬥條令、野戰條令、紅軍和外軍作戰經驗等方方面面精要的知識。

紅軍大學於1937年改名為抗日軍政大學，也就是現在的國防大學前身，因此自長征前創辦的紅軍大學，到抗日軍政大學，再到如今的國防大學，為我國源源不斷地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 ^[5] 

在長征中，胥光義所在的紅四方面軍最早踏入雪山地區，在雪線以上區域停留的時間也最長。1936年2月下旬，紅四方面軍分三路撤離了駐足100多天的天全、蘆山、寶興地區，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1935年10月，紅四方面軍翻越雪山，這一次對於紅四方面軍來説已經有些經驗了。然而季節不同，冬末春初，冰雪封山，氣候嚴寒，有不少戰士由於體力不支暈倒之後再也沒有爬起來。此時，軍事連排長何正文昏倒在雪坑裏，被指導員胥光義及時發現將他救起。

隨後，1936年2月中旬，四方面軍南下遇挫後西進，不得不翻越終年積雪的黨嶺雪山。黨嶺雪山海拔在5500米左右號稱“萬年雪山”，是長征中的紅軍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在翻越黨嶺雪山途中，空氣愈來愈稀薄，夜間的氣温達到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在高度嚴寒和極度缺氧的環境中，雪山吞噬了許多戰士年輕的生命，沿途常見條狀的雪堆，下面便是凍僵的紅軍戰士的屍體。

紅四方面軍夜宿黨嶺半山腰，第二天爬雪山時，指導員胥光義由於過度疲勞和缺氧昏倒陷進了雪窩裏，險些犧牲，恰巧何正文發現了他。胥光義説，“在過黨嶺山時暈倒了。其實那天天氣不錯，山也不陡，但是地處高原，空氣稀薄，再加上由於吃得不好，休息不好，所以容易暈倒。”何正文與胥光義雪山互相救援的動人事蹟，被傳為長征佳話。 ^[5] 

紅軍長征之所以能走向勝利，離不開羣眾的智慧與支持，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軍民的血肉聯繫史。“紅軍十分重視建立與當地老百姓之間的良好關係。”

胥光義回憶説：“到一個地方，首先沿途做宣傳，演戲演節目，慰問老百姓。借老百姓的東西要還，吃老百姓的要給錢，損壞東西要賠償，制度十分嚴格。”由於第四方面軍經過不少少數民族地區，為了發動當地少數民族羣眾，紅四方面軍專門制定了《關於少數民族工作須知》。須知詳細要求幹部戰士瞭解當地少數民族情形狀況，大力宣傳共產黨的民族綱領和政策，學會回、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尊重回、藏民族的風俗習慣。至今胥光義將軍還能記起一條用藏文書寫的標語，意思是“紅軍是中國人民軍隊，紅軍是工農紅軍，紅軍是人民子弟兵，紅軍是老百姓的軍隊。”

長征後十多年，中央軍委決定18軍執行進藏任務。毛澤東、劉伯承、鄧小平都認為進藏的“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此時，胥光義光榮地肩負起進藏部隊的後勤工作。由於胥光義的長征經驗，他知道在西藏雪域高原面臨最大的挑戰是飢餓、寒冷和缺氧。為此，在物資供應方面，胥光義為每位進藏人員準備了“七皮”，即：皮大衣、皮上衣、皮褲、皮帽、皮手套、皮腰帶、皮鞋；還準備了防飢的代食品如：飯粉、餅乾、蛋黃蠟、醬油粉以及羊肉、牛肉、酥油；另外還有雨衣、斗笠、防潮濕墊布、避光眼鏡、風鏡馬用頭罩、汽車暖罩、解凍劑。胥光義一方面組織實施支援進軍工作，同時通過長征中積累的與少數民族打交道的經驗，組織號召廣大藏族同胞也積極參加到修路和組織犛牛運輸工作當中，從而保證了進藏部隊的供應補給，成功地完成了進藏後勤工作。

如果説長征中的在川藏地區的實踐經驗，對於胥光義自己完成18軍進藏後勤任務大有裨益，那麼用將軍自己的話來講，長征精神對於18軍勝利進藏功不可沒，“長征精神永存。在戰士們遇到困難的時候，結合長征的事蹟和經歷給戰士們講一講，戰士們很受啓發，勇敢地克服了雪域高原的困難。”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