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雲甫

伍雲甫，原名伍允福，字松青，曾用名伍永福、左兆貴、吳兢生、王耘。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陽縣(今衡陽耒陽市)人。

參加了秋收起義、湘南起義、五次反圍剿、紅軍長征等。曾任中共耒陽縣委秘書長、無線電總隊政委、中央軍委第三局政治委員、中央軍委第二局政治委員、第一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秘書長兼黨組書記、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行政處處長、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央機關黨委副書記、中央辦公廳行政處長兼直屬機關黨總支書記、中國人民救濟總署秘書長兼黨組書記、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兼黨組書記、衞生部副部長、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常委。為中共七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特邀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  。

1904年7月14日出生於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陽縣城廂區松茂堂村一個教師家庭。其父伍如春在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與毛澤東同學，後以教書為業。他自幼隨父讀私塾。1918年進入耒陽縣杜陵書院讀高小。

1920年考入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受蔣嘯青、張秋人等進步教師影響，聆聽了毛澤東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演講，成為湖南三師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1923年在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書時，同年夏天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從三師畢業後回到耒陽，在縣立第一高小任教。

192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耒陽縣立中學教職員聯合會黨團成員、耒陽縣總工會教育科長、總務處長。1927年上半年,任耒陽縣農民協會秘書長、中共黨團書記，兼任省農民協會駐耒陽縣農會特派員，參與領導發展全縣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馬日事變後，在耒陽組織游擊隊，開展地下武裝鬥爭。與鄧宗海重建中共耒陽縣委員會，任耒陽縣委秘書長、一區區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創辦縣執委機關報《耒潮》，任總編，喊出“拿起刀槍,為烈士報仇”的口號。

1928年1月率耒陽游擊隊參加湘南起義，配合朱德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攻克耒陽縣城。朱德等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後，伍堅持原地鬥爭，後失敗。同年夏入國民黨部隊從事兵運工作。

1929年底輾轉到上海，找到黨組織。

1930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中央機關無線電訓練班學習。

1931年1月，調到中央蘇區創建無線電通訊部隊,帶領其他同志籌集器材，選調人員，白手起家，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無線電通訊大隊,先後任政委、隊長、無線電總隊政委，成為紅軍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始人。

1934年初任中革軍委第三局政治委員。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二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通訊工作，參與領導了紅軍通信工作的建立和發展。

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7月擔任中央軍委第三局政治委員，同年冬奉命參加南下川康邊。1936年春改任中央軍委第二局政治委員。同年冬長征到達延安，改任中央軍委直屬第二政治處主任。

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到左路軍工作，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想盡一切辦法,保障一、二、四方面軍的無線電通訊聯繫,為二、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的勝利會師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初入紅軍大學第二期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8月25日，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後在國統區設立的第一個公開、合法的辦事機機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簡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在西安市七賢莊一號正式掛牌成立。在延安毛澤東同志點名由伍雲甫同志出任第一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與時任中共駐陝黨代表林伯渠同志搭檔，按照黨的政策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伍雲甫同中共中央駐陝代表林伯渠出色地完成了聯合各界人士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招收輸送進步青年到延安學習和將延安幹部轉送到全國各地，為抗日前線和陝甘寧邊區採購、輸送抗日物資等任務。在完成這些任務中，他帶領辦事處的同志，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紅軍西路軍1500餘人被青海馬家軍俘虜後編成“新兵團”送往河南補充國民黨軍，運兵車剛到西安，伍就去向大家傳達黨的關懷。在他和林伯渠的努力爭取下，這批紅軍戰士終於回到了抗日陣營。一個化名“馬克志”的特務，冒充八路軍幹部，到處破壞抗日，誘騙奔往延安的愛國青年改變行進路線，被他派人在渭南抓獲，押送延安公審後處決。

1941年秋回延安,先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銀行副行長。

1942年春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協助軍委領導處理軍委日常工作。

1943年7月調延安黨校工作，任中共中央黨校四部副主任兼支部書記。

1945年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7月任解放區臨時救濟總會秘書長。

1946年1月，為執行“雙十協定”，由周恩來和張羣簽署《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由國、共、美三方在北平成立軍調部，伍雲甫出任共產黨方面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行政處處長 ^[2]  。

1946年任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秘書長兼黨組書記，通過宋慶齡主持的保衞中國同盟和中國福利基金會，向愛國華僑、愛國團體、友好國家爭取募集了大批藥品和救濟物資,有力地支援瞭解放戰爭。1946年5月，聯總中國分署、行總從重慶遷來上海。同年8月，解總在上海設立辦事處，伍雲甫任處長。

11月5日，解總主任董必武與伍雲甫等前往聯總辦事處，與艾格頓處長、聯總黃河總工程師陶德商談黃河堵口及復堤等問題。

1946年12月14日，解總代表伍雲甫在周公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通報解總工作情況及聯總、行總救濟事項。伍雲甫談到11月29日周恩來、董必武致聯總署長拉伽第亞備忘錄，要求聯總在共同協議下，與解總直接合作，建立直接的關係和組織，以避免政治歧視、分配不公平及其他種種腐敗現象，並提出解總應派代表參加12月在華盛頓召開的聯總理事會會議的要求。伍雲甫説最近聯總覆電，稱對周、董提議已與聯總中國代表商議，但不擬向理事會提出討論。伍雲甫告訴記者，12月13日周恩來、董必武為此再度致電聯總，請考慮解總提案。

7月15日，周恩來偕中國解放區救濟委員會秘書長伍雲甫及黃河工程中共代表，與聯總駐華分署代理署長畢範理、行總署長蔣廷黻等舉行會談，商討中共解放區之救濟工作及黃河堵口復堤事宜。

1947年1月5日，伍雲甫在周公館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國民黨私自放水淹沒解放區，含有重大軍事陰謀。1月11日，董必武、伍雲甫與聯總、行總代表就黃河堵口問題舉行談判。

2月8日，聯總副署長傑克遜抵滬，解總代表伍雲甫及聯總、行總代表前往機場迎接。伍雲甫向傑克遜轉達周恩來歡迎他訪問延安的邀請。2月10日，董必武訪晤傑克遜。2月22日，董必武、伍雲甫出席聯總艾格頓舉辦的宴會，並與聯總、行總代表商談救濟機構業務、供應計劃、汽車運輸諸問題。

3月1日，伍雲甫去周公館向董必武彙報工作時，遭國民黨軍警特務阻攔。解總就此事向魯克斯去電，要求立即恢復解總代表的行動自由。

1946年9月12日，伍雲甫等會見了美國教會救濟委員會羅伯特·亨利，交談了解放區救濟問題，歡迎他去解放區視察。

9月28日，周恩來、鄧穎超與伍雲甫等，一起宴請了美國聯合救濟會、國際救濟委員會、美國教會救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

1947年以後，伍雲甫先後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行政處處長、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央機關黨委副書記、中央辦公廳行政處長兼直屬機關黨總支書記等職。很好地組織了黨中央機關的行政管理工作。

1949年9月，作為特別邀請人士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救濟總署秘書長兼黨組書記、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兼黨組書記、衞生部副部長和黨組成員。他在社會救濟福利工作中，認真清理和改造舊社會遺留的機關，正確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影響。在領導中國紅十字會的工作中，按照“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原則和黨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國際救濟、協助外國僑民回國、遣送戰俘等工作，促進了中國人民同各國紅十字會、各國人民的相互瞭解和友誼，加強了國際反帝統一戰線。他先後出席了第十八、十九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為恢復中國在國際紅十字會的合法席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伍雲甫先後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特邀代表，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62年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常委。“文革”期間，他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堅決鬥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和迫害，1969年7月25日在北京含冤病逝，終年65歲。

1979年黨中央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他的臨終遺言是：“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