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秋人

張秋人，乳名友表，學名慕翰，別號秋蓴，諸暨牌頭水霞張人。1915年，入紹興越材中學讀書。1917年，轉入寧波崇信中學學習。1920年，到上海，結識陳獨秀、俞秀松等人，開始接觸馬列主義。次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初、參加中國共產黨。經陳獨秀介紹，專程到了長沙會見毛澤東。其後，去衡陽擔任湖南省立第三師範英文教員，向學生宣傳革命，發展一批黨、團員。1922年底，水口山鉛鋅礦工人大罷工爆發之後，他和衡陽的黨團員以湖南學聯為主組織聲援，1923年春，指導與支持湖南“三師學潮”。不久，因為遭軍閥迫害而回到上海。

1923年8月，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張秋人當選為團中央候補委員。其參加上海區國民運動委員會，幫助國民黨改組、協助王荷波領導工人運動。1924年1月，擔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4年6月，擔任團江浙皖區兼上海地方執委會秘書（書記）。1924年9月，補選為團中央委員，1924年併為上海、杭州的黨、團發展做了大量工作。期間，曾兩次到紹興指導發展青年團工作。同時，還擔任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領導成員，在上海《民國日報》與《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發表大量聲討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文章，為上海及江浙一帶反帝運動的著名領導人。

1926年3月，張秋人到了廣州，繼毛澤東與沈雁冰之後，接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機關刊物《政治週報》編輯工作。共編輯《政治週報》第八期到第十三期，每期都有親自撰寫的重要政論文章，有兩期都是他文章。 這一些文章不但發揮了革命宣傳作用，而且為後人留下珍貴的黨史資料。《政治週報》停辦後，其到第六期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員。不久，調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與惲代英和蕭楚女並譽為“廣州三傑”。“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到武漢黃埔分校工作，和向警予等一起從事黨的宣傳工作。

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在杭州大肆地逮捕共產黨員，中共浙江省委遭到嚴重破壞。1927年7月，汪精衞叛變革命，張秋人回到上海。在嚴重白色恐怖下，中央派他接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明知自己在浙江認識人多，容易暴露而隨時可能被捕、仍勇敢地接受任務。行前對友人風趣地説：“看來，我的頭要砍在杭州。”1927年9月27日到杭州、當晚召開了會議，改組省委，討論整頓組織和在農村舉行秋收暴動等問題。1927年9月29日，夫婦倆在西湖邊突遇幾個黃埔軍校反動學生，便拉着妻子跳上游船，用英語悄聲説：“遇着危險。你不要慌張、趕快想辦法把旅館裏文件銷燬或轉移。”便縱身跳入湖中，把隨身帶文件踩入湖底。被捕後，面對死刑威脅，依然談笑風生、孜孜不倦地讀書。薛暮橋問他：“你既然等着槍斃，為什麼還愛讀書呢？”他回答説：“我們作為革命者，就要認真學習，豈能坐以待斃。”他的革命言行，極大地激勵和鼓舞青年難友為革命努力學習，尋求真理的信心和勇氣。 ^[3] 

1928年2月8日，張秋人突遭提審，法官問他姓名和年齡，他便怒目圓睜、厲聲喝道：“老子張秋人！”隨即抓起硯台向法官擲去並一腳踢翻案桌。當日遇害。1931年，毛澤東在瑞金回憶説：“張秋人是個好同志、好黨員、很有能力、很會宣傳、很有羣眾基礎、可惜他犧牲得太早了。”當年在獄中失學青年薛暮橋，在張秋人教育啓發下，發憤學習，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他以十分崇敬心情，緬懷“監獄大學”教師時説：“張秋人同志同我們永別了，但他為黨勤奮學習精神，永遠銘記在我的心裏。”

1898年2月17日，張秋人出生在浙江省諸暨縣水霞張村一個農民家庭。1915年，考入了免費的越材中學(是教會辦的)。他一邊讀書，一邊兼做校工。1921年下半年，張秋人蔘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6年，當時廣東已實現了統一，廣州成了革命的中心。這時，黨需要大量的幹部到廣州從事各方面的工作。因《政治週報》副總編輯沈雁冰準備到上海工作，張秋人奉黨的指示來到了廣州。一下船，他就直奔東山廟前西街38號，這是《政治週報》的秘密通訊處，也是毛澤東的寓所。毛澤東已和沈雁冰商定，要張秋人接沈雁冰主辦《政治週報》工作，張秋人到達後，毛澤東安排他住在樓下蕭楚女騰出的屋裏，毛澤東和楊開慧住在樓上。

《政治週報》是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機關刊物，是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在1925年底一手組織創刊的，毛澤東任總編輯，親自主辦了四期。後來，由於工作繁重，就把《政治週報》的工作全部交給了沈雁冰。張秋人接手後，仍然是負責《政治週報》的全部工作。當時人手很少，張秋人雖然是副總編輯，但他除親自撰寫文章、組稿外，還抓具體工作。後來，張秋人還到農民講習所講授各國革命史的課程；還擔任了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講授政治經濟學。張秋人對各國革命史非常熟悉，為了使各地的農民領袖能更多地瞭解世界鬥爭情況，他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每件大事的歷史背景、時間、地點和人物都詳詳細細地講給他們聽。在這個時期，張秋人雖身兼多職，但他卻不顧自己的疲勞擠出許多時間為《政治週報》和《中國青年》撰寫了許多文章，向廣大羣眾宣傳黨的主張。

1927年3月17日，國民黨右派開始在廣州“清黨”，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黃埔軍校也下令通緝張秋人。這時，張秋人接到黨的指示，要他立即離廣州去武漢。他和陽翰笙一起取道香港轉赴武漢，到武漢後，在黃埔分校任教官，還和向警予等同志一起從事黨的宣傳工作。6月29日，何鍵發出反共訓令。7月15日，汪精衞也撕下了遮醜布，到處捕殺共產黨人。張秋人隨中央機關轉到上海，和鄧中夏等同志一起在黨中央宣傳部工作。

1927年4月11日，蔣介石開始在杭州大肆搜捕共產黨員，許多同志犧牲了，在杭州的浙江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正是在這樣一個嚴峻的時刻，7月，中央派遣張秋人任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肩負着重整黨的組織，發動羣眾，壯大革命力量的重任到了杭州。

張秋人到達杭州與組織接上關係後，第二天就召集了一些同志開會，全面瞭解了浙江反動勢力的情況，以及黨組織和黨員的工作、思想等情況，分析和估計了浙江的形勢，研究制定了整頓組織，開展對敵鬥爭的計劃和部署。

第四天上午，張秋人同愛人又約了幾位同志去西湖。到達湖濱時，迎面碰上了幾個黃埔學生。張秋人他們裝着遊玩的樣子，即租船下了西湖。船到西泠印社時，張秋人發現這幾個黃埔時期的右派學生老跟着他們，便叫船伕用力划槳，向劉莊駛去，想在劉莊甩掉敵人。但那幾個學生尾隨緊追，他們剛上劉莊岸邊，這幾個傢伙也急忙上了岸，並假惺惺地問張秋人:“張先生，什麼時刻到杭州的？住在哪裏？請到黃埔軍校同學會去玩一玩。”張秋人意識到這幾個學生不懷好意，一邊鎮靜地回答:“好！你們‘同學會’在哪裏？我有時間就去看你們。”一邊跳上了船，用英語對愛人説:“我們遇着危險了，但不要慌張！”這幾個傢伙也跳上了自己的船，搶過船伕的槳，緊緊追上，和張秋人他們乘的船並行，要張秋人去黃埔軍校同學會談話。眼看敵人馬上就要跳到張秋人的船上揪他了。張秋人機警地一面應付敵人，一面仍用英語對愛人説:“快去設法把重要文件毀掉！”隨即，縱身一躍，跳進了西湖，潛入湖底，把隨身的東西埋入淤泥中。但因耗盡體力，湖岸離水面較高，一連幾次也沒有攀上去。跟追的反動學生就大喊大叫:“抓共產黨！”張秋人終於被包圍了。他們把張秋人送到警察局羈押，不久又轉送到杭州陸軍監獄。

在獄中張秋人仍然關心外面黨組織的工作。他時常通過外面來探監的同志和進步看守，傳遞紙條，指導監外黨組織的工作。他還把監獄裏的同志組織起來，讀書學習，鼓勵同志們與敵人進行堅強的鬥爭。同志們在他的幫助教育和鼓舞下，讀書空氣非常濃厚，通過外面的同志悄悄地帶進一些“禁書”進行學習。據當年和張秋人同獄的薛暮橋回憶:“張秋人在獄中每天讀書五六小時，而且要我們跟他一起讀書，還天天督促我們。他説:‘共產黨員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在牢房裏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學習。’我原來初中沒有畢業，就是受了張秋人的教育後，在敵人的監獄裏，讀了馬列的經典著作，政治經濟學，還學了英文。”“每天晚上燈光很暗，張秋人為我們講革命史，從法國革命講到巴黎公社，何人何事，連年月日都記得很清楚。”

據當時同牢的江聖堂回憶説:“張秋人，坐牢還是很樂觀，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時還和同牢的同志一起演《捉放曹》，當作文娛活動。”在他的影響帶動下，獄中的生活雖然艱苦，但難友們都充滿革命樂觀主義，並增強了對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心，增強了同敵人作鬥爭的決心。

1928年2月8日，張秋人和薛暮橋正在下棋，突然聽到敵人傳呼:“張秋人開庭”。張秋人知道生命的最後時刻終於來到了，他整了整衣服，從容地邁出了牢門。他輕輕地把近視眼鏡取下來送給了一位同情革命的進步看守，隨即大聲向牢房裏的同志們講:“同志們，今天要同你們分別了，你們繼續努力吧！”並高呼:“共產黨萬歲！”難友們含着熱淚，跟着張秋人唱起了雄壯的《國際歌》。

敵人把張秋人押送到法庭上。法官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幾歲了？”張秋人嘲弄地大聲回答:“老子張秋人，今年三十大壽！”説罷，即向前抓起法官桌上的硃砂硯台，用力向法官頭部打去。法官驚恐躲避，雖未擊中，但法庭秩序大亂。隨後，被驚呆了的敵警，蜂擁而上，顫抖着把張秋人推向刑場。張秋人奮力甩開了刑警的手，放聲大笑着，昂首闊步朝刑場走去。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必然成功萬歲！……”隨着雄壯激昂的口號聲，黨的優秀兒子張秋人身受幾處槍彈而英勇地犧牲了。 ^[2] 

1923年8月，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秋人被當選為團中央候補委員。他參加上海區國民運動委員會，幫助國民黨改組，協助王荷波領導工人運動。1924年1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6月，任團江浙皖區兼上海地方執委會秘書（書記）。9月，補選為團中央委員，任併為上海、杭州的黨、團發展做了大量工作。期間，曾兩次到紹興指導發展青年團的工作。同時，還擔任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領導成員，在上海《民國日報》和《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發表大量聲討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文章，為上海及江浙一帶反帝運動的著名領導人。

1926年3月，張秋人到廣州，繼毛澤東和沈雁冰之後，接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機關刊物《政治週報》編輯。共編輯了《政治週報》第八期到第十三期，每期都有親自撰寫的重要政論文章，有兩期都是他的文章。 這些文章不但發揮了革命宣傳作用，而且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黨史資料。《政治週報》停辦後，他到第六期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員。不久，調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與惲代英、蕭楚女並譽為“廣州三傑”。“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到武漢黃埔分校工作，與向警予等一起從事黨的宣傳工作。

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在杭州大肆逮捕共產黨員，中共浙江省委遭到嚴重破壞。7月，汪精衞叛變革命，張秋人回到上海。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央派他接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明知自己在浙江認識的人多，容易暴露而隨時可能被捕，仍勇敢地接受任務。行前對友人風趣地説：“看來，我的頭要砍在杭州了。”9月27日到杭州，當晚召開了會議，改組了省委，討論了整頓組織和在農村舉行秋收暴動等問題。9月29日，夫婦倆在西湖邊突遇幾個黃埔軍校的反動學生，便拉着妻子跳上游船，用英語悄聲説：“遇着危險了。你不要慌張，趕快想辦法把旅館裏的文件銷燬或轉移。”便縱身跳入湖中，把隨身帶的文件踩入湖底。被捕後，面對死刑的威脅，依然談笑風生，孜孜不倦地讀書。有人問他：“你既然等着槍斃，為什麼還愛讀書呢？”回答説：“我們作，就要認真學習，豈能坐以待斃。”他的革命言行，極大地激勵和鼓舞了青年難友為革命努力學習，尋求真理的信心和勇氣。

1928年2月8日，張秋人突遭提審，法官問他姓名、年齡，他便怒目圓睜，厲聲喝道：“老子張秋人！”隨即抓起硯台向法官擲去，並一腳踢翻案桌。當日，遇害年僅三十歲。1931年，毛澤東在瑞金回憶説：“張秋人是個好同志，好黨員，很有能力，很會宣傳，很有羣眾基礎，可惜他犧牲得太早了。”當年在獄中的失學青年薛暮橋，在張秋人的教育啓發下，發憤學習，後來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他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緬懷“監獄大學”的教師時説：“張秋人同志同我們永別了，但他為黨勤奮學習的精神，永遠銘記在我的心裏。”張秋人，男，漢族，浙江諸暨人，1898年出生，1928年2月8日犧牲。

張秋人出生於佃中農家庭。1915年考入紹興越才中學，1917年轉入寧波崇信中學學習。1920年夏，因積極參加五四運動而被剝奪免費保送上大學的資格，被迫赴上海求職。在上海，結識了陳獨秀等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投身於革命活動。

1921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黨創辦的上海平民女校義務教員，並協助指導杭州等地的建團工作。同年夏，經陳獨秀介紹往長沙會晤毛澤東後，應聘為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英語教員，以此為掩護，積極參與湘南地區中共領導的青年和學生運動。1923年5月因發動學潮被迫離湘返滬。8月，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1924年1月，被選為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委會候補委員。6月，任青年團江浙皖區兼上海地方執委會秘書（即書記）。9月，補選為團中央委員，並任團中央局農工委員。在三省一市從事青年運動和國民革命，開展建團、建黨工作。同時，領導江浙滬一帶反對帝國主義宗教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此間多次回寧波、紹興等地指導羣眾愛國運動，親自撰寫文章，帶頭遊行和演講。

1924年9月25日，團中央派他任《中國青年》編輯，併為《團刊》和《平民之友》撰稿。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發表了《廣州的青年革命軍》等十幾篇文章。

1925年1月，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委會委員。從5月起，全力投入“五卅”慘案後的反帝愛國運動，組織發動滬、杭、甬、紹等地羣眾的聲援鬥爭。同年秋，任蕪湖第一個中共支部書記和團地委負責人，領導當地黨團員，團結國民黨左派，加快了當地的革命形勢的發展。

1926年3月，黨組織調他去廣州繼毛澤東、沈雁冰之後接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機關刊物《政治週報》編輯，主編了8―13期。他連續發表文章，分析、評論當時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鼓動人民進行革命，顯示了傑出的宣傳鼓動才能。5月，任教於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不久，調到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講授各國革命史、國民革命概論和蘇俄研究等課程。和惲代英等人一起，以各種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遭國民黨反動派重金通緝，離廣州經武漢，於7月初秘密到達上海。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為加強中共浙江省委的領導力量，他遵照黨中央決定，冒着極大的危險，於9月27日前往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到任後當天即召開在杭中共黨員活動分子會議，改組了省委。9月29日，在西湖劉莊附近遭國民黨特務逮捕。被捕前，他一面用英語囑咐妻子趕快回旅館轉移黨內文件；一面縱身跳入湖中，把藏在身邊的黨員名單踩入湖底泥中，保護了黨的機密和組織的安全。1928年初，他被當作“要犯”轉押於杭州浙江陸軍監獄。在獄中，他置生死於度外，每天堅持讀書五、六小時，還向難友們講述各國革命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理，鄭重勉勵難友：“我們共產黨人，活一天就要為革命工作一天。在監牢裏既然不能為革命工作，就要認真學習，豈能坐以待斃！”直到犧牲前一天晚上，還講了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歷史，給難友們上了最後一課。

1928年2月8日，敵人傳喚他開庭，他明白已到了最後時刻，遂將衣物送給難友，從容訣別。在獄中刑庭上，他趁敵人不備，抓起審判桌上一塊硯石，猛力擲向法官，並掀翻了審判桌。在刑場上，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必然成功！”等口號，連中7彈，壯烈犧牲。遺體由其兄遷葬回家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多次修葺了烈士墓，並列為省革命文物保護單位。

張秋人同志被害的消息傳到諸暨，家鄉的人無比悲痛。他的二哥張金標拉着板車，趕到杭州。在收屍入殮時，發現他身上的彈孔有七處之多。金標沉痛地拉着親人的忠骸，沿着浦陽江，走了三天三夜，運回故鄉，秘密地安葬在村前的山坡上。

烈士墓位於諸暨市牌頭鎮同文村水霞張自然村南面，坐北朝南，略呈梯形，佔地面積430平方米。四周以2.80米高花窗磚牆圍匝，黛瓦蓋頂。圍牆南側設重檐門樓，高4米，門台上方鐫刻“張秋人烈士墓”。墓穴居園內正中，呈饅頭狀，周疊砌塊石墓圈，直徑4米，通高3米。墓前立“張秋人烈士之墓”碑，墓四周為方形平壇，邊長10米，周設望柱及圍欄。平壇前兩側有牌頭中學和原牌頭公社革委會所立墓碑各一塊，記述了烈士生平簡要事蹟。圍牆內外四周遍植杜鵑、黃楊、香樟、翠柏等 ^[4]  。

解放後，墳墓重修。墓用條石砌築，很是簡樸。墓前樹立兩塊石碑。一塊是1957年4月同文中學全體師生員工敬立的，上刻“張秋人烈士之墓”及張秋人烈士的革命簡歷。另一塊是1974年諸暨縣牌頭公社革命委員會敬立的，中間刻“張秋人烈士永垂不朽”。牌頭水霞張村雖然是一個冷僻的小村莊，可是懷着對革命先烈崇敬的心情前去掃墓的人卻絡繹不絕。張秋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將永遠激勵着我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