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

1916年，入北京大學讀書。

1919年，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

1920年10月，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會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兼《勞動週刊》主編，領導工人運動。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

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一大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委員，並任中央工農部主任。

1926年後，面對國民黨右派排斥、打擊共產黨，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他執行妥協退讓政策。

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

1927年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委員 ^[6]  ，曾赴南昌阻止發動南昌起義。

1928年，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

張國燾(4張)

1931年初回國，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主持開展錯誤的“肅反”。 ^[3]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後，帶領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與川陝邊黨組織創建川陝根據地，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5年4月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征。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後，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佈另立“中央”。

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隨後與紅二、紅四方面軍一起北上，10月到達陝北。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

1941年起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

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週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台灣。

1949年冬，張國燾攜妻子楊子烈和三個兒子離開台北，來到了香港。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1979年一個寒冬之夜，凍死於一家養老院。 ^[3] 

張國燾出身江西萍鄉的官紳世家，父親是為官的，同時經營錢莊，張家生活富足，家世顯赫。張國燾是家中長子，父親對他寄予厚望。張氏父子常常會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舊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北大求學時期，張國燾常常把自己閲讀的《新青年》之類的進步書刊，寄給父親，並堅決回絕了家裏安排的親事。 ^[5] 

“五四運動”把張國燾推上歷史前台。

1919年5月4日，北京發生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羣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國燾是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張國燾把這些人分別組成若干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到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集鎮等地露天講演，散發及張貼宣傳品，宣傳抵制日貨，揭露北京政府和親日派。

在這場由遊行最終演變為痛打賣國賊的事件中，張國燾始終衝在前面，併成為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

1919年6月7日，北京大學門口，全體學生們熱烈歡迎張國燾等出獄。張國燾挺着胸膛，昂首邁步，走在隊伍最前排，像個從前線凱旋的英雄。張國燾的能力和才華是出類拔萃的，但他為人心胸狹窄，虛榮心強，好強爭勝，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反對。

1919年6月中旬，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張國燾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會，他被推選負責總務工作，對此職務，張國燾十分不滿。而此時，有“五四運動總司令”之稱的陳獨秀和北京學聯11位重要負責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傳到上海，在滬的北京學生代表決定，派不願在全國學聯就職的張國燾立即返京，組織營救工作。當時北京學聯正羣龍無首，張國燾旋即被推為總幹事。對於這個職位張國燾很滿意，頗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積極。他不僅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還負責對外通訊聯絡，溝通各校學生意見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忙得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了，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但是一次次請願的失敗讓張國燾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開始反對學生請願，並申訴自己的理由説：“學生無後盾！”他轉入北大哲學系，決定一心完成學業，以期將來功成名就。但是張國燾已經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得不在組織的安排下轉移上海，經歷了短暫的流亡歲月。

張國燾在上海時期，曾與陳獨秀暢談救國理想，創建中國共產黨。

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組建。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工人運動。李大釗從他每個月140元的工資當中拿出80元，作為北京支部的活動經費，在他的指導下，北京共產黨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其中最顯著的要數張國燾負責的長辛店工人運動。長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這裏，有工人3000餘名。張國燾經過調查，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讓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這是發動工人運動的最佳方式。

開辦學校是需要經費的，張國燾不願再向李大釗開口，於是將當年家中郵寄給他的一年生活費300塊錢捐出來。支部的同志都盡力捐款，此後這項制度逐漸沿襲下來，最終成為中共黨費的來源。

張國燾、鄧中夏、張太雷等人乘火車來到長辛店，動員工人和子弟踴躍報名參加補習學校。張國燾口才出眾，演講受到了工人的熱烈歡迎。補習學校開辦初期，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輪流擔任教員，李大釗也曾到學校講課。這一時期，張國燾常常替李大釗接待前來借閲書刊、展開辯論的師生。在張國燾的回憶裏，中共一大時“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代行政治局職權。張國燾曲解了黨中央關於“起義要慎重”的意見，要求重新討論起義。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來拍案而起。當時，知道起義秘密的人已過百，一些起義部隊正在調動，起義已經無法阻止。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張國燾‘假傳聖旨’差點葬送南昌起義”成為國內史學界的常見觀點，但是張國燾至死都聲稱他“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旨意”。1993年，小哈里森·索爾茲伯裏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也清晰地認定張不是“假傳聖旨”。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聯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六大之後，張國燾被共產國際無限期留在蘇聯“學習”，糾正他的“機會主義傾向”。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一支。

建設紅軍的同時，張國燾也曾大搞“肅反”運動。“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數量過多，刑訊逼供也非常殘酷。楊克武少將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説：“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罰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説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説是對反革命手軟。”幾個月的“肅反”使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地位無可撼動。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1年起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週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台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曾經寫作《我的回憶》。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