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僧

他們衝破當時畫壇摹古的樊籬，標新立異，創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揚、不守繩墨、獨具風采的畫風，振興了當時畫壇，也予後世以深遠的影響。其中石濤、朱耷成就最為顯著。石濤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鬱勃新奇，構圖大膽新穎，筆墨縱肆多變，格調昂揚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創造性的畫家。

朱耷 八大山人（1626-1705），籍貫南昌，明朝寧王朱權的後代。

朱耷十幾歲那年，明朝滅亡，清朝建立，國破家亡給他以沉重打擊。當時清王朝對明朝宗室採取高壓政策，迫使八大山人在二十三歲那年去奉新縣耕香院正式削髮為僧，"棲隱奉新山，一切塵事冥"。在這個寺廟裏，八大山人渡過了一段漫長的參禪悟道、晨鐘暮鼓的時光。清康熙初年，八大山人離開奉新，來到青雲譜道院隱居，躬耕悟道，創作書畫。六十二歲時，他把道院交給其徒弟主持，自己離開青雲譜，在南昌撫河橋附近修築"寢歌草堂"。進行晚期的藝術創作，渡過了八十歲。康熙四十四年初冬，病逝於"寢歌草堂"。

號八大山人、雪個等。他一生對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遺民自居，不肯與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徵手法抒寫心意，如畫魚、鴨、鳥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滿倔強之氣。這樣的形象，正是朱耷自我心態的寫照。畫山水，多取荒寒蕭疏之景，剩山殘水，仰塞之情溢於紙素，可謂“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為舊山河”，“想見時人解圖畫，一峯還寫宋山河”，可見朱耷寄情於畫，以書畫表達對舊王朝的眷戀。朱耷筆墨特點以放任恣縱見長，蒼勁圓秀，清逸橫生，不論大幅或小品，都有渾樸酣暢又明朗秀健的風神。章法結構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朱耷的繪畫對後世影響極大。

別號雪個、個山個、人屋、刃菴、書年，何園個山驢漢，驢屋、傳綮，八大山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江西寧獻王朱權九世孫，父號痴仙，暗啞不能語，為當代著名書畫家。祖父名多炡，字貞吉，工山水花鳥，擅書法，他有六個兒子，第六子朱謀，為當時山水、花鳥畫家，可能是朱耷之父。八大山人口吃，在他題款中，名下經常寫有“相如吃”（取義漢代司馬相如有口吃）。八大山人，既是和尚又是道士，道號又有朱道明，良月、破雲樵者，明天啓至清康熙間書畫家。工行，擅山水、花卉、禽鳥、竹木。

石濤(1630一1724年), 明末清初的“四大高僧”之一。中國清代畫家。僧人。本姓朱，名若極，小字阿長， 發為僧後，更名元濟、超濟、原濟、道濟，自稱苦瓜和尚，遊南京時，得長竿一枝，因號枝下叟，別署阿長，鈍根，山乘客、濟山僧、石道人、一枝閣，他的別號很多，還有大滌子、清湘遺人、清湘陳人、靖江後人、清湘老人、晚號瞎尊者、零丁老人等。明宗室靖江王贊儀之十世孫，原籍廣西桂林，廣西全州人。時石濤年幼，由太監帶走，出家，法名原濟，字石濤，別號大滌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曾拜名僧旅庵本月為師，性喜漫遊，曾屢次遊敬亭山、黃山及南京、揚州等地，晚年居揚州。他既有國破家亡之痛，又兩次跪迎康熙皇帝，並與清王朝上層人物多有往來，內心充滿矛盾。石濤工詩文，善書畫。其畫擅山水，兼工蘭竹。其山水不侷限於師承某家某派，而廣泛師法歷代畫家之長，將傳統的筆墨技法加以變化，又注重師法造化，從大自然吸取創作源泉，並完善表現技法。作品筆法流暢凝重，鬆柔秀拙，尤長於點苔，密密麻麻，劈頭蓋面，豐富多彩；用墨濃淡乾濕，或筆簡墨淡，或濃重滋潤，酣暢淋漓，極盡變化；構圖新奇，或全景式場面宏闊，或局部特寫，景物突出，變幻無窮。畫風新穎奇異、蒼勁恣肆、縱橫排奡、生意盎然。其花鳥、蘭竹，亦不拘成法，自抒胸臆，筆墨爽利峻邁，淋漓清潤，極富個性。石濤的繪畫，在當時即名重於世，由於他飽覽名山大川，“搜盡奇峯打草稿”，形成自己蒼鬱恣肆的獨特風格。石濤善用墨法，枯濕濃淡兼施並用，尤其喜歡用濕筆，通過水墨的滲化和筆墨的融和，表現出山川的氤氲氣象和深厚之態。有時用墨很濃重，墨氣淋漓，空間感強。在技巧上他運筆靈活。或細筆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線勾斫，皴點並用。有時運筆酣暢流利，有時又多方拙之筆，方圓結合，秀拙相生。

石濤作畫構圖新奇。無論是黃山雲煙，江南水墨，還是懸崖峭壁，枯樹寒鴉，或平遠、深遠、高遠之景，都力求佈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寫之景傳達深邃之境。石濤還講求氣勢。他筆情恣肆，淋漓灑脱，不拘小處瑕疵，作品具有一種豪放鬱勃的氣勢，以奔放之勢見勝。對清代以至現當代的中國繪畫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有《搜盡奇峯打草稿圖》、《淮揚潔秋圖》、《惠泉夜泛圖》、《山水清音圖》、《細雨虯松圖》、《梅竹圖》、《墨荷圖》、《竹菊石圖》等傳世。著《苦瓜和尚畫語錄》，闡述了他對山水畫的認識，提出一畫説，主張“借古以開今”，“我用我法”，和“搜盡奇峯打草稿”等，在中國畫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石濤對後世影響極大，作品歷來為藏家所鍾愛，歷代石濤贗品也經久不絕，但大多技藝低劣，屬“皮匠刀”的筆法，很容易辨真偽。但現代畫家張大千曾精研石濤，仿其筆法，幾能亂真，他有不少仿畫流傳於世，極難分辨。張大千筆力不如石濤厚重，線條也較光滑，這是不同之處。

髡殘

俗姓劉，字石溪，號白禿，自署石道人，湖廣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因字石溪，故與石濤並稱“二石”。他也是在“甲申之變”(崇禎上吊的日子)削髮為僧的。髡殘為人剛心不阿，為世人所敬重。他對人物、花鳥、山水皆能，以山水為最精。他畫的《層巖疊壑圖》軸，景緻繁複，層層深入，使觀者有可遊可居之感。他的作品於平中求奇，畫風凝重幽深。他留下的傳世作品較少。髡殘何時開始作畫已難於稽考。今見髡殘最早的作品為清順治十四年(1657)所作《山水圖》軸，繪畫風格已經成熟。此後兩年無畫跡，而在清順治十七年(1660)傳世作品突然增多，至清康熙六年(1667)形成了創作高峯期，今天所見髡殘的作品大都是此一時期內的創作。他是怎樣與繪畫結下緣份的？據其自述：“殘僧本不知畫，偶因坐禪後悟出此六法。”又云：“荊、關、董、巨四者，而得其心法惟巨然一人。巨師媲美於前，謂餘不可繼跡於後？遂復沈吟，有染指之志。”可知他作畫是出家後才開始的，並着意追蹤巨然和尚。至於他創作熱情突然高漲，則同程正揆的交往有着極密切關係。

程正揆

程正揆，號青溪，當時畫界常以青溪、石溪合稱“二溪”，他們也以此為榮，併合作畫了一幅《雙溪怡照圖》。程正揆為前明官吏，曾在南京弘光政權中任過要職，入清後累官至工部右侍郎。由於受到清廷的猜忌，在清順治十四年(1657)被罷官，次年回到南京居住。此時髡殘駐錫於城南大報恩寺，參與校刻大藏經。報恩寺主持末公正募捐修葺該寺，程正揆為最大的施主並參與組織募捐活動。今藏日本泉屋博古的《報恩寺圖》即清康熙二年(1663)髡殘應末公之請專為程正揆而畫的。程氏生於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長髡殘8歲，同為湖廣同鄉，為人有“骨鯁”之稱。他又是畫家和書畫收藏家，與髡殘頗多相合，因此“二溪”相見便成知交。

程正揆對髡殘的影響

程正揆對髡殘的影響首先是激發了髡殘繪畫創作的熱情，使其畫作徒增。程氏罷官後以書畫自娛，“二溪”在一起，或合作，或互相在畫上題詩題跋，以此為樂。在存世的髡殘作品中，以贈送程正揆的最為精美。其次，程正揆豐富的收藏為髡殘提供了師法和吸收前人成果的良好機遇。髡殘的繪畫深受黃公望、王蒙的影響與此有着密切關係。此外，“二溪”常在一起討論六法問題，一個長於儒理，一個善於談禪，或以禪解畫，或借畫談禪，妙趣橫生。儒理、禪機、畫趣相撞擊，往往使二人迸發出思想的火花。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程正揆的《山水圖》上，髡殘題道：“書家之折釵股、屋漏痕、錐畫沙、印印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銀鈎響尾，同是一筆，與畫家皴法同是一關紐，觀者雷同賞之，是安知世所論有不傳之妙耶？青溪翁曰：饒舌，饒舌！”髡殘用“心傳”來解釋對書畫用筆的領悟，程正揆認為這是泄露了“天機”，故用寒山、拾得的故事説髡殘“饒舌”。他們的詩論有如禪家鬥機鋒，不僅妙趣橫生，而且一語破的。

髡殘性直硬，脾氣倔強，寡交遊，難於與人相合。這種強烈的個性表現在他的禪學上是“自證自悟，如獅子獨行，不求伴侶”；表現在繪畫上則為“一空依傍，獨張趙幟，可謂六法中豪傑”。他自己也説：“拙畫雖不及古人，亦不必古人可也。”他長期生活在山林澤藪之間，侶煙霞而友泉石，躑躅峯巔，留連崖畔，以自然淨化無垢之美，對比人生坎坷、市俗機巧，從中感悟禪機畫趣。髡殘作品中的題跋詩歌多作佛家語，這不僅因其身為和尚，而且在他看來，禪機畫趣同是一理，無處不通。如《禪機畫趣圖》軸、《物外田園圖》冊的諸多題跋，大都是借畫談禪，因禪説畫。融禪機與畫理於一爐，是髡殘畫作的主要特點之一。

俗名江舫，字鷗盟，徽州歙縣(今屬安徽)人。明朝滅亡後入武夷山為僧，經常雲遊名地，往來於黃山、白嶽之間。因以畫黃山為著，是安徽“新安畫派”的重要人物。作品有《黃山天都圖》，《內海松石圖》，《疏泉洗硯圖》等。在“四僧”中，只有弘仁於出家之前有畫跡可尋。他最早的作品有明崇禎七年(1634)創作的《秋山幽居圖》扇和明崇禎十二年(1639)創作的《岡陵圖》卷，署款均為“江韜”。《岡陵圖》共由5位新安畫家創作，各自獨立成幅。弘仁之作筆法結構參用倪瓚、黃公望，秀逸可愛。其時，弘仁於5人中年齡最小，只有30歲，由於他畫得過分認真，運筆略顯拘謹文弱。

弘仁性格沉靜堅忍，當民族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明亡後遁跡名山，詩畫寄興，眷懷故國，有許多題畫唱和詩坦露他這方面的思想。他的繪畫初學黃公望，晚法倪瓚，尤其對倪瓚的作品情有獨鍾。國破家亡的影響與弘仁堅貞的個性固然是其偏愛倪瓚作品的主要原因，此外，也與具體的地域背景有密切關係。明代後期，倪瓚的聲譽越來越高，人們爭相購置其作品，以自標清逸。徽商興起，將倪瓚作品帶回家鄉，促成了安徽地區對倪瓚作品的收藏熱，弘仁的仿倪之作也隨之在市場走俏。故周亮工《讀畫錄》記載，弘仁“喜仿雲林，遂臻極境。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如昔人之重雲林然，鹹謂得漸江足當雲林。”

然而弘仁仿倪，絕不是以追求倪瓚畫法為目的，在繪畫上弘仁主張廣泛吸收前人成果，“凡晉、唐、宋、元真跡所歸，師必謀一見”。師法前賢，卻不為法所縛。“唐宋遺留看筆皴，自傷塗抹亦因循。道林愛馬無妨道，墨汁何當更累人。”晉僧支道林好蓄馬，自雲愛其神駿，弘仁藉以説明學習前人筆法應當取其神意而不應在筆墨跡象間。“敢言天地是吾師，萬壑千巖獨杖藜。夢想富春居士好，並無一段入藩籬。”主張以天地為師，取倪、黃兩家之法，寫眼見景物，抒自己胸臆，這就構成了弘仁山水畫的基本特色。

同時代畫家查士標認為：“漸公畫入武夷而一變，歸黃山而益奇。”石濤則説：“公遊黃山最久，故得黃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黃山本色。”弘仁的山水畫，無論冊頁小品還是長篇鉅製，或實地寫生，或構思取意，黃山為他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弘仁《黃山圖》冊共60幅，畫六十處風景點，將黃山的各處名勝盡收筆底，可以説他是黃山寫生第一人。山水畫之外，弘仁最愛畫松樹、梅花。所畫松糾結盤曲，挺拔雄奇，配以危巖怪石，亦得意於黃山。他曾自號“梅花古衲”，並遺命友人於其墓側多種梅。《松梅圖》卷和《墨梅圖》軸為其畫松與梅的代表作品。其松，落筆凝重，氣勢磅礴；畫梅，枝如屈鐵，暗香流動。松與梅衝寒傲雪，高標獨立的精神正是弘仁人格的自我寫照

他們的創作與同一時期另一派畫家的藝術追求截然不同。後者以“四王吳惲”(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吳歷、惲格)為代表，不重視所表現的內容，只重視承傳臨摹的功夫。固然他們在筆墨技巧上都極為成熟，也有很高的藝術格調，但客觀上加大了藝術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四僧畫家則是對他們藝術傾問的積極矯正。

朱耷以花鳥畫著稱，繼承陳淳、徐渭傳統，發展了潑墨寫意畫法。作品往往緣物抒情，以象徵、寓意和誇張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發憤世嫉俗之情和國亡家破之痛。筆墨洗練雄肆，構圖簡約空靈，景象奇險，格調冷雋，達到了筆簡意賅的藝術境地。對後來的揚州八怪和近現代大寫意花鳥畫影響重大。髡殘的山水從黃公望、王蒙變化而出，以真景為粉本，描繪重山覆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筆禿毫層層皴染，厚重而不板滯，具有雄偉壯闊，蒼茫渾厚的氣勢。漸江的山水取法倪瓚，多繪名山大川，尤善寫黃山真景，構圖簡潔，丘壑奇倔，幹筆渴墨勁峭整飭，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靜穆之致，真實地表現了名山之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