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旅遊

1990年代以來，在很多場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權力政治一味地貶損為“落後”、“迷信”、“原始”、“矇昧”，而是被髮明為宏揚民族傳統文化、向外來旅遊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遊資源。一時間，中國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園數不勝數，位於邊疆地帶的少數民族地區打破了昔日的寧靜古樸，一批批來自國內外的遊客穿梭往來，許多已經消失的民俗事項被知識分子挖掘發明出來，策劃、包裝成為動態性、參與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遊產品。

據旅遊研究者的説法，民俗旅遊是一種高層次的文化旅遊，由於它滿足了遊客“求新、求異、求樂、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經成為旅遊行為和旅遊開發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內一次抽樣調查表明，來華美國遊客中主要目標是欣賞名勝古蹟的佔26%，而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風土人情最感興趣的卻達56.7%。如此看來，民俗風情旅遊不僅僅成為政府部門發展經濟、吸引外資的重要文化資源，而且也已經成為滿足西方人想像、“瞭解”中國人生活方式的一種途徑。但是，當我們懷抱全球化的語境聯想，以此審視中國當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遊的時候，當我們考慮到民俗作為一種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態性原則的時候，我們有理由憂慮的是，民俗風情的旅遊越來越拋離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語境，已經徹底儀式化了。當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拋置於戲劇化、儀式化的場景之中，成為觀賞和被觀賞的對象，不是一種自然的、原生態的生活狀態的時候，我們需要追問的是，民俗文化曾經被現代性話語斥之為“落後”、“迷信”的被改造的對象，曾經代表着現代化的過去，是古老天真、混沌矇昧的代名詞——儘管在當下中國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況下依然被想像成為天真矇昧的代名詞——但是，在人們的潛意識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納入到民族國家的現代化話語之中？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編織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徵？民俗文化旅遊事業的興旺，其背後所支配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與權力？我們不得不承認，民俗文化旅遊由於權力政治與資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識形態與商業經濟的因素，作為一種具有獨特文化意藴與價值的符號體系，越來越成為空留下承載原有意義的形式外殼。不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遊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一種表徵，越來越成為人們娛樂休閒、擺脱生活壓抑的一種方式，民俗風情旅遊已經成為發達地區人們尋異獵奇的對象，是滿足西方人對中國社會的想像之途徑，隨着民族國家內部地區間經濟文化的差距日益凸顯，也已經成為地區間文化想像的文化符號。

民俗旅遊(16張)

實際上，民俗文化旅遊體現了後現代時期文化的諸多特點，真實的實在轉化為各種影象，時間碎化為一系列永恆的當下片斷，用一種典型化的或者縮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羣或者社區具有深厚歷史意藴的民俗文化，真實的生活物化為一堆了無生氣的建築、戲劇化地想像為一套千篇一律的儀式。旅遊部門一再強調，民俗文化旅遊的意義與價值在於體驗異文化情調，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實的生活展現，旅遊者將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體驗一次充滿異域情調的旅遊探險，種種煽情的語言激起旅遊者的無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遊從策劃、設計規劃、投資建設、推向市場等等一系列步驟都表明，旅遊部門向大眾推出的是一種可供消費的文化產品。在這一文化的再生產過程中，無論是採用主題公園、博物館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態旅遊，都首先着眼於文化再生產與市場的邏輯，民俗文化在當下市場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換價值主宰着旅遊者對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無論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羣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讓你感受一種所謂的真實體驗，從其作為一種文化工業的再生產過程而言，它與許多地方為了獲得文化的交換價值蜂擁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間沒有多大區別，都是在當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複製。民俗文化實際上已經淪為一種儀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歷史感與當下性，貌似展示了無限豐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遊的市場化實質卻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遊的個性化、地方化的謊言。作為一種文化工業，它威脅着文化的豐富個性與創造性，其實是一種同質化的大眾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題公園試圖以奢華浮靡的宏大排場來展示、彙集不同族羣民俗文化的典型場景，這種民俗博物館的形式只不過就是對世界的仿真物，人們在參觀遊覽的時候，並不探求一個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實在，而只需要投入當下的情感去體驗現實的遊戲。民俗文化主題公園實際上是一個消費、娛樂、休閒的場所，在中國當下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它是社會性與工具性的產物，主題公園遵循的是消費主義的市場邏輯，它是大眾慾望、權力政治與大眾媒介等等諸多社會關係的產物，消費主義的邏輯滲透到主題公園設計的每一個環節。以深圳民俗文化村為例，在中國56個民族中，只選取了其中的21個民族作為展示的對象，入選的標準完全是圍繞市場化的運作邏輯。以所謂文明發達的眼光作比照，如果一個族羣的文化和風俗習慣比較奇異，能夠使異文化的外來者產生一種文化震撼，而且具有很高的表演性和觀賞性，能夠滿足海外遊客對於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想像，則符合民俗文化村的入選標準，摩梭人的入選，是因為至今仍然保持着母系社會的生活方式，其民居建築也比較獨特，具有較高的觀賞性。流風所致，各地旅遊部門開發的民俗文化旅遊項目無一不是截取本地區民俗文化的片斷，以所謂歷史的邏輯將不同時期的民俗文化連綴起來，形成一個民俗文化旅遊的開發帶，其實所遵循的邏輯就是文化資本的市場價值。經過市場邏輯篩選的民俗文化旅遊事項，作為一種消費文化，無論其如何運用厚重的歷史文化來粉飾、包裝，它都是一種無深度的後現代文化現象，一些地方性的司空見慣的民俗生活具有了審美意義，納入全球化進程的大中城市的民俗文化主題公園，連同城市購物中心、城市廣場的夢境般的幻覺、壯觀的場面、混亂的符號一樣，旅遊者穿梭流連於這些空間之中，這些與背景分離、變化的景象，刺激着人們的好奇與記憶，讓人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神秘聯想，人們投身於一系列泛化的感官體驗與情感體驗。

與此同時，旅遊部門的項目策劃或者有意識地將地方性的文化納入到民族國家現代化話語之中，或者迎合了旅遊者關於異文化的時空想像，或者僅僅是出於經濟資本的投資目的。一旦民俗文化因為上述原因而推入旅遊市場，那麼，作為文化消費者的旅遊者的消費行為則不僅僅是單純的滿足個人需求的被動消費，而是被納入到一種關於權力政治、市場以及全球化的時空想像之中，也就是説，旅遊者在民俗文化旅遊過程所體驗的異文化震撼不僅僅是個人性的體驗，而且被整合到全球化時代地方性的權力政治與市場體系之中，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旅遊者的所體驗的民俗文化旅遊具有了政治意義，成為一種政治力量。

民俗文化旅遊被權力政治資本發明為能夠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文化資本，意欲通過民俗文化的異文化震撼產生社會效益，帶動飲食、住宿、購物、交通、就業、招商引資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地區經濟融入全球化市場體系。在中國當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文化資本也開始介入到許多地方的現代化建設運動之中。文化資本的某些特殊形式，如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歷史韻味的傳統文化等等，從原先的民族國家現代化話語的邊緣開始上升為一種能夠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文化資本，並且日益商品化，正是在這一商品化的過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傳統文化才有可能在現代性話語中獲取合法地位，進而獲得廣泛的社會聲譽，提高民俗文化在社會符號等級體系中的位置。原有的符號等級在現代性和諸如普遍歷史、進步、權力政治和審美理想等支配觀念之外，拓展了一種相對主義的空間。從低俗的、遭人鄙棄的“封建”、“迷信”傳統，到權力政治與經濟資本趨之若鶩的文化商品，可以説，這也是民俗文化從一種迷失狀態進入了另一種迷失狀態的過程。因為，民俗文化在具有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塑造地方形象等方面作用的同時，也因為權力政治與經濟資本剝離其生存狀態而越來越變形走樣。

究其根本，旅遊部門策劃、展示的旅遊項目，可以説是全球化背景下權力政治、經濟資本與地方性文化資本共謀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也是一種全球性的後現代文化現象。在全球化時代，人們對於文化的認識趨於多元，人們也認同各具差異的文化。不僅如此，地方政府的企業化行為，將地方文化的形象視為一種品牌進行打造，自然而然地，具有差異性特點的民俗風情文化則頗受各種權力政治與經濟資本的青睞。在中國當下的情境中，全球化過程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更為廣泛的符號體驗，金融資本、權力政治、大眾傳媒、地方性文化的共謀，作為文化資本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便使異文化旅遊者獲得了一種全新的符號體驗。

儘管旅遊開發者試圖讓旅遊者在旅遊過程中獲得一種真實的異文化感受，但是，民俗文化旅遊實際上是多種權力與資本共同作用下生產出來的一種文化符號，它試圖達到的目的並不是真正地再現一種文化，而是表達了消費時代權力政治與資本的文化想像。旅遊開發者主張，在民俗文化旅遊項目的開發過程中，必須對內容進行精選。精選的原則是什麼？是旅遊吸引力。吸引力又主要決定於當地與遊客產生地之間的文化差異，當地民俗文化越有特色，差異越大，越有吸引力，所以，在內容選擇時應精選其具有特色的部分。這種特色與差異的效果，按照人類學的説法，當兩種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時將會產生的文化震撼，文化之間的差異越大，文化震撼越強烈，而這種文化震撼的強度大小正是旅遊部門策劃民俗旅遊項目的文化心理依據。不可否認的是，儘管當下的民俗文化旅遊項目的開發似乎對少數族羣的文化予以充分的尊重，儘管政府對於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所作出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但是近百年來的現代化過程關於進步的信仰以及進化論的社會發展模式，在少數的、邊緣的、民間的文化與“落後的”、“原始的”、“封建的”“非理性的”之間划起了等號，這種分類與界定，藴涵着啓蒙運動的理性霸權，理性的政治力量所挾持的求真精神，標榜將為人類社會帶來歷史和人的解放，其實這一現代性信條以“求同求全”的虛妄來壓抑多元與差異，只不過是異於前現代的另一種傳統制度而已。這種歷史進步的觀念以及關於文化分類的知識，被現代民族國家編織進了關於現代化建設訴求的話語之中，成為一種知識的規範，甚至體現於政治措施的實施過程。這種現代性知識於是演變成了一種規訓、塑造、構成主體的權力，並不僅僅壓迫着主體關於歷史進步以及知識分類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生產性的力量，滲透到整個社會生活領域之中，把每一個主體塑造成為符合民族國家現代性訴求的個體，使其服從並整合到民族國家規範的社會秩序之中，我們看到，產生於規訓實踐的知識在成為一種權力的同時，又強化了規訓的實踐。被近百年來民族國家現代化過程所規範的主體，教育制度、學科分類、傳播媒介、圖書館、展覽、歷次政治運動等規訓體系從制度層面強化了人們對於文化分類的認識，這種知識自覺與不自覺地規範着主體的社會實踐，與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訴求形成認同。現代民族國家現代性訴求的霸權性質，控制了人們對於邊緣的、民間的、非主流的文化的知識想像，在高度現代性的境況下，人們關於社會生活對象的知識與想像，日益依賴於專家、媒體的教育、宣傳與鼓譟。由此形成的效果不僅僅在於生產了一種關於文化分類的知識與霸權，更重要的是，這種知識與霸權業已內化成為人們自我認同的機制，並且反過來不斷地塑造着現代社會制度關於文化分類的知識。自我認同機制的形成，意味着自己的趣味、慾望、意見和渴求與他者的趣味、慾望、意見和渴求等形成對照，進而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形成相應的關於自我與他者的形象。長期以來，現代性話語對民間的、邊緣的、非主流文化的排斥，使之賦予了一系列迷信、落後、愚昧的形象，民間的、邊緣的、非主流文化的持有者也已經將這一系列迷信、落後、愚昧的形象內化成為自我認同的一個方面，成為現代性話語對他者進行壓迫最為成功的手段之一。

因此，面對日益發達的民俗文化旅遊，我們並不能就此認為，以民俗文化為代表的一系列被現代性話語命名為迷信、落後的文化現象，在中國當下的文化情境中，權利政治與資本已經平等地承認這些邊緣話語，我們毋寧認為，權利政治、資本與地方性文化的互動所產生的民俗文化旅遊的興盛，既是“本土化的現代性”（inigenizedmodernity）的一個表現，也是文化政治之暴力的一種表述。我們在承認現代性服務於本土文化的重振過程的同時，也應該意識到，這種重振過程實際上也在繼續着現代性話語對於民間、邊緣文化的霸權性質。

指將散佈於一定地域範圍內的典型民俗集中於一個主題公園內表現出來，如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和美國佛羅里達州錦繡中華、北京中華民族園集中表現了中國的民族民俗文化，台灣九族文化村集中表現了高山族、格魯族等分佈於台灣附近的九個民族的民俗文化，雲南民族文化村集中表現了雲南境內的少數民族”的民俗文化。這一模式的優點是可以讓遊客用很短的時間、走很少的路程就領略到原本需花很長時間、很長路程才能瞭解到的民俗文化，其缺點是在複製加工過程中會損失很多原有的民俗文化信息內涵，如果建設態度不夠嚴謹，可能會歪曲民俗文化。

它是對現已消失的民俗文化通過信息蒐集、整理、建設、再現，讓遊客瞭解過去的民俗文化。如美國的“活人博物館”中，員工作為幾百年的抵美“移民”而出現，身着十六、十七世紀美國勞動人民的服飾，向遊客表演了用方形的扁擔挑水、用原始農具耕作、用獨輪車運輸等古老的傳統習俗以及各種民間舞蹈，吸引了大量國內外遊客。杭州和香港的宋城、無錫的唐城、吳文化公園也屬此類。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可以令時光“倒流”，滿足遊客原本不能實現的願望，但也存在着與集錦薈萃式共同的缺點。

一些少數民族村落或民俗文化豐富獨特的地區由於時代的發展已在建築、服飾、風俗等方面有所淡化，不再典型，或者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要活動（如節慶、婚嫁）原本在特定的時期才會呈現，令遊客不能完全領會當地民俗文化的風韻，故當地政府或投資商在當地覓取合適地段建以當地民俗文化為主題的主題園，集中呈現其民俗精華，如海南中部的苗寨和黎塞風情園均屬此類，其優點是便利了遊客充分了解當地或該民族的民俗文化精髓，其缺點是在真跡旁邊造“真跡”，令遊客自然形成對比，對有些遊客不能構成吸引力。

以上三種形式可以歸併為一個大類，即博物館類，以豐富的民俗文化知識為特徵，其員工都是專門的旅遊業從業人員。

它是在一個民俗文化相對豐富的地域中選擇一個最為典型、交通也比較便利的村落對旅遊者展開宣傳，以村民的自然生活生產和村落的自然型態為旅遊內容，除了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外幾乎沒有加工改造，如廣東連南三排瑤寨、夏威夷毛利人村落等，其優點是投資很少，讓遊客有真實感，能自然地與當地居民交流，甚至親身參與勞作，有很大的活動自由度，缺點是難以將旅遊開發帶來的利益公平地分配給村民，村民的正常生產生活受到干擾後可能產生牴觸或不合作，難以保證村民們在接待遊客時保持熱情、友好、不唯利是圖。

指將民俗文化主題與某一特定功能的旅遊業設施結合起來，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如蘇州名園“網師”傳統上僅白天對外開放，讓遊人欣賞江南園林的造園藝術和文化內涵，夜間不對外開放，但網“師園”推出了“古典夜園”活動，利用園內各廳堂分別表現一兩段蘇州評彈、崑曲等各種類型的地方民俗文化藝術，遊客同時可以領略蘇州園林在夜景下的意境，很受好評。

以上五種模式均為長期存在、旅遊者可隨時前往欣賞的旅遊開發形式。但也有一些特定的民俗文化只存在於很短時間．激發短暫的旅遊人流。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出於民族民俗傳統的節慶活動，如內蒙古的“那達慕”大會、回族的“古爾邦節”、白族和彝族的“火把節”等，其本意並非為了發展生旅遊業，故不會長年存在，但在節慶期間會吸引大量的旅遊者；二是流動性的民俗文化表演活動，如貴州組織民間表演隊到國外演出松桃苗族花鼓、灘堂戲、下火海等，展現了民間文化港捷的藝術風采，每到一處也吸引了不少外國民眾遠途而來欣賞（這本身即是旅遊行為），進而吸引遊客前往貴州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