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

白族自稱“白子”、“白尼”、“白夥”，，統稱為“白人”。他稱有民家、那馬、勒墨、勒布等60多種。過去漢族稱之為“民家”，以與“軍家”相別，元、明史籍稱之為“白人”或“僰人”，納西語稱之為“勒布”、“那馬”，傈僳語稱之為“勒墨”，藏語稱之為“勒波”，彝語稱之為“婁哺”、“洛本”、“羅基頗”，貴州一帶的白族有“七姓民”、“九姓族”、“羅苴”、“龍江人”、“南京人”等不同稱呼。新中國成立後，1956年11月，根據廣大白族人民的意願，正式確定以“白族”作為統一族稱。 ^[1] 

白族屬於氐羌系統的一支，其族源是多元的。白族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世代居住於洱海地區的土著居民――洱海人和昆明人。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其外西自同師（今保山）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裏。……皆氐類也。”嶲即嶲唐，楪榆即葉榆，即洱海地區，可知秦漢時期洱海地區的居民是昆明人，處於尚未定居的遊牧社會。白族的另外一個重要來源屬於先秦時期氐羌系統南下族羣中的一支，其遠祖可追溯至秦漢時期的僰人。公元前3世紀，僰人之名始見諸記載，秦相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恃君覽》説：“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秦漢以前僰人的分佈地區，北有僰侯國，南有包括滇國在內的靡莫之屬數十小國，包括了北邊的僰道縣（今四川宜賓）和南邊的滇國（今滇池周圍）等廣大區域。滇國的主體族是僰人，亦稱為“滇僰”。漢晉時期，滇池地區仍為僰人所居，並逐漸向洱海地區遷徙。而蜀中迭經戰亂，蜀人（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四散，引起了民族的遷徙。其融合到滇池地區即滇僰的稱“叟”，叟人逐漸佔據了原來僰人的分佈區域。東漢末年，其他部族逐漸遷入洱海地區。晉代洱海區域出現了“上方夷”和“下方夷”，洱海區域居民成分及分佈有了很大變化。“上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北部的昆明人，“下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南部的哀牢、僰人、漢姓等。唐代初期出現了烏蠻、白蠻，它包括了洱海區域哀牢、昆明、西洱河蠻（又稱河蠻）、雲南蠻、僰人等眾多部族。漢唐間，大姓爨氏興起於南中，爨氏又分為西爨白蠻與東爨烏蠻兩部分，南詔閣羅鳳時期，徙二十餘萬户西爨白蠻於洱海地區；在明代碑刻中仍可見到，寸、王、趙、楊四姓都認為在南詔以前他們的原籍在滇池地區，原籍“西爨故地”。由此可見，洱海地區的白族人民與西爨白蠻有着密切的淵源關係。到公元8世紀，南詔統一洱海區域進而建立起包有云南全部的強大政權，加速了白族共同體的形成。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詔酋龍卒，子法（隆舜）立，自號“大封人”。“大封人”這個專用名稱的出現，標誌着白族的形成。從以上可以看到，從秦漢洱海人（西洱河蠻）、昆明人——東漢僰人——晉代上方夷、下方夷——唐代白蠻、封人、白人——白族，白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是以土著居民洱海人（西洱河蠻）、昆明人為主體，融合了僰人、哀牢人、西爨白蠻等成分，甚至融合了一部分漢族，最終於公元8世紀形成為白族。

白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從考古發掘的“蒼洱遺址”來看，“其本質導於華北之仰韶、龍山文化”，是一種“地方色彩甚重”的區域性文化。尤其是遺址中所出土的雙孔半月形石刀充分説明了蒼洱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聯繫與區別。這種雙孔半月形石刀形式與內地相近，內地石刀的刃大部分開在凹面（即“弓弦”），洱海區域的石刀的刃則開在凸面（即“弓背”）。這時期，還在台地上發現了半穴居房屋等居住遺蹟，説明最晚在新石器時期，洱海區域已有人類居住，他們傍溪流而居，經濟活動雖然仍較原始，但已經出現了紡織和漁獵活動，當時可能還出現了原始農業的形態。賓川白羊村遺址（公元前1820±85年）表明糧食作物是當時重要的食物來源；大量的獸骨和角器反映當時狩獵和紡織均佔一定地位。劍川海門口遺址（公元前1150±90年）標誌着白族先民步入一個嶄新的青銅器時代。祥雲大波那遺址（公元前465±75年）表明當時已處於比較定居的農業社會。在稍後發現的祥雲檢村遺址（年代為上限戰國中期，下限西漢早期）還出土了兩件鐵器，為數雖很少，但説明此時鐵器已開始出現，鐵器的出現較之青銅器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隨着洱海區域進入青銅時代，中原商王朝勢力所及範圍已到達今川滇一帶地區，白族先民開始大規模地和中原發生經濟文化交往，從此開闢了白族文明史的一個新紀元。 ^[2] 

春秋時期，西南夷地區和秦國、楚國都有聯繫，戰國時期，和楚國的聯繫更為密切，甚至有“莊蹻王滇”的説法，楚韻遺風仍可見於如今的白族生活中；而漢文化的影響則貫穿於白族發展的始末。

秦代，中央王朝開始在西南夷地區設立郡縣，洱海地區同祖國內地關係日益密切。秦以前，西南夷包括七個大的部族區域，其中滇分佈於滇池區域，昆明分佈於洱海區域，西僰分佈在川南、滇東北一帶。各部族自成區域，又相互聯繫。秦統一全國後，着手開發西南夷，首先表現為通道，即修築“五尺道”。該道從今四川宜賓出發，經滇東北而入滇池地區，是官方修築入滇的第一條道路，它連通了僰青衣道、僰道，為雲南與中原的交通聯繫打下了基礎。其次設郡，就是具體實施推行於全國的郡縣制度。最後置吏，即對西南夷地區委官進行統治。儘管秦對西南夷的經營是短暫而不深入的，但卻有極為重要和深遠的意義，它標誌着雲南從秦代開始，就已經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秦代是中央王朝對雲南正式統治的開始。 ^[2] 

漢代，漢武開邊，但在洱海地區遭到了昆明蠻的阻撓。公元前109年，西漢在此設立了葉榆、雲南、比蘇、嶲唐等縣，屬益州郡管轄。公元67年，東漢在此設置“益州西部都尉”，管理哀牢地區和洱海區域。公元69年，單獨設置永昌郡，洱海區域分屬雲南、邪龍、葉榆、比蘇、博南等5縣。蜀漢時，諸葛亮征服南中，設庲降都督，下轄南中7郡，洱海地區設置的縣並未改變，但分屬雲南郡和永昌郡。兩晉南北朝時期，洱海地區的郡縣管理時分時合，旋置旋改，但基本上因襲了兩漢的縣制。中原王朝開設郡縣、移民實邊等一系列的措施，既加強了對當地的治理，又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鐵器，促進了洱海地區經濟的發展。東漢時期，洱海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有了根本性提高，從中原引入了水稻種植技術和牛耕技術。

隋代，設立南寧州總管府對雲南實行了短暫的統治，爨氏大姓世據南中。

唐代前期，對雲南地區實行羈縻統治政策，洱海地區歸姚州都督府管轄，下設髳州、宗州、匡州、曾州、尹州、蒙舍州、陽瓜州、浪穹州等20多州。公元7世紀，唐朝和爨氏為爭奪對滇池地區的控制權，矛盾趨於激化。同時唐朝還面臨來自吐蕃的威脅。此時，六詔興起於洱海地區，位於六詔之南的蒙舍詔在唐王朝扶持下統一了洱海地區，建立了南詔地方政權。 ^[2] 

南詔國時期，洱海地區得到快速發展。南詔國是烏蠻與白蠻建立的地方性政權，即彝族先民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的奴隸制政權。此時雲南的部族分佈狀況是：以滇池為中心的地域是爨地，以洱海為中心的地域則主要分佈着烏蠻（“六詔皆烏蠻”）和白蠻（主要分佈於洱海周圍）。六詔之一的“蒙舍詔”興起於蒙化（今雲南巍山）後，在唐朝支持下佔領了經濟發達的白蠻地區，並滅五詔，統一了洱海區域。隨着南詔勢力的壯大，南詔國與唐王朝對滇池地區的爭奪日益尖鋭，南詔數次進犯成都，並與吐蕃約為兄弟之國，南詔逐漸成為唐王朝在西南地區的重大威脅，加速了唐帝國的瓦解。南詔國的政治區劃包括十賧、七節度、二都督，洱海區域即為十賧之地，是南詔國的統治中心。洱海以北的廣大地區則屬劍川節度使管轄。南詔國王室成員是烏蠻貴族，而其統治基礎，包括統治階級中的大批高官顯貴如清平官、大軍將、軍將等，則是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較發達的白蠻。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詔酋龍卒，子法（隆舜）立，自號“大封人”。

南詔政權建立後約250年間，同唐保持着密切的臣屬關係，使節往來不絕。但由於南詔統治者對內進行殘酷壓迫，連續地對外發動掠奪戰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不斷引起奴隸暴動和起義，到902年崩潰。937年，以白族段氏為主體，建立了號稱“大理國”的封建領主制政權。大理地區與中原的聯繫一直很密切，“茶馬古道”和“南方絲綢之路”加強了大理地區的對外聯繫，並在溝通中外聯繫方面佔有重要地位。大理國時期是白族發展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創造了輝煌的白族文化，大理地區步入封建領主制社會。

大理國時期，佛教昌盛，出現了儒、釋合流的“釋儒”，大理地區被稱為“妙香古國”。南詔以後，大理地區在社會生產方面有長足發展，普遍採用“耦耕，二牛三人法”的耕作技術，這是西漢時趙過在中原推廣、曾在我國農業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深耕技術。農作物、蔬菜、水果的品種都極為豐富，分別從內地、西域、印度傳入。在畜牧業方面，養馬業最為發達，大理馬馳名唐宋兩代。冶煉技術也很有名，兵器製作技術精良，“鐸矟”和“浪穹劍”、鬱刀、大理刀聞名一時。

1253年，蒙古貴族發兵擊滅大理段氏政權。在雲南設置的元初五城中，大理地區屬於合剌章。1256年，設立了大理總管府，下轄大理上萬户府、大理下萬户府。1258年，兀良合台率軍從雲南經廣西，直搗南宋後方的潭州（今長沙），預期與蒙哥及忽必烈三路大軍會師鄂州。由於雲南的蒙古軍傷亡很大，加之要留一部分兵力鎮守雲南，為了彌補兵源的不足，兀良合台在大理白族地區大量僉發當地的少數民族人口（以白族為主），組建了一支兩萬多人的“爨僰軍”（亦稱為寸白軍），由段福率領從徵。忽必烈繼承汗位以後，兀良合台不再得到重用，於是“爨僰軍”一部分軍士輾轉回到了大理，而其中一部分軍士則流落在長江兩岸，成為湘西、鄂西白族的來源。1274年改設行省制度後，大理地區分屬大理路、鶴慶路，並以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領之。

明代，衞所屯田，改土歸流。1382年，藍玉、沐英攻克大理地區，設立三司，廣泛推行衞所制度，對白族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明代，大理地區分屬大理、蒙化、鶴慶等府，並在軍事上設置了大理、洱海、大羅、蒙化四衞以及永平、鶴慶二御，共轄30個千户所，是衞所集中分佈的一個重要統治區域，充分體現了大理地區的重要性。伴隨封建統治在大理地區的日益深入，漢文化的傳播通過漢族移民和儒學教育等途徑，深刻地影響到白族文化。據萬曆雲南通志、萬曆趙州志等方誌記載，明初白族地區已是“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類，悦習經史，隆重師友，開科之年，舉子恆勝他郡”，“庠序星布，教化風行，至於遐陬僻壤，莫不有學”。表明漢文化對白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冠婚喪祭、宮室建築、生產生活等產生了全面、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體現最為典型，興起了白族知識分子士紳羣體。在社會生產方面，已經廣泛使用水車灌溉。祥雲的“地龍”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地下水和山阱流水灌溉農田，使得乾旱的荒地變成了大片農田，時人謂之“雲南（指雲南縣，今雲南祥雲）熟，大理足”。

清代，多依明代舊制而時有改易。大理地區分屬大理府、蒙化直隸廳以及麗江府之鶴慶州、劍川州。清代繼續因襲明代的“改土歸流”政策，但在邊遠地區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通過他們對邊遠地區各族人民進行統治。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部分邊遠山區的白族人民還受着封建領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1797年，大理、趙州、鄧川等10餘縣因“鹽案”事件引起大起義，有白、彝、回、漢等各族參加，沉重打擊了反動統治者。清咸豐六年(1856年)9月，大理爆發了以回族為主體、杜文秀領導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義，廣大白族人民踴躍參加義軍，堅持抗清鬥爭達18年之久，給予腐敗的清政府以沉重打擊。 ^[2] 

1842年以後，帝國主義利用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他們同中國腐朽的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一步一步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近代以來，白族地區的商業資本開始得到發展。先後出現了“福春恆”、“興盛和”、“雲豐祥”、“洪盛祥”等大商行，分為鶴慶、喜洲、騰衝等商幫，他們由印度、緬甸、越南等地運進美、英、法等國的洋紗、洋布及各種洋貨；從國內搜運黃金、白銀、石磺、黃絲、豬鬃及其他農副產品。他們在為帝國主義推銷商品和收購原料的活動中發展起來，又帶有濃厚的買辦性。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白族地區後，壟斷了白族地區進出口的主要物資，控制了市場和物價，不僅窒息了白族商業資本的發展，同時使許多中小商户紛紛倒閉，加深了白族人民的苦難。白族人民和祖國各族人民一樣，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白族人民曾經舉行過多次英勇頑強的起義鬥爭。在李文學起義、杜文秀起義、鎮南關大捷中，白族人民與彝、回、漢等各族人民並肩戰鬥，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志。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遍及全國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給白族地區以巨大影響，民主革命的新思潮迅速傳播開來，宣傳馬列主義的一些報紙刊物先後傳進白族地區。在黨的教育下，許多白族人民的優秀兒女投身革命運動。1921年第一批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張伯簡同志，曾到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回國後，在上海、京漢鐵路進行革命活動，參加和組織了省港大罷工，後因積勞成疾，在廣州病逝。在20世紀20年代先後入黨的還有徐克家、王德三、趙瓊仙(女)等同志，他們曾分別參加了北伐和廣州起義，被黨派到雲南領導革命工作，組織工人、農民、學生起來鬥爭，後來都不幸被反動派殺害，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高貴品質。

1936年4月，由任弼時、賀龍同志領導的工農紅軍第一、二方面軍，長征經過白族散居的湘鄂西地區，領導白族人民打土豪、分財產，進一步播下了革命火種。抗日戰爭時期，白族周保中將軍遠赴東北，同漢族、朝鮮族人民一道組織抗日聯軍，擔負重要領導工作，堅持敵後鬥爭十餘年之久，為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勳。解放戰爭時期，白族地區的各族人民在雲南地下黨的領導下，於1949年4月在劍川發動武裝起義，解放了劍川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進軍。

新中國成立前，白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總的説來，封建地主經濟佔絕對優勢；在一部分壩區特別是少數市鎮和公路交通沿線，資本主義經濟已有相當發展；在一部分山區尤其是高山分散地區，還存在封建領主以及原始公社、奴隸制殘餘。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白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後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白族獲得官方認可的民族身份，白民族的民族意識被官方認可和強化。1956年11月，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人民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社會歷史已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寬鬆的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下，許多隱匿的白族人公開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當前社會大轉型的情況下，白族又面臨文化傳承後繼乏人的困境。

白族主要分佈在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是白族的族源地、祖居地和主要聚居地，約有80%的全國白族聚居於此。此外，雲南昆明、麗江、怒江、迪慶、保山、玉溪、楚雄、文山、臨滄等州市都有白族聚居區。湖南省張家界、湘西，貴州畢節、安順，四川涼山等地也都有白族分佈。

白族有民家、勒墨、那馬三大支系，聚居於洱海區域、貴州、湖南等地的為民家人，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勒墨、那馬則散居於怒江流域蘭坪、維西、福貢等縣，經濟文化水平與鄰近的怒族、傈僳族相近。

白族各支系之間在語言上有較大差異，風俗習慣也稍有不同。由於地域分佈上的差別，白族各支系分別與周圍的民族相互融合、互相往來，也就形成了各支系之間的差別。

白族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僰”、“爨”、氐羌、南詔大理國時的“烏蠻”、“白蠻”以及歷代漢族、藏族、蒙古族及周邊各少數民族，歷經兩千多年的融合演進，最終形成當代白族。大理白族自治州以外的白族，就是白族歷代發展遷徙所形成的。例如，貴州的白族就是早期的“僰人”融合南詔大理國時期遷徙而來的白族以及元代“寸白軍”形成的。湖南、湖北的白族則是元代“寸白軍”的後裔。

白族經濟以農業為主，手工業、商業較為發達，生產水平基本與周圍漢族相同。

在蒼洱新石器遺址中已發現溝渠的痕跡。而在劍川海門口銅石並用遺址中發現居民已從事飼養家畜和農耕的遺蹟。春秋、戰國時期，洱海地區已出現青銅文化。蜀漢時，洱海地區已發展到“土地有稻田畜牧”。唐代白族先民已能建築蒼山“高河”水利工程，灌田數萬頃；修治高山梯田，創建了鄧川羅時江分洪工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白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總的來説，封建地主經濟佔絕對優勢，資本主義經濟有一定的發展。在一部分山區尤其是高山地區，還保持着封建領主制、奴隸制以至原始公社殘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白族主要聚居的大理中心地區，採取與漢族地區相同的方式，於1953年完成了民主改革，並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殘存着封建領主制的滬水、六庫等土司統治的白族地區，採取和平協商方式完成民主改革。在碧江、福貢等人數不多和階級分化不明顯的白族地區則主要發展經濟和文化，逐步完成改革任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白族聚居區發展很快。教育、醫療衞生事業也有很大發展。白族人民已經有了一批數量可觀的教授、作家、醫生和各類科研人員。白族地區經濟發展越來越繁榮。

本主崇拜是白族全民信奉的宗教。本主白語叫“武增”，是“本境福主”的簡稱，意即“我的主人”。他們是白族村社的保護神，有的一村供奉一個本主，也有幾村供奉同一本主的情況。只要和白族村社有密切聯繫的人和事物都可以成為本主，所以在本主神祇中既有原始宗教色彩濃厚的山川樹木、蟲魚鳥獸之神，也有佛道之神、儒家典範人物及民間傳説中的人物；既有王室、貴族，也有英雄、平民；既有白族人物，也有漢族和其他民族的人物。這充分體現了本主崇拜兼容幷蓄的特點。每位本主都有自己的節日，就是本主廟會。在白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僅節慶、重大事件都要到本主廟去獻祭，舉凡婚喪喜慶、疾病災害、出門遠行等，也要到本主廟祭祀，以祈求本主神的保佑。

此外，道教、基督教在白族羣眾中也有一定影響。

古代白族原始先民崇拜老虎與金雞，虎圖騰產生虎氏族，雞圖騰產生雞氏族 ^[6]  。

金雞，是白族原始圖騰崇拜物之一。在大理，金雞又與印度佛教故事中的大鵬金翅鳥、中華文化中的鳳凰融為一體。在白族語境中，金雞、大鵬金翅鳥、鳳凰是同義詞。大鵬金翅鳥，在梵文中稱為迦樓羅 ^[5]  。白族先民把原始的金雞形象衍生為“迦樓羅”特徵的形象立於諸塔頂，以鎮水患 ^[7]  。白族有阿鵬與金花的故事 ^[8]  ，白族姑娘叫“金花”，所有白族小夥子都叫“阿鵬” ^[9]  。

白族的服飾有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並在其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白族人崇尚白色，服飾款式各地略有不同，以白色衣服為尊貴。

秦漢至南北朝時期，白族先民以滇池為中心的滇僰人“頭飾羽翎”。在晉寧石寨山出土的青銅器舞蹈圖像中，舞者全戴羽冠，頂插長翎，上身裸露，下着獸皮羽毛帶狀裙。洱海地區，唐初白族先民之一的西洱蠻，男女以氈皮為披，女子絁布為裙，男女赤腳。《雲南志》卷五雲：“東有白蠻，丈夫婦人以白繒為衣，下不過膝。”“婦人，一切不施粉黛，以酥澤發。貴者以綾錦為裙襦”。“若子弟及四軍羅苴以下，則當額絡為髻，不得戴角；當頂撮髽髻，並披氈皮。俗皆跣足，唯頭囊特異耳。南詔以紅綾，其餘向下皆以皂綾絹。”“曹長以下得系金佉苴（即腰帶）”。“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即虎皮）”。南詔王室及清平官、大將軍，已效漢服，上衣圓領寬袍大袖，下着寬褲緊腿，有靴。詔王頭囊為鐘鼎式，文官頭囊為黑色蓮花式，武官為虎頭式。

大理國白族服飾，王室及官員皆衣綾羅綢緞。元代，服色，“略本於漢”，“男人披氈椎髻，婦人不施粉，酥澤其發。以青紗分編繞首系，裹以攢頂黑巾。耳金環，象牙纏臂。衣繡方幅，以半細氈為上服”。

大理等中心地區男子一般纏白色或藍色包頭，上穿白色對襟衣，外套黑領褂，下穿白色、藍色長褲。洱海東部白族男子則外套麂皮領褂，或皮質、綢緞領褂，腰繫繡花兜肚，下穿藍色或黑色長褲。出門時，常背掛包，有的還佩掛長刀。

明清以來，白族服飾，一般説來，男子的服裝各地大體相同，婦女的服飾則各地有着差異。

女子服飾各地有所不同。大理一帶多用繡花布或彩色毛巾纏頭，穿白上衣，紅坎肩，或是淺藍色上衣、外套黑絲絨領褂，右襯結紐處掛“三須”、“五須”銀飾，腰繫繡花短圍腰，下穿藍色寬褲，足蹬繡花鞋。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辮於後或盤辮於頭，都纏以繡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頭。在白族姑娘的頭飾上，藴含着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詞語，它就是：風花雪月。解釋：白族少女的帽子，垂下的惠子是下關的風；豔麗的花飾是上關的花；帽頂的潔白是蒼山雪；彎彎的造型是洱海月。

婦女頭飾更是異彩紛呈：大理一帶未婚女子梳獨辮且盤在花頭帕外面，再纏上花絲帶等，左側垂着一束白絛穗；婚後髮辮改為挽髻，盤在頭頂，外包紮染或蠟染的藍布帕，纏素色布條。鳳羽、鄧川、洱源的姑娘喜戴“鳳凰帕”；有的地方則頭包花毛巾或只將辮子盤頭上，再纏一束紅頭繩；有的地方頭飾為“一塊瓦”；有的地方頭上用多塊頭布相疊覆蓋，最外面的一塊布上繡白族人民喜歡的圖案。再外纏多種顏色的頭繩，格外美觀。婦女們都喜戴玉或銀手鐲、墜耳環。城鎮居民多穿漢族服裝，青年人愛着時裝。

壽鞋：雲南省洱源縣的鳳羽壩子裏，白族姑娘、媳婦，從小就有學做壽鞋的習俗。不會做壽鞋的婦女，常被人們笑為無能。壽鞋，用大紅色的綢緞或布料製成。鞋頭拼有壽字圖案，圖案下用藍色的絲線繡着一枝素雅的針葉松；鞋幫後跟是對稱直角三角形圖案；鞋底的三層底。穿壽鞋標誌着人已進入高年，福祿雙全。才人一般在六十花甲壽日開始穿第一雙壽鞋。

白語是白族的民族共同語。中國民族語言學界一般認為白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但也有研究者認為白語和漢語的關係更為密切。20世紀50年代白語方言調查以後，將白語分為大理（南部）、劍川（中部）和怒江（北部）三大方言。其中，怒江方言原稱碧江方言，因怒江州碧江縣於1986年撤銷，故又改稱怒江方言。也有將白語三大方言改稱西部（怒江）、中部（劍川）、東部（大理）的新意見。兩種提法所涉及的方言區域劃分基本一致。

和其他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相比，白語的方言總體上看差別不大。各地白語的語法系統基本一致，詞彙大部分相同，只是在語音上有一定的差異。語言使用方面，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國家民委文宣司合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材料，大理方言的使用人口約53.19萬，劍川方言的使用人口約42.37萬，怒江方言的使用人口約4.1萬（以上據1982年人口材料）。按2000年的人口普查材料，大理方言的使用人口為60餘萬人，劍川方言的使用人口約50萬人，怒江方言的使用人口約10萬人。再加上省內其他白族聚居區的白語人口（包括大理一帶以白語為主要交際語言的回族人），白語的使用人口約有130萬左右。白語三個方言之間，劍川方言和大理方言比較接近，除了一些方言詞和語音的差異外，一般都可以相互通話。怒江方言和上述兩種方言（特別是大理方言）的差別較大，通話有較大困難。一般認為，怒江方言最為“古老”，受其他語言（主要是漢語）的影響較少，劍川方言次之，大理方言受漢語的影響最大。

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以白語為主要交際工具，縣以下白族聚居區羣眾活動都使用白語。由於受白語影響，大理州境內的一些漢族人口也兼通白語，居住在大理市境內的回族也以白語為主要交際用語。怒江州的蘭坪縣城內，由於多民族雜居，而白語影響又比較大，白語因此成為當地各民族的共同交際語之一。從分佈地區看，居住在平壩地區以及城鎮附近的白族居民一般兼通漢語，多為雙語人。而邊遠山區、交通阻塞地區的白族羣眾只通白語，如洱源西山、劍川象圖等白族村寨，白族居民大多不懂漢語。從人口構成來看，白族青壯年男子因有相對較多的機會接受漢語文教育，加上普遍有外出務工的習慣，因此一般兼通漢語，而婦女懂漢語的比例要低得多。白族地區的電影、廣播、電視和報紙都使用漢語文，民間文藝活動則以白語為主。學校教育方面，白族各聚居區的中小學都用漢語文授課，小學低年級則普遍使用白漢雙語進行教學，一些地方的小學高年級也仍用白語作為教學輔助語言。從歷史發展情況看，白族地區的白漢雙語狀況是比較穩定的，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也沒有產生白語人口大規模轉用漢語、白語功能大規模萎縮的現象，這都説明白語的使用和功能是基本穩定的。可以肯定，在以後的很長時期內，白語仍將作為白族最為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民族特徵而存在。

白族有兩種民族文字，即老白文和新白文。老白文是在漢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白文則是新中國成立後創制的拼音文字。

白族在長期使用漢語文的過程中，由於社會生產、生活的需要，很早就開始借用漢字來記錄白語，到南詔中後期，又通過增損漢字筆畫域仿照漢字的造字法將漢字偏旁部首組合成字等辦法，創造了“白文”，用來書寫本民族的語言。這種文字歷史上又稱為“僰文”，為了和建國後創制的拼音白文相區別，又稱“老白文”、“古白文”、“方塊白文”或“漢字白文”。它是一種典型的漢字系文字。

白文形成以後，一直在白族民間使用。由於南詔、大理國兩個民族政權都以漢文為官方文字，沒有對白文進行規範和推廣，因此，白文一直沒有能發展成為全民族通用的文字。但從南詔到明代400多年的時間裏，白文還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不僅白族民間掌握白文的人很多，南詔和大理國的統治階級和上層知識分子也經常使用白文。從文獻材料看，不僅被用於書寫各種碑刻銘文，還被用來書寫歷史著作、文學作品，説明白文的流傳使用是較為普及的。明代以來，雖然白文仍在白族民間使用，但它的使用範圍已大大地縮小。流傳至今的只有唐、宋、元、明、清各代為數不多的白文碑銘和書面文獻，且明代以前的十分少見。一般認為這與明代在雲南推行文化，大肆焚燬民族古籍有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創制的白族文字一般稱為新白文或拼音白文，是一種以拉丁字母為符號基礎的拼音文字。1958年設計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採用拉丁字母，字母次序、名稱、書寫方法、讀音都和漢語拼音方案大致相同。受特定歷史條件的影響，該方案制訂以後，並沒有得到試驗和惟行。1982年，又在1958年方案的基本框架內進行修訂，制訂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以中部方言（劍川）為標準音。這個方案在劍川縣受到普遍歡迎，但由於沒有充分考慮其他方言的特點，該方案在其他白族地區的推廣情況並不理想。1993年，又制訂了試行的“白文方案”（修訂稿）。該方案確立了兩個基礎方言並存的認識，形成了兩種文字變體並用的新的文字方案。該文字方案制訂以後進行了試驗和推廣，在劍川、大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根據《南詔中興國史畫卷》所載，南詔時已有《張氏國史》、《巍山起因、鐵柱廟、西洱河等記》的歷史著作。大理國時期也有《白史》、《國史》，都已失傳，僅《白史》片斷散見於明代碑文中。元代白族史書《白古通》、《玄峯年運志》雖已失傳，但都是明代雲南地方史著作《滇載記》、《南詔野史》等書的藍本。根據史籍考訂洱海地區歷史的，有明代白族學者楊士雲的《郡大記》，該書為另一白族學者李元陽採入嘉靖《大理府志》，是萬曆《雲南通志沿革大事考》的底本。清代白族史學家王崧在總纂道光《雲南通志》時，彙集了記載雲南的書籍61種，編為《雲南備徵志》，取材廣泛，體例謹嚴，是研究雲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南詔有自己的歷法，明代白族學者周思濂所著《太和更漏中星表》以及李星煒的《奇驗方書》等，都是總結了古代天文和醫學的代表作。

唐代建築的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高近六十米，分十六級，造作精巧，近似西安的小雁塔。劍川石寶山石窟，技術嫺熟精巧，人像栩栩如生。它具有我國石窟造像的共同點又有濃厚的民族風格，在我國石刻藝術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元明以來修建的雞足山寺院建築羣，斗拱重疊，屋角飛翹，門窗用透雕法刻出了一層層的人物花鳥，巧奪天工，經久不圮。它們都出於有名的“劍川木匠”之手。白族的漆器，藝術造詣很高，元明兩代王朝政府所取的高藝漆工，大都從雲南挑選；大理國的漆器傳到明代，還一直被人視為珍貴的“宋剔”。

白族的雕刻藝術聞名於世，主要體現於石雕和木雕。石雕以劍川石鐘山石窟和大理國經幢為代表。開鑿於南詔大理國年間的劍川石鐘山石窟是中國南方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譽。大理國經幢，又名“地藏寺經幢”。經幢造型優美，雕刻技術精湛，具有密宗佛教造像的特點，被譽為“滇中藝術極品”。白族木雕主要運用於宮廷廟宇、民居建築的裝飾上，尤以劍川木雕最為出名。北京人民大會堂雲南廳的堂門和木雕屏風就是出自劍川木匠之手。

白族碑刻歷史悠久，數量眾多，重要的碑刻有《南詔德化碑》《段氏與三十七部會盟碑》《元世祖平雲南碑》《詞記山花·詠蒼洱境》等，是研究白族歷史、文化、藝術的重要資料。

古代白族有音樂舞蹈相結合的踏歌。民間流傳的《創世紀》長詩，敍述了盤古開天闢地的故事，追述了白族在原始社會“天下頂太平”、“不分貧和富”、“百姓肥胖胖”的沒有階級壓迫剝削的平等生活。南詔白族詩人楊奇鯤的《途中》、楊義宗的《題大慈寺芍藥》、《洞雲歌》等詩被稱為“高手”佳作，收入《全唐詩》中。《望夫雲》、《蛇骨塔》、《殺州官》、《鈎日頭》等文學作品，歌頌了古代白族人民在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中的英雄人物。南詔有名的《獅子舞》，在唐朝時已傳入中原，《南詔奉聖樂》在唐朝宮廷裏被列為唐代音樂14部之一。《白族調》是流傳甚廣的“三七一五”（前三句七言，後一句五言）的格律詩。15世紀中葉，有些文人應用這一民歌形式寫下了有名的詩篇，如楊黼的“詞記山花碑”。白劇“吹吹腔”是在早期“大本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綜合性的藝術。

白族繪畫藝術豐富多彩。《張勝温畫卷》，大理國畫工張勝温創作於大理國盛德五年（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是世界佛教圖像畫中的珍品，在中國美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三月街，又名“觀音市”，是白族盛大的節日和佳期。農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大理城西的點蒼山腳下舉行。最初它帶有宗教活動色彩，後來逐漸變為一個盛大的物資交流會。

火把節，農曆六月二十五在白族屯寨舉行。

繞三靈，農曆四月下旬，為期三四天。

石寶山歌會，農曆七月末的在石寶山石鍾寺舉行三天；

劍川騾馬會

朝雞節，農曆一月初一至十五在賓川雞足山舉行；

耍海會，農曆八月初八在大理才屯舉行；

葛根會，農曆一月初五在大理三塔寺內舉行。

白族住屋形式，壩區多為“長三間”，襯以廚房、畜廄和有場院的茅草房，或“一正兩耳”、“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瓦房，卧室、廚房、畜廄俱各分開。山區多為上樓下廄的草房、“閃片”房、篾笆房或“木垛房”，炊爨和睡覺的地方常連在一起。

白族家庭裏，兒子成婚後即與父母分居。白族同宗同姓不通婚。

白族青年男女的戀愛活動比較自由，他們通常利用勞動、趕集、節日活動及趕廟會的機會談情説愛，通過山歌試探對方，抒發感情，尋覓自己的意中人。

當白族青年男子向姑娘求戀時，姑娘如同意，要向男方送粑粑；婚禮時新娘要下廚房製作“魚羹”；婚後第一個中秋節新娘要做大面糕，並以此表現新娘的烹調技藝。婚禮期間講究先上茶點，後襬四四如意（即四碟、四盤、四盆、四碗）席。白族好客，無論平時或節日，若有客至都要先奉沈茶，並且連斟三道，稱三道茶。為客人斟茶不能斟滿，民間有“酒滿敬人，茶滿欺人”之説。

背婚是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白族地區普遍流行的一種婚俗。每逢十字路口、三岔道或人員集結的地方，陪賓們便停下來，把嫁妝碼成兩大摞，讓新郎揹着新娘圍着嫁妝繞“8”字。

白族實行一夫一妻制，婚禮隆重、熱烈。按傳統風俗，舉行婚禮這天，新郎和小夥子們必須騎高頭大馬去娶親。新娘娶回後要拜客，由新郎、新娘對家庭中的長輩一一敬拜，然後是請客吃飯。新郎、新娘要陪客人進餐，這時，客人們可向新婚夫婦出難題，也可以讓他們表演節目，婚禮被喝彩聲和歡笑聲籠罩着。最有特色的是在婚禮上燃起辣椒粉，於是在歡聲笑語中許多人都打噴嚏、咳嗽，熱鬧無比。

白族的婚姻共有三種形式：一是嫁女兒到男家，這種形式佔大多數；二是招姑爺上門，這種情況主要是女方父母沒有兒子，即使有也是痴憨病殘等，所以才招姑爺上門。上門的姑爺必須改換為女方的姓氏，再由女方長輩重新取名；三是卷帳回門的形式，即男女雙方結婚後七日，妻子帶着丈夫攜帳子、被褥回女方家居住。因為女方家雖有兄弟，但年齡太小，父母年邁，只好“卷帳回門來贍養老人和照顧年幼的弟妹。等弟弟長大結婚後，男方這才帶着妻子回到男方家生活。這三種婚姻形式由來已久，至如今還沿用。但不管屬於哪一種婚姻形式，婚期和婚禮的過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過招姑爺上門是女娶男，而不是男娶女，雙方的角色互換而已。兒子成婚後，一般都與父母分居，另外組織小家庭。父母和誰一起生活，由父母自己選擇，一般選擇與幼子一塊生活的居多。因此，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是白族普遍的家庭組織形式。

按白族的習俗，如果丈夫去世，妻子可以終身守節，也可以另嫁，但另嫁時不得帶走前夫的家產。在個別地區，還有轉房的習俗，兄死後，嫂可以嫁給弟弟，稱為叔就嫂，但這種現象已不多見。

白族熱情好客，先客後主是白族待客的禮節。家中來了客人，以酒、茶相待。著名的“三道茶”就是白族的待客禮。但白族人倒茶一般只倒半杯，倒酒則需滿杯，他們認為酒滿敬人，茶滿欺人。受到白族人熱情的款待，應説聲挪衞你（謝謝你）來表示你的謝意和感激之情。

尊敬長輩是白族的傳統美德。見到老人要主動打招呼、問候、讓道、讓座、端茶、遞煙。起牀後的第一杯早茶要先敬給老人。吃飯時要讓老人坐上席，由老人先動筷子。在老人面前不説髒話，不準蹺二郎腿。一些山區的白族，家庭成員各有比較固定的座位，一般男性長輩坐左上方，女性長輩坐右上方，客人和晚輩坐下方和上方。白族人家的火塘是個神聖的地方，忌諱向火塘內吐口水，禁止從火塘上跨過。白族人家的門檻也忌諱坐人。男人所用的工具，忌婦女從上面跨過。家庭內忌諱戴着孝帕的人進入，認為這樣會給家庭帶不潔。

白族民間娛樂活動豐富多彩，種類繁多，有賽馬、盪鞦韆、耍麒麟、潑泥賜福、跳花盆、跳山羊等。

盪鞦韆：白族山區森林密佈，藤條縱橫林間，農民與山民平時採蕎伐木，砍柴取暖，常於藤條蔓枝過手，練就蕩藤攀索的本領，極喜愛盪鞦韆的活動。每年春節，山區，常在大榕樹下捆綁篾索以成鞦韆；壩區，則在寬敞的壩坪立起三四丈高的杆架綁紮鞦韆。最精彩的莫過於青年男女雙雙同蕩，這時常贏來圍觀羣眾的戲耍逗趣。

白族注重節慶，幾乎每節都有一至數種應景食品。如春節吃叮叮糖、泡米花茶和江齋飯；三月街吃蒸糕和涼粉；清明節吃涼拌什錦和“齋筵香”（炸酥肉）；端午節吃粽子和雄黃酒；嘗新節吃新豆、嫩瓜和陳谷摻新米飯；火把節吃甜食和各種糖果；中元節吃羊肚菌和檢魚包肉；中秋節吃白餅和醉餅；重陽節吃肥羊；冬至節吃炒羊粒和羊肉湯。

白族婚宴習慣用“喜州土八碗”，由八道熱菜組成：添加紅曲米的紅肉燉；掛蛋糊油炸的酥肉；加醬油、蜂蜜扣蒸的五花三線肉千張；配加紅薯或土豆的粉蒸肉；豬頭、豬肝、豬肉滷製的幹香；加蓋肉茸、蛋屑的白扁豆；木耳、豆腐、下水、蛋絲、菜梗氽制的雜碎；配加炸豬條的竹筍。此外，每客一包檳榔。

白族也有飲食忌諱，主要是大年初一不用鐵刀，主婦做飯應悄無聲息，不能吹火，必須到井邊“汲新水”。喪家做飯，一律清煮清炒，不能用紅色食料，不能做紅包菜餚。進扭時長輩上坐晚輩侍奉。

1．砂鍋魚與砂鍋豆腐：將火腿片、嫩雞塊、冬菇、蛋卷、臘乾片、豆腐、玉蘭片、肉圓等按比例與弓魚（或鯉魚）放入砂鍋內，放好調料，文火燉制則成。若把主料魚換成豆腐和少量捲心菜，則成砂鍋豆腐。

2．乳扇：是著名特產。做法是用羊奶放在鍋中，點上酸水（或明礬），使之呈半固態，用筷子挑起來，曬乾即成乳扇，可生食，也可煎煮。

3．豬肝鮮：“將豬肝切碎，拌上鹽、辣椒、酒、芝麻、八角、草果等，密封在陶罐裏，可存放1年。可蒸食，也可做調味品。

4．吹肝：將完整的鮮豬肝吹足氣後，放點鹽，掛在陰涼通風處晾乾。食用時，將豬肝切片，放入香油、醋、辣椒、葱、香菜。涼拌即可。

5．生皮：將豬宰殺後，用火燒烤去毛，使皮烤成金黃色，肉得半生不熟，切成肉片或肉絲，佐以葱、姜、醋、蒜泥等調料可吃了。生皮是舊時年節的宴客菜餚。

民族英雄：段赤誠、白潔夫人、王樂寬、王嵯巔、段宗榜、董成、高量成、高禾、高泰祥、舍利威、段功、楊玉科

軍界：賀龍、楊傑、周保中、李宗黃、馬鍈、馬鉁、馬崟、馬標、王炳章、尹龍舉、馮春申、李識韓、楊益謙、陳策勳、楊友棠、穀風遠、楊國欽、陳永柱、姚雙龍

政界：周鍾嶽、施滉、張耀曾、張伯簡、諶貽琴 ^[3]  、楊寧

科研界：王希季、張麗珠、蘇峙鑫、董家齊、高立志

學者界：李元陽、楊士雲、高奣映、趙藩、徐嘉瑞、董澤、馬曜、張旭

商界：嚴子珍、楊鴻春、李恆春、董澄農、張澤萬

醫學界：彭子益、段飛龍

體育界：張國偉

文藝界：楊麗萍、小彩旗、楊蓉、楊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