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泉野錄

《梅泉野錄》是朝鮮王朝末期的一部野史，作者為當時的朝鮮文學家黃玹，書名是以他的雅號“梅泉”命名的。原本為抄本，共計7冊6卷（第一卷分上下兩冊），採取編年體的體裁，基於時間順序以筆記的形式記錄了當時的歷史，全書用漢語文言文寫成，凡25餘萬字，行文風格與體例格式與中國古代雜史筆記非常相似。黃玹從1894年開始進行該書的撰寫，所以該書對於1894年以後的事實敍述尤詳，佔了該書後5卷的篇幅。《梅泉野錄》是作為韓末四大文學家之一的黃玹嘔心瀝血之作，也是他的最負盛名代表作。

《梅泉野錄》敍述的時間上至1864年興宣大院君攝政（偶爾提及先前的一些典故），下迄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簽訂（消息傳來後作者黃玹自殺，最後一段內容為高鏞柱代筆），而記錄範圍則包羅了當時朝鮮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社會風俗等多方面的內容，也包括一些外國新聞和昔時典故。對於朝鮮近代史在這一時期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該書幾乎無一遺漏地作了詳實而獨到的記錄，對於當時的風雲人物也多有刻畫和品評，將這一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和社會變遷生動而完整的展現出來，是研究朝鮮王朝末期歷史的基本史料之一，1990年它在日本出版時取的副標題“近代朝鮮志·韓末人間羣像”，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1955年，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刊行《梅泉野錄》，該書至此問世。1971年，《梅泉野錄》又作為“韓國史料叢書”的第一部而再版。1978年韓國學文獻研究所又將《梅泉野錄》收入《黃玹全集》中。由於《梅泉野錄》用漢文寫成，1973年李章熙將其翻譯為韓文，其後又出現了《完譯梅泉野錄》、《全譯梅泉野錄》等多種韓文翻譯版本。此外該書曾被翻譯為日文在日本出版，足見該書影響之大。

《梅泉野錄》是一部記載着上迄1864年興宣大院君攝政，下至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之間的野史，共分為7卷6冊。第一卷分上下兩冊，記載甲午（1894年）以前之事，第二卷記載時限1894年到1898年，第三卷是1899年到1903年，第四卷是1904年到1905年，第五卷是1906年到1907年，第六卷是1908年到1910年，總體按照編年的順序來敍事，其行文則與一般野史筆記相同，都是由許多條短篇幅的記事組成的。其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部分，即當時朝鮮發生的大小事件、正史所不錄的宮闈秘事和名人軼聞、當時的社會輿論和社會風貌。其中《梅泉野錄》對於近代朝鮮所發生的一系列波瀾壯闊的重大事件幾乎無一遺漏的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可以與官方檔案相互參照、互為補充，並且作為民間視角所見之各種歷史事件也具有其獨特的價值。此外由於作者黃玹又是一名文學家，因此該書也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作者用流利的漢語文言文撰著該書，行文生動形象，可讀性強。《梅泉野錄》的行文受中國古代筆記的影響很深，作者本人就非常喜愛《世説新語》，他在自殺前遺言將只陪葬《世説新語》一部 ^[2]  ，似乎可以印證這點。

《梅泉野錄》雖為野史，但其史料價值非常高，是官方檔案資料的重要補充，特別是《高宗實錄》等官方史料是在日本殖民當局編修、多有隱藏和歪曲的情況下，這種覆蓋整個高宗時代的非官方史料更凸顯其價值，因而《梅泉野錄》在朝鮮王朝末期各種史料脱穎而出，被列為“韓國史料叢書”的第一部（截止2009年已刊行53部）。首先《梅泉野錄》對重大事件不僅盡數囊括，且其敍述比較準確，鮮少虛妄杜撰之詞。而對於宮闈秘事和名人軼聞的記載，雖很多不見於正史，但可以與《大韓季年史》、《東學史》、《近世朝鮮政鑑》、《韓國痛史》、《續陰晴史》等同期私家史書進行參照對比後發現，書中記載的很多傳聞都是如實的，至少是有根據的，特別是《梅泉野錄》一書一直處於秘藏狀態，很晚才發掘出來，因此參照對比結果也就更有價值。而《梅泉野錄》中部分獨家披露的秘史，雖然不見於朝鮮其他史料記載，但也很有價值。以其關於1892年大院君府邸爆炸事件的記錄為例，此事不見於朝鮮其他公私文書，卻有日本的機密報告為證 ^[3]  ，而中國《申報》也有報導説：“朝鮮大院君邸有炸藥之變，當局者鹹秘不敢宣，其似防各國緝聽者，然此事關係甚大……外間物議頗覺洶洶。” ^[4]  從此可見《梅泉野錄》記事的可信度。《梅泉野錄》最有價值的地方是關於近代朝鮮的社會輿論和社會風貌的描述。《梅泉野錄》中透過“或曰”、“識者”、“聞者”、“議者”、“論者”、“輿情”、“世”、“物議”、“士”、“民”、“士民”、“人”、“時人”等字句來描述當時的輿論，一方面增強了該書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形象地展現當時整個朝鮮社會的縮影，是把握當時朝鮮輿論動向和社會狀況非常珍貴的資料，同時對於科舉制度的沒落、商品經濟的發展、世界市場的捲入、社會生活的變化等方面也有很大篇幅描述。透過《梅泉野錄》一書，不僅可以瞭解近代朝鮮的重要人物和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更可以掌握轉型中的朝鮮的社會變遷，因而其成為研究朝鮮近代史的必讀史料。

同時，《梅泉野錄》作為一部野史，難免魯魚亥豕之誤，比如將大院君時期的官員馬行逸誤作馬行一，朝鮮哲宗去世後的院相鄭元容誤作趙鬥淳，斥和碑中的“洋夷侵犯”誤作“洋夷來侵”，別技軍日本教官堀本禮造誤作堀本禮助，“嶺南萬人疏”疏首李晚孫誤作李晚遜，《易言》的作者鄭觀應誤作黃遵憲，日本顧問井上角五郎誤作井上覺五郎，將袁世凱字慰亭、號容庵誤作字鴻釣、號慰亭，將朝鮮名商林尚沃誤作林尚玉，等等。除此了這些名稱上的錯誤或混淆以外，還有一些國籍的錯誤，比如將舍門將軍號事件中的英國傳教士崔蘭軒説成是美國人，育英公院的三名美國教師説成是英國人，出生於河南項城的袁世凱説成是出生於直隸河間。一些人物關係也是無稽之談，比如説義兵運動將領全海山是全琫準的兒子，袁世凱是袁甲三的兒子，尹致昊是美國總統福特養子。另外一些年代時間記載有所出入，亦有少量記述明顯失實。但並不影響其總體的可信度與經典性，其作為正史的補充還是很有價值的，特別是對社會風貌和歷史畫卷的呈現，同時期其他著作很難望其項背。

黃玹（1855年—1910年），字雲卿，號梅泉，朝鮮全羅道光陽郡人，本貫長水，是朝鮮近代史上著名的詩人、文學家、愛國者。他和姜瑋、李建昌、金澤榮並稱為韓末四大文學家。1910年，黃玹聽到日韓併合的消息以後，自殺殉國。代表作有《梅泉集》、《梅泉野錄》等文學和歷史著作。

黃玹是從1894年開始撰寫《梅泉野錄》，一直到1910年他自殺殉國為止。黃玹以文學聞名於世，但非常喜愛歷史，且記憶力超羣，據記載“精聰絕人，閲書萬餘卷，皆能記憶，綱目及明史尤熟” ^[5]  ，“國朝典故，無不搜覽，瞭如指掌” ^[5]  ，這為他著述《梅泉野錄》創造了條件；而他不僅關注過往的歷史，更憂心於當下時局，“雖隱處田野，心不忘世，愛君憂國，溢於色辭，頗留意時務，兼講外國之事，其志非徒然也” ^[2]  ，他進行著述的直接動機則是“甲午以後，慨念世變” ^[5]  ，因而為了給後世留下這一時期的寶貴資料，所以開始以隨筆形式創作《梅泉野錄》。其內容來源有其親身目睹，比如他在1878年到1888年之間遊歷於首都漢城（今首爾）及各地，目睹了許多重要事件，而對甲午戰爭的敍述則有“餘過成歡，訪戰場遺蹟”這類親身考察的記錄；有他所耳聞之事，其耳聞來源不僅有金澤榮、李建昌、李沂等平生好友，也有金炳德、金允植、申正熙等朝廷大員（1883年黃玹曾親自拜訪流配智島的申正熙），還有鄭萬朝、柳濟寬、樸台榮等相關事件親歷者，這種耳聞來源在《梅泉野錄》中有時會出現“某某對餘言”、“餘聞之某某”等記述。其他來源則有敍述甲午戰爭時多引用中國的《中東戰紀本末》，在1898年以後的記述則多引用《皇城新聞》、《大韓每日申報》等報紙上的報導。

黃玹通過撰寫《梅泉野錄》，不僅敍述了歷史，也表達了他個人的歷史觀。黃玹作《梅泉野錄》的立場基本上屬於傳統知識分子的範疇，不過又與當時朝鮮儒生中所盛行的盲目排外的“衞正斥邪”思想有顯著不同。黃玹的觀點是屬於“東道西器”的，以及傳統之道為根本，同時採納西方先進文物，他“好考觀歷代史籍所載治亂盛衰之跡，以及兵刑錢穀之制，亦嘗留心於泰西利用厚生之術”。 ^[6]  黃玹的觀點決定了他在《梅泉野錄》中敍事的筆觸。他對於當時影響朝鮮政局的三名重要人物——大院君、閔妃和高宗，都沒有“為尊者諱”，而是採取批判的態度，比如他稱大院君“功罪參半”，稱閔妃“馴致亡國”，對於高宗則直接批評其“於君人之德無一允蹈”，並記載了許多關於他們荒淫無道的傳聞。他對當時的執政大臣大多以批評為主，不管主張開化或守舊，而其肯定的對象則是清廉正直的大臣，如金炳始、魚允中、金弘集等。黃玹在對朝鮮時政的記述中從未有過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的狀況，而是根據他所掌握的事實客觀敍述，這點難能可貴，比如他雖屬儒生，但對於1881年反對《朝鮮策略》的辛巳斥邪運動的儒生們，則稱為“拘曲之儒” ^[7]  ；而對於日本指示下實行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並未嗤之以鼻，而是這樣評論道：“此諸條未必出於真情為我，而不謂之對症之劑則不可也。力而行之，安有今日之禍？傳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噫！” ^[8] 

黃玹對外的觀點則表現出明顯的反侵略性和民族意識，特別是對日本侵略朝鮮及親日派的賣國行徑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與批判，而對義兵運動等反日鬥爭進行詳盡描述並予以肯定。但他對日本並非像其他儒生那樣基於華夷觀念而盲目否定，而是出自理性的批判。比如黃玹對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謀略有以下精闢的論述：“蓋倭之狡謀欲圖我，不可不使絕清。欲絕清，不可不使自主，故有乙亥之約（江華條約）。且料我國多內亂，必將又待清援，因其派兵互照之文，可以逞搤吭拊背之計，故有乙酉之約（天津會議專條）。論者謂李鴻章外交失策，致東蕃之淪喪，然其實倭之藐清久矣，視我國為外府，必取乃已。藉使當日載辭約案曰：‘中國可派兵，日本不可派兵’，則事機既至，倭有不動兵者乎？其斷斷援約者，特以為口實耳。” ^[9]  又對日俄戰爭時朝鮮的社會狀況描述道：“是時朝野鹹以為倭猶人也，俄即獸耳，若勝倭則席捲南下，人種將滅，舉祝倭勝俄敗，故所在往役，不辭輸運之勞，而不知倭包藏禍心，固在於宣戰之日。” ^[10]  對伊藤博文訪問朝鮮則寫道：“博文名聞外洋，與中國李鴻章並稱東亞人傑，至是年老頗持重，及構我釁，尤以我國為重輕，自請前往經略……時議以博文必有非常之舉，及陛見，雍容將禮，勉以淬厲，告政府改舊從新，泛觀無惡意。” ^[11]  可見黃玹對於日本並非盲目排斥和一味抹黑，而是基於客觀事實描述，對於日本侵略陰謀的評述也是一針見血。

對於歐美列強，黃玹也站在儒者的立場予以排斥，特別是對西方的文化侵略進行批判。他在《梅泉野錄》中將洋貨稱為“淫巧奇衺之物”，將萬國公法稱為“夷狄無君之法”，將本國教民稱為“教匪”、“莠民”、“奸民”，並揭露了教民以法國、美國為後援作威作福之事。

與對日本和歐美相反，黃玹對當時朝鮮半島的另一股勢力——清朝則明顯流露出親近的態度，稱壬午（1882）、甲午（1894）清軍出兵朝鮮為“東援”、“清援”，將間島協約稱為“還間島於清”，而對因干涉朝鮮內政而飽受詬病的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則高度評價，稱其“明達夙成，留京師期年，大得都民之心” ^[12]  ，“任東事十餘年，威惠備著，倭人憚之” ^[13]  ，對袁世凱干涉朝鮮內政的行為頗有恕詞，對其鎮壓甲申政變也有生動的描述：“世凱投袂而起，兵凡二千人，厲兵至宮門。羣倭依松穴牆，丸射如雨，世凱辮髮裹頂，超而登，斬門納兵，舞劍衝突，渾身如梨花，鉛丸紛紛墮地” ^[14]  ，甚至帶有奇幻色彩。不過黃玹對駐朝清軍的軍紀敗壞也有揭露。

黃玹作為一名傳統的封建文人，對於後世所高度讚揚的“進步勢力”如開化黨、東學黨等，都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而對其激烈非難。比如他稱開化黨為“賊”、東學黨為“匪”等。這些都是限於時代和階級侷限性所致。而且《梅泉野錄》作為一部傳統史學著作，不管其史料價值多麼高，在缺乏科學思想和方法論的指導下，很難把握社會發展過程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因此也沒有對此以因果關係為基礎加以科學的敍述。

《梅泉野錄》由於1910年日韓合併時黃玹的自殺殉國而停筆。由於該書對日本侵略韓國的實情多有揭露和批判，而書中記錄和評論之政治人物也有很多在世，其中內容必定回引出許多爭議（從不久後金澤榮參酌該書部分內容寫成《韓史綮》遭受攻擊之多便可窺見 ^[15]  ，亦可從黃玹遺留的4首絕命詩發表後就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壓制得到印證）。因此黃玹臨終前，告訴他的子孫不要把書交給外人，於是他的子孫就秘密保藏此書，此書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為人知。但是隻有孤本很容易亡佚，於是黃玹的子孫又製作了幾部副本，並送往在中國的黃玹生前摯友金澤榮處，請他校閲。其後金澤榮作《韓史綮》，《梅泉野錄》也成為這部書的重要來源，這是被金澤榮寫在《韓史綮》的序文和跋文中的。但《梅泉野錄》並未因此流傳出去，仍處於秘密保管狀態，鮮為人知。

1939年，時任日本殖民當局朝鮮史編修會的朝鮮史學家申奭鎬為了採訪韓末義兵運動的史料，前往全羅北道出差，在南原的樸政植家中發現了《梅泉野錄》副本，申奭鎬非常興奮，他在借閲後又前往黃玹家族所居的全羅南道求禮郡去找黃玹後人，希望看見《梅泉野錄》的親筆原本，但遭到黃玹長子黃岩顯的拒絕。於是申奭鎬只好在暗中製作了一個副本，保存在朝鮮史編修會中。這也是《梅泉野錄》第一次為韓國國內史家所讀到，當時京城（今韓國首爾）帝國大學教授田保橋潔所著的《近代日鮮關係之研究》（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40年）就引用了部分《梅泉野錄》的內容。1945年朝鮮半島光復以後，大韓民國成立了國史編纂委員會，隸屬於韓國政府文教部，專門負責蒐集、編纂和出版韓國曆史書籍，申奭鎬出任首任委員長。經歷了朝鮮戰爭後，國史編纂委員會的工作正式啓動，他們的第一項事業則是出版“韓國史料叢書”，作為記錄朝鮮近代史的傑作的《梅泉野錄》成為該套叢書第一部付梓的書籍。由於此時已經沒有多少忌諱之處，因此當申奭鎬再度前往求禮請求《梅泉野錄》原本。黃玹的次子黃渭顯爽快同意了申奭鎬的請求。國史編纂委員會參照黃玹的《梅泉野錄》原本、金澤榮的校閲副本及申奭鎬的副本，將其內容進行全面校勘與整理。《梅泉野錄》遂在1955年1月順利出版，至此方才問世。

《梅泉野錄》一書在韓國史學界一向被高度評價並廣為徵引，幾乎所有關於朝鮮王朝末期歷史的著述都引用過該書，這從其被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列為“韓國史料叢書”之首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其韓文翻譯版本達10多個，甚至還被翻譯為日文，這種現象在《朝鮮王朝實錄》以外的韓國史料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可以看出《梅泉野錄》極受史學界相關研究者重視，從側面印證其史料價值。曾任韓國文教部部長的歷史學家李瑄根認為《梅泉野錄》“有必要作為政治家、教育家、行政官、其他一般人士的教科書，此外作為中高等學校歷史教師的參考書更是絕對必要的。” ^[16]  韓國曆史學家李離和也評價“《梅泉野錄》是近代史的寶庫”。 ^[17]  鑑於《梅泉野錄》所具有的重要價值，韓國政府於2019年5月指定其為國家登記文化財第764號。 ^[1] 

不過也有學者對《梅泉野錄》提出質疑，比如韓國前國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李泰鎮教授便認為《梅泉野錄》是站在大院君所重用的南人的立場來創作的，因而更偏向於大院君，對於明成皇后的記述很多都不可信，對明成皇后的評價也有失公允。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