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巳斥邪運動

1876年，朝鮮與日本締結《江華條約》，初步打開國門，並通過與日本的交往開始接觸近代工業文明，朝鮮所謂的“開化思想”正式形成，支持近代化的官僚和知識分子被稱為“開化派”。另一方面，以儒林為代表的傳統保守勢力在民間十分強大，他們高舉“衞正斥邪”的旗幟，被稱為“衞正斥邪派”。這兩派首次交鋒的契機是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從日本帶回中國駐日外交官黃遵憲所寫的《朝鮮策略》。《朝鮮策略》主張朝鮮應“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抵禦沙俄南下，同時吸收近代工業文明以圖自強。“開化派”自不必説，朝鮮高宗及部分大臣也對《朝鮮策略》相當推崇，準備以其內容為指導來調整內政外交方針，即實施“開化政策”。而“衞正斥邪派”對《朝鮮策略》提示的方針不以為然，尤其被其中“耶蘇、天主之學，猶吾教有朱、陸”一句所激怒。黃遵憲本意想説美國所信奉的耶穌教（基督新教）比同屬基督教系統的天主教更“純良”，並以儒家內部的理學、心學之分來類比，然而“衞正斥邪派”的儒生們認為將儒教類比基督教這樣的“邪教”是對儒教的侮辱。同時又有“顧吾中土周、孔之道，勝之何啻萬萬”，被朝鮮儒生誤讀為耶穌教遠勝於儒教，自然對《朝鮮策略》無法容忍。於是以《朝鮮策略》傳入朝鮮為契機，“衞正斥邪派”針對“開化派”和“開化政策”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風潮，是為辛巳斥邪運動。 ^[1] 

1880年十月初一日，兵曹正郎劉元植首先上疏反對《朝鮮策略》，舉出其中“耶蘇、天主之學，猶吾教有朱、陸”一句，大肆批判，並攻擊帶來《朝鮮策略》的金弘集，主張復設書院以“扶正熄邪”。 ^[3]  然而朝鮮政府稱他“誹詘朝廷，侮蔑士林” ^[4]  ，革職發配平安道鐵山。 ^[5]  十二月十六日，前司諫院正言許元栻上疏反對《朝鮮策略》，並進一步批判高宗所施行的“開化政策”，強調“內修外攘”，即施行儒家仁政才是根本。朝鮮政府又以他“前銜陳疏，家僮直呈，俱系禁令”為由加以處分。 ^[6-7]  十二月二十八日，又有司憲府掌令李駿善上疏批評派留學生到中國學習武藝以及開放仁川港等“開化政策”，同樣沒有得到正面迴應。 ^[8]  總之，朝臣對《朝鮮策略》及“開化政策”的公開反對就到此為止。 ^[2] 

然而，朝鮮民間的反應則不然。按金弘集給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的説法是“民志尚屬難回”，而另一開化派卓挺植則在給何如璋的信中估計“朝中諸臣願外交者已有十之七，唯民間則十無一人”。 ^[9]  不僅支持《朝鮮策略》及“開化政策”者極少，反對者更是站出來發聲。朝鮮本有儒生議政的傳統，慶尚道（嶺南）尤甚，“每國家有事，若邦禮得失、儒賢進退，可以逞處士之橫議者，輒相率叫閽，謂之伏閤，或萬人或數千人”。慶尚道的儒生們在傳抄《朝鮮策略》與劉元植之上疏後，羣情激奮，在1880年冬聚集在慶尚道尚州山陽（今韓國慶尚北道聞慶市山陽面）市場，準備聯名上疏反對《朝鮮策略》。 ^{[10]  [11]}  這些儒生的成分以南人為主，並涵蓋老論、少論。 ^[12]  慶尚道儒生的計劃傳到漢城（今韓國首爾），有人説若他們的訴求得不到允許的話，那些儒生就要“破館（日本公使所在的清水館）殲倭，以泄義憤”，進而引發戰爭。這類風聞傳開後，漢城人心洶洶。 ^[10]  因此朝鮮政府有意阻止儒生進京上疏。南人出身的大臣領中樞府事韓啓源寫信試圖勸説儒生，榮川郡守孫某也試圖勸阻道會所通文儒生，但都未能成功。 ^[11] 

該上疏號稱“萬人疏”，由出身少論的前禮曹參判姜晉奎起草，而出身南人的大儒李滉的後裔李晚孫則被推為領銜者（疏首）。在上疏前，疏文副本已流出，內有抨擊“宰相”即領議政李最應為首的外戚大臣欺君的內容。外戚閔台鎬招來李晚孫的族兄弟前參判李晚運、前承旨李晚由等，以“關君門户（干係真寶李氏的命運）”來恐嚇他們刪改上疏，於是關於攻擊“宰相”的內容被刪除，火力便集中於金弘集一人。 ^[10] 

1881年正月二十日，李晚孫等三百多名儒生帶着“萬人疏”離開山陽市場，二月十八日抵達漢城，匍匐王宮外數日，請求將疏文呈遞國王。 ^{[11]  [13]}  “嶺南萬人疏”全文約三千字，其要旨如下：

二月二十六日，朝鮮高宗針對萬人疏做出批答，內容是“辟邪衞正，何待爾等之言乎？至若他國人私擬文字，初不足深究，而爾等又誤看而抉摘矣。若籍此而又煩疏舉，是謗訕朝廷，豈可待之以士子而不之嚴處乎？爾等知悉退去”。 ^[15]  雖然發出警告，並未做出更嚴厲的處分。

嶺南萬人疏在呈上前已流傳民間，乃至“家播户誦”，而其呈上後的內容又被改動過，故遭到“舉世唾罵”。 ^{[10]  [11]}  成均館前的蕩平碑被貼上了表達對改疏不滿的匿名書。因此嶺南儒生們為洗雪此恥，繼續上疏，三月初推金祖永為疏首，試圖再度上疏，三月中旬又推金碩奎為疏首，第三次伏闕上疏。而高宗則説到做到，將這些疏首通通治罪流放。 ^[16]  但斥邪運動反而呈現擴大趨勢，三月二十三日，藍浦（今韓國忠清南道保寧市藍浦面）的黃載顯、扶余的洪時中兩名武生上疏。 ^[17-18]  二十四日，以金鎮淳為疏首的八十多名嶺南儒生第四次伏闕上疏。接着又有柳冀永等京畿道儒生的上疏、韓洪烈等忠清道儒生的上疏。 ^[19]  高宗繼續採取強硬措施，於四月初三日以嶺南萬人疏刪改前的“悖逆”之語為由將李晚孫、姜晉奎逮捕入獄 ^[20]  ，經過拷打後分別流放薪智島和鹿島，圍籬安置。同時，黃載顯、洪時中也分別被流放金甲島和薪智島。 ^[21]  此外，韓洪烈也被流放平安道慈山。 ^[22] 

五月十五日，高宗為了懷柔儒生，發佈“斥邪綸音”，表示將繼續堅持禁止洋教、弘揚儒學的國策。 ^[23]  六月初八日，前司憲府掌令郭基洛上疏，他一方面説明斥邪和與日本建交及謀求自強等應該有所區分，一方面也表明支持朝廷的“開化政策”，並批評儒疏空談高論，不識時務，高宗予以嘉獎，當天就擢升為禮曹參議，以此向外界釋放自己的意向。 ^[24-25]  但在這期間，斥邪運動並未停止，又有以趙啓夏為疏首的忠清儒生、高定柱為疏首的全羅儒生、洪在鶴為疏首的江原儒生、申㰔為疏首的京畿儒生伏闕上疏，抗議《朝鮮策略》及“開化政策”，洪在鶴還寫信給閔台鎬，大肆批評包括他在內的當權者的引洋誤國之罪。 ^[26]  閏七月初六日，四道儒生上疏被送呈高宗，其中洪在鶴的上疏直接批評高宗，申㰔的上疏則提到李裕元與李鴻章通信這種外交機密，因此被捕受審，處以嚴刑。洪在鶴於閏七月二十日以犯上不道之罪斬首示眾 ^[27]  ，申㰔被流放金甲島。 ^[28]  此外，參與斥邪運動的儒者金平默及前郡守李源進、主簿徐周輔、副護軍尹弘燮等都被流放。 ^[26]  八月初一日，高宗以命刑曹和漢城府將試圖繼續上疏的儒生強制逐出漢城。 ^[29]  然而儒生依然不屈不撓，鍾閣上貼出蓋着四道疏廳圖章呼籲各邑儒生來會的榜文，以及要求八月參加監試的儒生也來參與的通文。 ^[30]  朝鮮社會普遍對斥邪運動抱以同情，義禁府獄卒在拷打儒生時不忍下重手 ^[16]  ，洪在鶴臨刑時，“刑者投劍嗚咽，士民填市，如哭親戚”。 ^[31]  在這種氛圍下，出現了安驥泳謀立高宗庶兄李載先的政治陰謀，隨着這起逆案的平息，辛巳斥邪運動才算基本被鎮壓下去。 ^[2] 

辛巳斥邪運動被鎮壓為朝鮮同美國建交鋪平道路。起初“國論洶洶，以和洋為非，不可力遏” ^[32]  ，高宗不得不在辛巳斥邪運動的漩渦中通過派金允植出使中國的途徑來展開秘密外交，等到事態平息後，《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終於在中國斡旋下締結，朝鮮正式向全世界敞開門户，融入以萬國公法為基石的國際社會之中。另一方面，“衞正斥邪派”仍未放棄抵抗，他們團結在朝鮮高宗的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的旗下，利用壬午兵變一度奪權。隨着壬午兵變被清軍鎮壓，“衞正斥邪派”才完全失勢。 ^[1-2] 

辛巳斥邪運動具有強烈的反外勢、反開化色彩。從斥邪上疏裏可以發現他們對於當時的國際情勢和朝鮮的處境缺乏正確的認識，他們堅持周孔程朱的大道，一點也不容異教的存在，因此他們排斥相信異教的外國（即“洋夷”）勢力，反對導致異教化的開化。主張斥倭固然可説是源於壬辰倭亂以來的“不共戴天之仇”，但理論上的根據是來自對洋夷化、異教化的反對。 ^[2] 

斥邪論者的主張雖然單純，但也有擊中要害的地方。如派遣工匠學徒到天津學習，日後就真如他們所説的失敗而返。還有，他們擔心開港通商以後，引進外勢會造成外勢的侵略；他們相信和日本通商，經濟會受日本的掠奪；聯合美國和日本以阻遏俄羅斯的想法只會招來侵略。而事實上，眾所周知，開港以後的事態確實是朝着那種方向，尤其是受日本侵略的方向進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