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元

嘉慶十九年（1814年，朝鮮純祖十四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李裕元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他本貫慶州李氏，出身少論世家，是朝鮮宣祖朝名臣鰲城府院君李恆福的九世孫，祖父李錫奎、父親李啓朝均官至吏曹判書，母親樸氏（樸宗臣之女）則是宣祖之女貞安翁主與錦陽尉樸彌的七世孫。李裕元出生時正逢祖父李錫奎六十大壽，故乳名“六喜”。 ^{[27]  [45]} 

李裕元早年師從舅舅樸綺壽，嗜好讀書。 ^[45]  道光十七年（1837年，朝鮮憲宗三年）中小科進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憲宗七年）庭試文科丙科及第，開始入仕從政。 ^[1]  此後歷任奎章閣待教、承政院注書、弘文館副校理、成均館司成、司憲府執義等職，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作為冬至使的書狀官首次出使中國，歸國後歷任成均館司成、弘文館校理、兵曹參議、承政院承旨、工曹參議、義州府尹等職。朝鮮哲宗時歷任吏曹參議、全羅道觀察使、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刑曹、禮曹、工曹判書、議政府左參贊、黃海道觀察使、咸鏡道觀察使等職。 ^[27] 

朝鮮高宗即位後，召還中央，於同治三年（1864年，朝鮮高宗元年）六月拜議政府左議政。 ^[28]  但執政的興宣大院君鄙視其善於諂媚而又無能，遂於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外放李裕元為水原府留守。翌年丁母憂，同治七年（1868年）閏四月再拜左議政，被他辭去。 ^[29] 

這段期間，李裕元僅保留判中樞府事的虛銜，作為原任大臣遊離於政界，住在楊州嘉梧谷別墅。他的別墅距漢城八十里，史載“時稱其所往來八十里，皆其田畔路，不踏他人片地，甚言其佔田之廣也。園林花石之勝，近世所未有。選童女作男子裝，以應呼喚，其它奢淫稱是”。 ^[3]  同治七年（1868年，高宗五年）又獲御筆“橘山嘉梧室”的匾額。 ^[4]  李裕元在嘉梧谷過着優哉遊哉的日子，直到大院君垮台為止。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十一月五日，興宣大院君引退，高宗王妃閔妃開始掌握實權。十一月十三日，李裕元被任命為領議政。 ^[5] 

李裕元上任後，就投靠了閔妃集團，與閔升鎬、閔奎鎬等閔姓外戚沆瀣一氣，又極力討高宗的歡心。李裕元還抨擊大院君的對外政策，他對高宗説：“我國與日本結鄰通信已三百年。所以無一釁端，有百和好，書契之以禮，贈給之以時，毫無相失。忽於三年之間，無故阻隔，今則無異閉關絕約……”，主張同日本修好，並追究奉行大院君拒日政策的東萊府前倭學訓導安東晙的責任。 ^[7]  李裕元還積極為閔妃之子李坧冊封為王世子效力。光緒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初，李裕元卸下領議政職務，轉任領中樞府事，既而以奏請正使的名義出使中國，請求清廷冊封李坧為世子。 ^[8]  在被任命到啓程的半年時間中，李裕元與閔奎鎬等秘密與東萊倭館接洽，希望藉助日本的力量來推清朝冊封李坧為世子，同時又多方構陷反對藉助日本力量立儲的安東晙，在同年三月將其梟首示眾，在朝鮮國內為世子冊封鋪平道路。 ^[9]  七月三十日，李裕元啓程，順利完成任務，清廷批准冊封，十二月十六日回朝覆命。在此次出使期間，李裕元與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建立起書信往來的關係，推動了中朝宗藩關係的變動（參見“主要影響-外交影響”部分）。

李裕元雖然表面上主張與日本修好，也被李鴻章評為“曉暢時務”，但他的思想仍然保守，並不贊成開放門户，也不喜歡日本，曾作詩諷刺日本道：“古昔倭奴唐日本，信巫崇釋性狼佻。一劍隨身無邇遠，此生如寄輕鴻毛。” ^[18]  而其主張同日本修好，不過是順應閔妃集團剷除大院君勢力的見風使舵之舉。因此在《江華條約》締結後，隨着朝鮮逐步開港，李裕元也站在了開港的對立面。他曾於光緒五年（1879年，高宗十八年）六月上疏堅決反對仁川開港。 ^[14]  翌年，黃遵憲所撰的《朝鮮策略》傳入朝鮮，李裕元雖然在與其他四名大臣研究《朝鮮策略》的會議中沒有明確表態，但不久就上疏駁斥其中的“聯美國”之説，斷言美國靠不住，強調“富國之術在我節用，而未聞藉寇以富之；強兵之策在我撫養，而未聞交外以強之”，並連帶批評李鴻章是“防洋之人而反為扶洋”，批駁其“遠交近攻”之論。 ^[15]  他私下對與李鴻章等清朝官員的交流也不以為然，認為他們都是漢人，所以提供的情報價值不高。 ^[17]  因此後來他被魚允中歸類為主張鎖國的大院君同黨。 ^[39] 

光緒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十月，李裕元致仕，依例授予“奉朝賀”的榮譽稱號。 ^[35]  光緒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儒生反對黃遵憲《朝鮮策略》的“辛巳斥邪運動”如火如荼，閏七月，儒生申㰔彈劾李裕元與李鴻章通信“犯人臣外交之罪”，並認為他贊同李鴻章的開港主張，與帶來《朝鮮策略》的金弘集“表裏相應”。 ^[19]  李裕元急忙上疏辯白，強調自己的觀點是反對與歐美列強建交通商，並聲明“李（鴻章）書、黃（遵憲）冊，俱是挾雜（騙人），不足取信”。 ^[16]  高宗指責李裕元只顧自己辯解，沒有聲討儒疏（當時高宗將上疏儒生定為“逆賊”而加以鎮壓，臣子理應聲討之）而將其流放平安道中和府，不久改為巨濟島。 ^{[20]  [36]}  但這只是表面上的罪名。據當時的朝鮮領選使金允植向李鴻章透露，李裕元被流放的真實原因是他與李鴻章的通信是保密的，只有高宗等少數幾人知道，但申㰔上疏顯示出李裕元已向外界泄露了他與李鴻章書信往來之事，觸怒了高宗，才導致這名久受高宗信任的元老大臣被流放海島。 ^[21] 

光緒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十二月，李裕元獲得釋放。 ^[38] 

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發生壬午兵變，李裕元與其他元老大臣聯名反對為閔妃舉行葬禮，為此在義禁府待罪。 ^[22]  壬午兵變被平定後，李裕元被任命為全權大臣，偕金弘集一起與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談判，並且簽訂了不平等的《濟物浦條約》，朝鮮政府任命他的用意是“以拒日人者和日人，使不得藉口以拒外交”。 ^[23] 

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夏，高宗在開化黨的建議下展開衣制改革，規定大小官均穿黑色團領服，廢除兩班所穿的道袍、直衣、鶴氅衣等服飾，命令無論貴賤均穿窄袖周衣，李裕元上疏反對，但被高宗駁回。 ^[40] 

光緒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九月初六日（10月10日），李裕元病卒，享年七十五歲。高宗親撰祭文，並賜諡號“忠文”_{（按諡法：危身奉上曰忠，勤學好問曰文）}。 ^{[24]  [43]} 

李裕元和李鴻章之間的書函(4張)

光緒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李裕元第二次出使中國期間，路過直隸永平府（今河北盧龍），與當地知府遊智開交遊，是年八月爆發雲揚號事件，在中國的李裕元對此憂心忡忡。 ^[10]  十一月七日，李裕元在歸國途中再經永平，遊智開設宴招待，席間李裕元乘隙“託願交李中堂鴻章”，以便商議因雲揚號事件引發的問題，於是寫一份信託遊智開捎給李鴻章，表達他對李鴻章的景仰。 ^[11]  李鴻章鑑於遊智開所言“李裕元即系該國執政之列”的介紹以及李裕元“尚知禮儀，並非拒人太甚”的判斷，當即於收到來信的第二天即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876年1月11日）擬寫覆信，對朝日兩國的“邇來交際如何”表示關心，並指出中國“幅員過廣，三面環海，揆厥形勢，既未能閉關自治，不得不時加防備”。 ^[11]  兩個月後，該信轉達到李裕元手中，李裕元轉呈高宗，高宗指示李裕元繼續與李鴻章保持通信。 ^[21]  此後6年間，李裕元和李鴻章進行了17次書信聯繫，他和李鴻章便結為文字之交，而他們之間的通信也成為清末中朝宗藩關係轉變的信號之一。 ^[44] 

光緒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受到日本吞併琉球刺激的清政府欲勸導朝鮮與歐美列強建交通商，以夷制夷，牽制日本、俄國對朝鮮的窺伺，於是指示李鴻章利用他與李裕元的私交渠道，負責做李裕元的工作。於是李鴻章向李裕元寫信一封，苦口婆心地力勸朝鮮“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窺伺”。 ^[12]  李裕元向李鴻章回信表示：朝鮮與日本訂立條約，實出於“萬不得已”，並對其“以夷制夷”政策有所微詞，他還強調朝鮮“偏在一隅，謹守規毒，退居文弱，自治方內，不暇外交。而況泰西之學異吾道，實乖民彝，則嘗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敬而遠之如鬼神”，而且“小生寄身山野，餘生無多”。李裕元的這種回答，顯然是婉拒了李鴻章關於朝鮮向歐美開放門户的勸告。因此李鴻章向總理衙門報告稱：“李裕元牽於眾議，玩其辭旨，亦似未以他事為然。因時轉移，相機利導，殆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13]  儘管李鴻章透過李裕元的途徑勸告朝鮮開放國門的想法落空了，但這種“書信外交”作為清末宗藩關係調整的一種獨特方式仍不失其重要意義。 ^[44] 

李裕元擅長書法，尤其工於漢隸，是當時朝鮮的隸書大家。又熱衷金石學，曾在《林下筆記》中專錄“金薤石墨編”一篇，吸收了清代道光、咸豐年間的金石學研究成果，發展了朝鮮金石學。 ^[47] 

李裕元頗通文藝，博學多才，著作等身。個人文集《嘉梧稿略》二十冊作為“韓國文集叢刊”第315—316輯被影印刊行，此外還著有《林下筆記》39卷（記錄各種掌故）、《橘山文稿》16冊（早期文集）、《體論類編薈》4卷（書法理論著作）、《薊槎日錄》1卷（1875年出使中國的記錄）等。 ^[27] 

李裕元在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出任咸鏡道觀察使時，權臣金炳國的心腹吳弘烈以鑄錢監官的身份來到咸鏡道，由於當時尚處於安東金氏勢道政治時期，因此李裕元對吳弘烈極盡奉承之能事，但到第二年，隨着朝鮮高宗李熙的即位、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的攝政，安東金氏迅速失勢，李裕元見風使舵，將吳弘烈逮捕下獄，然後剝其私財八萬兩獻給大院君。李裕元也因此拜相，被大院君提拔為左議政。 ^[2] 

李裕元曾在漢城木覓山的九世祖李恆福故居遺址修建一個亭子，邀請大院君等百官來參觀，並請大院君取亭子的名字。大院君看到亭子旁邊有兩棵檜樹後，説道：“亭以檜名，記景也，不亦可乎？”李裕元大喜，於是掛上了“雙檜亭”的匾額。後來大院君對人説：“宋之秦檜，以一檜而誤國，馴致徽欽二宗月苦風酸五國城。一檜足以亡國，況雙檜乎？”李裕元聽説後對大院君咬牙切齒，於是在高宗面前不遺餘力地詆譭大院君，雙檜亭也改名為“紅葉亭”。 ^[32] 

李裕元很善於説話，平易近人，他在憲宗時就與君王之間建立起如同“家人父子”的關係 ^[45]  ，與高宗的關係就更加親厚。他在高宗面前“抵掌歡洽，如家人父子，雍容自得”，高宗還經常把他召入宮中看世子李坧，三人關係如同祖孫三代，親密無間，即使經常出入宮廷的外戚也比不上李裕元與宮廷的水乳交融，在朝鮮王朝五百年間幾乎找不到第二個例子。 ^{[3]  [26]}  李裕元還曾將五技鼠獻給愛玩的李坧。 ^[6]  或許是因為他與宮廷的親密關係，所以李鴻章誤以為李裕元是高宗的叔父。 ^[25] 

李裕元在上疏時，往往會提及自己先祖李恆福的言行來炫耀門庭，故被人們稱為“世德疏”（“世德”即先世德行之意）。到光緒七年（1881年）他因上疏觸怒高宗而被流放時，南村（漢城鍾閣以南，少論、南人、北人聚居地）人都竊笑道：“橘山今番世德疏，不得力矣！” ^[37] 

（以上參考資料 ^[27]  ）

（以上參考資料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