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寅邪獄

朝鮮原本是一個信奉儒家思想的封建國家，等級制度非常森嚴。18世紀，天主教從中國傳入朝鮮。天主教隨即在地下迅速傳播，並遍及朝鮮社會的各個階層。天主教的思想理念及其廣泛傳播帶給遵奉程朱理學的朝鮮統治者帶來巨大的威脅，他們一再宣佈天主教為“邪教”，並多次鎮壓，製造辛酉邪獄、己亥邪獄、丙午邪獄等屠殺天主教徒的事件。但天主教在朝鮮的傳播並沒有因為朝鮮政府的屢次鎮壓而消亡，其勢力反而越來越大。1831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宣佈朝鮮教會與北京教區分離，成立獨立的朝鮮教區，1836年，法國傳教士羅伯多祿（Pierre Philibert Maubant）在朝鮮教徒的接應下渡過鴨綠江潛入朝鮮，此後朝鮮始有歐洲傳教士進行傳教（此前有兩位華人傳教士周文謨和劉方濟先後在朝鮮傳教），並都來自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1839年發生“己亥邪獄”，最早進入朝鮮的三名法國傳教士範世亨（Laurent-Joseph-Marius Imbert，朝鮮教區主教）、鄭牙各伯（Jacques Chastan）、羅伯多祿同時殉教。到朝鮮哲宗年間，執政的安東金氏對天主教採取比較放任的態度，因而又有朝鮮教區新任主教張敬一（Siméon-François Berneux）等10餘名法國傳教士陸續潛入朝鮮，他們在朝鮮開辦地下學校、刊行書籍，治病救人，收養孤兒，贏得了人民的支持；此外1860年英法聯軍兵臨朝鮮宗主國中國的首都北京的消息傳入朝鮮，引起極大震動，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天主教在朝鮮的傳播。史載“市民往往胸掛十字架，示其為天主教徒，欲以媚西人而免禍，於是教風大行，正宗以來前後禁令盡歸虛文，而廷臣亦有奉之者”。 ^[1]  由此可知，不僅民間信仰天主教者極多，就連兩班貴族中也有大量的天主教徒。據教會統計的數字，到丙寅邪獄前夕朝鮮的天主教徒多達23000名，法國傳教士12人。 ^[2] 

1864年以後，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執掌朝鮮國政。興宣大院君是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的生父，他原本並不反對天主教，他早年落魄的經歷甚至使他對宣揚“人人平等”的天主教還有一絲好感。不僅如此，他的妻子驪興府大夫人閔氏信仰天主教，高宗的乳母樸召史也是天主教徒，所以朝鮮的天主教勢力對大院君抱有很大的期望。

當時，俄羅斯帝國透過《北京條約》割走了原屬中國的烏蘇里江以東近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朝鮮的近鄰。1864年，朝鮮東北邊境的慶興收到了俄國的通商要求，朝鮮稱之為“異樣人之投書” ^[3]  ，1865年又發生了幾次俄國人邊境投書事件，1866年1月，一艘俄國軍艦又出現在朝鮮元山，要求朝鮮打開國門，與之通商。沙皇俄國的擴張引起了朝鮮全國上下的高度震恐和警惕，防俄成為當時大院君政權所面臨的棘手問題。朝鮮的天主教徒雖然已有20年沒遭到大規模的迫害，但一直頂着“邪教”的帽子而沒能得到根本性的翻身。防俄之議出現後，天主教徒認為這是一個獲得宗教自由的千載難逢的時機，於是開始嘗試説服大院君。誰知這竟釀成了朝鮮半島歷史上最嚴重的宗教迫害事件——丙寅邪獄。

自俄國人在慶興投書以後，興宣大院君便已與天主教徒之間秘密聯繫了。1864年7月13日，朝鮮教區張敬一主教在寫給巴黎外方傳教會神學院長阿爾布朗（François-Antoine Albrand）的信中提到大院君並不敵視天主教，當接到俄國人要求與朝鮮通商的投書時，大院君通過一個官員向他轉達了“如果法國傳教士能驅逐俄國人的話，就保障宗教自由”的意思。 ^[4]  1865年10月2日，張敬一又給阿爾布朗寫信表示：“最近通過一個官員，就俄國人要求進入朝鮮境內一事同大院君進行了幾次接觸，大院君親切地接受了我們的聯絡。其夫人秘密派人要求我給駐北京的法國公使寫信，讓他派人到朝鮮要求宗教自由。漢城的高官們也盼望着法國船隻的到來。我主張在與大院君商議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動。目前傳教依然被禁止，但我們的處境很好，相信明年會更好。” ^[5] 

張敬一書函所反映的正是1864年至1865年間大院君與朝鮮天主教徒秘密往來的事實，熱衷於説服大院君的教徒有前承旨南鍾三、進士洪鳳周（張敬一的助手）、金勉浩等人。洪鳳周與金勉浩在1865年底大膽地寫了一篇防俄建議書，主張朝鮮聯合法國和英國對抗俄國，由法國傳教士中介交涉。這個建議書通過大院君的親家趙晉基遞給大院君，但大院君初看以後面有難色。南鍾三又讓高宗乳母樸召史去説服驪興府大夫人，府大夫人説：“還待著做什麼？俄國人來朝鮮侵犯國土，能阻止這個不幸事端的人只有張（敬一）主教了，可他卻去地方巡迴傳教了。請給我丈夫（大院君）寫上書吧，會成功的。”因此南鍾三又對原建議書加以修改，並攜新的建議書赴雲峴宮面見大院君，力陳與英、法聯合抗擊俄國之必要性與急迫性，保證張敬一能使朝鮮免受俄國侵略。大院君為其所動，命令各地隱秘活動的法國傳教士火速前往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聲稱將要接見他們，共商抗俄大計。 ^[6] 

南鍾三受到大院君談話的鼓舞，將此事講給教徒們聽，於是大院君召見法國傳教士、容許天主教的消息不脛而走，各地天主教徒紛紛公開活動，雲集漢城，歡呼雀躍，又是舉行特別禮拜，又是計劃在漢城設立中心教堂，對未來充滿憧憬。 ^[6-7]  至於張敬一的態度，正如其在書函中所表達的那樣，他是不贊成自己主動出面的，但既然南鍾三等人已爭取到了大院君與傳教士會晤的許可，他也就順應形勢變化了。當時張敬一在黃海道平山，副主教安敦伊（Marie Nicolas Antoine Daveluy）在忠清道內浦，獲悉大院君召見他們的消息後，安敦伊和張敬一分別於1866年1月25日和29日先後進入漢城。但到31日約定面見大院君時，大院君態度大變，竟以法國人缺乏誠意為由拒絕見面。朝鮮天主教迅速由形勢大好變為岌岌可危。

1866年2月19日（丙寅年正月初五日），大院君派心腹李景夏逮捕了張敬一的僕人李先伊、天主教徒崔炯、全長雲，揭開了“丙寅邪獄”的序幕。2月23日，張敬一、洪鳳周被捕，其後丁義培、南鍾三、李身逵、金勉浩、禹世英等知名天主教徒相繼落網，12名法國傳教士除了張敬一以外，又有8名陸續被捕。1866年3月10日，大院君通過垂簾聽政的趙大妃的名義，頒佈了“禁壓邪教令”，重申天主教是“邪學”，要“次第就捕，大行誅討”。 ^[8]  於是朝鮮政府以漢城為中心，在全國範圍內恢復辛酉邪獄以來歷次“邪獄”所厲行的“五家作統法”，並規定沿海凡與外船來往者，先斬後啓，對朝鮮天主教徒展開史無前例的大肅清。

大院君在鎮壓天主教期間，對教徒無所不用其極，用盡各種酷刑來逼供，供詞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南鍾三的供詞中就有“嘗再三往洋國，為美官，階可我國吏判”云云，洪鳳周更是被查出“招敬一為婿，籍其家，洋針至數櫃” ^[9]  ，也有許多“以校吏之睚眥而橫罹者” ^[10]  ，可見當時冤假錯案層出不窮。大院君還對全國百姓聲稱天主教是洋人入侵的內應，煽動仇教排外的情緒，號召和發動普通羣眾一起反天主教，於是人們到處喊着：“天主教徒是禍首，洋夷艦船休逞狂，污點要用血來洗，趕盡殺絕洋教徒”，將成批的天主教徒從懸崖峭壁上推入江中，因此被百姓自發殺死的天主教徒也不計其數。

據記載，張敬一主教在面對大院君的審判時，寧死不屈，1866年2月27日大院君與其長子李載冕親自審問張敬一，問他“剩下的神父在哪裏？”張敬一説：“不知道。”大院君説：“送你回國，你要回去嗎？”張敬一説：“即使強迫我回去也不行。”於是大院君對張敬一施以杖刑，其後又問他：“還是不想回去嗎？”張敬一説：“不行，不行！” ^[11]  3月7日被大院君下令處死。其餘8名被捕的傳教士也被梟首示眾。朝鮮教徒南鍾三、洪鳳周以謀叛不道之罪問斬，高宗乳母樸召史也被處死。時人記述當時情形説：“至是大索國內，縲紲相望於道，捕廳獄滿，不勝裁決，其中多愚民婦童幼無知者，捕將憫之，懇諭令誓背教，信徒不聽，乃以杖擊之，期於悔改，而皮肉狼藉，血濺廳上，信徒輒歡呼曰：‘血花生於身，吾將昇天堂矣！’捕將無奈何，遂縛置獄中，次第縊殺，每殺輒問能背教否，而雖童幼，亦願隨其父母登天，大院君聞之，令盡殺之，獨赦童幼，棄屍於水口門外如山積，百姓股慄，逾畏威令”。 ^[12]  丙寅邪獄從1866年開始，延續至1872年，每逢外敵入侵（丙寅洋擾、南延君墳墓盜掘事件、辛未洋擾）時就會掀起一次迫害天主教徒的高潮，因為大院君認定洋人入侵都是由天主教徒充當的奸細（朝鮮稱之為“東奸”）。丙寅邪獄期間殉教的朝鮮教徒約有8000至10000人，成為歷次“邪獄”中規模最大、持續最久、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辛酉邪獄300餘人殉教，己亥邪獄200餘人殉教，丙午邪獄只有金大建以下9人殉教）。

當時潛入朝鮮的12名法國傳教士中，張敬一以下9人殉教而死，只有躲進深山的李福明（Félix-Clair Ridel）、權神父（Stanislas Féron）和姜神父（Nicolas Adolphe Calais）3人倖免於難。丙寅邪獄發生兩個月後，由於朝鮮高宗迎娶閔妃，在這種大喜的日子裏不應有血腥的殺戮，故朝鮮政府放鬆了對天主教的迫害，隨後又是青黃不接的季節，朝廷為了穩固民心，便沒有下令搜捕天主教徒。趁朝鮮政府放鬆搜索之機，活下來的3名法國神父於1866年4月互相取得聯繫，決定讓李福明神父逃離朝鮮向本國求援。6月29日，李福明在張致善等11名朝鮮教徒的保護下從忠清道新昌縣龍塘裏浦口乘小舟逃往中國。他們於7月7日到達芝罘（今山東煙台），隨後李福明向駐紮天津大沽口的法軍中國海艦隊司令羅茲（Pierre-Gustave Roze）控訴了朝鮮迫害天主教徒、屠殺法國傳教士的經過，並請求他儘快發兵救援還困在朝鮮的兩名傳教士（後演變為“丙寅洋擾”），同時又向歐美輿論大力宣傳朝鮮的暴行，因此丙寅邪獄堪稱是朝鮮在國際舞台中頭一次引起注目的事件。

興宣大院君對天主教的態度並非一味迫害，而是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即從接納到疑慮，最後演變為血腥的鎮壓。大院君態度突變，是由於當時停泊在元山的俄國軍艦已經撤退，聯法抗俄、以夷制夷已失去現實意義；再加上朝中以大王大妃趙氏（神貞王后）及趙鬥淳、金炳學為首的權貴大臣在得知大院君與天主教徒眉來眼去的風聲後堅決反對天主教解禁，大院君面臨巨大壓力，不得不轉而大力鎮壓天主教；而且大院君畢竟是朝鮮封建統治集團的一員，經過仔細權衡之後不免發覺天主教對自身的威脅，如此種種因素，終於導致大院君大開殺戒，掀起“丙寅邪獄”。（也有一説認為大院君承認天主教原本就是“引蛇出洞”之計 ^[13]  ）

直到丙寅洋擾時期，大院君雖加大肅清天主教徒的力度，但卻認為“若有怪術六丁六甲喚鬼喚神，設或逐賊（指法軍），日後之弊，甚於邪學（指天主教）” ^[14]  ，即認為東學道等朝鮮本土宗教信仰的危害甚於天主教，可見他不是像許多保守儒臣（如李恆老）排斥天主教那樣堅決或是將天主教列為首敵，畢竟他歸根結底還是站在朝鮮王朝統治者的立場而非程朱理學衞道者的立場。

當時的朝鮮文人裴琠認為：“國太公以丙寅海寇之後，嚴西教之禁，殺戮無算，餘以為不得防遏之法，而使赤子膏於刀斧，非當局者之所可為……智不出於上此，竊嘆大老（大院君）之不學無術，而不幸罹于禁網，悲夫南郭啾啾之鬼。” ^[15] 

歷史學家樸殷植曾在《韓國痛史》中這樣評論這一事件：“大院君之對待西教，演慘劇之血史，固出於排外之熱，而何其暴也！然由今觀之，西教在吾國甚得發達，豈其流血之效果歟？” ^[16] 

當代韓國一般將這一事件稱為“丙寅迫害”，並於1966年（丙寅迫害100週年）以來在處決天主教徒的首爾切頭山修建了多個紀念場館和雕塑。1984年和1985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蕾莎修女曾先後參觀切頭山殉教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