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人

朝鮮時代的朋黨始於1575年（宣祖八年）士林勢力分為東人和西人。東人和西人形成朋黨則是起因於沈義謙和金孝元的個人恩怨。但這不只是單純的個人恩怨，更是圍繞吏曹銓郎的自薦制運營問題等如何運營當時國政的問題而發生對立的結果。金孝元為中心的新進士類成為東人，支持沈義謙的既成士類成為西人。

朋黨形成初期，東人佔據優勢，但在1589年因鄭汝立獄事而使東人退居守勢。在圍繞鄭汝立的問題上，東人分化為禹性傳、柳成龍為首的反鄭汝立派和李潑、鄭仁弘為首的親鄭汝立派，前者領袖禹性傳住在南山，故稱南人。後者領導李潑住在北嶽（北漢山），故稱北人。 ^[2] 

最終在1591年，針對西人鄭澈的“建儲議”問題的處罰，東人內部的矛盾浮上水面。東人中的南人對西人表現出穩健的立場，主張參用西人。東人中的北人則是主張對西人強硬處罰，由此表現出了差異。壬辰倭亂期間，西人和南人實現聯合，但壬辰倭亂後，北人通過義兵活動而逐漸佔據政治名分上的優勢地位，從而主導政局。 ^[1] 

南人的前身東人包含了多元性質的系列。從學統上來看，有徐敬德的門人許曄，有曹植的門人金孝元，有李滉的門人柳成龍、金誠一等，都被歸類為東人。這種學統上的多元性一面激發了朋黨的活力，一面也預示了分化。考慮到朝鮮朋黨的重要特性——學統，南人和北人的分黨就是必然之事。其結果就是繼承李滉學統的人物大多數為南人，繼承徐敬德和曹植學統的人物大多數為北人。

南、北分黨之初，南人以柳成龍為領袖，以金誠一、李誠中、李敬中為羽翼。此外，還包括尹國馨、禹性傳、李元翼、李德馨、李晬光、尹承勳等人。南人是以李滉的門人為中心而形成的，地緣上則大多是漢城和以安東為中心的慶尚左道出身的人物。 ^[1] 

在光海君朝，南人也曾與西人及從北人分離出來的大北勢力一起組成聯合政權。大部分是大北勢力主導政局運營，南人則成為少數勢力。1623年以仁祖反正為契機，大北勢力被大舉逐出，西人政權成立。在這一過程中，南人中的李元翼、李聖求及“山林”鄭經世、張顯光等出仕。同時，還有之前從北人中分離出來的小北也有一部分加入南人或西人，例如驪州李氏的李尚毅一家和南原尹氏的尹孝全一家，等等。 ^[1] 

另一方面，仁祖初期南人的出仕並不是要讓他們與西人構成聯合政權，而是出於掌握政權的西人的政治考慮。即，仁祖為了牽制反正功臣而在抑強扶弱的層面上幫助南人出仕，反正功臣內部也容納南人當吏曹判書以下的官職，因為他們立過密約，不讓南人當吏曹判書以上及政丞。所以仁祖朝以後南人雖然出仕，但依然只是以少數勢力參政。 ^[1] 

南人作為少數勢力的狀態經歷孝宗朝，一直持續至顯宗朝。在這個過程中，於1659年發生己亥禮訟，許穆、尹善道、尹鑴等參與其中，表達南人對於禮學的立場。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尹善道的上疏將學術之爭上升到政治之爭。但南人依然作為少數勢力而存在。顯宗末年，他們與西人中金堉和金佑明為中心的“漢黨”實現政治提攜，在顯宗末年的甲寅禮訟中，與漢黨聯合的南人取得勝利。仁祖反正以後一直作為少數勢力參政的南人至此才掌握了政權。 ^[1] 

朝鮮肅宗即位後，掌握政權的南人傾注全力驅逐西人，圍繞己亥禮訟的問責而主張處罰宋時烈，同時也摸索自己勢力的擴張。許穆被任命為司憲府大司憲，尹鑴被任命為司憲府掌令。與此同時，被廢錮的南人系人士如洪汝河、李袤、趙嗣基、吳挺昌等都被敍用，形成了南人全面主導政局的狀況。 ^[1] 

南人執政以後，圍繞處置西人的方向和國政運營的方向，內部出現分歧，並出現了分裂現象，即分裂為“清南”和“濁南”。清南以許穆、尹鑴為領袖，濁南以許積、權大運為領袖，閔熙、閔點、睦來善、柳命天、柳命賢、閔黯等都加入濁南。也有一些人是腳踏兩隻船，如李夏鎮、李聃命、李沃、趙威明等。 ^[1] 

就在南人內清南和濁南之間的衝突與日俱增之際，1680年因庚申換局而出現了從南人到西人的政權交替，清南和濁南都死了不少人。後來1689年己巳換局，南人重掌朝政，但又在1694年甲戌換局中被逐出政權。 尤其是甲戌換局使南人被扣上主導仁顯王后廢位的“名義罪人”的罪名，遭受致命的打擊。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被指為“名義罪人”的以李玄逸為中心的嶺南南人此後不得不被限制出入中央政界。 ^[1] 

南人被扣上“名義罪人”的罪名後，他們的政治立足之地更加弱化。在這個過程中，南人內部也在嘗試變化。一些人歸附執政勢力西人或通過婚姻關係接近權力。並且到了17世紀前期，南人內部分成門內派、門外派、跨城派，門內派以權重經、金華潤、權鎮經等為中心，門外派以沈檀、李仁復、李重煥為中心，遊走於這兩派之間的勢力是跨城派。門內派主要是由肅宗初年濁南系列的許積和泗川睦氏、驪興閔氏、晉州柳氏等主導，門外派主要是由和許穆相關的人士主導。 ^[1] 

南人中的門內派的一部分參加了1728年的戊申亂（李麟佐之亂），受到決定性的打擊。相反，門外派的沈檀、吳光運等與執政勢力過從甚密，鞏固了勢力，得以參政。18世紀後期，以蔡濟恭為領袖，鞏固了南人的立足之地。正祖年間，在國王的政治關照和蔡濟恭等人的活動下，南人又煥發生機，丁若鏞、李家煥等紛紛出仕。1788年，更是構成了蔡濟恭的“獨相”（只有他一人擔任政丞）政權。就這樣，掌握南人主導權的門外派確立了退溪李滉、寒岡鄭逑、眉叟許穆一脈相承的學統。18世紀後期又確立了退溪-寒岡-眉叟-星湖李瀷的南人學統。 ^[1] 

另一方面，經過甲戌換局和戊申亂而基本上無緣政治的嶺南南人也在正祖在位時躍躍欲試。正祖即位後，他們主張正祖的生父思悼世子的死很冤枉，要處罰與此相關的逆臣。但由於即位初期的政治基礎尚未成熟，正祖拒絕了。隨着正祖的執政基礎逐漸穩定，南人勢力形成陣容，在蔡濟恭實現“獨相”的情況下，正祖嘗試提拔南人。在此過程中，他積極評價了戊申亂當時發動義兵並立功的嶺南南人的行跡。 ^[1] 

1791年發生“珍山事件”，天主教徒尹持忠在喪母時不奉神主、不行祭祀。此時開啓了對與西教和西學聯結的南人系人物的政治攻擊，丁若鏞、李承薰等都被處罰。在珍山事件使南人受到打擊的情況下，正祖以保存“正學”為名，優待李彥迪與李滉的子孫，一起在陶山書院舉行別試。正祖的關照鼓舞了嶺南南人，於翌年即1792年閏四月，以李堣為中心呈上“嶺南萬人疏”，再次提出與思悼世子有關的義理。正祖也在1798年下令編纂《嶺南人物考》，整理留下重要事功的嶺南（慶尚道）人物。但隨着蔡濟恭死亡、正祖升遐，南人迅速衰落。 ^[1] 

1864年興宣大院君李昰應上台後，由於他的祖先“三福”（麟坪大君李㴭的三個兒子，在庚申換局時被處置）屬於南人，故他執政後再次提拔南人柳厚祚、韓啓源、趙性教等，恢復睦來善、李玄逸等人名譽，嶺南（慶尚道）也成為大院君的基本盤，但勢力仍不及掌權多年的西人老論派。 ^[3-4]  1873年大院君下台，屬於老論派的閔妃集團當權，“南人益衰，如失慈母”，此後除了依附閔妃集團者外，在朝中再無勢力。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