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時烈

宋時烈是宋甲祚的次子，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朝鮮宣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於忠清道沃川（後移居懷德）。據説他出生前夜，宋甲祚曾夢見孔子率領一羣弟子來到自己家裏。 ^[3]  宋時烈幼時與宋浚吉一同發矇。父親宋甲祚作為西人黨的一員，在中進士後單獨拜謁於西宮（仁穆大妃被幽禁之處）而被禁錮，還鄉後專注於讀書教子，宋時烈就在父親的教導下成長。天啓七年（1627年，朝鮮仁祖五年）丁卯胡亂時，宋時烈的長兄宋時熹被金兵打死。翌年四月喪父，轉而求學於沙溪金長生，金長生死後又求學於慎獨齋金集。 ^[4] 

崇禎六年（1633年，仁祖十一年），宋時烈參加小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生員，授敬陵參奉（朝鮮德宗陵守陵官）。崇禎八年（1635年）十一月任鳳林大君李淏的師傅，然而適逢仁烈王后去世，到崇禎九年（1636年，仁祖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哭以後，宋時烈方才與鳳林大君相見，講授儒家經典。然而經過了七個月，清軍就入侵朝鮮，是為丙子胡亂，鳳林大君等先逃到江華島，宋時烈來不及追隨大君，就追隨仁祖入南漢山城。翌年二月，鳳林大君在江華島被俘，仁祖亦出城向清帝皇太極三跪九叩。宋時烈認為是奇恥大辱，於是隱居於忠清道黃澗冷泉裏，不接受仁祖的任何任命。 ^[5]  與此同時隱居的還有金尚憲、李惟泰、宋浚吉、金集等人，由於他們都隱居於忠清道（湖西）的山林之中，故被統稱為“湖西山林”，也就是後來西人中的“山黨”。 ^[2] 

順治元年（1644年，仁祖二十二年）六月，宋時烈聽説明崇禎帝自縊，為之舉哀，並説：“自古國君死社稷有幾人哉？今我皇上之自靖，實可欽嘆！”此後仍堅持用崇禎紀元。翌年，鳳林大君從清朝回來，成為世子，仁祖召宋時烈來輔導新世子，宋時烈依然拒絕。直到順治六年（1649年，仁祖二十六年）仁祖死後，鳳林大君繼位，是為孝宗，他才與金集、宋浚吉等應召進京，面見孝宗，並上《己丑封事》，提出“節哀以保躬”“講禮以慎終”“勉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恢公道”“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勵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正貢案以紓民力”“崇儉德以革奢侈”“擇師傅以輔儲貳”“修軍政以攘夷”共十三條建議。 ^[6]  十月，宋時烈出任司憲府掌令，後升司憲府執義。“山黨”與以金堉為領袖的“漢黨”不和，金集反對金堉所主張的大同法，於順治七年（1650年，朝鮮孝宗元年）正月棄官隱居，宋時烈亦欲追隨老師棄官，孝宗不許。二月，傳來清朝將派六使敲打孝宗的消息，宋時烈、宋浚吉等為避禍而棄官隱居，孝宗批准。但此後由於漢黨當權，宋時烈亦無意出仕，屢次推辭孝宗的各種任命。 ^[7]  他仍於順治十四年（1657年，孝宗八年）呈上《丁酉封事》，強調“正君心”是內修外攘之根本。 ^[8]  順治十五年（1658年，孝宗九年）金堉死後，孝宗特旨任命他為吏曹判書，他多次辭職，孝宗不允，他才出任。 ^[9] 

順治十六年（1659年，孝宗十年）三月十一日，孝宗單獨召見宋時烈於昌德宮熙政堂，就北伐滿清的問題展開秘密討論，是為“幄對説話”。孝宗想任用宋時烈主持北伐大計，但兩人表現出明顯的分歧，宋時烈大談“格、致、誠、正”才是當務之急，強調“養民足食”；而孝宗則一心“養兵”，將“養兵”與“養民”的協調擱置一邊，將來再議，因此君臣二人看似魚水相得，實則同牀異夢。 ^[10]  據説宋時烈曾私下找到領議政鄭太和，大談北伐之事，希望套出鄭太和的反對意見，以此為藉口來逃避孝宗的託付，但鄭太和並未上當，而是順其口徑支持北伐，宋時烈想法落空，悻悻而退。 ^[13] 

“幄對説話”兩個月後，孝宗即去世，宋時烈為孝宗撰寫志文。此後圍繞慈懿大妃（莊烈王后）如何為孝宗服喪的問題，引發西人和南人之間的“己亥禮訟”。宋時烈認為既然有昭顯世子存在，那麼孝宗就是“體而不正”（雖然繼承王統，但不是嫡長子），應視為庶子，主張慈懿大妃為孝宗行期年服，而以許穆、尹鑴、尹善道為首的南人黨則表示反對，認為應將孝宗視為嫡長子，大妃行齊衰三年喪。這場禮訟以西人勝利告終，但宋時烈也辭職隱居懷德，康熙五年（1666年，顯宗七年）卜居於清州華陽洞。朝鮮顯宗在康熙七年（1668年，顯宗九年）以後屢次任命宋時烈為右議政和左議政，但宋時烈屢屢上疏辭職，期間只是以判中樞府事的身份短暫入侍朝中。然而他作為“山林”領袖，又為西人贏得己亥禮訟立下汗馬功勞，故一直在朝中保持強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他與同門尹宣舉的關係逐漸出現裂痕，引發了他與尹宣舉之子尹拯（也是宋時烈曾經的弟子）之間的“懷尼之爭”。 ^[2] 

康熙十三年（1674年，顯宗十五年），仁宣王后去世，西人和南人之間又圍繞慈懿大妃的服喪問題發生“甲寅禮訟”，爭論核心仍然是孝宗的地位問題，此次顯宗裁決南人勝利，從此西人勢力一落千丈。同年顯宗亦死，朝鮮肅宗繼位，南人對西人的攻擊也變本加厲，南人郭世楗上疏彈劾宋時烈“壞禮亂統之罪”，宋時烈先被罷官，翌年流放慶尚道長鬐，圍籬安置。康熙十八年（1679年，肅宗五年）四月移配巨濟島，翌年五月移配忠清道清風。行至陝川時發生庚申換局，南人倒台，西人上台，宋時烈獲得赦免，回到懷德，不久恢復領中樞府事的官職，進京入侍，被西人推尊為“大老”。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回到華陽洞隱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肅宗九年）三月上疏致仕，任奉朝賀。在此期間，西人內部圍繞如何處置南人的問題發生分裂，宋時烈站在強硬立場，支持外戚金錫胄、金益勳不擇手段打擊陷害失勢的南人，而樸世採等則反對，而宋時烈與尹拯之間的“懷尼之爭”也日漸發酵，隨着宋時烈弟子崔慎上疏攻擊尹拯而成為蔓延到朝堂上的公案。西人由此分裂為老論和少論，宋時烈是老論領袖，樸世採、尹拯則是少論領袖。 ^[2] 

就在西人內部紛爭之際，南人背景的嬪妃張禧嬪在後宮崛起，生下了王子，而出身西人的王妃閔氏（仁顯王后）及貴人金氏（寧嬪金氏）都無寵且無育。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肅宗十四年）冬，肅宗欲定張禧嬪之子為“元子”（嫡長子），引發西人反對，肅宗趁機罷免西人，引發己巳換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肅宗十五年）二月，宋時烈援引中國宋神宗遲遲不立宋哲宗為儲的事例，請求延期定號元子，結果被流放濟州島，後被抓回漢城審問。六月八日在途中的全羅道井邑接到賜死之命，宋時烈給身邊的弟子權尚夏的遺言有“學問則當主朱子，事業則以孝廟所欲為之志為主。我國小學力弱，雖不能有所為，常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諸胸中，同志之人傳授不失可也”。其後喝下毒藥而死，享年八十三歲。甲戌換局後平反，贈諡“文正”。朝鮮英祖將他配享文廟，追贈領議政；朝鮮正祖更抬舉他為繼承儒家道統的“宋子”，刊行《宋子大全》，並御定《兩賢傳心錄》（“兩賢”即朱熹與宋時烈），將他配享於孝宗廟庭。 ^[2] 

在理氣關係的解釋上，宋時烈引入“形”這一概念，並藉助“形”來説明了理氣關係。他説：“形而上形而下，退溪（李滉）、沙溪（金長生）二先生所釋，殊不甚安。故常以為當以形字為主而處，道字器字於形之上下，以形、道、器三件物事所釋，井井無難矣。二先生則以形與道為二，而形與器為一似與孔子本旨不合矣。蓋道則理也，器則氣也。理氣妙合而凝，以生萬物之形，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皆以理、氣、形三字，分別言之矣。既以理、氣、形三字分別言，則當以道為形之上，器為形之下矣。” ^[11] 

宋時烈在強調形與道的區別的同時，亦強調形與器的分別。目的在於使理氣二者統一於形。在四端七情理氣之發 問題上，則在堅守李珥“氣發理乘”説前提下，進一步貫徹了“七包四”的思想。認為七情中合乎理，中節者為四端，可為道心；未合乎理，不中節者皆有人心之危，易流於人慾。並指出，人心流於人慾根源在於“私慾”，“蓋人心者，非直謂人慾也。其流易入於人欲，若流於人慾，則便為私邪。私之一字，百事之病。” ^[12] 

宋時烈畢生讀朱熹著作，處處以朱熹的言行為根據，“言必稱朱子”。並模仿朱熹上宋孝宗的《己酉擬上封事》和《戊申封事》而給朝鮮孝宗上《己丑封事》和《丁酉封事》。朱熹的正統觀對他影響很大，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朝鮮特色的“尊周義理論”。所謂尊周即尊明，出自尊崇周天子的《春秋》大義。宋時烈強調明朝與朝鮮的關係如同君臣父子，且在壬辰倭亂中對朝鮮有再造之恩，“我邦之一草一木，生民之一毛一發，莫非皇恩之所及也”，故朝鮮應始終如一地忠誠於明朝。康熙十年（1671年，顯宗十二年），宋時烈的門人閔鼎重出使清朝，在北京購得明崇禎帝御筆“非禮不動”四字，宋時烈得到崇禎御筆以後非常高興，於三年後將“非禮不動”四字摹刻在華陽洞瞻星台下的峭壁上，並感嘆道“有君如是，而天下竟至於淪喪，豈非當時臣子之罪哉！”被賜死前遺命弟子權尚夏為明神宗和崇禎帝立廟奉祀，也就是後來的萬東廟。

與尊周（尊明）相應的是排斥中國歷史上的“夷狄”王朝，從現實來説就是滿清。這也是出自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宋時烈提出“復仇雪恥”論，即復清滅南明之仇、雪丁丑下城之恥。宋時烈從春秋大義出發，認為“夷狄而不得入於中國，禽獸而不得倫於人類為第一義，為明覆仇為第二義”。他覺得當時朝鮮所處的形勢與南宋相似，所以他“學宗考亭（指朱熹），義秉《春秋》”，強調華夷之辨，提倡尊華攘夷，試圖以春秋大義來重整“至痛在心”的朝鮮人心，從而達到穩定政局，重建政治和社會秩序。 ^[14-15] 

宋時烈的詩文先被整理為《尤庵集》，後來經朝鮮正祖御定，刊行為《宋子大全》236卷（目錄2卷、正文215卷、附錄19卷），後又增補《宋書拾遺》9卷、《宋書續拾遺》3卷、《宋子大全隨箚》13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