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皇太極

皇太極出生於明萬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592年11月28日）申時，努爾哈赤第八子，從小就受到努爾哈赤的喜愛。皇太極的生母葉赫那拉·孟古哲哲，是海西女真葉赫部首領楊吉努（仰加奴）之女。楊吉努為了與努爾哈赤結盟，把小女兒許配給他，稱這是天生的“佳偶”。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努爾哈赤成婚，時已三十歲，新娘只有十四歲。 ^[2]  當時努爾哈赤有眾多妻子和兒女，地位最高的是富察氏袞代，即莽古爾泰之母。 ^[3]  但是努爾哈赤與葉赫那拉氏感情甚篤，喜歡她只知侍奉丈夫而不干預政事。

皇太極本人生來面色赤紅，眉清目秀，行動穩健，舉止端莊。 ^[4]  他聰明伶俐，耳目所經，一聽不忘，一見即識。他很愛看書學習，在努爾哈赤的諸將中惟有他識字。 ^[5]  當父兄長年累月忙於出征作戰時，七歲的皇太極就開始主持家政了，不但把家裏日常事務、錢財收支等管理得井井有條。特別是有些事情不煩努爾哈赤操心指示，皇太極就能幹得很出色，與自己想的一樣，因而努爾哈赤對皇太極更是愛如“心肝”。 ^[6] 

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秋季，其母孟古哲哲生病，想要見孃家母親一面，努爾哈赤派人去葉赫通知這事情，葉赫貝勒納林布祿沒有同意。同年九月，孟古哲哲因病去世，皇太極時年12歲。孟古生前的時候，做大福晉時間較短，皇太極做了大汗後，尊奉其母孟古哲哲為孝慈高皇后。 ^[7] 

皇太極在母親死後，跟隨父兄，迅速成長，很快變成一個能文能武的少年。皇太極向他父親學習本民族的傳統風俗，從小就參加打獵，練得勇力過人，步射騎射，矢不虛發。當皇帝以後，皇太極還對小時候這種生活記憶猶新，曾説：“太祖時，我們聽説第二天要外出打獵，即事先進行調鷹蹴球，作好各種準備。如到時不讓去，哭着也要請求前往。過去，無論老少，競相奮進，皆以行兵出獵為大喜事。那時僕從很少，人人各自牧馬披鞍，劈柴做飯，即使這樣艱苦，也樂於跟着為主效力，國家之有今日興隆正是這種努力奮鬥的結果。” ^[8]  皇太極很像他父親，吃苦耐勞，體格健壯。瀋陽實勝寺曾藏有他用過的一張弓，矢長四尺餘，不僅一般人不敢問津，就是一個壯士也很難拉開，而皇太極當年運用自如。 ^[9] 

在逐步完成統一女真各部的基礎上，皇太極幫助他父親努爾哈赤建立了新的國家。萬曆四十年（1612年）九月，剛剛年滿20歲的皇太極隨父親努爾哈赤率領3萬人馬出征位於烏吉林烏拉街一帶的海西女真烏拉部。皇太極等領兵抵達烏拉河，沿西岸而行。此時，烏拉部酋長布佔泰帶領烏拉兵在東岸隔河觀望，不敢渡河迎戰。努爾哈赤下馬而坐，命皇太極等率軍接連攻佔沿岸的六座城堡，然後引兵在烏拉城西門相對二里以外的金州城紮下大營。布佔泰憑河相抗，雙方相持四五天，皇太極等人按捺不住，向努爾哈赤請戰，要求率兵渡河，攻打烏拉城。努爾哈赤指出這是“浮面取水”之言，認為“欲伐粗大的書寸木，豈能即刻折斷？必須斧砍刀削，漸至微細，然後才可折斷。相等的大國，欲一次攻滅，怎麼可以辦到？”因此，他不同意皇太極等人的請求，而是派兵四出焚掠，拆毀被佔領的六處城堰，焚燒許多房屋和糧草，並在伊瑪哈達築城，派兵駐守，以監視烏拉的行動。翌年正月，努爾哈赤攻破烏拉城，布佔泰逃亡葉赫。 ^[93] 

努爾哈赤一度想立長子褚英為儲，但是褚英揹着努爾哈赤做了很多違反其願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極等也跟他一起行動。皇太極等向努爾哈赤揭發了褚英的陰謀，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努爾哈赤將褚英幽禁，兩年後又毅然處死了他。 ^[10]  從此皇太極進一步得到了信賴。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整合正黃、正白、正紅、正藍並加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正式完成了軍政合一的八旗制。皇太極被任命為管正白旗的貝勒 ^[11]  。

後金天命元年（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大金（史稱後金），稱天命皇帝，任命次子代善為大貝勒、侄子阿敏為二貝勒、五子莽古爾泰為三貝勒、八子皇太極為四貝勒，是為“四大貝勒”。 ^[12]  。四人按月輪值，“國中一切機務，俱令直月貝勒掌理”。從此皇太極被努爾哈赤視為左膀右臂，滿洲貴族的核心人物之一。 ^[93] 

後金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下定決心要對明朝發動進攻，但是具體怎樣行動，卻議而未決。皇太極獻上一計。他提出先打撫順，“撫順是我出入之處，必先取之”。並建議利用明朝守城遊擊李永芳要在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大開馬市的機會，派遣五十人扮作馬商，分成五夥，入城為市，繼之由他親自帶領五千士兵夜行至城下，裏應外合，兩面夾攻。努爾哈赤欣然接受他的建議。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師徵明，結果大獲勝利。 ^[13]  撫順之戰是後金與明朝的第一次大戰，對後金以後的發展影響深遠，皇太極的獻計獻策及親臨戰陣，對後金的勝利有決定性的作用。

撫順兵敗城陷的消息傳到明都，“舉朝震駭”， ^[14]  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驚呼：“遼左覆軍隕將，建州勢焰益張，邊事十分危急”。 ^[15]  為了置後金於死地，明朝於後金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聯合女真葉赫部及朝鮮王朝，向後金進攻，薩爾滸大戰爆發。大貝勒代善命皇太極率領右翼正白、鑲黃、鑲白、鑲紅四旗去攻打吉林崖的西路杜松軍，自領左翼正黃、正紅、正藍、鑲藍四旗去監視和阻擊薩爾滸（今遼寧撫順大夥房水庫東側）的明軍。此時努爾哈赤來到前線，觀看了明軍的陣勢，改變代善的作戰部署。他親自率領正黃、鑲黃、正紅、正藍、鑲藍五旗先去攻打薩爾滸的明軍，命皇太極等帶領正白、鑲白、鑲紅三旗去監視和阻擊吉林崖的杜松。當努爾哈赤消滅薩爾滸的明軍後，回軍與皇太極部會合，向吉林崖的明軍發動猛烈進攻。皇太極身先士卒，衝殺在前，明軍大敗，主將杜松戰死，參將龔念遂帶領部分殘兵敗將逃往斡琿鄂模，後金兵首戰告捷。 皇太極隨努爾哈赤乘勝北上，迎擊總兵馬林統率的北路明軍。三月初二日清晨，皇太極率領1000人馬攻打斡琿鄂模的龔念遂部。他先率騎兵突入，然後用步兵摧毀戰車，明兵大敗，龔念遂等皆歿於陣中。接着，皇太極率部投入攻打馬林所駐紮的尚間崖的戰鬥，明軍潰敗，馬林僅以身免，逃回開原。此外，還有劉綎的東路軍和李如柏的南路軍尚未解決。 三月初四日黎明，努爾哈赤回到赫圖阿拉，立刻召諸貝勒大臣共商出擊劉綎軍之策，命代善、皇太極等率領八旗大軍去東線迎敵，自己留4000人馬守赫圖阿拉，隨止李如柏的南路明軍。中午，代善、皇太極率兵出穵裏胯什，發現明軍在阿布達裏崗佈陣。代善想親自領兵攻佔阿布達裏崗東面的山頭，再由山上向下衝擊，皇太極上前阻止説： “阿哥你率領大兵在後面守護，隨後再來吧，我領兵前去山上往下衝擊。”代善同意後，皇太極率領右翼四旗，迅速佔領了東面山頭，便選派精騎30名，由山上衝入敵陣，拚命射砍，未能取勝。隨後，代善率領四旗兵親自衝向明營，經過一場激烈混戰，明兵潰散，皇太極率軍掩殺。這時劉綎率二營明軍來戰，皇太極乘其佈陣之先殺入，劉綎死於陣中，全軍被殲，朝鮮軍姜弘立投降。 ^[93]  薩爾滸之戰是後金與明朝的第一次大決戰，皇太極為贏得此戰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16] 

後金天命十年（明天啓五年，1625年），皇太極與兄阿巴泰率精騎5000馳援科爾沁，迫使察哈爾蒙古首領林丹汗遠遁。

後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啓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因寧遠之戰失敗抑鬱而逝。大妃阿巴亥和兩個庶妃殉葬。汗位在四大貝勒中選出，大貝勒代善因與大妃納喇氏阿巴亥有曖昧關係，這種欺君蔑父的行為，使他在諸王中威信大降，而且父汗生前已廢除了他的繼承權。二貝勒阿敏非努爾哈赤之子，且曾參與其父舒爾哈齊的叛逃活動，更非人選。三貝勒莽古爾泰的生母繼妃富察氏由於“竊藏金帛”得罪而死，加上他本人性情粗野，無人擁護，自然不能被擁立為汗。只有四貝勒皇太極實力最強，無論是政治眼光、軍事才能和個人威望都在眾貝勒之上，所以他是後金汗比較合適的人選。 ^[93]  於是在努爾哈赤去世當天，代善與其子嶽託及薩哈廉擁皇太極嗣汗位，並對諸貝勒大臣説出了擁戴皇太極的原因：“才德冠世，當速繼大位”。由於身為長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眾貝勒“乃合詞請上嗣位”，皇太極“辭再三，久之乃許”，被擁舉為大汗。九月一日，皇太極即汗位，自稱天聰皇帝， ^[103]  焚香告天，宣佈次年為天聰元年（一説天聰為尊號 ^[103]  ）。 ^[17] 

皇太極繼位時，後金面臨嚴重困難，主要有明朝已構築關寧錦防線並聯合朝鮮、蒙古封鎖後金、四大貝勒合議制掣肘汗權、後金內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後金的經濟遇到很大困難、後金民眾厭戰等。對明朝，皇太極確立了“講和與自固二策”，爭取時間，解決後金面臨的一系列急待解決的問題，然後待機成熟，再興兵攻明。 ^[93]  當時，明朝正因為寧遠的勝利而變得強硬起來。皇太極一上台就曾致函寧遠巡撫袁崇煥，表示希望“彼此和好”。 ^[18]  明朝也並非坐等後金退兵，而是一邊要地，一邊修築塔山、大小淩河城及錦州城，加緊備戰。後金天聰元年（明天啓七年，1627年）五月，繼徵朝鮮王朝之後，皇太極親率大軍徵明。這時明朝干將袁崇煥正在實施“恢復之計”，即“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他修城屯田，以屯養戰，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 ^[19]  皇太極想及早發動進攻，發動寧錦之戰，結果自己傷亡慘重，寧遠城卻屹立未動。繼續又攻十幾天，依然無成。守寧遠的正是袁崇煥，他命令滿桂、尤世祿、祖大壽出城拒戰。皇太極督代善、阿敏、莽古爾泰、阿濟格等進擊。明軍吶喊抵抗。袁崇煥坐鎮指揮，放大炮，後金兵一排排倒下，遊擊覺羅拜山、備禦巴希等被射死，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瓦克達俱傷。 ^[20]  明將滿桂也負重傷，士兵死傷大半。寧遠不下，皇太極又返回錦州，時已六月四日。將士中暑很多，皇太極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此戰明軍防守成功，時稱“寧錦大捷”。 ^[19]  遼西不能攻取，便不能進山海關，如果要奪取北京，只有另找出路。皇太極對蒙古是有所瞭解的，當時他已參加過與喀爾喀、科爾沁等部的結盟，也曾領兵馳援過科爾沁。 ^[21] 

後金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1628年）二月，皇太極首先帶領兩個幼弟多爾袞及多鐸統大軍親征察哈爾所屬的多羅特部，進至敖木倫地方，俘獲一萬一千二百人。因敖木倫大捷，多爾袞被賜號墨爾根戴青，多鐸賜號額爾克楚虎爾。 ^[22]  八月，與喀喇沁議和，九月調科爾沁、喀喇沁、敖漢、奈曼及喀爾喀諸部兵來會。九月六日，後金大軍出征察哈爾。二十日進擊席爾哈、席伯圖、英、湯等處，俱下。第二天追至興安嶺，獲人畜無計其數。十月中旬勝利而歸。 ^[22]  這次出征，後金既打擊了大敵察哈爾部，也進一步鞏固了對已歸服的蒙古諸部的統治。不久，皇太極派阿什達爾漢到這些地方宣敕，以後如徵察哈爾，凡管旗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徵，違者罰馬駝，不至約會之地者也罰馬 ^[23]  。

後金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至天聰四年（明崇禎三年，1630年）正月，皇太極在明朝關寧錦防線難以攻克的情況下率軍從蒙古突入內地，攻打北京失利，史稱“己巳之變”。天聰四年（1630年）正月，皇太極領兵攻佔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他決定鞏固已佔的四城，在關內打進一顆釘子，以為據點。明廷調集各路大軍，組織反攻，收復永平等四城，後金兵敗歸瀋陽。皇太極因失已得四城，“感傷墮淚，大小諸臣，見之無不流涕”。 ^[93] 

皇太極繼位後，順應歷史發展趨勢，促進了後金政權的封建化進程。皇太極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養，這時他推行了振興文教的措施。後金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亂，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爾哈赤屠殺文人的政策，並於當年進行考試，選取了滿、漢、蒙古生員二百人。 ^[23]  他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説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規定從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 ^[24]  他派人丈量土地，將“各處餘地”歸公，發給民户耕種，不許旗主、貴族再立莊田。又把原來每13名壯丁編為一莊改為每8名壯丁編為一莊，“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户。”並下令編審壯丁，解放部分奴婢為編民。這些措施，使滿族貴族的特權受到一定製約，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他極力學習漢族文化，命儒臣翻譯漢字書籍。

皇太極積極削弱其他三名貝勒，後金天聰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極利用二貝勒阿敏棄灤州、永平、遷安、遵化四城敗歸為口實，召集諸貝勒大臣會議，定阿敏罪狀16條，將阿敏送高牆禁錮，永不敍用，不久阿敏病死。後金天聰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淩河之戰中，皇太極和三貝勒莽古爾泰發生口角，莽古爾泰拔劍相向，皇太極以此為由將莽古爾泰治罪，革去大貝勒名號，降為一般的貝勒，奪其五牛錄的屬員，罰銀萬兩及馬匹若干。莽古爾泰後因氣憤暴卒。 至此，三大貝勒只剩下大貝勒代善一人。同年十二月，當諸貝勒提出莽古爾泰“不當與上並坐”，代善立即説：“我等奉上居大位，又與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上南面居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他主動請求退出並坐，得到皇太極允准。 ^[93]  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賀中，皇太極接受禮部參政李伯龍之建議，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舊制，改為自己“南面獨坐”，突出汗位獨尊地位。 ^[25-26]  到了天聰九年（1635年）九月，皇太極召開諸貝勒大臣會議，指責代善對己不恭，眾議代善“與皇上相左”，列了四條罪狀，擬革去大貝勒名號，削除和碩貝勒職，剝奪十牛錄所屬人口，罰雕鞍馬十匹，甲冑十副，銀萬兩。但是皇太極心中有數，這不過是借題發揮，提高汗權而已，所以只罰銀馬甲冑。從此，威脅汗權的三大貝勒勢力已除，皇太極實力大增，其餘貝勒無力和他抗衡，使汗權得以加強和鞏固。 ^[93] 

皇太極為了團結和拉攏漢族與蒙古族，加強統治基礎，同時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以適應對明戰爭的需要，也為了平衡滿族八旗旗主和諸貝勒的軍事勢力，將八旗組織擴大到漢族和蒙古族中。 ^[93]  天聰七年（明崇禎六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極在一次講話中諭令將士對新附之眾，“一切勿得侵擾”。 ^[27]  在皇太極影響下，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紛紛歸降了後金。皇太極率諸貝勒出迎至渾河，行抱見禮，以示優隆 ^[28]  。孔、耿不僅帶了一萬二千多精壯官兵及紅夷大炮等，而且加速明朝的遼東海防的瓦解。 ^[29]  之後不到四個月，明鎮守廣鹿島的副將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後塵，皇太極稱讚他“識時勢之向背”，“殘破海防，實為我功”。 ^[30]  到天聰七年（明崇禎六年，1633年）馬光遠統領漢兵時，實際形成了一個漢軍旗，滿語叫烏真超哈。 ^[31]  孔、耿、尚所領兵也是漢軍。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1634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極在瀋陽城郊閲兵，參加的有滿洲八旗、蒙古二旗、舊漢兵一旗，共十一旗。 ^[32] 

後金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1635年），多爾袞等平定察哈爾部，統一了漠南蒙古 ^[93]  ，並且獲得所謂“歷代傳國玉璽”。 ^[33]  十月，統一族稱為“滿洲”。 ^[34]  十二月，羣臣以察哈爾降服及獲得“傳國玉璽”為由，請皇太極“早正大號”，皇太極推辭。 ^[35]  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又以“早正尊號”徵詢漢官儒臣的意見，鮑承先、寧完我、范文程、羅繡錦等都表示贊成。薩哈廉又召集諸貝勒各書誓詞，向皇太極效忠。外藩蒙古諸貝勒聞訊也請求上尊號，皇太極同意了。上尊號的準備活動至天聰十年三月末大體就緒。 ^[36]  四月十一日，皇太極在盛京天壇祭天，然後“踐天子位”，受尊號為“寬温仁聖皇帝“，定國號“大清”，改元崇德。 ^[37-38] 

清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極以“朝鮮敗盟逆命”為由，決定發兵討伐。十二月二日，皇太極率軍起行。朝鮮國王李倧預料“朝夕被兵”， ^[39]  寄希望於明朝支援，實際落空了。清軍於十二月十日渡鴨綠江，十三日抵安州，來勢兇猛，史稱“丙子之役”。第二年正月初七日，清軍戰勝朝鮮全羅、忠清兩道援軍，李倧逃到南漢山城“勢窮情迫”，稱臣請罪。皇太極要求嚴懲朝鮮挑起釁端的大臣，同時造船發兵攻入江華島，獲朝鮮王妃、王子及閣臣等人。三十日，李倧親至皇太極面前伏地請罪，史稱“丁丑下城”。舉行受降儀式後，當即留下其長子及次子為質，其餘被俘妻子家口二百餘人遣送還京。二月初二日，皇太極自朝鮮班師。 ^[40]  從此清朝代替明朝把朝鮮變成了藩屬。朝鮮對清朝由以前的兄弟之稱，更執藩臣之禮。不久阿濟格領兵攻克皮島，斬明將沈世魁等，徹底解除了清朝攻向關內的後顧之憂。

皇太極對明朝的軍事行動仍因山海關的阻隔，分成為入口之戰和關外之戰。崇德年間一共發動了三次入口之戰（丙子之變、戊寅之變、壬午之變），每次作戰都分出一部分兵力在關外，以為牽制。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極派阿濟格等領兵出戰，這是第一次入口之戰。俘人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生擒總兵巢丕昌。 ^[41]  崇德四年（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軍渡運河，攻破山東濟南府，克城敗敵，俘人口二十五萬餘，四月凱旋。清軍最大的損失是揚威大將軍嶽託死於軍中。 ^[42]  崇禎帝不但宣佈了京師戒嚴，而且非常憂慮，以致在農民軍和清軍都攻上來的時候，寧肯暫時放鬆對農民軍的圍剿，而把主要力量調到抗清戰場上。 ^[41] 

崇德五年（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月，清軍修義州城。過去清軍分出一部分入塞，現在全力用於松錦大戰。崇德六年（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八月，皇太極見形勢危急，不顧鼻子出血，經過六天急行軍到了松山。皇太極親征，大大鼓舞了清軍的士氣。他部署清軍自烏忻河南至海，橫截大路，綿亙駐營，再在高橋設伏，圍追堵截，處處有備。二月十八日清軍入松山，生擒洪承疇。三月初八日，錦州城內的祖大壽也以孤立無援被圍一年後投降。四月，清軍又攻克塔山、杏山，並毀二城。至此，松錦決戰以清軍勝利告終。此戰殲滅明軍五萬餘人。 ^[43]  接着，清軍降服松山、錦州。

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皇太極發動了生前最後一次入口之戰（壬午之變）。他對這次軍事行動提出了異乎尋常的要求，即注意明朝和農民軍的動向及應採取合作的態度。 ^[44]  這次進軍的統帥是奉命大將軍阿巴泰等，兩翼大軍分別從界嶺口及黃岩口毀牆而入，長驅南下，至山東兗州，計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敗敵三十九處，獲黃金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及牛馬衣服等物。漢軍將領李國翰、佟圖賴、祖澤潤、祖可法、張存仁等請求乘勝奪取北京，皇太極仍堅持既定國策，不輕易冒險，表示：“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僕。朕今不取關外四城（寧遠、中後所、前屯衞、中前所），豈能即克山海？今明國精兵已盡，我兵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從此燕京可得矣。” ^[98]  終皇太極之世，清軍不曾通過山海關，但沒有他們掃清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清兵入關。同年十月，西藏達賴五世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和厄魯特蒙古戴青綽爾濟等向清朝通好。皇太極一再盛讚藏傳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對佛教篤信不疑。 ^[45] 

皇太極在五十歲時，因他心愛的宸妃之死，身體立刻變得虛弱了。皇太極一生娶了十五位妻子，而他最喜歡的是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1634年）娶的博爾濟吉特氏，崇德元年封她為關雎宮宸妃。這位妻子賢淑文靜，皇太極和她頗恩愛，婚後曾生一子，皇太極高興至極，為此發佈了大清第一道大赦令。這個兒子二歲而殤。崇德六年（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九月，皇太極正在松錦前線，忽聽宸妃病危，急忙趕回盛京，到時宸妃已死。皇太極悲不自勝。從此這位身體一直健壯的皇帝忽而昏迷，忽而減食，常常“聖躬違和”。當年十月初二日，他對諸王及他們的妻子兒女説：“山峻則崩，木高則折，年富則衰，此乃天特貽朕以憂也。” ^[46]  這流露出皇太極已為他年老體衰而不安了。

崇德六年（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以後，皇太極因身體不好，曾發佈過大赦令，也減少了處理日常事務的負擔，甚至做過祈禱。崇德八年（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9月21日）夜裏亥刻，皇太極猝死於盛京後宮，年52歲。 ^[107]  諡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温仁聖睿孝文皇帝，後累加諡為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廟號太宗。葬瀋陽昭陵（北陵）。 ^[47] 

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外部處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鮮的包圍。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皇太極逐步建立國家統治機構，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

努爾哈赤時期，後金的國家行政機構很簡陋，基本上是以旗代政，一職多能。皇太極為了適應後金政權的封建化和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協調滿、蒙、漢關係，強化汗權，使其處於獨尊的地位，逐步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行政機構。他要求“凡事都照大明會典行”，故行政機構多仿自明制。

天聰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極設文館，命儒臣分別負責翻澤漢字書籍和記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隨後，皇太極不斷吸收漢人入館理事，如范文程、寧完我、鮑承先、高鴻中、馬國柱、楊方興、高士俊等。文館不僅是一個譯書、記注的機構，一切往來國書及官員奏章都要經過它辦理，而且它的大臣以奏議的方式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參與議政，可見它已是清代內閣的雛型。

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極接受漢官寧完我的建議，仿明制設吏、户、禮、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貝勒一人領其事，下設承政、參政、啓心郎等分掌其職。諸貝勒分掌六部事務，他們和皇太極已不是原先的平列關係，而是封建的君臣隸屬關係。不久皇太極為了直接控制六部，又進一步削弱貝勒的權力，下令“停王貝勒領部院事”，這樣就把貝勒置於國家機構之外，皇太極獨主政務。

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皇太極改文館為內三院，即內國史院（負責撰擬詔令，編纂史書等）、內秘書院（負責掌管和起草對外文書、敕諭、祭文等）、內弘文院（負責講經注史，頒佈制度等）。設置八承政，分管內三院事務。五月，皇太極又更定內三院官制，其中以滿人為主，兼有漢人和蒙古人，其組織和職掌比文館更完善、更擴大了。內三院的官員參加國家機密，成為皇太極處理政務的得力助手。六月，皇太極在三院六部之外，設置都察院，其職掌是參加議奏、會審案件、稽察衙門、監察考試等，“凡有政事背謬及貝勒大臣有驕肆侵上，貪酷不法，無禮妄行者，許都察院直言無隱”，即使奏事不實，也不坐罪。該院的地位在六部之上，官員的設置與六部相同。與此同時，皇太極設立蒙古衙門，負責管理蒙古諸部事務，後改為理藩院。內三院、六部和都察院以及理藩院，合稱“三院八衙門”，這是仿照明制建立起來的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機構。它雖然同八旗制度並存，但是已逐步取代早先八旗所行使的國家權力。皇太極通過這套政權機構，把權力集中起來。

皇太極在為了使國家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發揮職能作用，促使各級官吏勤於職守，提高人員素質，不斷充實官員隊伍，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頒佈官員升賞、黜罰、考核等法令，如對部院各級官吏三年考績一次，有功者賞，有過者罰。二是實行科舉制，命生員參加科舉考試，吸收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參政。這批人“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他們被輸送到政府部門後，發揮了積極作用。 ^[93] 

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極下令改族名為滿洲。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四月，諸貝勒大臣以遠人歸服、國勢日隆為理由，請求為皇太極上尊號，未允。同年四月五日，滿洲諸貝勒、固山額真，蒙古八固山額真，六部大臣，孔、耿、尚，外藩蒙古貝勒及滿蒙漢文武官員齊集。多爾袞捧滿字表、巴達禮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漢字表各一道，率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宮門跪下，皇太極在內樓，御前侍衞傳達，皇太極命滿、蒙、漢三儒臣捧表入，諸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頭禮，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讀，表中盛讚皇太極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順民情，請上尊號，一切儀物，俱已完備，只待賜允。皇太極聽後同意，併發誓倍加乾惕，憂國勤政。消息由儒臣傳出，眾皆踴躍歡欣，叩頭而出。第二天決定選擇吉日四月十一日舉行登極大典。屆時正式祭告天地，受“寬温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大清，實際是把後金改為大清，改元崇德。祭告天地完畢，在壇前樹鵠較射。 ^[38] 

皇太極為了調整生產關係，解放束縛在八旗貴旗莊園裏的生產者，使其變成自由民，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頒佈《離主條例》。其中明確規定：凡役使奴隸的主人，除了八分即八固山貝勒外，犯有私行採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姦污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制申訴等罪，許奴僕告發，訐告者“準其離主”，聽所欲往。天聰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極又對《離主條例》作了補充，“凡訐告之人，務皆從實，如告兩事以上，重者審實，輕者審虛，免坐誣告錐，仍準原告離主。如告數款，輕重相等，審實一一款，亦免坐誣告之罪。如所告多實，及虛實相等，原告準離其主”。到了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皇太極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僕，他説：“前得遼東時，其民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朕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為奴僕者甚多，殊為可憫，故命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為奴者，俱著察出，編為民户”。這些措施，不僅打擊了奴隸主，削弱了奴隸制，而且許多奴僕成了自由民，有了自己的經濟支配權，從而提高了生產的積極性。 ^[93] 

皇太極非常重視農業生產，認為農業是“立國之本”，“國之大經”，因此頒行一系列保護和鼓勵農業生產的法令。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停止大規模的建築工程，指出：“工築之興，有妨農務”，以後“止令修補，不復興築，用恤民力，專勤南畝，以重本務”。天聰元年（1627年）九月，明令禁止屠殺大牲畜，規定“嗣後自宮中暨諸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殯葬市賣，所用牛、馬、騾、驢，永行停止”。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制定縱畜入田罰例，“如豕入人田，令送還本主，每次計豕罰銀五錢，過三次許赴告該牛錄額真，即以其豕給之。如羊入人田者，計每隻罰銀二錢。駱駝牛馬驢騾入人田者，計每匹頭罰銀’一阻仍償其禾”。天聰九年（1635年）三月，皇太極召集諸臣説：“嗣後有濫役民夫，致妨農務者，該管牛錄章京、小撥什庫等俱治罪”。六月，又下令禁止貴族郊外放鷹，以免蹂踐田園，傷殘牲畜。 ^[93] 

皇太極保護漢民耕種，鼓勵滿族務農，以確保農業生產有充足的勞動力。他認為，漢人有農業生產的經驗和技術，滿漢分屯別居後，禁止滿人到漢人居住地“擅取莊民牛、羊、雞、豕等財物。對缺少耕牛、農具的漢民，給以牛具，使其乘時耕種，要漢民“各安心農業”。此外，由於戰爭連年不斷，滿族壯丁幾乎全部披甲出征，農業生產主要由老人、婦女、小孩和奴隸進行耕作，生產受到影響。皇太極為了改變滿族壯丁只戰不耕的現象，天聰年間開始實行“三丁抽一”，就是説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產，稱為餘丁。披甲人和餘丁的關係是：餘丁專事農業生產，供給披甲人的生計，而披甲人所得戰利品也分給餘丁，耕戰相輔。他也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技術，強調農業種植要因地制宜，耕作應注意“地利”、“士宜”和適時，等等。由於措施得法，不到十年就收到很好效果。天聰年間後金的農業生產有了明顯的發展，糧食足用，倉庫充實，隨之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等，也有了一定的發展，從而使後金的經濟逐步擺脱了困境。 ^[93] 

手工業生產也大有進步。盛京（今瀋陽）宮殿大部分為皇太極時所建，其規模和工藝技術都標誌後金手工業的水平很高。盛京城西實勝寺，鑄大鐘千斤，是冶鑄業的發展象徵。商業貿易在境內有之，與明及朝鮮也均有之。皇太極曾命令大學士希福帶領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錄章京以上家人的龐大代表團赴張家口貿易。後來又命人到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買馬。個人遠走貿易的也不乏其例。

皇太極在國內大力實行改革時，並沒有放棄父汗努爾哈赤對外擴張的政策。他命令軍隊建造具殺傷威力的武器紅衣大炮，並且將單一的騎兵兵種，改建成一支騎兵、炮兵與步兵多兵種的軍隊 ^[48]  。對明大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紛紛自願來投的行為封王封侯，寵榮備至。隨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將領的降順，皇太極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大大增強了軍事力量。

皇太極的統治還繼續利用了八旗這個軍政合一的組織。他使八旗通過變革越發充滿生機。一是對滿洲八旗不斷補充新的成員，二是完善和擴大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努爾哈赤時的滿洲被稱為“佛滿洲”，即舊滿洲。皇太極對黑龍江等地多次用兵，帶來大批少數民族加入滿洲共同體，被稱為“伊徹滿洲”，即新滿洲。皇太極把新滿洲編入八旗。崇德五年（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一次就把徵索倫俘獲的新滿洲壯丁並家小五千六百七十三人編為牛錄，隸於八旗了。同時把徵庫爾喀俘獲的新滿洲壯丁四十二人補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額。滿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早於漢軍八旗建立。崇德年間漢軍八旗發展最快。

崇德二年（明崇禎十年，1637年），照滿洲例，漢軍分為兩旗，四年擴大為四旗，每旗設牛錄章京十八人，固山額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但內部仍分正黃鑲黃兩旗，正白鑲白兩旗，正紅鑲紅兩旗，正藍鑲藍兩旗。崇德七年六月正式完成了漢軍八旗的建制。皇太極説：“我國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這種擴大滿洲八旗和建立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既增強了清朝的武裝力量，也對滿蒙漢的廣大人民實行了深一層的控制。尤其是為了奪取全中國統治權，皇太極創立的漢軍八旗有重要意義。 ^[49] 

對於朝鮮，皇太極經過兩次出征（丁卯之役、丙子之役），朝鮮國王李倧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並將王子送到瀋陽為人質。

對蒙古諸部，皇太極採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政策。首先爭取與察哈爾林丹汗不和的科爾沁、喀喇沁等部的歸附。為了籠絡蒙古封建上層分子，皇太極用聯姻、賞賜、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襲職例、崇奉喇嘛教、與西藏僧俗頭領建立聯繫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諸部的支持和效忠。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次年（1635年），後金軍繼續進攻察哈爾餘部，林丹汗之子額哲奉母獻傳國璽歸降。鄂爾多斯部也為後金所並。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統一於後金。

對黑龍江各部，皇太極稱帝時，黑龍江流域還有一些從事漁獵的部落，虎爾哈、瓦爾喀、索倫、達斡爾等散處在山河之間。天聰八年（1634年）精奇里江畔的達斡爾人巴爾達齊率部歸附後金。此後，瓦爾喀部馮家屯人季思哈、巴克達等相繼投附，授予甲喇章京。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派副都統霸奇蘭領兵往徵黑龍江地方，招撫各部落。説：“此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攜之而來，皆可以為我用。” ^[94]  歸附人户編成牛錄或仍留居原地，或隨軍遷來，給與田舍用具。同年，虎爾哈部降附。崇德二年（1637年），索倫部博木博果爾來貢貂皮等物。次年，又反清自立。崇德四年（1639年），清朝派索海等出征。次年，大敗博木博果爾兵，攻克雅克薩城。崇德六年（1641年），又派錫特庫等出兵追擊，博木博果爾在奇洛台（赤塔附近）被擒。清軍索海等俘獲索倫人口男子二七五一人，女子三九八九人，編入八旗，稱為“新滿洲”，賞給衣服、布匹。 ^[95] 

在此期間，清兵又先後征服烏札拉、尼滿、阿庫裏等部。原來被稱為東海女真的部落均歸於清朝統治。《清太宗實錄》記載，清軍征服諸部，俘虜人口共計二萬四千八百四十四人。絕大部分與降人一樣，作為“新滿洲”編入牛錄。使馬鄂倫春與使鹿鄂倫春降附，也“審户比丁，編為佐領。” ^[95] 

對明朝，皇太極全力以赴發動戰爭。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他命阿濟格統兵南侵，掠奪人畜十八萬。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二年，1638年），又命多爾袞、嶽託率軍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處，虜獲人口四十六萬，金銀百餘萬兩。為了從正面打開山海關，自崇德五年（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月起，發動了錦州戰役。明廷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往援錦州祖大壽。皇太極親自坐鎮指揮。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將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關外僅剩寧遠一孤城。

皇太極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説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規定從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 ^[24]  皇太極還非常重視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至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七月達海逝世時，經他手已翻譯成帙的漢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及正在翻譯中的《資治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等。後來又命達海之子繼續學習漢書。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1635年）後金的文館諸臣翻譯了遼宋元四代史書 ^[50]  。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太祖努爾哈赤為文書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額爾德尼等人以蒙古字母為基礎，結合女真語音，而創制了滿文，這種由蒙文脱胎而來的初期滿文，是沒有圈點的滿文，叫做老滿文。

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年），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將老滿文在字旁加置圈點，使滿文的語音、形體更臻完善，這種加置圈點的滿文，叫做新滿文。

皇太極繼位後，內部滿、漢、蒙幾十萬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都聚集在遼河東、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滿族統治者內部等等各種矛盾都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後來，又數次入塞，擄掠了上百萬人畜，遼東漢人一下子幾倍於滿人。如何穩定漢族人的民心幾乎成為後金勝敗存亡的關鍵。面對“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極意識到“治國之要，莫先安民”。 ^[51]  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強調“滿漢人民，均屬一體”， ^[52]  特別注重消彌和緩和遼東滿漢民族間的矛盾。

崇德年間，雖然不再發生大批漢人被殺，或漢人投毒、攔路劫殺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極卻仍然注意緩和清朝的社會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養人”的事情，尤其是對新掠取或來降的滿洲、蒙古、漢人做好安置。皇太極晚年，他的子侄們在他面前發牢騷説太祖時誅戮漢人，而今漢人有為王者矣，有為昂邦章京者矣，而滿洲宗室卻有為官者，有為民者，“時勢顛倒，一至於此！”但皇太極並未因此動搖其國策。

此後，皇太極屢下諭旨，主要政策有：強調寬待遼東漢人，“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慾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以往，雖舉首，概置不論”；強調滿漢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下令禁擾漢人，“有擅取莊民（指漢人）牛、羊、雞、豚者，罪之”；明確規定“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户”；一改努爾哈赤屠戮漢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養”。皇太極屢次諭其臣下，對於“凡新舊歸附之人，皆宜恩養”，把故意擾害漢人的行為視為“隳壞基業”。並規定“管轄漢民各官，以撫養之善否”作為“分別優劣”的考核標準。再三申諭“今後來降之人，若諸貝勒明知而殺者，罰民十户；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殺者抵死，妻子為奴。”天聰二年（1629年）十月，興師伐明，皇太極再三申諭“歸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

皇太極“恩養”遼東漢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當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爭取遼東漢人民心的作用。

努爾哈赤時，對戰爭中俘獲的大量漢人強迫實行編莊，“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淪為農奴的漢人“每被侵擾，多致逃亡”。皇太極即位不久，針對這種情況，採取滿、漢“分屯別居”的辦法，以緩和民族矛盾，使漢民安心生產。規定：“乃按品級，每備禦即牛錄止給壯丁八，牛二，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户，擇漢官之清正者轄之"。這樣就有40％的漢民從滿官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成為由漢宮管理的自由“民户”。另外，還派孟阿圖等人“丈量地畝”，將“各處餘地”歸公，分給民户耕種，不許再立“莊田”。天聰四年（1630年）十月，皇太極下令編審壯丁，“凡貝勒家，每牛錄止許四人供役，有溢額者，……將所隱壯丁入官”。通過以上措施，大量土地改為國家控制的屯地，許多漢民壯丁變為國家管理的民户編民，而且實行“分屯別居”，協調了滿漢關係，促進了農業生產。 ^[93] 

由於民族的、階級的侷限，在處理民族關係上，皇太極也是袒護滿族，壓迫其他民族的。首先，他在極力淡化漢族人民民族意識的同時，又極力強化滿人的民族意識。皇太極時期，數次入塞，擄掠上百萬人畜，統治地區日漸擴大，人口劇增，再加上先進的漢族文化以鋭不可擋之勢衝擊整個滿族社會，這一切引起皇太極的高度警覺。他先是規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在語言方面，皇太極針對民族同居、滿人學習漢語的情況，強調漢官、漢民必須學習滿語。當時，不會滿語就會受歧視。不少漢官，“祗因未諳滿語，嘗被訕笑，或致凌辱，致使傷心落淚者有之” ^[53]  。同時，還規定官名及有關城邑名俱改為滿文。本來，努爾哈赤時期曾於天命五年（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總兵官品級為三等，其副將、參將、遊擊亦如之。眾牛錄下設千總四員” ^[54]  。皇太極則規定，“先照漢人稱呼的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備禦，今後再不許叫” ^[55]  ，另稱固山額真、牛錄額真等滿語官名。還將一些漢語城邑名稱改為滿語，“其瀋陽城，稱曰天眷盛京；赫圖阿拉城曰天眷興京” ^[56]  。此外，在服飾方面，皇太極時期規定，“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滿洲式樣” ^[55]  。皇太極還一再告誡滿族子弟要保持騎射的習俗 ^[57]  。力圖通過這一系列措施來強化滿族人民的民族意識。

皇太極征服漠南蒙古、建號稱帝后，隨即派遣使臣去漠北喀爾喀蒙古的三大汗處議和。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車臣汗派遣衞徵喇嘛等六人，從者一百五十六人到盛京，叩見皇太極，呈上奏疏，進貢馬匹弓箭。崇德三年（1638年），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均遣使來清朝貢，並規定此後每年進貢白馬八匹白駝一隻，稱為“九白之貢”。漠北蒙古（外蒙古）三汗由此成為清朝的藩部，清朝不再有後顧之憂，得以全力進攻明朝。 ^[95] 

天聰初年，皇太極基本繼承了乃父努爾哈赤的天命思想，認為上天威力無窮，可以立君，可以興國。他曾説：“天下諸國，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 ^[58]  又説：“興之、揚之、定之，悉在於天，非人力所能強得也。” ^[36]  對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間是非這一點，至少在天聰四年（1630年）以前他還是信從的。

天聰元年（明天啓七年，1627年），在遺朝鮮國王李倧書和致明寧遠守將袁崇煥書中都説：“惟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乃以我為是，以明為非。” ^[59]  對“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尤其在他親率軍隊徵明，一舉攻克遵化城時，興奮地宣諭將士：“已蒙天佑，克奏膚功。然此猶佑我之小者，後此之佑命錫福者，更大有在也。” ^[60]  對上天“佑命錫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綜觀皇太極一生言行，可以看出，雖則他對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則是他思想的主流。在永平、灤州得而復失之後，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1631年）皇太極親率大軍進攻大淩河，臨行前他對諸臣説：“今日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爾諸臣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恪遵訓諭，切識於心。” ^[61]  對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後金心中沒底，流露出天命無常的思想意識。天聰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錄章京劉學誠條奏建天地壇，皇太極覽奏後答曰：“至於建郊社，立宗廟，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業，彼時順承天心，恭議大典，未晚也。” ^[62]  更為明確地表述了天命無常的思想。

在皇太極看來，天命無常，“天道甚微”， ^[61]  天命是否歸於後金是個未知數，但君主在上天面前並非完全無能為力，天意是可以通過君主的行為來改變的。他吸收了中國原始儒學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進步天命觀。他對文館諸臣説：“見史臣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承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遂以為天子，為天所親愛乎？倘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鑑而已。” ^[62]  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只有“體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稱。

皇太極在國力較弱之時，曾採取對明暫時議和，以爭取時間的戰略。但大臣們都知悉入關奪取明政權是皇太極的夙願；即所謂“皇上志在中原” ^[63]  。天聰元年（明天啓七年，1627年），後金與明的寧錦之戰，大小數十次，後金以失敗告終。是年，因朝鮮李倧政權採取敵視後金之策，剛剛繼位的皇太極，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島的毛文龍，順擊李氏政權；直至李倧請和 ^[64]  。但此時與努爾哈赤之時已不同，後金勢力已經壯大，並不懼怕李氏政權從後方對其攻擊。故皇太極要採取的是進攻戰略。但卻遭到貝勒們的反對；故後金統治集團內部戰略思想出現爭議。皇太極是通過盛京君臣大討論，對明、蒙、朝三大敵方勢力進行戰略判斷，並及時地對原有判斷作出調整。

皇太極最終戰略目標是明朝，攻明戰略是指導戰爭全局的原則性、綱領性任務。但貝勒們的“共識”中'有一個“隱患”，就是太過輕鬆地估計了對明作戰；沒有深刻地考慮到對明作戰的曠日持久；這一點只有皇太極有思想準備。在總的戰略之中，根據戰局發展，突然派兵征伐李倧，解決後顧之憂。 ^[65] 

而從天聰年間起，四次入塞徵明，也證實了要滅明是需要一些時間的。這正如皇太極的伐大木理論所言：取燕京如伐大樹，需要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僕。明朝雖已腐朽不堪，但作為一株百年大樹，尚未達到自僕的程度。而先解決李氏政權這個後顧之憂，無疑會為後金增加新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後顧之憂。而後崇德年間迫使李氏政權臣服，確實證實了皇太極這一戰略思想的正確。 ^[65] 

皇太極從天助神佑的天命觀出發，強調“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無道者，被天譴” ^[66]  。認為自恃其力，恣行殺奪，人心未合，必然失敗；力行仁義，勤治農桑，發展經濟，擴充實力，爭取民心，就能立於不敗之地。積極發展軍事力量，先後組建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完善了八旗兵制。要求部隊嚴格訓練，“操演嫺熟”。在保持和發展八旗兵騎射長技的同時，重視採用先進的軍事技術，利用漢人工匠製造紅衣炮，組建炮兵部隊，增強戰鬥力。

治國治軍，主張以人才為本，不論民族、資歷，惟才是用。以“滿漢一體”為號召，爭取漢人支持，重用漢人降臣降將，以漢治漢。繼承努爾哈赤“伐大木”的戰略思想，並根據後金“家邦未固”、“四境逼處，素皆不協”的內外形勢，進一步確定了先征服弱小之敵，拆散敵人之間的聯盟，解除後顧之憂，爾後集中力量攻擊強敵，統一天下的戰略方針。改變努爾哈赤單純依賴武力連續攻明的戰略，採取講和與自固的靈活政策，以達到麻痹敵人，爭取民心，贏得時間，壯大自己的目的。他五次派兵避開明朝堅固的正面防線，繞道入塞，深入京畿，不斷削弱明朝實力，改變了雙方力量對比，為最後決戰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在作戰上，善於根據不同的作戰對象，採取不同的戰法和策略：大軍壓境，速戰速決；掘壕築牆，久困長圍，圍點打援；武力征討與政治招撫相結合，成功地指導了對朝鮮、漠南蒙古和明朝的戰爭。皇太極的軍事思想，吸收了中原漢族軍事文化，豐富和發展了滿族的軍事思想，在清代前期有重大影響。

後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啓六年，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努爾哈赤身感不適，帶領衞兵三千前往清河温泉療養。半個月後的八月初十日夜，受到毛文龍部下官兵至狗兒嶺相威脅，於十一日晨，乘坐輕舟沿代子河轉回都城。傳話請阿巴亥前往。夫妻相遇於距離瀋陽40裏的靉雞堡。當日，努爾哈赤與世長辭，享年68歲。

努爾哈赤在關鍵時刻，除阿敏陪伴外，只請大妃前去，必有大事交代，説些什麼，無人知曉。但正在此時後金政局卻發生歷史性震動。汗父死訊傳來後，代善長子嶽託、三子薩哈廉首先説服父親推戴皇太極為汗。代善失政後，佩服皇太極，認為“汝智勇勝於我，汝須代立”。這意味着兩紅旗站到皇太極一邊。三貝勒莽古爾泰早年生活所需都是皇太極供養；在先攻擊朝鮮後徵遼東問題上，附和皇太極意見；阿敦事件中同樣是皇太極的幫兇；同時，其弟德格類早就是皇太極爭奪汗位的附和分子。自然，正藍旗在代善稍加説服後，也站了過去。二貝勒阿敏是有條件的支持。這樣，皇太極在八旗中佔了絕對優勢。其二，在關鍵時刻，汗父將大妃調離京城，使兩黃旗羣龍無首，皇太極勢力得以從容謀劃。所謂汗父遺書等盡皆準備就緒。十一日晚間，阿巴亥懷着悲痛心情陪同靈柩歸來，尚未得到喘息之機，第二天早晨代善等便向她宣佈“遺言”，指責她：“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悦，雖有機變，終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為國亂”，假稱：“預遺言於諸王曰：‘俟吾終，必令殉之’。”並逼迫説：“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受代善等強大勢力威脅，阿巴亥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只能哀痛地提出最低要求：將他的兩個幼子多爾袞、多鐸相托付，希望諸位貝勒“恩養之”。於是，當日辰時，自盡陪殉，享年37歲。她留下的最大懸念是在靉雞堡，努爾哈赤臨終時究竟説了些什麼，多爾袞發出皇太極汗位是“原系奪立”聲音，與此不無關係，故有人相信：“太祖有傳位之遺命。”

海蘭珠嫁給皇太極時已經26歲。海蘭珠入宮，皇太極夙願得嘗，喜形於色。皇太極正式登基稱帝后，冊封五宮后妃。剛入宮一年多的海蘭珠被正式冊封為東宮大福晉，漢號宸妃，在後宮的地位僅次於姑母中宮皇后哲哲，位次比妹妹布木布泰（莊妃）高出兩個等級。

崇德二年（明崇禎七年，1637年）七月，宸妃誕下皇子，皇太極更是喜不自勝。嬰兒出生第八天，皇太極便傳命文武羣臣聚集皇宮大政殿，頒佈詔諭。隨後還宣佈，除十惡不赦者外，其他罪犯一概赦免。宸妃所生雖為皇八子，但其兄長無一出自皇太極稱帝后的崇德五宮后妃，所以他就成了日後最有資格承襲皇位的“嫡長子”。皇太極宣佈因他降生大赦天下，也含視其為繼承人之意。宸妃在寵冠後宮的同時又母以子貴，正合皇太極心願。所以，從孩子降生到次年春節，他與宸妃在精心撫愛小兒子的同時，不斷接受着來自各方面的祝福。甚至有使臣來瀋陽參加新春慶典時，在朝賀皇帝、皇后之外，另進了一份給皇八子的賀表賀禮，使皇太極頗感滿意。

皇太極親臨松山之戰前線指揮作戰期間，宸妃患病，得知此事的皇太極安排好一切急忙往回趕。可惜還未趕到時，噩耗已至。海蘭珠死後，皇太極哭了七天。當時朝鮮的《沈館錄》對此也有記載：“……汗大悲痛，歸路哭泣不止矣。”

後金天聰八年（1634年）八月，林丹汗的側福晉，時稱竇土門福晉，由他部落的一名叫多尼庫魯克的護送下，到皇太極的軍營行幄，表示歸順，其實是竇土門福晉想嫁給皇太極，請問皇太極是否接納。大貝勒代善等見狀，自然明白他們的心意，便到皇太極面前説，此女乃上天所賜，應該把她納為妃子。皇太極考慮了三天，最後決定娶竇土門。

皇太極説：就按貝勒們的意見辦吧，納就納吧；他還直嘀咕：我説，怎麼會有野雞往我的大帳中鑽呢！皇太極對諸貝勒大臣説，當他行軍途中，駐蹕於納裏特河時，曾有一隻雌雉飛入他的御幄，這就是美女入帳的“吉兆”，竇土門福晉來歸嫁看來是“天作之合”，既然是上天的旨意，那就要接受了。當然這可能是對外的説辭，因為在行軍入荒野，野雉各處覓食，飛入帳幄，也是常有的事；皇太極於是派巴克什希福等前往迎接，護送竇土門福晉的多尼庫魯克非常高興，説他們此來的目的，就是為送福晉給皇太極的，而且望天拜謝，並歸降後金國。這個美女，不是別人，就是在瀋陽故宮台上五宮的衍慶宮的淑妃，位居第四位。從察哈爾到盛京，踏着大漠的風沙，與同嫁一夫的姑侄三女同族同姓博爾濟吉特氏，但並不在一個部落的娜木鐘一路走來。這位蒙古族的囊囊太后改嫁到了滿族皇宮裏，成為皇太極的貴妃，她佔據了西宮。

皇太極也以洪太極、黃台吉 ^[78]  等名字在明末清初的文獻中出現。現代學者多認為皇太極並非其真實名字，而僅僅是其稱號，來源於蒙古貴族的稱號“渾台吉”。 ^[79] 

而皇太極的本名眾説紛紜。俄羅斯漢學家G.V.戈爾斯基認為“皇太極”的本名是“阿巴海”（Abakhai）。此説曾一度被西方學界廣泛接受，但這個名字並沒有在當時的漢文和滿文文獻中登場，因此被認為是錯誤的； ^[80]  很有可能系其稱號“天聰汗”的誤解。

在明代陳仁錫的《山海紀聞》裏，皇太極以“喝竿”的名字出現； ^[81]  而在《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實錄》中，皇太極以“黑還勃烈”的名字登場。 ^[82-83]  日本學者三田村泰助根據這兩種文獻，提出皇太極的本名大致讀作“Hekan”的説法。三田村泰助將《仁祖實錄》中的“黑還勃烈”還原為滿語“hekan beile”：“黑還”（hekan）是皇太極的本名；“勃烈”（beile）即“貝勒”，是滿洲貴族的一種稱號。 ^[84] 

據野史記載，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1635年）九月初六，察哈爾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率眾歸附皇太極，並獻上歷代傳國玉璽。為此，皇太極特率眾貝勒迎至盛京城外南岡，設香案拜天受之。皇太極君臣認為此璽系秦漢以來的傳國玉璽，即卞和得於荊山下的和氏璧，這可能讓皇太極產生可取明而代之或至少是可與明分立天下的想法，隔年遂易國號為大清。但實際上，此璽是漢篆“制誥之寶”，因為明朝頒給蒙古的誥命會鈐印“制誥之寶”，故此璽應是明璽抑或是蒙古人據明璽所偽造之物。順治中後期，此印已不再使用，乾隆帝正式確定此非歷代傳國玉璽並將其銷燬，強調“君人在德不在寶”，但可能又考慮到如果沒有“傳國璽”會影響皇太極稱帝的正當性，在多年又重製“制誥之寶”。 ^[97] 

關於皇太極之死，歷史上有很多爭議。有關清代官書上記載“無疾而終”：崇德八年（1643年）農曆八月九日，已勤於政務一天的皇太極晚上亥時（21點至23點），在清寧宮南炕突然死亡。但據史料記載，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極“聖躬違和”，崇德五年（1640年）農曆七月到鞍山温泉療養。崇德六年（1641年）松山大戰前夕，前線告急，皇太極原定於崇德六年農曆八月十一日親征，卻因鼻衄推遲三天。崇德七年（1642年），因“聖躬違和”，在大清門外大赦人犯；崇德八年（1643年）又“聖躬違和”，不但正月初一免了慶賀禮，而且再次大赦，並向各寺廟禱告，施白金。皇太極一生勤於政事，事必躬親，導致積勞成疾，加之宸妃之死，悲痛不已，使潛伏的重病一朝突發，瞬間猝死，遂引起諸多猜疑。

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死後葬於清昭陵。清昭陵位於盛京古城北約10華里（皇姑區北陵大街北端），俗稱北陵。是清朝關外三陵中最大的陵園。始建於崇德八年（1643年），順治八年（1651年）竣工。昭陵保護區佔地面積近48萬平方米，現存古建築38座（組），所有的建築以神道為中心軸線對稱分佈，形成平面佈局規整、禮制設施齊備的皇陵規制。自南向北依次有下馬碑、華表、神橋、石牌坊、正紅門、石像生、神功聖德碑亭、方城、隆恩門及門樓、角樓、隆恩殿、東西配殿、二柱門與石台，明樓、月牙城、寶城、寶頂等建築 ^[77]  。

清昭陵的建築風格保留了清初關外的某些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更多則是按中原王朝的陵寢規制建造。陵區莊嚴肅穆，主體建築設計精道，施工精細，造型華麗。建造在精雕細琢的月台之上的隆恩殿、城堡式的方城、高聳的隆恩門樓，造型別致的角樓，充滿神秘色彩的地宮，氣勢非凡的神功聖德碑及碑亭等，皆為昭陵頗具特色的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的精美傑作。清朝入主中原後的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四朝皇帝曾10次親臨昭陵祭祀。

（演員表參考資料） ^[8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