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月湖公園

開鑿於唐貞觀年間（636年）,宋元佑年間建成月湖十洲。南宋紹興年間，廣築亭台樓閣，遍植四時花樹，形成月湖上十洲勝景。這十洲分別是：湖東的竹嶼、月島和菊花洲，湖中的花嶼、竹洲、柳汀和芳草洲，湖西的煙嶼、雪汀和芙蓉洲。此外還有三堤七橋交相輝映。宋元以來，月湖是浙東學術中心，是文人墨客憩息薈萃之地。唐代大詩人賀知章、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宋代著名學者楊簡、明末清初大史學家萬斯同，這些風流人物，或隱居，或講學，或為官，或著書，都在月湖留下不可磨滅的印痕。 ^[1] 

乘車路線：公交車1路，518路，9路，238路，812路，14路，820路可直達

【高麗使館遺址】

寧波月湖公園(28張)

位於月湖東岸寶奎巷一帶.是昔日寧波港對外交往和中國與高麗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熙寧七年(1074)寧波開始接待高麗使者。北宋政和七年（1117）明州太守樓異奉宋徽宗旨意，在明州設置“高麗司”，管理與高麗國往來的有關政務，並在月湖東岸“菊花洲”上，創建了國家級迎賓館——高麗使行館。高麗使館是北宋時期明州接待高麗來使的住所，是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也是寧波“海上絲綢之路”與外埠政治、商貿往來的一處的重要文化遺存。

“明州與高麗交往史陳列”主要由序廳、高麗廳、明州廳等幾大部分組成，總體陳列開放面積達750平方米。

【佛教居士林】

坐落在月湖文化景區的柳汀洲上，右毗賀秘監祠，後臨月湖。風景幽雅，瑞氣靄林。林內諸座殿宇蔚為巍峨，雕樑畫棟，古樸典雅，重樓歇頂，莊嚴清淨。碧波盪漾的“放生池”及飛檐玲瓏的“水雲亭”，構成人喜人愛的怡人景觀。居士林是佛教居士們學習教理、開發智慧、弘揚教義、淨化身心的活動場所。該林始建於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1284）初為家祠。元泰定四年（1237）改為驛站，後改為玄壇殿，辛亥革命後，由鄞縣姜山邊文錦大居士捐資將居士林由南門遷移至現址。建立大雄寶殿，西方三聖殿等。1989年後修復大雄寶殿、三聖殿、地藏殿、彌勒殿、圓通殿、唸佛堂、放生池等。

【賀秘監祠】

位於月湖風景區柳汀島上，陸殿橋下的賀秘監祠，人文品位很高。東為居士林、關帝廟.賀秘監祠，俗稱湖亭廟。現存建築為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重修的，坐北朝南。該建築共有三進，均為五開間。正殿門額題有“唐秘書監賀公祠”，祠內原有北宋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的《眾樂亭詩刻》，其中有王安石、司馬光等十五人詩二十首;南宋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重建逸老堂記》，吳潛撰文，張即之書，元至正二十年(公元l360年)《賀秘監祠堂記》劉仁本撰文，史銓書，周伯琦篆，徐仲裕刻；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l543年)《敍唐秘監賀公知章碑》，沈愷撰文方仕集唐李邕書等碑刻。有的已遷至天一閣東園.

賀知章(公元659--744年)(賀知章名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字秀真，會稽永興縣(蕭山)人。唐徵聖元年(公元695年)舉進士，開元中升遷秘書監。他在天寶三年告老歸鄉，居四明小溪湖上，賀知章擅詩、書，高風逸韻，向為世人推崇。善談説，平時嗜酒，與杜甫、李白等結為好友。李白也譽其為“四明逸老”。至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以邀遊里巷為樂，醉後揮舞筆墨，頃刻間寫成好文章，可惜他流傳下來的墨跡極少。

【服裝博物館】

位於市中心的月湖景區，創建於1998年10。一個以展示中國服裝服飾文化和歷史為主題內容的大型服裝博物館，這也是中國第一家服裝專業博物館。博物館展示了寧波紅幫裁縫最近兩個世紀以來成長和發展的軌跡。紅幫裁縫從橫濱港學藝、海參崴淘金髮軔，到上海灘成名、東三省拓展、天津衞稱雄，終於積澱起豐厚的紅幫服飾文化。中國第一套西裝、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套中山裝、第一本西服理論著作、第一家西服工藝學校等均出自寧波人手筆，此外，寧波還有“中國紅幫第一村”、“申城西服業的搖籃”等美譽.尤為彌足珍貴的是有關孫中山製作第一件中山裝的史料和為毛澤東主席製作的“毛裝”、周恩來總理的西服樣件，都已被該館所珍藏。

【銀台第官宅博物館】

位於偃月堤邊的銀台第，建於清道光三年(1823)，主人童槐曾任江西、山東按察使，後改任通政司副使。按察使別稱臬台，通政司別稱銀台，故童宅有“臬台第”、“銀台第”之稱。童槐之子童華以禮部右侍郎入南書房行走，為光緒皇帝的老師，童宅又被視為“帝師故居”.銀台第坐北朝南，面向月湖，現中軸線上有門廳、大廳、正樓、後堂等建築，東西兩側有廂房、書樓，佔地面積約2300平方米。建築格局規整，佈置合理，用材考究，裝飾具有濃郁的地方風格，是寧波城區內清代中晚期官宦住宅的典型。為我們瞭解中國古代官宅建築藝術、清代傢俱藝術、官宦人家的生活及內在的文化價值提供實例，從而加深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寧波二中】

寧波二中是浙江省歷史悠久的學校之一。學校地處寧波市月湖南端的松島上，四面環湖，水光瀲灩，古樸婆娑，銀杏累累，環境幽靜，風景秀麗。松島，宋隆興初年改名為竹洲，故二中又名“湖西竹洲”。學校積極推進素質教育，為學生提供菜單式選修課、各類興趣小組、學科競賽輔導、研究性實驗室、航模設計、社團活動、各類球隊等各種學習展示和創造的平台。

【月湖】

在陸殿橋下的賀秘監祠，人文品位很高。賀秘監，即賀知章，唐朝徵聖居士，開元中升遷秘書監。賀知章擅詩、書，高風逸韻，向為世人推崇。他在天寶三年告老歸鄉，居四明小溪湖上，自名“四明狂客”。李白也譽其為“四明逸老”。南宋時，明州知州莫將在月湖柳汀之南立祠奉祀，名曰“逸老堂”。明洪武十一年至三十年間始移至今址，傍湖而築。清後幾經擴建、修葺，便形成現存的規模。

湖心寺與《牡丹燈記》傳奇

寧波的月湖，形成於唐太宗貞觀十年。寬處似滿月，狹處似眉月，故稱月湖。在北宋初期，月湖中心湖心島上已建有“壽聖院”。北宋元豐二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上任明州太守時，寫過《遊壽聖院》：“一峯瀟灑背城陰，碧瓦新堂布地金。落花禪衣松砌冷，日臨經帙紙窗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應似白蓮香火社，不妨籃舉客追尋。”可見當時湖心島已成為文人墨客尋幽修心之地。

湖心島上“壽聖院”之名由皇帝敕賜，城裏人稱為“湖心寺”。《宋寶慶四明志》中，曾名“湖心廣福院”。據記載，南宋建炎四年，金兵破明州，闖入月湖湖心寺，寺僧元肇端坐佛殿不動聲色。金兵強行將他和其他和尚擄到北方去建寺，在過鎮江時元肇投江而死。而這座湖心寺在金兵焚燒大半個明州城時，竟意外地毫髮未損。乾道初年，住在湖邊的尚書袁章，他的兩個女兒帶發在寺庵內修行，捐出嫁奩田340畝，建廊340間。當時又有住在湖東菊花洲的丞相史浩、住在湖西芙蓉洲的丞相史彌遠及皇族趙伯圭等捐助，於是湖心寺增建十洲閣、澄輝閣，尚書蔣宗簡又在湖心寺內辦了書院。

1276年元軍破臨安，然後鐵騎東進，明州（當時稱慶元）又一次遭元軍燒殺搶掠。此後，在元至正八年，台州黃岩方國珍聚眾抗元，攻入慶元府後自立為王。

到了1359年，朱元璋反元軍直逼江南，又迫使方國珍向朱元璋送去大量金銀財寶。元代滅亡後方國珍歸降明朝。此時錢塘文士瞿佑客居於月湖之東，寫下了以月湖湖心寺及周邊發生的故事為素材的名著《牡丹燈記》。

《牡丹燈記》的故事

瞿佑，字宗吉，號存齋，錢塘（杭州）人，歷任仁和、臨安、宜陽訓導，少有詩名，晚年因詩蒙禍，謫戍邊十年。《牡丹燈記》最早刻刊於明洪武十一年，由於瞿佑客居於月湖東岸，故對月湖周邊民情瞭如指掌。他的《牡丹燈記》故事的開頭寫道：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張燈五夜，傾城士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偶，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嫋嫋，迤邐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其，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暱，自以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歿，家事零替，既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骷髏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

看到這裏，我們可能會想起《聊齋》“畫皮”的故事。然而喬生的故事比“畫皮”要早300年左右。喬生與奉化州判之女幽會，被鄰翁看在眼裏。第二天，鄰翁告知喬生，喬生自感心虛。黃昏時，喬生獨自從鎮明嶺下經過月湖橋，到了湖心寺，打聽附近是否有奉化州判之女，眾人都説不知。喬生與寺僧轉了幾個廊，在盡頭一個暗室之中發現了棺材一口，貼着的白紙上寫“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棺材前懸有一盞雙頭牡丹燈籠……。喬生嚇得毛髮倒豎，連忙逃出湖心寺，不敢回家，借宿於老翁家中。第二天老翁告訴他，過鎮明嶺去玄妙觀找魏道士，喬生見了魏道士，取來符咒貼在門上，果然一連數天相安無事。

一個月之後，喬生要往湖西芙蓉洲的袞繡橋拜訪舊友，友人留他喝酒，酒後他忘記魏道士告誡，竟捨近求遠，又走到湖心寺。

《牡丹燈記》中繼續寫道：“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於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舍？’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

數日後，鄰翁發現喬生未歸，尋至湖心寺，見喬生衣角露在棺外，開棺一看喬生已死。寺僧告之鄰翁，此女死時年17歲，父母都逃難離散12年了。眾人將棺移葬鄞西。日後，每當雲陰月黑之夜，有人常見喬生攜麗卿同行，金蓮持雙頭牡丹燈籠前導，遇見者得病，故夜深人靜，行人更不敢靠近湖心寺。

《牡丹燈記》全文2300字，語意簡練，詞藻精麗，讀來琅琅上口一氣呵成。

全祖望的《牡丹燈記》和《喬生月夜遇妖》

瞿佐寫的《牡丹燈記》，洪武三十年首次刊刻，在寧波廣為傳誦。

到了明末清初，甬上著名史學家全祖望生於湖西。他不僅自幼多次聽到牡丹燈的故事，而且曾看到過瞿佑的《牡丹燈記》。他寫的《雙湖竹枝詞》中道：“初元夾岸麗人行，莫是袁家女飯僧。若到更深休戀戀，湖心怕遇牡丹燈。”然而詩中提到的“袁家女”，即南宋袁尚書的兩個女兒，該是符麗卿和金蓮的原型吧。到了徐兆昺撰編《四明談助》，正式收錄了瞿佑《牡丹燈記》，題為《喬生月夜遇妖》，全部文字660個，接近於瞿佑原文的四分之一，這篇“縮寫”，省去不少細節，讀來就沒有原著的精麗和豐厚。

朝代更迭，歷史變遷，寧波人終於逐步淡忘湖心寺和牡丹燈籠的故事，月湖西岸的官員文士紛紛在此建大宅、築書樓，喬生和麗卿相遇的長堤逐漸變成了月湖街和偃月街。鎮明嶺逐漸成為平坡。而魏法師的玄妙觀，始建於唐天寶二年，前身是玄宗皇帝下詔各郡建“紫極宮”，遺址在今城內天一廣場西北。在元代至元二十九年改名玄妙觀，在明清時代玄妙觀改稱沖虛觀，後來僅留下三官殿、玄壇殿與藥皇殿相鄰。《牡丹燈記》中袞繡橋，原在南宋丞相史彌遠相國府北，後來又稱緩帶橋、水仙廟橋、虹橋，在明清時橋廢為偃月街。《牡丹燈記》主要發生地的湖心寺，直到1999年才外遷，殿堂改為月湖會館。此外，據文保專家洪可堯回憶，在城西西成橋畔鎮邪的白塔，在1953年清理墳墓時被拆平。但月湖畔的月湖橋、柳汀雙橋等仍都保持原貌，成為留存千古的文化遺存。

《牡丹燈記》流傳海外

《牡丹燈記》在明洪武三十年初刻之後，永樂十年又有重校刊刻。但在舊時代封建禮制約束之下，《牡丹燈記》似有“粉飾閨情，拈掇豔語”之嫌，遭到封建士大夫的非議，在明正統七年，李時勉等請求朝廷禁燬。然而，在明成化丁亥、清乾隆五十六年、同治十年民間曾有再刻本，但都不全，現僅存明刻殘本。

《牡丹燈記》在國內遭遇了冷落，卻漂洋過海到了朝鮮和日本。據記載，在日本有慶長、元和期間印刊漢文活字刻本。

最早將《牡丹燈記》在日本刊刻的是京都的禪僧周麟，字景徐，號半隱。在日本天文年間，已由他譯成日本文，並在“序”中説明，“由船載來”。

此後《牡丹燈記》的內容也逐漸日本化。如日本的淺開了意，將漢文《牡丹燈記》改寫為《牡丹燈籠》。故事大意是，日本天文七年，京都有荻原新丞，年輕喪偶，中元節（農曆七月十五）晚上見一女童挑牡丹燈籠引導一位不過20歲的美女，然後發生的事情與中國版的內容基本相似，不過全都用日本的習俗和地名。日本的鈴木陽一先生，在1996年的《中日文化論叢》中著文説：“現在對一般的日本人來説，中國文言小説的故事內容及作品名稱，基本上不太熟悉。雖然如此，有些作品屬於例外，尤其《牡丹燈記》這篇短篇小説的故事內容，人們都很熟悉而且很愛好。”

《牡丹燈記》在明代時從寧波傳到日本的同時，也傳到朝鮮，朝鮮人金時習，將故事編到《金鱉時話》中出版。

在日本江户時代末期，日本著名民間説唱藝術家圓朝，他將這個故事編成像寧波人“説新聞”、“講武書”那樣的民間表演節目，即一個人表演的説唱和演講。在1883年，圓朝表演時增添了仿木屐的吱嘎聲，使更多的日本人奔走相告，百聽（看）而不厭。

進入20世紀之後，日本的《牡丹燈籠》由福田櫻知和歌舞伎大師三代河作好幾次改編為電影、歌舞伎和電視劇，由圓朝創演的木屐腳步聲和女鬼的可愛形象打動了屏幕前的無數日本觀眾。圓朝表演的《牡丹燈籠》後來又再次出版為速記讀物，並在報刊上連載。

《牡丹燈記》在中國重新顯山露水的是在進入民國之後。1917年，中國書商董康誦芬室曾據日本藏本予以翻刻。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周楞伽據董氏刻本排印校注本。1981年改革開放以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據1957年版重印。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牡丹燈記》的白話譯本。浙江大學著名教授馬興國先生認為：“《牡丹燈記》上承唐宋傳奇之餘緒，下開《聊齋志異》的先河，在中國傳奇小説發展史上，起了承先啓後的作用。它東傳日本後，對日本傳奇文學的發展，亦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997年和1998年，日本神奈川立正大學教授小山一成先生兩次到寧波。為他在教學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小説史中提到的有關“湖心寺牡丹燈籠”尋找史料。

2000年9月，日本橫濱的內山先生父子又到月湖周邊考察《牡丹燈記》的遺蹟。

近年來在調查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時，湖心寺和《牡丹燈記》又再次引起專家和學者們的關注。發生在寧波的《牡丹燈記》的故事及其影響，不僅表現在口頭文化上，還包含着十分豐富的文學著作、戲曲演唱以及故事傳承地的歷史文化遺存，而它的影響又涉及中國文化史和海外文化交流史。因此《牡丹燈記》及其廣泛的文化傳承和保護，有待於更多的熱心人和文化人士的廣泛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