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在許多國家，一代代農民、牧民、林農和漁民以多樣化的物種及其相互作用為基礎，利用適用於當地條件的獨特的管理實踐和技術，創造、發展並保持着一些專門的農業系統和景觀，通過反覆試驗，不斷調整着捕魚、耕作和放牧的方式，既保護了環境，又獲得了收益。這些建立在當地動態知識和實踐經驗基礎上的農業系統巧奪天工的，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不僅產生了獨具特色的美學景觀，維持了具有全球意義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具有自我調節能力的生態系統和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遺產，而且最重要的是為人類持續提供了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保障了人類的生計安全和生活質量。這種農業系統或農-林-牧系統，在人口密集地區或者由於某種原因需要建立複雜的、具有創新性的資源利用和管理途徑的地區很容易發現，這些原因包括地理隔絕、生態脆弱、政治邊緣化、自然資源短缺和/或極端氣候條件。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不僅反映了豐富且通常是獨特的種內和種間的農業生物多樣性，而且反映了生態系統和生態景觀的多樣性。這些系統出現於古代農業文明中，其中一些與馴化植物和動物的起源地或多樣性密切相關,因此其保護就具有重要的全球意義。這些農業系統的恢復能力與適應能力有了很大的發展，以適應諸如自然環境、新技術、社會條件與政治形勢的變化，以保障食物與生計安全和緩解風險。人類管理策略的動態變化，使得生物多樣性和重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維持可以適應技術與文化創新、代際之間傳承以及與其他社區和其他生態系統之間交換的變化。自然資源管理和利用的知識與經驗的不斷積累，是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重要資源，需要保護和發揚，同時也需要發展。

當今技術、文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正威脅着許多農業文化遺產及其生物多樣性和社會環境基礎。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人們高度關注農業生產能力、專業化水平和全球市場，而忽視了相關的外部性與適應性管理的策略，導致全面忽視對這些多種多樣、獨具特色的農業生產系統的研究和發展的支持。生存的壓力阻礙了農民的創造性，迫使他們採用不可持續的生產方式，過度開發自然資源導致生產力水平下降，實施農業專業化生產，引進外來物種等。嚴重的基因污染、相關知識體系和傳統文化的喪失以及重要的全球性遺產傳承斷裂的風險，並可能將社區拖入到貧窮和社會經濟動盪的惡性循環之中。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幫助這些農業生產系統應對所面臨的威脅，那麼GIAHS將難以避免世界上無數的農村社區消失於工業化、現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的厄運。GIAHS項目的提出和實施適逢其時，因為當前各國和國際社會正致力於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承認農民和原住民對於生物多樣性和傳統知識體系方面的貢獻，引起了世界範圍內對於這一自然與文化綜合遺產的關注。 ^[2] 

GIAHS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這種多樣性表現在從動植物遺傳資源到景觀的不同尺度水平上。通過種植不同品種的作物，農民們甚至可以通過較低水平的技術，利用有限的資源，就可以將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並長期保持較為穩定的產量，獲得最大的收益。此外，這種生產技能還促進了飲食結構的多樣化。當地農民所栽培的許多植物都是世代相傳的本土品種，這些品種經過多年的選擇，具有所需要的生產性狀。與現代所選育的品種相比，這些本土品種具有更高的遺傳異質性，能夠更好地抵禦自然災害的侵襲。對於本土動物品種也是如此，這些被馴化了數百年的品種能夠滿足當地環境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這種具有豐富生物多樣性特徵的農業生產系統中，還包含營養豐富的植物、捕食昆蟲的動物、授粉動物、固氮和分解氮的細菌，以及大量具有各種有益生態功能的其它有機物。此外，許多這類農業生態系統還為野生動物（包括瀕危野生動物）提供了棲息地。顯然，傳統的農業生產通常包括了自然和人工生態系統的多種利用方式，農耕地與其相鄰的棲息地通常被有機地結合在一個農業生態系統之中。採用極少使用化學物品的傳統種植方式，產生了多種多樣、高度異質的生態景觀，甚至可能比自然狀態下所形成的異質程度還要高。事實上，作物生產、畜禽養殖和相鄰的棲息環境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農民們在其中有序進行着植物採集、魚類捕撈、畜禽養殖和作物生產等活動。因此，這些結構複雜的農業生態系統及其農業生物多樣性和景w觀，只有通過系統整體的途徑，通過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廣泛參與，並以當地人民的傳統知識和經驗為基礎，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可持續的管理。 ^[2] 

作為一種新型的遺產類型，GIAHS與其他世界遺產類型相比，有着顯著區別：一方面，它是一類專屬於農業的遺產類型；另一方面，GIAHS是一種更加註重人地和諧的活態的、複合型遺產。聯合國糧農組織的項目負責人曾對此作過準確界定：“GIAHS主要體現的是人類長期的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一種和諧與平衡。它不僅是傑出的景觀，對於保存具有全球重要意義的農業生物多樣性、維持可恢復生態系統和傳承高價值傳統知識和文化活動也具有重要作用。與以往的單純層面的遺產相比，GIAHS更強調人與環境共榮共存、可持續發展”。

按照定義及糧農組織所制定的標準，典型的GIAHS包括：①以水稻為基礎的農業系統；②以玉米和塊根作物為基礎的農業系統；③以芋頭為基礎的農業系統；④遊牧與半遊牧系統；⑤獨特的灌溉和水土資源管理系統；⑥複雜的多層庭園系統；⑦狩獵—採集系統。在項目準備階段，6個國家5種類型的傳統農業系統被選為首批保護試點，後又在德國政府的支持下，增加了另外兩個國家的傳統農業系統。按照糧農組織的計劃，將逐步建立起100~150項保護試點在內的GIAHS保護網絡。更重要的是，該項目旨在利用這些GIAHS試點開發出一種基於適應性管理的保護計劃，以在此基礎上，探索該系統的經濟可行性，確定日益顯著的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的發展戰略，保護小型農户或以傳統的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結構和本土社區的權益。 ^[3]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 Sys-tems, GIAHS）是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全球環境基金（GEF）支持下，聯合有關國際組織和國家，於2002年發起的一個大型項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及其有關的景觀、生物多樣性、知識和文化保護體系，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認可與保護，使之成為可持續管理的基礎。該項目將努力促進地區和全球範圍內對當地農民和少數民族關於自然和環境的傳統知識和管理經驗的更好認識，並運用這些知識和經驗來應對當代發展所面臨的挑戰，特別是促進可持續農業的振興和農村發展目標的實現。

按照項目設計，將在世界範圍內陸續選擇符合條件的傳統農業系統進行動態保護與適應性管理的示範。一般而言，這些農業生產系統是農、林、牧、漁相結合的複合系統，是植物、動物、人類與景觀在特殊環境下共同適應與共同進化的系統，是通過高度適應的社會與文化實踐和機制進行管理的系統，是能夠為當地提供食物與生計安全和社會、文化、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系統，是在地區、國家和國際水平具有重要意義的系統，同時也是目前快速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着威脅的系統。 ^[4] 

2005年，糧農組織在6個國家選擇了5個不同類型的傳統農業系統作為首批保護試點，截至2013年1月被列為保護試點的共有19個，分佈在11個國家。分別是：秘魯的安第斯高原農業系統，智利的智魯島嶼農業系統，菲律賓的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統，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的綠洲農業系統，坦桑尼亞的草原遊牧系統和農林複合系統，肯尼亞的草原遊牧系統，日本的能登半島鄉村景觀和佐渡島稻田——朱䴉共生系統，印度的藏紅花種植系統和科拉普特傳統農業系統，中國的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雲南紅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統、江西萬年稻作文化系統、貴州從江侗鄉稻魚鴨系統、雲南普洱古茶園與茶文化系統和內蒙古敖漢旱作農業系統（在敖漢旗）。

從國際上看，通過研究與試點，已經在農業文化遺產價值挖掘、保護與利用途徑探索、保護理念與經驗推廣、遺產地文化自覺和產業發展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新的世界遺產類型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在糧農組織的財委會、農委會和理事會上，都將推進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寫入會議文件中，並將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推進。 ^[4] 

2022年5月，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中國綠髮會、綠會)國際部從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秘書處獲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0週年紀念活動將於10月27日至28日在羅馬舉行。 ^[16] 

中國是最早響應並積極參加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的國家之一，並在項目執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05年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成為首批保護試點。之後，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和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合作，加強了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宣傳工作，編制完成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國家行動框架》和試點保護與發展規劃，通過舉辦學術研討會和論壇、培訓等多種形式，指導試點地區進行項目實施發展，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得到了糧農組織的高度讚賞，也為其他試點國家提供了經驗。2012年10月2日，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會見來訪的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達席爾瓦先生一行時，將加強“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合作作為重要建議，寫入《合作備忘錄》中。2014年初，農業部在京成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成立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由農業、資源、生態、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相關領域25位院士、專家組成。農業部副部長牛盾出席成立大會並致辭，為與會專家頒發聘書。 ^[5] 

特別是在試點示範與推廣方面，我國通過開展培訓、生產標準化、市場開拓、種養殖技術與產品加工服務、示範户帶動、基礎條件改善、科學研究、媒體宣傳等多種途徑，提高了幹部和羣眾對於農業文化遺產及其保護重要性的認識，保護了農業生物多樣性與傳統稻魚文化，提高了農民收入，擴大了國內外的知名度，帶動了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的發展。與此同時，許多地區積極參與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積極開展申報工作。

截止2013年10月，我國共有8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和兩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試點，這8個分別是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江西萬年稻作文化系統、雲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統、貴州從江侗鄉稻魚鴨系統、雲南普洱古茶園與茶文化、內蒙古敖漢旱作農業系統、浙江紹興會稽山古香榧羣、河北宣化城市傳統葡萄園，兩個試點分別是陝西佳縣古棗園、江蘇興化垛田。 ^[6] 

2014年4月29日，聯合國糧農組合新評選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又增加了三個中國項目：福州茉莉花種植與茶文化系統，江蘇興化的垛田傳統農業系統、陝西佳縣的古棗園。中國這次申報三個項目，全部入選。至此，獲得“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稱號的項目全世界僅31個。其中，中國佔11個，位居各國之首。 ^[7] 

農業部於2012年啓動“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評選工作，目前已經確定了20個候選地，這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開展國家級農業文化遺產評選與保護的國家。政府主導、多方參與、分級管理的農業文化遺產管理體制將很快建立起來。 ^[4] 

2013年5月，農業部公佈了“第一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合計19個。除當時已經入選聯合國糧農組合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8箇中國項目外，其餘如下：遼寧鞍山南果梨栽培系統，遼寧寬甸柱參傳統栽培系統，江蘇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福建福州茉莉花種植與茶文化系統，福建尤溪聯合梯田，湖南新化紫鵲界梯田，雲南漾濞核桃作物複合系統，陝西佳縣古棗園，甘肅皋蘭什川古梨園，甘肅迭部扎尕那農林牧複合系統，新疆吐魯番坎兒井農業系統。 ^[8] 

2014年6月，農業部公佈了“第二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合計20個。第二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包括：天津濱海崔莊古冬棗園，河北寬城傳統板栗栽培系統，河北涉縣旱作梯田系統，內蒙古阿魯科爾沁草原遊牧系統，浙江杭州西湖龍井茶文化系統，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浙江慶元香菇文化系統，福建安溪鐵觀音茶文化系統，江西崇義客家梯田系統，山東夏津黃河故道古桑樹羣，湖北赤壁羊樓洞磚茶文化系統，湖南新晃侗藏紅米種植系統，廣東潮安鳳凰單叢茶文化系統，廣西龍勝龍脊梯田系統，四川江油辛夷花傳統栽培體系，雲南廣南八寶稻作生態系統，雲南劍川稻麥複種系統，甘肅岷縣當歸種植系統，寧夏靈武長棗種植系統，新疆哈密市哈密瓜栽培與貢瓜文化系統。 ^[9] 

2017年11月24日上午，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羅馬總部舉行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專家組會議對本次申遺的世界多個項目進行了審議。甘肅迭部扎尕那農林牧複合系統、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獲得正式批准；中國南方稻作梯田（包括廣西龍勝龍脊梯田、福建尤溪聯合梯田、江西崇義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鵲界梯田）和山東夏津黃河故道古桑樹羣兩個申遺項目獲得原則通過，只需專家通過郵件最後確認即可獲批。 ^[10] 

2018年4月19日，位於意大利羅馬的聯合國糧農組織總部召開了第五次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國際論壇。來自我國的4個項目在論壇上獲得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正式授牌。這四個項目分別是：甘肅迭部扎尕那農林牧複合系統、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中國南方稻作梯田（包括廣西龍勝龍脊梯田、福建尤溪聯合梯田、江西崇義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鵲界梯田）和山東夏津黃河故道古桑樹羣。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系統中的遺產總數目前達到了50個。至此，加上原有的11個糧農組織農業文化遺產，我國將有15個項目進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大家庭，位居世界第一。 ^[11] 

河北寬城傳統板栗栽培系統、安徽銅陵白姜種植系統和浙江仙居古楊梅羣複合種養系統通過專家評審，正式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截至2023年11月，中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增至22項，數量繼續保持世界首位。 ^[18] 

截至2023年11月，我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共22項，數量保持世界首位。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