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理論批評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萌芽很早。在《周易·艮六五》中就曾提到“言有序”的問題，在《尚書·堯典》中則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説法。《堯典》雖系後人偽託，但仍反映了先秦時期人們對於詩歌音樂的認識。在《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中，保留着許多原始藝術產生於模仿自然的寶貴史料，而且在《國語·鄭語》中所記載的公元前 8世紀史伯和鄭桓公的對話中，就用樸素的原始的五行學説來解釋藝術。史伯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是由土、金、木、水、火 5種原素和合而成的,音樂也是“和六律”而成,即音樂是由各種高度不同的音階協調而成的，單一的聲音不會有音樂,單一的事物不會有文采:“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這無疑是一個光輝的思想。在《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和齊侯的對話中，更進一步認為政治和音樂不能只求單一的“同”，而應追求對立諸因素和諧統一的“和”，對音樂來説，應該是“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即各種對立因素要相反相成，相互為用。他們所提出的藝術辯證法思想、關於“和樂”的中和之美的思想，對中國的美學思想、藝術創作及文藝理論批評，曾發生過深遠的影響。

公元前7世紀時晉大夫郤缺提出了“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無禮不樂,所由叛也”(《左傳·文公七年》)等,強調詩樂要歌頌“德禮”；公元前6世紀伶州鳩又從原始的陰陽學説解釋音樂的形成，認為音樂只有按照自然的陰陽之氣的規律和特點製作,並保持和諧,才能“以遂八風”，使陰陽和順諧調，“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並提出了“政象樂”(《國語·周語下》)的觀點，以及醫和所提出的對音樂“節”制(《左傳·昭公元年》)的思想，都曾為後世繼承和發揮。

吳季札觀樂，是現存史料中對周樂的最詳細的評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評論中不僅再一次提出了“中和”之美的問題，而且提出了從音樂中可以看到人民的願望、政治的興衰，所有這些，都為後世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形成於春秋末季至戰國時期。當時,由於處在文學發展的早期,文、史、哲不分，“文”的概念包括各類文章以至於文物典籍，所以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詩的概念雖然比較清楚，但由於詩、樂、舞一體，所以關於詩的意見在很多情況下是泛指詩、樂、舞的。文學理論批評，則是特寫意義上的文藝批評。

這一時期，對後世文學理論批評影響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特別是儒家關於文學的一些觀點，在整個古代文論的發展中佔有支配性的地位。

道家的因任自然的文學觀，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經》）,莊子的“大辯不言，……言辯而不及”,“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齊物論》)等關於“道”的言論中，可以看到他們強調的是一種“不期精粗”、妙絕名言、自然全美的境界。所以老子提倡“大音希聲”，莊子提倡“天籟”。同時，他們還強調有無相生、相反相成，以及重自然渾成等。這些思想對後世的文學理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在有關文學理論的許多重大問題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孔子關於詩、樂的“興、觀、羣、怨”等社會功能的概括，關於美學批評和社會批評統一,即美、善統一的藝術觀,關於“情”與“辭”、“質”與“文”等關係的見解；孟子關於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知言養氣”説、“知人論世”説；荀子關於詩、樂與情感關係的論述，所謂“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以及關於詩樂“感人”、“入人”、“化人”等社會作用特點的見解等，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儒家重道德倫理規範的文學觀和道家自然無為的觀點相反，它的一個最引人矚目的特點就是強調文學藝術的社會政治功能，重視對文學藝術的道德倫理規範。如孔子所提出的學詩以“事君”、“事父”的要求，荀子關於詩、樂應對“兵勁城固”、“一天下”、“齊”天下起積極作用的觀點；又如孔子提出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思無邪”以及“温柔敦厚”等要求，孟子關於仁義對於文學的規範作用,荀子關於“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的論述等。這些,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中，後來成為一種比較側重文學的思想內容及其功利作用的傳統觀點。

此外,在這個時期,各家還比較普遍地強調詩的“言志”作用，強調在認識外界事物時內心虛靜的重要性；儒家的一些著作還進一步發揮了“中和之美”的思想，《易·繫辭》等著作中談到了“一”與“不一”，以及陽剛陰柔的問題，這些，也都給後世的文學理論以深遠的影響。

兩漢時期，以《詩大序》為代表的一些著作關於《詩經》及賦比興的藝術手法的探討；源於屈原《惜誦》及《淮南子》而為司馬遷正式提出的“發憤説”，以及許多著作對於屈原作品的思想藝術特點的分析；圍繞着漢賦的爭論而提出的種種文學見解，也都影響了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

這一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獲得了重要的發展。當時，由於儒學衰退所帶來的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文學脱離經學附庸地位而取得的更大的獨立性，文學藝術本身在發展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的經驗，以及西域佛教的輸入和流傳等，都促進了文學理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對文學本身的特點認識得更加清楚。“夫文本同而末異”（曹丕《典論·論文》），就是這一時期產生的一個重要命題，説明人們開始從理論上認識到文學和其他著作之間的同和異。這比起在此之前只注重它們之間的共性而忽視其差別性，是一大進步。同時，人們也更進一步重視詩的“緣情”即抒發感情的作用；認識到文學創作不同於理論著作，主要在於它的“圖寫情興”（《南齊書·文學傳》）、“興會標舉”(《宋書·謝靈運傳論》)等，這就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文學創作的特點。其次，在文學和藝術領域產生了一系列對後世文學理論批評影響很大並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論。如風韻、風神、氣韻、神韻等概念，關於風力或風骨的理論，關於形與神、形似與神似、境和境界的論述，關於言、意、物關係的剖析，等等。佛教的輸入、傳播及其與老、莊思想的融合，佛家造型藝術的發展等，也直接促進了人們對“取象”、特別是對藝術的形象性的認識。再次，產生了一系列理論名著，如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等。特別是《文心雕龍》，是一部“體大思精”、“籠罩羣言”，富有卓識的文學理論批評專著,其中對有關文學創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如構思、想象、情感、風骨、風格、藝術誇張、修辭剪裁、形式內容、“通”與“變”的關係、主觀的情與客觀的物的關係、“神與物遊”的形象思維問題、藝術表現的意餘言外問題，作者本身的修養問題以及文學批評問題等，都有不少精闢的意見。這些理論的出現，標誌着古代文學理論批評達到了一個高峯。

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繁榮，詩、詞、散文等都取得了高度成就。文學理論批評圍繞着當時的創作問題所進行的探討，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一時期中一些重要的文學運動和創作實踐問題，如唐代的詩風改革、新樂府運動，不同詩歌流派積累的創作經驗，唐宋兩代的古文運動,宋代詩詞發展中的問題等,在理論批評中都有深入的探討和充分的反映。

唐代初期，文學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糾正南朝以來文學創作相對地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流弊。唐末五代和宋代初期，這類情況又以新的形式出現。所以唐宋時期，都出現了以復古求革新的文學運動。不同的是,唐代的復古運動是復先秦兩漢之古,宋代的復古運動是復包括唐代文學的優良傳統在內之古。唐宋古文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理論主張，是“文以明道”。韓愈、柳宗元都曾倡導這一主張。韓愈的門生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貫道之器也。”宋代的周敦頤則指出：“文，所以載道也。”（《通書·文辭》）唐宋古文家雖然都強調“道”，但具體內涵不盡相同，有的偏重於儒家的古道，有的則偏重於給“道”以現實的“輔時及物”的解釋。這一理論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曾發生很大的影響，直至明、清和近代都有許多人繼續提倡，成為文學理論反對忽視思想內容的武器。至於宋代理學家以道統排斥文學藝術規律的做法，由於其理論上的褊狹性及實踐上的危害性，對後世的文學理論並沒有多大影響。

在詩歌方面，初唐陳子昂等人提倡“漢魏風骨”或“建安風骨”，對於唐代詩歌的健康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戲為六絕句》在批判齊梁遺風的同時提出“轉益多師”，強調學習、借鑑前人的創作經驗,對於促進唐代詩歌的發展也具有積極意義。以白居易為代表的新樂府運動，則對傳統的“美刺”特別是“刺”的原則賦予新的內容，並把它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即要求文學儘可能地對社會生活發揮積極作用。這是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中具有民主性的精華。以皎然、司空圖為代表的詩歌理論，不僅對詩歌風格作了細緻深入的探討，而且對詩歌美學中的意境問題,詩的虛、實及動態美的問題,外在的物與作者的感興、情思的關係問題，詩應重性情、輕詞采的問題，以及關於“象外象”、“味外味”、“離形得似”的問題等，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他們的理論雖含有較多的消極因素，但其中關於詩歌創作特別是抒情寫景短制的藝術規律的探討，對於推進中國詩歌美學的發展，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宋代的詩歌理論,在反對宋初的“西昆體”方面,以及反對後來的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語錄講義之押韻者”為詩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還出現了一種新的理論批評形式：詩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和嚴羽的《滄浪詩話》，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對上述違反藝術規律的傾向，提出了尖鋭的批評。《滄浪詩話》在批評宋詩流弊的同時,還正面提出了關於詩歌創作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如詩歌創作中的“別材”、“別趣”即形象感受和思維能力的問題，詩歌在藝術表現上“本色”美的問題和傳神入化的問題,都富有卓見。其中關於“興趣”、“妙悟”的主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嚴羽在不少方面繼承了皎然、司空圖的詩歌理論，並作了進一步發展。但他的詩歌理論中的消極因素，也給後世以影響，如清初的“神韻説”就是吸收了嚴羽詩論中的一些消極因素髮展形成的。宋代以後,詩話繼續發展,陸續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著作，如《姜齋詩話》、《原詩》、《隨園詩話》等。直至近代，詩話一直是詩歌理論批評的一種重要形式。隨着詩話的發展，後來還出現了詞話、曲話等。

詞的創作在宋代取得了高度成就。關於詞在發展中所遇到的許多問題，如詞與詩、與樂的關係問題，詞的題材及表現上“本色”問題，“清空”與“實質”的關係問題等，在當時的詞論中也得到了反映。

明清時期，中國文學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最突出的就是小説、戲曲文學的勃興和繁榮，出現了一批在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反映在文學理論批評上，便使得小説理論批評和戲曲理論批評也隨之發展起來。正如李漁所説:“天地之間,有一種文字,即有一種文字之法脈準繩。”(《閒情偶寄·結構第一》)對小説、戲曲文學創作的探討,構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的新的特點。

從小説理論批評來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小説序跋；一是小説評點。它們所發表的理論批評意見雖然比較零星，但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對於小説創作中的許多重要問題，諸如孤憤説（見發憤説），小説與現實的關係，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小説評説天下大事及歷代興廢的社會作用，小説家所需要的才能、知識和文學修養，小説語言、人物的個性化及典型創造，小説在藝術表現上的虛實、傳神、虛構及景物描寫，小説思想藝術的感染力，小説與紀事文學、傳記文學、歷史的區別等，都有很多精闢的見解。評點的形式濫觴於南宋，明代進一步廣泛開始運用於小説和戲曲。由於署名李贄的《水滸傳》評點在明代發生了廣泛的影響，使得評點這一形式迅速發展起來。後來毛宗崗對《三國志演義》、張竹坡對《金瓶梅》、脂硯齋對《紅樓夢》的評點，影響也很大。除小説、戲曲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散文、詩詞，以至史籍（如《左傳》、《國語》）、選本（如《文選》）等,也都有人進行評點。明清時期,評點成為發表理論批評意見的一種相當普遍的形式。

從戲曲理論批評來看,除了序跋、評點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形式即曲話、曲論。其代表著作，明代有徐渭的《南詞敍錄》、王驥德的《曲律》，清代有李漁的《閒情偶寄》。李漁對於戲曲的內容及其社會作用的認識，雖然帶有鮮明的封建禮教觀念，但對於戲曲創作中的種種問題，如重結構、立主腦，典型人物的創造及傳神入化，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關係,藝術的集中和概括,人物、事件的前後照應和埋伏，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及賓白的重要性，寫景與抒情的關係，情節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藝術創新、音律、科諢、劇本等，都有很精闢的論述，達到了很高的理論水平。《閒情偶寄》是中國傳統戲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明清文學理論批評在思想內容方面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一部分著作中表現出鮮明的反封建禮教的色彩。這和當時社會生活中資本主義因素的萌生、發展和市民階層的擴大有着直接的聯繫。在李贄的“童心説”中，在湯顯祖、徐渭、公安三袁的著作中，在金聖嘆的戲曲評點、袁枚的“性靈説”中，都可以看到這種色彩。其中心內容，是反對封建禮教對於人的正當情性的禁錮和扼殺，要求文學表現人的真實的心性和情感。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詩、文理論方面，除了上面已提及者外，明清時期影響較大的還有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王士禛繼承前人有關神韻的理論而發展起來的神韻説，沈德潛以詩的温柔敦厚為鵠的格調説，翁方綱以堆垛學問為基本內容的肌理説，以及桐城派的散文理論等。這些流派的理論,有的雖有合理因素，或由於不適當的片面強調,以至在主要方面走向了荒謬；有的在藝術上雖有可取的、甚至精闢的見解，但在思想傾向上卻比較落後。對文學理論批評作出更多的積極建樹的是清初以王夫之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除王夫之《姜齋詩話》而外，其中以葉燮的詩歌理論成就最高，他的《原詩》內外上下四篇，雖然在清代長期不受重視，其中對許多理論問題的探討都超過了前人，對古代文學理論作出了新的貢獻。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在長期的發展中，結合各種文學創作實踐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並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點。例如,賦、比、興，形與神、情與理、文與質、文與道、情與境、幻與真，以及虛實、風韻、神韻、風骨、意象、意境、文氣、韻味、趣韻、象外、興象、興寄等，都是中國古代文論所獨具並有着豐富內涵的概念。從形式來看，雖然具有嚴密理論體系的著作相對較少，多數散見於浩如煙海的史著、筆記、序跋、詩話、詞話、曲話、賦話、評點中，但對於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一系列問題，都提出了許多卓見，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從表述方式來看，雖然總的説，不十分重視抽象的、邏輯的推論和概括，但很重視直接性的審美感受和辨析性的藝術鑑賞，而且常常精細入微，可以意會，難以言傳。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特色。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到近代，隨着社會矛盾和社會性質的急遽變化，隨着西方文學理論的傳入，也開始發生變化。近代早期的啓蒙主義者如龔自珍等，雖然主要還是運用傳統的文學理論，但已認識到改變它的重要性，他們普遍主張文學應和社會生活一起變革，深刻反映當時“萬馬齊喑”的時代，發憤而作，甚多感慨，推動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同時大聲疾呼地反對無病呻吟的“偽體”，反對“藻繪虛車”，要求文學應該“尊情”，特別是引人向上之情，強調文學應發揮“經世匡時”的政治作用。這對後來的改良派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改良派則開始引進了近代西方的文學理論,黃遵憲特別重視詩歌從內容到形式的革新,梁啓超等則特別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説界革命”，主張解放文體，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封建教條的禁錮，反對桐城派的文學理論。他們公開提倡文學應學習西方，引進“寫實派”和“浪漫派”等西方的小説理論,鼓吹文學為改良主義服務,甚至把小説的改良看作社會改革的根本。他們所倡導的“小説界革命”以及後來南社所倡導的“戲劇革命”，在提高小説、戲曲的社會地位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近代的文學理論雖也有不可避免的侷限性，但在促進文學思想的解放上，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近代後期文學理論批評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王國維。他曾受到西方近代科學的影響，因而在傳統文學理論的基礎上吸收了康德、叔本華等人的美學思想。他的文學理論中雖有不少糟粕，但也不乏創見，對傳統的境界説（見意境）作出了新的解釋。

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傳統的詩文理論雖然流派不少,著作繁多,但除劉熙載的《藝概》、況周頤的《蕙風詞話》等少數著作在藝術創作問題上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外，大都陳陳相因,缺乏創見,成就不高，而且往往表現出落後甚至反動的思想傾向。這一時期具有革命性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是青年魯迅所寫的《摩羅詩力説》。在這部充滿革命激情的著作中，既吸取了傳統文學理論批評中的精華，又表現了堅決、勇敢的反封建精神,提出了徹底衝破兩千多年以來傳統詩教的束縛,並積極介紹歐洲和俄羅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具有民主主義精神的文學。它標誌着傳統文學理論批評向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過渡。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許多人從理論上鼓吹反封建的“文學革命”，胡適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他提倡白話文學，在對封建文學思想的衝突中，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他所謂的“文學革命”，其實不過是一種改良。

五四運動以後，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思想文化包括文學理論批評發生了質的變化。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得到迅速的傳播。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等，都曾宣傳過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30年代之前，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傳播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和魯迅。瞿秋白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和文學大眾化的最早的提倡者，他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以及其他理論批評文章，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批評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大力翻譯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拉法格、普列漢諾夫、高爾基等有關文學理論的著作，對當時的文學運動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魯迅在“五四”以後一直是新文化運動包括新的文學理論批評運動的主將,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以前,他以革命民主主義為武器,掃蕩封建文學思想,對從“思無邪”的詩教到封建綱常,從“儒者柔也”到“國粹主義”,從《甲寅週刊》到《學衡》等各種各樣的封建思想，都曾作過有力的批判，進行過勇敢而韌性的戰鬥。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後，他又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熱情的宣傳者和捍衞者，也是反對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鬥士。他在晚年，不僅努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而且寫下許多閃耀着馬克思主義光輝的文學理論著作。魯迅的文學理論可貴之處，在於既敢於在白色恐怖下始終如一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原則，又敢於對革命陣營內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宣傳上的機械論和教條主義進行鬥爭；他要求創造和發展無產階級的新文學，而又善於吸收古今中外文學和文學理論的豐富遺產；他善於學習外國，而又堅決反對崇洋媚外的西崽相。魯迅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巨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巨人。

對於“五四”以後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文學理論，雖不能一概抹煞，但實際上，其代表人物此時已不可能作出什麼新的、重要的貢獻。而且，隨着革命的深入和發展,他們也日益公開地站在無產階級文學的對立面,他們的文學理論，也終於不斷地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所戰勝、所取代。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1942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批評的一個重要文獻。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總結了中國革命文學發展的實際經驗，對革命文學的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儘管在某些問題的提法上有不夠科學之處，由於歷史的發展，有的提法今天已不能原封不動地拿來使用；但作為其思想核心的，是藝術與革命、藝術與人民（在當時主要是工農兵）的關係問題，以及與之緊密相聯繫的作家與革命的關係（即作家的世界觀問題）和作家與人民的關係（即深入人民生活並在藝術上表現他們）的問題。這些重要的思想，40多年來一直是指導中國革命文學的最基本的原則。正是在這些原則的指引下，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又提出了發展文學藝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儘管後來在實踐中發生過“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加上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蓄意歪曲、破壞，曾經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工作，從而也對文學創作造成不可低估的危害，使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發展遭受了嚴重的曲折，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經過撥亂反正，《講話》的基本原則得到了澄清和發展，“雙百”方針也逐步得到了認真的貫徹。

社會主義文學獲得新的繁榮和發展

近幾年來，在社會主義文學獲得新的繁榮和發展的同時，文學理論批評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國的文學理論工作者，總結了以往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努力探索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批評藝術教條主義及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傾向，堅持文學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在許多方面都作出了顯著成績。同時，從20年代開始的對傳統文學理論批評的發掘、整理、研究工作,也不斷取得新的進展。1927年,出版了陳鍾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30至40年代期間出版了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繼而出版的有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傑和復旦大學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中、下冊）及敏澤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

近年來，廣大文學理論工作者普遍認識到，要使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民族化，建設切合中國實際、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基本原則，密切聯繫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實際，不斷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又必須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文論的豐富遺產，並認真地、科學地而非生搬硬套地、失之皮毛地學習、研究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方法論方面有價值的新成就，發展中國的文學理論。因而這些方面的研究都空前或開始活躍起來，並出現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中國文學理論批評正在沿着正確的道路，繼續向前發展。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新文藝出版社，上海， 1955。

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1981、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