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説

“境界説”是《人間詞話》的理論核心。 ^[1]  從《國粹學報》最初發表的64則《詞話》來看，約略可分兩個部分：前九則為標舉“境界”説的理論綱領；後面部分則是以“境界”説為基準的具體批評。王國維跳出浙西、常州兩派詞論的牢籠而獨標“境界”説，旗幟是十分鮮明的，其開宗明義即説：“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其第九則在比較“境界”説與前人理論的高下時説：“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來“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

王國維《二牖軒隨錄》摘錄詞話數十則，其中第二則比較境界和氣質、格律、神韻，説：“言氣質、言格律、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格律、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隨之矣。”

作為王國維“境界”説所標舉的“境界”有其特殊的含義，有三層意思：

第一，“境界”是情與景的統一。這與他1906年《文學小言》中所説的完全一致：“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後者則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的態度也。故前者客觀的也，後者主觀的也。前者知識的也，後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學者不外知識與感情交代之結果而已。苟無鋭敏之知識與深邃之感情者，不足與於文學之事。”第二年，署名“樊志厚”的《人間詞乙稿序》亦説：“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樊志厚其人，有人説是王國維自己的託名，有人説是與王國維“同學相交垂三十年”的樊少泉（樊少泉《王忠愨公事略》）。假如是後者，也應該説與王國維的觀點十分接近，因為序稱王國維“詒書告餘曰”：“知我詞者莫如子，敍之亦莫如子宜。”在《此君軒記》中王國維又借繪畫闡述藝術創作中情景交融、物我冥合的特徵曰：“如屈子之於香草，淵明之於菊，王子猷之於竹，玩賞之不足以詠歎之，詠歎之不足而斯物遂若為斯人之所專有，是豈徒有託而然哉！其於此數者，必有相契於意言之表也。善畫竹者亦然。彼獨有見於其原，而直以其胸中瀟灑之致，勁直之氣，一寄之於畫，其所寫者，即其所觀；其所觀者，即其所蓄者也。物我無間，而道藝為一，與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總之，從作品的“原質”言，必須具備“情”“景”，且要“意與境渾”。

第二，情景須真。崇尚“真”是王國維的一貫思想。他認為“真文學”當不受功利的干預，做到景真、情真，而“情真”尤為重要，因為“感情真者，其觀物亦真”。屈原、陶潛、杜甫、蘇軾之所以偉大，就在於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文學小言》）。總之，作品的“原質”不但有“情”有“景”，而且必須有“真景物、真感情”，這才可謂有“境界”。聯繫王國維詞作來看，他所説的“真”不僅僅是真切的一己之情，而且是詩人對宇宙實底、人生本質、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和體悟。《觀堂外集·苕華詞又序》中，王國維説，真正的大詩人，“又以人類感情為其一己之感情”。這種感情出自詩人“自己之感”，又和人類的基本普遍感情相通，是詩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以血書者”之感情。這才是王國維嚮往的最高的“真”。只有具備這種“真”的藝術境界，文學才能“與哲學有同一性質，其所欲解者皆宇宙人生根本之問題”。

第三、“真景物、真感情”得以鮮明真切地表達。作者觀物寫景，須感情真摯，而若不能恰當表現，文不逮意，則亦不能有境界。這正如陸機《文賦》所説：“恆患意不稱物，辭不達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而宋祁《玉樓春》“紅杏枝頭春意鬧”中的“鬧”字，生動地渲染了杏花怒放、大好春光的景象，傳遞了人們踏春的無限興致；張先《天仙子》“雲破月來花弄影”中的“弄”字，也寫活了明月瀉輝、花影搖曳的幽境和作者疏散閒適的情趣，都能把“真景物、真感情”表達得極真極活，故曰着此兩字，“境界全出矣”。

總之，王國維標舉的“境界”乃是指真切鮮明地表現出來的情景交融的藝術形象。這主要是側重於作者的感受、作品的表現的角度上來強調錶達“真感情、真景物”的。綜上所述，王國維標舉“境界”説使當時的詞論能跳出浙、常兩派的窠臼，顯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從理論發展史上來看，他採用的“境界”一詞已被歷來文藝批評家廣泛使用，且其主要內涵如此強調情景交融、崇尚真切等也為論者所常道。那麼其“境界”説從理論發展的歷史上看，究竟有何意義，價值何在呢？

第一，它使眾説紛紜的“意境”探討植根於“本”的求索上而不是着重於“末”的玩味上。滄浪之“興趣”，阮亭之“神韻”本與“境界”相通，但“興趣”“神韻”之説都偏於讀者的審美感受，又説得迷離恍惚，難以捉摸，而王國維的“境界”則使人注重於之所以產生“興趣”“神韻”的美的本質屬性，使人以觀賞“面目”而深入到追究本質，使空靈藴藉的回味找到具體可感的形象實體。故他認為“興趣”“神韻”等“不過道其面目”，而“‘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又説：“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第二，它對“意境”之“本”──“情”和“景”作了新的明確界定。他指出：“景”“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是“客觀的”“知識的”；“情”為“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之態度”，是“主觀的”、“感情的”。這一解釋，由於吸取了西方的美學觀念，比之以前更為切實，且把“情”亦列入藝術再現的對象，説“激烈之感情，亦得以直觀之對象、文學之材料”“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這也是前人所沒有明確的。

第三，它既強調了“意境”之“本”，又“包容”了“意境”之“末”，照顧到作者的體驗、作品的表現、讀者的感受等方方面面，所以比之“興趣”“神韻”諸説不但更為切實，而且更為全面。

此外，王國維還借用了西方的美學觀念，對其“境界”作了“造境”與“寫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等分類，使“意境”説的討論得到進一步的深入，併為意境的內涵注入了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