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

祖籍廣東潮州，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其父母有7個孩子，他排行老七，小學時曾兩次留級，第三年成績變成了班級第一，從此對學習有了興趣，畢業於檳城韓江中學（1961）、新加坡南洋大學（1966）、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1971）。在蒙納士大學任教授（reader；1974-85）及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1985-）。現加入澳大利亞國籍，並於1980年被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成為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黃有光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在經濟學、哲學、生物學、心理學、數學、宇宙學等學術期刊（包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Economic Journal（7），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13），Economica，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3），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5），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3），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Cosmology）發表兩百餘篇審稿論文。 ^[10] 

其經濟學的研究興趣與貢獻包括： 中國經濟問題，福祉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提創綜合微觀、宏觀與全面均衡的綜觀分析，與楊小凱合作發展以現代數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的新興古典經濟學。

Welfare Economics，London：Palgrave/Macmillan 2004（中譯《福祉經濟學》，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Mesoeconomics：A Micro-Macro Analysis. London：Harvester，1986 （中譯《綜觀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sterdam：North Holland，1993（與楊小凱；中譯《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ed.，London：Macmillan，1998 [與 Kenneth Arrow（諾獎得主）和Xiaokai Yang合編]：Efficiency，Equality，and the Foundation of Public Policy，London：Macmillan and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中譯《效率、平等與經濟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Palgrave/Macmillan，U.K. 2009；

Common Mistakes in Economics《常見經濟學錯誤》，作家出版社，1993；

《經濟與快樂》，東北財大出版社，2000；

《金錢能買快樂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社會福祉與經濟政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黃有光看世界》，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高級微觀經濟學》（與張定勝），2008；

《黃有光自選集》，2008 ；

《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宇宙是怎樣來的？》，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黃有光作品：那些習而不察的謬誤》，東方出版社，2018。 ^[11] 

根據互聯網上一份未經證實的統計資料，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蒙納士大學黃有光教授是在世界頂級經濟學雜誌（Top 10） 發表論文最多、 且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華裔經濟學家。

斯坦福大學教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7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約瑟夫 ·阿羅（Kenneth J . Ar row） 對黃有光教授及其新著 《效率、 公平與公共政策》 的下述評論，使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黃有光是當代極少數對西方經濟學主流理論作出貢獻、 並被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承認的華裔經濟學家之一：“黃有光教授是研究經濟政策分析基礎理論的許多學者當中，最具原創性想法的學者之一。本書總結了他的研究成果，將他的許多想法紛然並陳，讓我們清楚地瞭解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及其豐富的成果。他的分析結合了哲學基礎與實證經濟分析，為公共政策的好壞判準指明瞭方向。對任何一位讀者，都將獲得前所未聞的看法。”

學術看法

1.什麼是正統經濟學的核心？

正統經濟學有系統地與嚴謹地（多用數理方法）分析消費者與生產者在約束條件下極大化的理性行為，及其相互關係所達致的均衡（尤其是有關資源配置方面）及均衡的變化或比較。這包括下述要點：

1.1 約束條件下極大化

1.2 理性

1.3 資源配置 （相對於制度、組織）

1.4 均衡 （相對於非均衡與歷史）

1.5 多數學者強調市場的效率與政府的無效率

一般上，假定消費者極大化的是代表其偏好的效用，而且假定效用只是消費者自己所消費的消費品數量的函數。約束條件則是總支出不能超過消費者的預算或收入。生產者則假定是把利潤極大化，約束條件是受現有技術影響的生產函數。個別消費者與個別生產者都假定不能影響由整個市場的供需均衡所決定的產品與生產要素的價格。

2.正統經濟學的長處：

經濟學被稱為社會科學中的女皇，自有其長處，包括：

2.1 針對經濟行為的重要方面

2.2 有很嚴謹的分析與很多很有洞察性的結論

2.3 約束條件下極大化的分析方法可以用來分析非正統的因素；將來也會很重要.

其實，正統經濟學對分析現實經濟以及社會人生的許多問題，都有很大的可用性。對於經濟學者，這是比較不需要重複的。因此，我針對短處多談一些，請不要誤以為我認為正統經濟學一無是處。

3.短處

3.1 許多經濟學家迷信簡化模式。即使是很不現實的簡化模式也並非沒有用處。例如力學關於沒有摩擦力下的物體運行，對有摩擦力的現實世界也有用處。但我們不可以迷信簡化模式，把簡化模式應用到現實世界時必須考慮現實世界的複雜因素。迷信簡化模式的情形，可由一個例子來説明。多年前，我參加美國經濟學年會。有一位主講者説，例如百分之三的温和物價上漲是有好處的，因為偏好與技術等變化，不同行業需要調整，包括人力在內的資源必須從萎縮行業轉移到成長行業。要達致這種轉移，萎縮行業的工資必須下降。如果物價不上升，必須減低名目工資。但人們對名目工資的減低，抗拒力較大，不如維持名目工資不變，通過物價上漲來使實際工資下降。有一位參會者發問説，“這是不可能的，不論實際工資是通過物價上漲或名目工資下降而下降，其對消費與效用的影響是一樣的。對名目工資的減低，抗拒力較大，是不理性的。”我認為我是理性水平非常高的人，但我也是對名目工資的減低，抗拒力較大。與其説這是不可能的或不理性的，不如説經濟學常用的效用函數，只考慮自己消費品的數量，是忽略了可能影響人們效用的其他因素，包括名目工資的下降會被人們認為更不可接受（相對於實質工資通過物價上升而作同量的下降），不論這是由於面子問題或其他原因。與其説人們不理性，不如説經濟學的簡化模式忽視了現實世界的一些有關因素。

3.2 簡單的經濟分析忽視許多重要因素，如：相互攀比、環保、不完全理性、制度、文化，等。有許多重要因素，得到一些經濟學者的重視，或在某部門被研究，但在經濟學主要部分被忽視。例如，競爭的不完全性在實際經濟中幾乎是無所不在的，例如你問一百家廠商，給定現有價格不變，如果能夠多賣，是否要多賣，至少有九十多家會求之不得，他們都不是完全競爭者（均衡下的完全競爭者不願意多賣）.正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尤其是關於產業組織的，是有分析競爭的不完全性。但在全面均衡分析與宏觀經濟學中卻大致忽視競爭的不完全性。我在1980年前後，把競爭的不完全性引入宏觀分析，把微觀、宏觀與簡單的全面均衡分析結合起來，就得出貨幣學派與凱恩斯學派的結論以及其他前此沒有人（包括我自己）想到的情形都是特例的結論。

3.3 過分的數理形式主義。數理分析肯定對經濟學的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若有需要，我自己也用了不少數理經濟分析，並往往除了證明原來的想法，也得出原來沒有想到的結論。中國的經濟學者，尤其是研究生，絕對應該加強數理與計量的訓練。不過，我也非常支持剛才吳敬璉老師強調的，很多人盲目追求前沿，但卻沒有把基本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搞好。我的經驗支持吳敬璉老師的觀點。我在國內外，包括美國名校，問研究生或研究生候選人基本微觀經濟學的東西，絕大部分不會回答。基本微、宏觀經濟學的東西，是在分析、討論現實經濟問題與作經濟政策建議最重要的工具，比高深數理理論重要得多。像建一間屋子，如果地基都爛掉了，把門窗裝修得金光閃閃，又有什麼用呢？

我在《效率、公平與公共政策》（中譯本於2003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引言與附錄B中舉例説明，很多用複雜高深的數理分析得出的結論，實際上用一個簡單的圖形，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而且其原因更加一目瞭然。但原文如果沒有用高深數理分析，幾乎完全沒有可能在第一流期刊發表。對此，編者與審稿者們，應該有所反思。

關於過分的數理形式主義，我還有一個故事。多年前，我到牛津大學訪問期間，在一個聚會上，問另一位經濟學者，“你是研究什麼方面的？”他説，“我研究SP-SPACE。”我問，“什麼是SP-SPACE？”他説，“你不知道什麼是SP-SPACE？”，好像每個經濟學者都應該知道什麼是SP-SPACE。我説，“我只用歐氏空間。”“Euclidean space is OK.”言外之意，好像歐氏空間是太簡單了。過後，我也沒有去查什麼是SP-SPACE，SP是否是***y and pedantic?因為我肯定，用歐氏空間已經足夠了。其次，作為經濟學者，即使需要用到什麼特殊數理方法，這應該只是一種工具，不應該是研究課題。

另外有一次，我批評一位知名經濟學者的模式不現實，他的辯護竟然是：“我不認為我的模式與現實世界有什麼關係。”這不是把經濟學變成數學遊戲嗎？但是，作為數學，他們的分析既不高深，也不是很有趣。

4.將來應該如何拓展？

4.1 現實重要性比嚴謹性重要。提高分析的嚴謹性，當然是學者的追求。不過，我寧可對重要問題有一些大致甚至是模糊的答案，不要有對無關痛癢的問題有非常精確的答案。對人們的銀行户口的最後五個號碼與他們的體高或體重或身份證號碼的相關性，可以進行非常精確的分析，但有什麼意義呢？

4.2 吸納非正統研究的成果：制度、文化、行為與試驗經濟學、快樂研究等。實際上，經濟學及經濟學者在這方面已經有很大的進展，不過教科書與其他經濟學者沒有趕上。例如，教科書與許多經濟學教授還在教導學生，效用只有序數性，沒有基數性，也不能進行人際比較。對消費或需求理論以及全面均衡分析，序數效用已經足夠，不必假定效用的基數性。根據Occam剃刀的原理，應該把基數效用的假設剃除。但是，在社會選擇上，非有人際可比的基數效用不可。大師級的經濟學者，包括諾獎得主如Harsanyi，Mirrlees，Sen等，幾十年前就用了人際可比的基數效用分析，例如Mirrlees 1971年關於最優收入分配的得獎作品。在應該應用人際可比的基數效用分析的領域堅持剃除效用的基數性，就像有人留鬍鬚，你堅持他必須把鬍鬚剃掉，因為吃飯不必用鬍鬚。但他留鬍鬚，未必是用來吃飯的，可能是要增加他的男性魅力！

4.3 由於影響經濟變量的因素很多，常理與綜合的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政策上。十多年前，當北大教授王建國博士還是我的博士生時，他做了數理分析，得出某外生變量對某內生變量的影響是負的。我從常理或直觀上看，認為應該是正的，對他説，你可能漏掉一個負號，回去查查。幾天後，他回來説，查過了，沒有錯。我説一定是錯的，回去再查。第三次他回來説，查了很多次了，沒有錯。我又堅持説一定錯。那次他大發脾氣（我後來説起這事，説他拍桌子。王建國否認有拍桌子，只承認發脾氣，大聲説話）。他説，“你又沒有計算，這樣硬硬説我錯，那裏可以這樣打壓我。我最多回湖南農村種田，不要這個博士學位，也不能受你這種無理欺負。”我大吃一驚，完全沒有想到他會這麼激烈反應。我也完全沒有打壓他的意思，就對他説，“你不要太激動，不需要回湖南。錯肯定有錯，慢慢查。”他見我口氣温和，也就不再發脾氣。第四次，他説終於查到漏掉一個負號，結論應該是反過來的。

關於漏掉負號，還有一個故事。有一位諾獎得主，多年前未得獎時，在牛津大學主講研討會，説，“我證明過很多法西斯（極端右傾）定理，今天很高興能證明一個左傾定理。”結果John Flemming發現他漏掉一個負號，改正後，又是一個極端右傾定理。

關於王建國，為公平或平衡起見，應該指出，以我所知，他是能擋我的殺手鐧，又令我對其詩詞甘拜下風的人。我的所謂殺手鐧，其實並不可怕，只是幾個本科生一二年級基本經濟學的問題，但是由於絕大多數研究生不會回答，包括多數一流大學的一流研究生，所以才叫做殺手鐧。但王建國能回答。我原來自以為詩詞寫得不錯，但看了王建國的詩詞，自知相去甚遠，甘拜下下風。有兩個顯然的候選人，可能可以使王建國的唯一性被推翻。一個是歷以寧教授；另一個是張五常教授。歷以寧教授雖然沒有出國留學，卻對現代經濟學有很深廣的認識與論述，又在思想上對中國經濟改革起了重大貢獻，其詩詞集也令我甘拜下風。張五常在佃農理論等領域有重要論述，對產權與市場的重要性，結合中國經濟改革問題，寫了許多深入淺出的文章，令人拍案叫絕，雖然有些觀點可能有些偏激。我沒有看過張五常的詩詞，但他的書法和攝影都令我甘拜下下風。像歷以寧和張五常這樣的天才，擋我的殺手鐧應該是遊刃有餘。不過，我雖然同他們兩人有過多次交往，卻沒有機會，或者沒有膽量向他們拋出殺手鐧。因此，我只能説，我相信他們能擋，卻不能説，我知道他們能擋。因此，王建國的唯一性，依然成立。

另一個可能候選人是楊小凱。他在經典的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有系統的分析上，建立了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新框架，對中國改革的深層問題，也有許多獨到的洞見，雖然有些觀點也顯然非常偏激，甚至有很大的盲點。不過，和王建國與張五常等多多少少有些‘不務正業’的學者不同，楊小凱把所有非閒遐時間以及原來應該是閒遐的時間都從事正業，我不知道他在文藝上有什麼興趣。另外，像林毅夫、劉遵義、錢穎一、田國強、張維迎、周林、鄒至莊等大師或後起之秀，雖然和我相識，但我對他們在經濟學以外的興趣，還沒有足夠認識，未能評論。

關於綜合各種有關因素在政策上的重要，可以考慮汽車的例子。多數經濟學家只考慮擁擠，得出新加坡對汽車的控制過嚴。但還應該考慮污染、炫耀性消費（部分導致鑽石性物品的作用），人們由於天生累積的本能與商業廣告的影響而有的過渡的物質主義。新加坡對汽車的控制未必過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應該向新加坡學習。對汽油與汽車抽重税，而發展公共交通，避免走上像曼谷的騎虎難下的情形。

4.4 折中主義，例如：兼顧資源配置與分工、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不可以説資源配置的問題很重要，就認為分工的問題不重要；反之亦然。再如；兼顧市場經濟的重要與侷限（尤其對環保）。中國走向市場經濟肯定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我非常支持中國的改革。不過，產權與市場雖然非常重要，卻非萬能。例如生產與消費上的外部作用，尤其是對環境的破壞，必須用政府的税收等政策來補救。有些極端右傾的經濟學者，完全否認外部作用的存在。當我舉事實來反駁時，他們説，即使外部作用存在，還是假定不存在好，因為讓政府來處理往往把事情搞得更糟。這對某些外部作用來説，可能是對的。不過，對於已經威脅人們健康與人類生存的環保問題，非有有效的公共政策不可。

也許有人認為中國應該重視經濟發展，將來有錢了，才來環保。當然，用於環保的投資，受到經濟水平的限制. 不過，有幾點必須強調。第一，有很多情形，對環境的破壞是不可補救的，或者將來必須用許多倍的資源才能補救. 第二，有些情形，對環境的破壞不但影響人們今後的福祉，也影響經濟生產。第三，環保不一定要有大量的政府投資，也可以通過對破壞環境的活動加以課税（或收費）或限制來實現.但這也依賴於一個有效與貪污程度不是太高的政府.

4.5 在把經濟學應用到政策上時，要考慮到人們的福祉或快樂的終極目標。當然，經濟學本身是一門實證科學，但它經常被用來作政策建議。當涉及政策時，必然牽涉價值觀。價值觀的問題雖然和科學問題不一樣，不過也不是完全不能討論。我認為人們的終極目標是快樂。因此，當不涉及他國與動物的時候，政府的政策應該把人民的長期福祉（即快樂）極大化。不過，多數經濟學者只談偏好（或效用）而不談快樂，這是不夠終極的。多數經濟學者也懷疑快樂的可衡量性與人際可比較性。當然，這有困難，但並非不可能。經濟學者也應該看看自己的後院。國民或國內總產值是用了成百年的最主要的經濟變量，但一考慮購買力水平，中國的國內總產值必須增加四倍，印度必須增加六倍。快樂的衡量，雖然不很準確，但我想不必調整四倍！

⒋6 在中國的情形，這一二十年來，對現代經濟學的掌握已經有很大的進展，更開始爭取進入國際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這當然是可喜的。百年樹人，即使要到幾十年後才趕上前沿，也有必要早日開始。不過，除了要注意上述各點，還要認識到，中國經濟學研究最主要的任務，是如何把正統經濟學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分析出適用於中國的現狀的結論。關於中國的現狀的一些特點，包括文化與制度上的，例如東西文化差異、守法程度的差異、黨政主導經濟的程度等；也包括中國轉型期的一些特點，例如國企以及與之有關的金融問題，前此的城鄉隔離政策所造成的巨大城鄉差異等。當然，研究上也有分工的問題，這主要任務也不排除一些人從事純理論的工作，一些人從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維森教授所主張的‘為學問而學問’的工作（但作為所有學者的方向，我則不能同意）。知識的累積，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用處。

他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