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

1930年1月24日，吳敬璉生於江蘇南京，他父親是住在四川的江蘇人，母親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其父親吳竹似當時是《新民報》辦報人；母親鄧季惺原在上海公學大學預科讀書，此時因結婚生育暫時中斷了學業。不幸的是，在兒子吳敬璉出生之前，吳竹似已經身患肺結核，他和妻兒在一起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16] 

1931年，其父親、《新民報》創始人之一吳竹似因肺病去世，留下未竟的事業給好友及年僅24歲卻已是三個孩子母親的妻子鄧季惺。不久，陳銘德對這位亡友之妻由欽佩而生愛慕，一年後便與鄧季惺結下終身之盟。 ^[73] 

1936年，入讀於南京山西路小學，僅一年，就因抗戰爆發停學西遷。到重慶後，他被送進了巴蜀小學，這是大後方教學質量比較高的小學之一。當時的四川省主席王瓚緒任小學董事長，“航運大王”盧作孚當校董，葉聖陶在此做國學教師，連周恩來都來作過演講。鄒韜奮之子鄒家華、鄒競蒙和其同班。在節假日時，鄧季惺常常帶着子女去洞裏的軍工廠山等地參觀，這使得在戰火中長大的吳敬璉從小就關心社會和國家命運。

1941年，考入重慶南開中學，這又是大後方的一所模範學校，創辦人是教育家張伯苓。張伯苓教學強調“三育並進而不偏廢”，注重學生的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吳敬璉體弱，總是在養病，缺少鍛鍊，因此第一學年就因體育成績不好差點被南開中學除名，他向學校保證每天晚上跑步800米，加上數學成績優秀，學校才勉強同意他留下。可是沒多久，他就得了肋膜炎，不得不休學一年，第二年重念初一。在他的兩年級同學中，有經濟學家茅於軾、中國科學院院士、理論物理學家周光召。

1943年，鄧季惺到成都開辦《新民報》成都版，吳敬璉又隨母親轉學，插班進了一家名叫高琦初中的基督教教會學校。

1945年，考入金大附中（現南京市金陵中學），就讀高中部。不久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和大批機構遷回南京，《新民報》總部和金大附中都一起南下。直到很多年後，吳敬璉才得知當初與他在同一個年級（不同班組）讀書的學子中，有一人名叫厲以寧。兩人後來同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最重要的經濟學家。

1946年，隨校遷回南京（抗日戰爭爆發後，金大附中部分教員西遷四川辦學，學校分設南京四川兩地。1946年，遷回南京辦學），繼續在南京金大附中讀高中。 ^[18] 

1947年，被確診患上了肺結核，學業停停讀讀，上學又休學，成了一個無奈的病號，因為父親吳竹似死於此疾，大姐剛進大學也染上了肺結核，這讓母親鄧季惺無比緊張。

1948年，以同等學力考取金陵大學電機系，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學，他意識到，憑自己的身體條件根本無法從事艱鉅的科學實驗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夢想就此破滅；10月，隨母親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區。 ^[31] 

1949年4月，在中共香港工委負責人夏衍的安排下，隨母親從香港回到已經和平解放的北平，肺病復發，住結核病醫院。 ^[33] 

1950年，病癒，身體有所康復，回到南京金陵大學開始學習經濟學的大學學業。並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任經濟系團支部書記、校團委的團課教員。

1951年2月，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合併成立公立金陵大學；12月，為了整肅進城以後腐敗之風以及打擊資本主義工商業，中共中央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吳敬璉作為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參加了學校內清查貪污浪費的活動。 ^[33] 

1952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全國大學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隨金陵大學經濟系併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師從經濟學家蔣學模。在班級裏，吳敬璉與一位名叫周叔蓮的同學十分投緣，這一緣分後來延續了一輩子。

1953年，從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吳敬璉被檢查出肺病未愈，不能分配工作，後留在學校的康復樓裏養了一年的病，兼任康復樓團支部書記；1954年，獲得上海復旦大學畢業證書。 ^[34] 

1957年至1974年12月，師從顧準研究經濟學 ^[8]  ，包括中世紀和近代階段的西方經濟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關於希臘和羅馬制度，以及儒法之爭。世界近現代社會主要兩大思潮，一是英國式的經驗主義、改良主義道路；二是革命專政式的直接民主；以及歐美經濟學的新發展動向等。 ^[82] 

1954年，復旦大學畢業後，與張卓元、利廣安、黃範章、劉厚成等一起分配至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吳敬璉後任首任團支部書記。當時經濟所不到50人，有代所長狄超白，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胡瑞梁，1953年分配到此的周叔蓮，1955年從莫斯科留學歸來的劉國光等，新的經濟研究團隊就這樣漸漸構築起來，這些人日後均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支柱。 ^[34] 

1954年至1984年，歷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56年，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會議發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吳敬璉更加註重看書學習，衝破一些領導“左”傾思想的羈絆，鞭撻保守觀念，頂住官僚主義的壓制和不公正的批判，得到了共青團中央和中宣部一些領導的支持；1956年至1957年，在這一期間，他的理論文章，如與林子力合寫的《全民所有制經濟論》等，特別是為于光遠主編《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表〉》，具有一定學術價值。

1957年，隨着“反右”運動展開，吳敬璉等人成了“反右派”鬥爭對象，最後被定性為“中右”，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35]  [45]  [72]} 

1979年，吳敬璉認識到經濟體制是一個系統經濟改革不是個別政策上的改變或調整，而是一個系統轉變到另一個系統，一攬子改革方案必定優於單項改革。吳敬璉開始對中國發展的深層問題進行思考，和劉國光、董輔礽等組織翻譯了西方學者許多著作和文章；1979年至1983年，先後晉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

1982年，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補習英文，還參加了經濟所的教學補習班。學習英文語法、單詞和微積分與線性代數，補修現代經濟學和市場經濟的大課，為奔赴美國耶魯大學做準備。

1984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後與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合作，從事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和政策諮詢工作，並對中國改革產生了影響 ^[71]  ；7月，訪問美國歸來，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使得地方企業並未獲得自主權，於是提出“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概念。

1984年至1988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

1985年，創辦《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針對現實經濟中的問題，提出對改革目標和實施步驟作出總體規劃的時機已經成熟，為中國改革者打開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哺育了一大批改革人士。

1985年至1990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動態組組長；領導課題組對“六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驗進行了研究。在《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係》報告中提出，中國正處在二元經濟迅速向現代經濟轉化階段。必須注意經濟效益持續提高，注意社會資金積累，恰當地把握農業人口向非農業轉移速度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

1986年至1987年，任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將多年研究成果加以系統整理，這一時期發表的《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總結》等文章，在國際上引起關注和評價。 ^[72] 

1990年，任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評議會委員；另到江蘇參加全國企業家座談會，訪問了江蘇、浙江、廣東、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了改革使鄉鎮企業釋放出的巨大能量，聽到了企業家們要政治求改革的呼聲。據此,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走勢充滿了希望。

1992年，接手《改革》雜誌，和蔣一葦合署主編 ^[4]  ；後在雜誌上增加《探索改革理論、傳播改革信息、振奮改革精神動改革路線》刊頭箴言，使《改革》立在改革潮頭，探討各種前沿性問題。 ^[73] 

1996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任訪問研究員。 ^{[7]  [28]} 

1998年，與江平合作創立洪範法律經濟研究所，提出改革的體制目標應當是實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場經濟，並就打擊腐敗，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建議。 ^[71] 

1999年，任匈牙利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研究員。

2000年，對中國股市存在的投機氣氛、爆炒網絡股行為潑了盆冷水，引發了一場對新經濟泡沫的論爭；另爆出“基金黑幕”事件，使“基金市場黑不得”的聲音傳遍大江南北。 ^[73] 

2008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21] 

2021年6月，任常州大學吳敬璉經濟學院名譽院長。 ^[8] 

1955年至1956年，跟隨蘇聯改革派經濟學專家阿·畢爾曼學習，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年至1957年，參加全國範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參加了孫治方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和于光遠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寫作。

1959年4月，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

1960年5月，在《經濟研究》發表《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這是第一篇產生較大影響的長篇論文，被國外某些學者認為是一篇某種原則上區別於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的代表作；10月，參加孫冶方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寫作班子。

1961年3月，參加中央宣傳部舉辦的毛澤東《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學習班，參加于光遠領導的《政治經濟學》寫作組。

1964年至1965年，參加“左”派理論家發動的對孫冶方“修正主義”批判。 ^[45] 

1969年10月，跟隨經濟研究所下放至河南信陽“五七幹校”，在這裏遇到了他的老同事——顧準。在“五七幹校”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中，在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中，兩人碰撞出了思想火花。 ^[40] 

1974年，與沙吉才、楊長福等被派往山西，參加《大寨政治經濟學》編寫組。 ^[36] 

1976年，進入了工作緊張、成果豐富的時期。對大寨“左”的口號和做法提出了公開的批評，另參加“按勞分配討論會”的籌劃和組織工作，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極“左”思想發起了系統批判，與他人合著，發表《“四人幫”的封建實質》一文，從歷史文化角度反思“四人幫”這一現象出現的歷史原因。

1979年，研究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

1981年，與他人合作，發表《布魯斯和錫克的經濟模式述評》一文，探討兩位東歐經濟學家學説，對60年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模式進行了介紹。他認為，自1930年全盤集體化的“斯大林經濟模式”確立以來，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問題一直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東歐各國的各式探索，也難言成功。

1982年，與他人合寫《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屬性。

1983年—1984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從事訪問研究工作，研究東歐國家改革的歷史和現狀。對現代經濟學文獻涉獵越多，越認識到中國以往對西方經濟學研究有頗多偏見。開始形成了自己對於中國經濟變革自成體系的看法。 ^[1] 

1984年7月，吳敬璉參加由馬洪牽頭關於《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意見書的寫作，他肯定了商品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作用，併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對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作出了貢獻；12月，針對出現的經濟增長過熱、貨幣投放過多的情況，吳敬璉以其為課題組向中央領導報送《當前貨幣流通形勢和對策》專題報告，提出必須對此制定總體對策，進行綜合治理。這份報告對1985年宏觀經濟調控起到推動作用。

1985年，提出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環節配套改革”主張。這套政策包括：企業從計劃的消極執行者轉變為自主的市場主體；形成能夠靈敏地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相對價格體系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改變行政當局通過下達指令性計劃直接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和企業之間配置資源的體系，而以市場機制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進行需求總量的調節，以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9月，在航行於長江的巴山號郵輪上參加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史上著名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就是人們通常所説“巴山輪會議”。 ^[67] 

1986年，參加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的工作，這一時期，《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總結》等文章，在國際上引起關注和評價。 ^[41] 

1988年至1995年，經濟體制革的中期規劃，吳敬璉以個人名義成立課題組，和周小川、李劍閣、郭樹清、劉吉瑞、樓繼偉、石小敏等人經過努力，拿出了一份成果，同其他八個課題組的設計方案，結集成《中國改革大思路》一書出版。

1988年3月，與他人合作發表論文《關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幾點意見》，指出同“商品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帶有更強的同“命令經濟”和“統制經濟”相對立的色彩，建議將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4月，針對在高通貨膨脹情況下實行物價闖關的決策，提出《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研究報告，指出：在需求膨脹和待實現購買力大量積累的情況下，對價格作較大的調整和放開部分商品的價格，“是一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選擇”“有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2]  ；7月，《人民日報》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為題發表報告，這是中央黨報第一次正式出現了“市場經濟”這一名詞。

1991年4月至5月，先後撰寫《改革傳統經濟體系是搞活大中型企業的根本出路》《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困境與出路》兩篇論文，對現行的企業改革放權讓利思路提出了異議；12月，發表論文《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 ^[17] 

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領導人提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法建議，自此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 ^[28] 

1993年12月，編著出版關於公司制度專著《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37] 

1994年8月，吳敬璉、周小川領導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組和樓繼偉領導的“中國税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組在北京聯合召開“中國經濟體制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會議就企業改革、公司治理結構所有權、企業與銀行間的債務重組及破產程序、財税體制改革等問題進行了研討。 ^[73] 

1997年5月，提出重新定義社會主義，撰寫《把社會主義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研究報告，由其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向黨中央提交了《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研究報告，這項研究對中共十五大確立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國有經濟佈局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產生影響並作出貢獻。 ^[28] 

1998年，向國務院提出應當以民營中小企業作為分流國企下崗職工、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主渠道；同時提出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具體措施。 ^[47] 

1999年，就有關國有經濟改組和國有企業改組的十五個重大問題進行了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現代公司必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等一系列政策建議。為了取得在股份化改制的基礎上進行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手經驗，先後任中國石油、中國聯通等五個國有控股公司的獨立董事，在與大股東的博弈中繼續推進國企改革。

2000年，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15]  ；6月，在西安參加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做了題為《新形勢下政府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主題報告。

2001年11月，為了準備“十六大”，參加了由時任總書記江澤民主持召開的一次理論座談會，遞交了一篇書面發言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繼續從建設市場經濟角度，陳述他對政府體制改革的觀點。 ^[48] 

2009年月3日，在《經濟觀察報》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從經濟史的角度對“中國國內經濟界再次出現國家主義思潮強勁迴歸的跡象”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 ^[28] 

2010年1月，在為《財經年刊》所寫文章《集中力量解決長期增長中的問題》中，再次完整地表述其對過往一年多中國經濟表現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當務之急，是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的問題。 ^[38] 

2008年8月6日，領跑奧運火炬“祥雲”在北京的傳遞。

2009年6月，在南京探訪母校金陵中學，並給高二同學作了演講。 ^{[28]  [75]} 

2012年3月，在廣東參加嶺南論壇，就廣東產業升級問題表示，產業升級重要的一點是製造業要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其對騰籠換鳥政策表示了質疑；9月，出席在温州市舉行的2012年浙江科學年會，就“中國的未來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抑是一個“有問題的市場經濟”進行了探討。另出理論框架——實現經濟增長有三個來源：資本投入增加、勞動投入增加、效率提高。 ^[76] 

2013年2月，出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3年年會”，並做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鍵在於突破體制性障礙，儘快制定總體改革方案”表述。 ^[78] 

2014年2月，出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4年年會”，就“房地產是支柱產業”爭論做出表述：爭論本身就是計劃經濟的思維，能賺錢的產業都是好產業。如果央行還要大量印發鈔票，房價還會繼續上漲。眼下最重要的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74] 

2015年12月，在中央電視台《新年新世界》欄目中，就“中國經濟會面臨哪些挑戰，如何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適應經濟的新常態”問題提出見解：通過推進改革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改善經濟結構，來提高經濟的效率，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在短期中，需要用一些政策，短期政策，來希望它這個降速不要太快，特別是不要引起系統性的風險。 ^[79] 

2016年2月，出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關於“供給側改革怎麼改？”的問題，吳敬璉認為：供給側改革應是體制改革，而現在常常被誤解為“供給側的結構調整”，這個辦法恐怕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實際上回到了老辦法，用行政力量調結構。 ^[80] 

2018年12月，在江陰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改革（2018）年會暨改革開放40年地方改革創新40案例高層研討會”上對改革重大命題進行了闡釋。 ^[81] 

吳敬璉長期從事理論經濟學、決策諮詢、經濟學、管理學教育、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政策、現代公司治理等多個領域的研究。深入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實際，提出了多項有價值的政策建議；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並通過分析和比較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論證了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對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改革目標和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均有推動作用；強調改革必須整體推進，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必須在最主要的若干方面配套進行。提出了“三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即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以間接調節為主的宏觀調節體系三方面改革要同步前進，為市場取向改革樹立了較為清晰的具體目標。 ^{[1]  [8]} 

支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即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的主張，號召抵制“權貴資本主義”的生成。吳敬璉引進“尋租理論”來揭示腐敗現象的制度基礎，認為由於改革不徹底而存在的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廣泛介入，正是尋租活動猖獗的制度根源。因此，為了扼制腐敗的蔓延，必須加快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針對改革中長期存在效率低下、發展粗放問題，吳敬璉反覆申論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在於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實現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而轉變能否成功，關鍵在於基礎性制度建設，強化競爭和實現產業政策從選擇性、差別性政策到功能性政策的轉變。 ^{[1]  [8]} 

吳敬璉主張國民經濟應該協調發展。針對多次出現的貨幣超發和經濟過熱現象，認為不能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特別反對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強力刺激經濟增長，認為這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毒化社會風氣和人們的心理。支持和密切關注資本市場的發展，但是認為如果缺乏有序競爭和公正監管，資本市場只能製造紙上富貴和極少數人欺詐掠奪絕大多數人的機會，必須防止。 ^[1] 

關於企業改革，吳敬璉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即提出，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並不是放權讓利，而是實現企業制度的創新；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方向應當是改組為現代公司，建立所有者與經營者相互制衡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牽頭的“整體改革派”對現代公司及其治理結構的研究，走到了企業和企業管理研究的前沿。關於確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內部人控制”、確保董事會履行受託責任和對經理層進行監督、發揮證券市場在增強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等一系列論述，對於深化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都起到了推動作用。 ^[1] 

吳敬璉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和劉國光、董輔礽、趙人偉等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創建了中國的比較制度分析學科。吳敬璉通過分析和比較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論證了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表明現代市場經濟無例外地是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經濟，或稱“混合經濟”。這種經濟以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為基礎，政府等公共機構通過自己的調節和引導，修正市場失靈，優化資源配置。 ^[2] 

吳敬璉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適時轉變到整體改革戰略，提出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這套政策包括：企業從計劃的消極執行者轉變為自主的市場主體；形成能夠靈敏地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相對價格體系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改變行政當局通過下達指令性計劃直接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和企業之間配置資源的體系。以吳敬璉為首提出的這種“整體改革”的主張，是中國理論界最具代表性的學派之一。 ^[2] 

1976年，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于光遠，找來馮蘭瑞、吳敬璉、周叔蓮等4人，他們要在經濟理論界發起一場“突擊戰”——召開關於按勞分配的討論會。 ^[54] 

在經濟理論界，沒有什麼命題比“按勞分配”更直觀地體現“實踐檢驗”的道理了。吳敬璉説：它是首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平均主義這一套，它守不住了，所以工資制度恢復了，而且有一些方面可以搞計件工資。同時就討論了農村的分配問題。解決農村人民公社的分配的絕對平均主義，並提出了不同的辦法，小段包工、承包制，都提出來。到了後來，大家公認的還是一個承包制，是一個比較好的，而且是農民比較喜歡的一種分配形式，也是一種理論上的先聲。 ^[54] 

20世紀80年代中期，吳敬璉提出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並不是放權讓利，而是實現企業制度的創新；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方向，則應當是改組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公司。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確立了公司治理結構（法人治理結構）的觀念。吳敬璉關於確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內部人控制”，確保董事會履行受託責任，確保董事會對高層經理人員的監督，對經理人員給予足夠的激勵，發揮證券市場在增強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作用等論述，對於深化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推動作用。 ^[2] 

吳敬璉認為，重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已經放到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上了，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只是重啓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制定重點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總體規劃，第三步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 ^[53] 

現在應該把注意力放到第二件事情上，就是如何佈局。改革就是勵基層、地方的制度創新，不能禁止壓制基層的創新。可是這種創新一定要在一個大的目標，大的方向下進行。首先，就是問題導向，從分析當前突出矛盾着手，能夠明確改革的重點和這些重點改革的主要內容；第二，圍繞完善競爭性市場體制這個中心作出財税體制、金融體制、國有經濟、市場監管、行政改革、法制體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最後，需要有黨和政府把各項改革方案加以比較，加以篩選，而且要根據各項改革之間的配合關係，包括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配合關係來提出經濟改革和税制改革的總體改革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 ^[53]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吳敬璉對發展民營經濟的問題給予了關注。1998年，吳敬璉向國務院領導提出應當以民營中小企業作為分流國企下崗職工、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主渠道；同時提出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具體措施。1993年—2004年，對浙江民營經濟發展進行過多次考察。對温州、台州地區發展民營中小企業作出的總結對中國產生了影響。 ^[2] 

1988年，吳敬璉運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中的“尋租”理論對轉軌過程中的腐敗現象進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敗現象的實質，也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確的途徑。吳敬璉指出，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是轉型時期一個社會問題。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變革中力求保持社會公正。必須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設法治國家。 ^[2] 

要培育和發展中國資本市場，首先需要對資本市場的內涵和外延加以科學界定。吳敬璉指出：經濟學所説的市場，是指長期金融交易的總和。在資本市場上交易的金融商品，不但包括股票債券等金融證券還有一年期以上的銀行信貸。吳敬璉指出，資本市場不僅是重要的融資渠道，而且可以成為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完善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的手段。所以，發展資本市場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51] 

吳敬璉認為，投機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再出售而暫時購買商品，以期從價格變化中獲利。投機活動在市場經濟中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這就是有助於發現價格，實現市場均衡，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證券市場上的投機活動在一定條件下有其積極作用決不能一概否定。只有當投機活動與投資等經濟活動正確結合、交互作用並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時其作用才是積極的。 ^[51] 

吳敬璉從1992年起即開始注意觀察和分析金融市場上出現的泡沫現象，積歷年之研究，他對泡沫經濟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吳敬鏈認為，經濟氣泡的生成，即某些資產的市價脱離它們的基礎要素而虛升，是市場經濟中常有的現象。股市泡沫是指“股票的價格脱離了公司基本面，超出了它的實際價值的市值虛升部分。所謂泡沫經濟，即虛擬經濟脱離實質經濟自我膨脹，表現為金融資產（股票、地產等）價格暴漲，在鉅額貨幣投入支撐下的投機炒作使股票債券房地產脱離基本面而飆升，經濟氣泡形成。 ^[51] 

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也在某些時期出現了一定度的泡沫化現象。吳敬璉分析其原因，一是國有經濟部門佔用了大量資金資源，而其中的相當一部分運用不當，損失嚴重；二是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和“所有者缺位”誘使企業傾向於從事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在中國國有工商、金融企業所有者缺位，內部人控制失控現象廣泛存在的條件下，賠了是公家的，賺了是自己的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這就成為企業領導人從事高風險投機活動的巨大誘感；三是市場有關各方對證券市場應當為產業和企業發展服務的目標不夠明確，導致股市因缺乏產業基礎而虛擬擴張的泡沫化傾向；四是監管不力；五是輿論誤導等。 ^[51] 

吳敬鏈強調對資本市場的規範、監管、運作至關重要。中國證券市場長期存在一個“公開的秘密”，即內幕交易操縱市場、“對敲拉昇”“造勢做局”等違法違規活動盛行。這是一個關係中國證券市場乃至國民經濟大局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的證券市場就不能健康地發展，不規範的股市對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和整個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危害極大。 ^[51] 

規範資本市場當然需要市場參與各方（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券商等中介機構、證券交易所、監管部門等）協同配合。但肩負監管重責的政府無疑要充當責無旁貸的主角。 ^[51] 

“對人類極限價值的關懷以及對於社會的責任感”是吳敬璉長期以來在從事經濟學研究時奉行的倫理思想的核心。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 ^[52]  、

在許多社會、經濟、教育等改革與發展問題上，吳敬璉的研究和見解透出他的社會責任感。對於發展商品經濟後出現的腐敗問題，吳敬璉批判了“腐敗是商品經濟帶來的”和“腐敗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潤滑劑”這兩種錯誤觀點，從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上闡述了“尋租”理論；對教育發展，吳敬璉有他的見解：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教育不一定都是產業，它有其特殊性，必須一分為二。會計技能和軟件技能的社會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變為產業。人文學科、義務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變為產業。 ^[52] 

吳敬璉學術倫理思想的高尚之處，在於他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給中央領導提供有價值的真實信息和經過研究、思考的正確見解，還於他能站在政治家的角度，關心平民百姓，扶助弱勢羣體，不使他們的利益受到損害，在科學研究中實踐“三個代表”思想。 ^[52] 

吳敬璉為了國家和人民利益敢於説真話，敢於堅持真理，不怕壓力，不怕冤屈，表現了他科學研究的徹底性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堅定性。吳敬璉始終堅持用穩妥地推進整體改革來克服工作中的困難思路。他時而被説成激進派、“左派”，有時遭到批評、責罵，但他都恪守經濟學家的職責和道德，堅持真理不退縮。 ^[52] 

吳敬璉已發表論文500餘篇。 ^[9] 

吳敬璉已出版專著40餘部。 ^[9] 

關於大學理念是什麼？吳敬璉指出：基礎教育完全是個外部性的東西，市場導向的結果會使得社會文化淪落。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特點，從經濟學看來有很多文化和教育門類，它提供給社會的效益要比它提供給自己的效益要大，這種東西就不能由市場導向來決定。一所大學首先要育人，其次才是搞專業技術。不管你學什麼專業，你首先是個人，所以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學生怎麼做人。吳敬璉推崇英國牛津大學紐曼教授的觀點，大學課程設置的目標是為了培養良好的社會責任，它所傳授的學問乃至社會生活的藝術，其最終目標是使受教學子能夠適應這個世界。在這種觀點下，眼光不能侷限在特定專業之上，要通過教育使學生獲得自己的見解和判斷，堅持自己的信念，並能夠身體力行。 ^[13] 

吳敬璉常年在中歐商學院授課，講授他的專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他以此冀望座下的企業家們辨識中國的走向，掌握企業的命運。 ^[50] 

吳敬璉和劉國光、董輔礽、趙人偉等在20世紀80年代創建了中國的比較制度分析學科。運用這一學科的研究成果，吳敬璉通過分析和比較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論證了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8] 

吳敬璉指導培養的學生有中國中信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孔丹 ^[1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李劍閣，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原主任樓繼偉，時任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郭樹清 ^[43]  ，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黨支部書記、研究員李佐軍等。 ^[63] 

1959年2月，訪問蘇聯歸來的孫冶方帶領經濟研究所進入了一個比較好的研究時期。他和薛暮橋、于光遠聯袂就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經濟核算和經濟效果、社會再生產等問題進行討論，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科研成果。擔任會議記錄的吳敬璉和孫尚清、張卓元一樣，收穫不小。面對薛暮橋、孫冶方、于光遠、蔣學模、駱耕漠、王亞南等宏篇高論，吳敬璉是經濟所年輕人中唯一能夠插得上話、堅持闡明自己觀點直到最後的人。吳敬璉後期既鍛鍊了獨立思考問題、自主進行科研活動的能力，也接受了一些“左”的思想，以致於後來參加了對孫冶方的批判。他和陳吉元、周叔蓮合寫一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容歪曲》論文加入到反方“四清”工作組，被當作骨幹成為“批判者”一方的“打手”，迫使張聞天、顧準、駱耕漠等老牌經濟學家一同遭罪，就連年輕一輩的劉國光、董輔礽、何建章、孫尚清、桂世鏞等也成為批判對象。對於這一段經歷，吳敬璉深感愧疚；1975年，吳敬璉代表周叔蓮等人向出獄的孫冶方表示道歉。他把自己由於“自私和盲從”從而在政治運動中採取錯誤的態度引為終身的教訓。在後來的許多場合，包括給學生講課時，每每涉及到那段歷史，他都要表示懺悔，以記取歷史，啓迪後人。 ^[73] 

1988年3月，吳敬璉與他人合作發表論文“關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幾點意見”，指出同“商品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帶有更強的同“命令經濟”和“統制經濟”相對立的色彩，建議將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7月，《人民日報》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為題發表了吳敬璉的報告，這是中央黨報第一次正式出現了“市場經濟”這一名詞。此後，由於經濟改革不力造成的劇烈的通貨膨脹和之後1989年的動盪以及東歐劇變，各式思潮洶湧而起，吳敬璉的觀點迅速成為“異端”，也是從那時起，吳敬璉有了一個綽號——“吳市場”，從一開始，這個綽號就具備了很強的貶義。頂着“吳市場”“惡名”的吳敬璉撰文全面闡釋自己的經濟思想。1991年12月，吳敬璉發表論文《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隨即在政經兩界引發轟動。 ^{[17]  [70]}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江澤民在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此，“市場經濟”得到黨中央最高層的認同，“吳市場”旋即成為美名。 ^[70] 

幾次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的重大論戰，“非均衡”理論一以貫之。對面常常站着一位“對方辯友”，他們就是厲以寧與吳敬璉。厲以寧曾説，經濟學的爭鳴是經濟學繁榮的必由之路。 ^[69]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那麼，“中心”與“關鍵”是否有優先，如果有，誰更優先？對此，有兩種意見針鋒相對。1986年3月，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決定，1987年要開始價格、税收、財政配套改革。吳敬璉作為“配套改革方案”的主設計人之一，向中央提交了在價格方面，針對當時的價格雙軌制，方案建議採取“先調後放”，用一到兩年的時間將價格完全放開；在財税方面，建議將當時的“分灶吃飯”改為“分税制”，並引進增值税等。 ^[69] 

第一聲質疑聲音來自厲以寧，他在參加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時提出了一個論斷：“中國的改革如果遭到失敗，可能就失敗在價格改革上；中國的改革如果獲得成功，必然是因所有制的改革獲得成功。”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在於企業改革，這正是基於他的“非均衡”理論。如果不先造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微觀經濟基礎，價格的信號是難以有效傳遞的，因此只能以企業所有制改革為突破口，不應以價格改革為突破口。厲以寧曾在其經濟學著作《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寫道：在商品供給缺口較大的經濟非均衡狀態中，價格雙軌制在較長時間都將長期存在，這是次優選擇，“不要迷戀那種‘論證’得很動聽的‘價格改革先行’方案”。 ^[69] 

厲以寧將其一方稱為“企業改革主線派”，而將對方稱為“價格改革主線派”。而吳敬璉則稱，自己是“整體協調改革派”。後來，雙方都認為事實最終證明了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 ^[69] 

20世紀90年代，論戰再燃。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被確定，一度停滯的改革重啓。1993年，中國經濟再次出現過熱，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年末，朱鎔基召開徵求意見會，厲以寧和吳敬璉都參加了。厲以寧提出，如果説通貨膨脹和失業都會引起社會動盪的話，由失業引發的社會動盪的可能性更大，兩害相權取其輕，建議採取“就業優先，兼顧物價穩定”的政策。在厲以寧看來，產權改革主線論與就業優先論是邏輯一致的，價格改革主線論與物價穩定優先論亦然。 ^[69] 

在採取貨幣與財政雙緊的宏觀調控政策後，通貨膨脹率從1993年的最高峯逐年下降，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着陸”，連續十多年沒有爆發通貨膨脹。另一方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1997年下半年出現了通貨緊縮和失業問題。因此，爭論雙方都認為，事實再次證明了自己一方的觀點是正確的。 ^[69] 

進入21世紀，雙方再次發生交鋒。2001年1月，吳敬璉接受採訪時公開批評股市像一個“沒有規則的賭場”。2月，厲以寧、蕭灼基、董輔礽、吳曉求、韓志國五位經濟學家在北京召開記者懇談會，與吳敬璉公開辯論。厲以寧説：“首先必須肯定這幾年投資基金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説的一團漆黑”；3月，在參加“兩會”時，吳敬璉專門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人們常常用兩分法來看待中國轉軌時期的社會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這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在改革的戰友之間，一部分人在改革的過程中會發生分化。這裏有認識的問題，也有利益上的問題。” ^[69] 

2004年，吳敬璉發起了關於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否應該選擇“重型化”的爭論。吳敬璉指出，“十五”計劃時期全國從中央到地方都在説中國已進入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中後期階段，經濟結構要向重型結構轉化。這個屬於19世紀時期的粗放增長型理論並不適合中國，中國的工業化後期可以依靠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推動。 ^[68] 

針對吳敬璉的觀點，厲以寧做出了迴應：“重型化階段在中國不可逾越”，小國可以直接以發展新興技術為主，但是大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厲以寧承認，重型化階段一般都會有四個問題：一、資源消耗比較大；二、污染嚴重；三、因為是資本密集性行業，因此投資額與創造就業人數的比例比輕工業小；四是工業向城市聚集造成城市的畸形發展。“重型化”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也不是對立的。根據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重化工業的發展可以創造出大量的“自主知識產權”。所以，“重型化”與“新型工業化”並不矛盾。 ^[68] 

在吳敬璉的觀點中，對“重型化”實踐的批判就是他指出的：“調整的主力是地方政府。”其原因在於：一、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地方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業；二、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化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塊最大的資源。 ^[68] 

一所大學首先要育人，其次才是搞專業技術。吳敬璉説：“不管你學的是什麼專業，你首先是個人，所以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學生怎麼做人。” ^[47] 

吳敬璉在西北第二民族學院演講時説，中國大學應該培養“貴族”——高尚的人。吳敬璉指出，大學生正在集中系統地學習上一代的寶貴知識時期，應該抓住機會，努力在學校的培養下，成為一個“貴族”，一個21世紀的有用人才。 ^[47] 

吳敬璉在寧夏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出，要一分為二看待“教育產業”。吳敬璉説，看“教育產業”，要先了解產業的定義，中國政府按照聯合國分類，將產業分成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從自然直接生產產品，農業即是第一產業，加工是第二產業，除第一、第二業以外，都叫第三產業，教育自然屬於第三產業。按照這個分類，教育就是產業，要產業化。另外一個含義是針對性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教育不一定都是產業，它有其特殊性，必須一分為二看“教育產業”。 ^[47] 

吳敬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説，中國有一部分地區和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已經“過關”了，但任重道遠；其他許多沒有“過關”的地區和企業還需要努力。歷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斷水，不能明確劃分界限。2000年2月，國有企業幾乎支配了國民經濟，可是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真正進入改革渠道，於是，他提出了中國沒有“過大關”，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47] 

吳敬璉在寧夏接受時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毛如柏會見時提出，落後地區的“三項制度”建立應該靠後，必須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47] 

吳敬璉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由“老闆”進行，也就是由所有者進行。吳敬璉説，在中國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時，“老闆”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來乾的，也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直是“打工者”進行的，結果是幹了許多事，開了許多會，就是幹不成。吳敬璉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股權送給“打工者”，對於在創業中有突出貢獻的人可以給一些股權；其次可以適當放鬆對“打工者”的限制，以利於這些“打工者”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47] 

十八大召開以前，中國國內外學術界、政界和企業界相當多人提出希望，期盼重啓改革議程，開始改革的再出發。吳敬璉認為，期盼基本上得到實現。十八大對於過去一兩年提出的各種意見作出判斷和決定，重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改革目標，把深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重啓改革這一步已經邁出去了”。 ^[47] 

吳敬璉出生在一個實業與知識分子家庭，自其曾外祖父開始，外祖父、舅父、母親、生父及繼父，均有着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夢想 ^[39]  ；吳敬璉的父親吳竹似原名吳念椿，祖上是江蘇武進人，吳姓在當地是大户，吳竹似曾辦過玻璃廠、電燈公司、輪船公司和煤炭公司；吳敬璉的母親鄧季惺原名鄧友蘭，成長於中國最早的民族資產階級家庭，祖上從河南南陽遷居到四川，在本地開設煤礦，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廠——“森昌泰”火柴廠；1925年，吳竹似與鄧季惺結婚。1929年，吳竹似和陳銘德（吳敬璉繼父）、劉正華等在南京開辦了《新民報》；吳敬璉在家排行第三，上有兩個姐姐吳敬瑗和吳敬瑜。 ^{[15-16]  [31]} 

吳敬璉的妻子周南是雲南人，與吳敬璉同齡，比他小9個月，就讀於金陵女子大學的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1953年，周南大學畢業，並留校當了助教。1954年，吳敬璉獲得上海復旦大學畢業證書，被分配至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56年，兩人結婚 ^[33-34]  。婚後兩人育有兩個女兒吳曉蓮、吳曉蘭。 ^{[16-17]  [20]} 

吳敬璉是一個愛好廣泛的人。年輕時，他喜歡運動，後來又迷上了集郵，集古錢幣，更喜歡聽音樂。聽古典音樂，是吳敬璉在大學時代培養起來的愛好。後來卡式磁帶面世，吳敬璉便不惜“巨資”買了一個現在看來像個磚頭樣的錄音機。當收音機有了調頻廣播、播放古典音樂時，他就認真地聽和錄。有了CD，他便轉向去聽CD，而那些磁帶還是捨不得丟棄。因為職業緊張的原因，如常常處於激烈的辯論，愛聽些舒緩一些的音樂，他最喜歡的還是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 ^[49] 

“吳敬璉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中國改革網評） ^[14] 

“在吳敬璉身上，人們看到了一個探索者的敏鋭，非凡的勇氣，以及已經逝去卻從未磨滅過的他的老師顧準的背影。”（《中國經營報》評） ^[20] 

“吳敬璉為在中國開闢比較經濟體制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工作的頂層設計與實際推進作出獨特貢獻。”（中國青年網評） ^[22] 

“吳敬璉最早提出並倡導市場經濟理論，是‘市場取向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物，經濟體制比較研究學科的開創者之一，引介傳播了眾多對中國經濟理論和改革實踐有益的現代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其不同時期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建議象建設市場經濟、建立現代公司制度、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等，在理論上始終一貫，在實踐上推動了中國改革事業的前進。”（央廣網評） ^[4] 

“在當今之世，像他這樣從外貌到靈魂都乾乾淨淨的人，實在太少了。”（財經作家吳曉波評） ^[32] 

“經濟學家説的話不一定都是真理，但經濟學家應該敢於為真理説話。在基金話題上，吳敬璉做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秘書長、經濟學家範恆山評） ^[42] 

“在我們這個需要理想主義，需要有人負責的時代，吳敬璉無疑是這個方面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缺點是沒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開玩笑，一開玩笑他就急了。”（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評） ^[46] 

“我對吳先生一向非常敬佩，他在兩方面都是表率：一是他堅持中國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儘管為此受到過很多人的攻擊，但他始終不改其主張，獨立風骨值得尊敬；另一方面，他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唯一的精神貴族，與前輩陳岱孫先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不屑於爭名奪利，具備超脱的貴族氣質，不愛錢，也不愛高調宣傳自己。”（經濟學家梁小民評） ^[64] 

“吳老師對改革的貢獻，已經不需要我們個人去評價。他是改革開放30年走過來的大家，對中國市場經濟影響很大。他對改革理念的堅定性令人尊敬，這種堅定性來自於他深厚的學術修養、對市場經濟的深刻理解和大智慧。對同事、後學而言，吳老師讓人高山仰止，無論在治學還是提攜後輩上，他都是楷模。我與他接觸很多，他在看待、研究問題時的大視野是超人一等的。此外，吳老非常謙虛、好學，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活到老，學到老’，他在學術上不斷有新思想出現，與此有很大的關係。他和後輩平等交流的態度，使年輕人一方面可以汲取學養，另一方面也感到受尊重和受鼓勵。不僅如此，他還會給年輕人實實在在的幫助，為他們創造很多學習和進步的機會。他作為一名學術領袖，起到的是領路人的作用，深受年輕研究人員的推崇。年輕人從他身上得到的是太陽一樣的智慧的輻射，受用無窮。”（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部長隆國強評） ^[64] 

“分析的頭腦，客觀的立場，獨立的精神，歷史的眼界，這是經濟學家的最高境界。”（時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評） ^[64] 

“吳敬璉老師的學術品格和成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智慧的體現。”（時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評） ^[64] 

“感謝吳老為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經濟政策討論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時任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評） ^[64] 

“吳老對中國經濟改革作出了傑出貢獻，他獨立、勇於探索真理的風範和精神一直是我們經濟學人的楷模。”（時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金祥榮評） ^[64] 

“吳老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僅推動市場經濟建設還積極推進了法制建設，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堪稱楷模。”（時任《財經》主編何力評） ^[65] 

“吳老是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開拓者，是中國市場經濟的良心。”（時任《經濟觀察報》總編輯劉堅評） ^[65] 

“他是一位無私的、具有深刻憂患意識的社會賢達，一位特立獨行的智者，一位把老百姓的疾苦當作自己疾苦的經濟學家，一位睿智和良知兼備的中國學者。他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高貴品格。”（“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頒獎詞） ^[19] 

“吳敬璉在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以及中外學術交流中做出了傑出貢獻。”（國際經濟學會評） ^[1] 

“吳敬璉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他不僅在大學期間系統地學習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還在改革開放以後熟練掌握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因而能夠有更廣闊的經濟體制比較的國際視野來觀察和研究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在勤奮努力、追求思想深度等方面堪稱學術界的榜樣；吳敬璉在理論經濟學、決策諮詢、經濟學和管理學教育等多個領域中長期辛苦耕耘，成果豐碩。運用比較制度分析學科的研究成果對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吳敬璉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他為改革開放初期目標模式選擇的理論突破做出了貢獻；對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確立基本經濟制度和國有經濟佈局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做出了貢獻；在中國信息產業發展、民間商會的健康發展，乃至社會公益事業的茁壯成長等方面也有卓著成績。”（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評） ^[1] 

“吳敬璉是‘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在改革開放後重要的轉型時期提出了關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議，為中國的社會主市場經濟改革做出了突出貢獻。”（“中國海歸70年70人”評選組委會評） ^[3] 

作為中國政府的高層幕僚，吳敬璉參與了經濟改革諸多方案的草擬與制訂；作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見證人，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人們都能聽到吳敬璉所發出的聲音 ^[44]  ；吳敬璉不僅在學術界有着卓越的成就，更是在政策制定和經濟實踐中發揮了作用。他的研究成果，不僅為學術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更為政府和企業提供了決策的依據和支持。吳敬璉的研究影響了人們對於經濟學的理解 ^[62]  ；吳敬璉在改革開放後提出的理論觀點，經歷了時間和實踐的考驗。這些見解，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和整個社會變革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66] 

2012年，南京市金陵中學開始舉辦“吳敬璉杯”人文知識大賽，內容涉及語文、外語、政治、歷史、音樂、體育、美術等人文學科，以傳承吳敬璉博學勤思，經世濟用之精神。 ^[28] 

吳敬璉心繫家鄉經濟發展，情繫故鄉教育事業，冠名常州大學吳敬璉經濟學院。學院前身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創建的管理工程系（1984年—1995年）、工商管理系（1995年—2007年）、經濟管理學院（2007年—2014年）和商學院（2014年）；2020年5月，常州大學對學院設置進行了調整，組建經濟學院；2021年6月，學院更名為吳敬璉經濟學院。學院目前設有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和國際商務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金融學、金融工程3個本科專業。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