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學

國際經濟學理論淵源久遠，對國際經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説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其比較利益的思想是現代國際經濟分析的起點，古典經濟學説之後的“邊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為國際經濟學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 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後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並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説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貿易基礎、貿易條件以及貿易利益的分配）、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策（匯率理論與制度、國際收支調節理論與政策，以及國際貨幣體系）、國際要素流動（資本和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理論）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裏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均獲得了持續和富有成效的發展。

第1章 緒論

國際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國際經濟學：貿易和金融

國際貿易理論

第2章 世界貿易概覽

誰和誰貿易？

世界貿易模式

第3章 李嘉圖模型

多種產品模型中的比較優勢

運輸費用和非貿易品

對李嘉圖模型的實證分析

第4章 資源、比較優勢與收入分配

兩要素經濟模型

國際貿易對兩要素經濟的影響

貿易中的政治經濟學：初步介紹

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經驗證據

第4章附錄 要素價格和投人選擇

第5章 標準貿易模型

開放經濟的標準模型

國際收入轉移：RD曲線的移動

RS曲線和RD曲線同時移動

第5章附錄 用提供曲線表示世界均衡

第6章 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

規模經濟和國際貿易概述

規模經濟和市場結構

第6章 附錄 邊際收益的確定

第7章 國際要素流動

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

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佔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並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於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並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於整個的突出位置，並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於：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繫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係數，勞動投入係數，分配率。由於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係（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於分配關係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係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

這樣，處於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於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係，成功的解釋了戰後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於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淨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於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於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説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係。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着相同的偏好並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範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於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幹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本世紀7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佔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並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於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範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

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着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後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並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後選擇。”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鑑於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是為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脱出口導向的模式。”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後，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並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並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税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於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税和非關税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貿易內生性增長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 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係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並促進國際貿易後，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

不完全市場競爭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幹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税、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税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並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⑴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並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於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佔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佔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税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佔行為對於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於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後，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税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繫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

⑵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

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税可以改善貿易條件並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徵收最佳關税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税；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採取關税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於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佔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徵收進口關税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並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徵，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着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鬆，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高潮，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繫，進而形成世界範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説，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併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兑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主權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於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於國家主權的相對弱化，冷戰後，國際市場的統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鉅額資本高速遊走，瞬息萬變，資本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改變了政府發揮作用的環境，增加了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變數，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被嚴重削弱（如國際資本流動的“溢入溢出效應”對主權國家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

這些鉅額流動資本完全是在任何單個民族國家的管轄的範圍之外發揮作用。而民族國家，包括是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無法做到防範於未然，都無從控制國際遊資的衝擊。最後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於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提出了挑戰（如IMF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由於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之間的矛盾加劇，呼喚全球性的金融體制，監管體系與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這必將導致各個民族國家金融決策主權的某種弱化，必須肯定，從長遠看來，這種弱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這種主權的讓渡必須是相互的和對等的，不能被某種強權，尤其是金融霸權所利用和濫用。

對國家安全威脅着安全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鉅額遊資的存在對於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表現在①鉅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於主權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②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戰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遊資衝擊的對象。其次，金融創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①金融創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於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着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僅為國際遊資對主權國家進行衝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着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於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操縱着國際金融體系中遊戲規則的制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着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着金融風險對於經濟安全的挑戰。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後，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佔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着密切的關係。冷戰後，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並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係。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於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於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並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係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

隨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後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着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並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後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迴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説的“永恆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後，“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恆的三角形”的妙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一目瞭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户”，不開放“資本帳户”。

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達國家近年來向發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佔不住腳的。那麼，為什麼西方發達國家在1973年以後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於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於過度。

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讚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於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户”，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兑換。他説，中國的選擇，對於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⑴匯率同盟。⑵假匯率同盟。⑶貨幣一體化。⑷貨幣聯盟。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説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⑴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⑵要素流動的程度；⑶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⑷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⑸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⑹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⑺財政一體化程度；⑻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於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 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裏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並不存在着此消彼長的交替關係，應該存在着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與商品市場一樣，外匯市場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價格變動，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於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於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於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係、資本帳户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則假定：資產市場價格（如利率、匯率等）是瞬時調節的，而短期內商品市場價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內購買力平價假定並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長期均衡的基本決定因素。多恩布什認為，短期內產品市場僅僅是緩慢地調整，金融市場的調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實上瞬間完成的。金融市場為了彌補商品市場價格剛性，會對擾動作出過度的調整；而在長期內，則會慢慢趨向於回到其長期均衡水平。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進入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於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從某種意義上説，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延伸和推廣。它把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由兩個商品進行貿易推廣到充分多個商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布蘭森認為個人會將其財富配置於各種可供選擇的資產，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以及本國證券和外國證券。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於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件源於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動，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的變化，資產組合模型將貨幣只當作人們可能選擇持有的一系列資產的一種，強調了不同的資產組合對匯率的決定以及影響作用。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採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採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他們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後為迴應基本衝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在《目標區域與匯率動態》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當匯率接近區域上限時，由於預期未來匯率會下跌，投資者就會減少貨幣持有量，從而導致匯率迅速下降，在目標區域的下限，情況正好相反。

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於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後者完全處於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 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 1%，“南方”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 3%。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卷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程度不同，後者更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影響。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對一個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模。傳統計算方法的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把中國每年生產的東西都按國際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較國內價格計算大了許多。Dominick Salvatore在《國際經濟學》提出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沒有交易費用、沒有關税及其他限制條件，貿易自由的基礎上，並認為匯率的變化與兩國的物價水平的變化率之間存在比率關係。這雖然在在短期中匯率常常與購買力平價預測存在較大差別，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長期或純粹貨幣擾動引起的情況下，能夠給出相當不錯的均衡匯率的近似估計。彼得．林德特也認為：“從長期看，在價格水平同國際匯率之間存在一種可以預期的聯繫，一種由商品和服務能夠在一國或另一國購買這種事實所造成的聯繫，這便導致把國家通貨價格同匯率聯繫起來的購買力平價假設”彼得．林德特提出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聯繫的公式為：P=R×Pf在這裏匯率R表示以美元計算的外國通貨（比如説英鎊）的價格，而價格水平P與Pf則分別表示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水平。如果把購買力平價方程式同本國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式結合起來，便產生了基於貨幣供應與國民總產值的一種匯率預測。可以用公式：r=P/Pf=（M/Mf）×（Kf/K）×（Yf/Y）表示。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後，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佔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 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着密切的關係。冷戰後，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並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係。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於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於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並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係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隨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後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着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並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後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迴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説的“永恆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後，“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恆的三角形”的妙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一目瞭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户”，不開放“資本帳户”。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達國家近年來向發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佔不住腳的。那麼，為什麼西方發達國家在1973年以後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於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於過度。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讚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於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户”，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兑換。他説，中國的選擇，對於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