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藍之獄

朱元璋出身淮西貧民，曾入皇覺寺為僧，從他投入“紅巾軍”，到建立了大明政權，戎馬征戰十幾年。他的成功，得益於身邊一批運籌帷幄、能征善戰的淮西文臣武將。朱元璋稱帝后將這些開國功臣都封以高官貴爵。他們中間文臣以李善長、胡惟庸等為中心，武將以徐達、唐勝宗、藍玉等為中心，組成了勢力強大的"淮西幫"。

明初的統治集團，是由兩方面勢力組成的，一方面是原有的權貴，如淮西和浙東權貴勢力，他們支持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權；一方面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將領，他們轉化成統治者以後，和支持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舊權貴，都是新朝權貴。在鞏固和發展新王朝的統治中，他們的階級利益雖然一致了，但發生了新的矛盾，在財產權力再分配中，淮西、浙東之間，文臣、武將之間，都要發展各自的勢力。除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外，他們有時還和皇權形成衝突，這成為明初朱元璋君主專制空前加強的內在原因。面對着公侯將相的權勢和有些新權貴的不法行為，特別是他的戰友與舊將邵榮和謝再興的背叛，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們會來搶奪皇位。

為了使公侯將相盡忠於朱明王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作了申誡公侯的《鐵榜文》；洪武八年（1375），又編了《資治通訓》，反覆強調要他的臣僚對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編了《臣戒錄》，“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臣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來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頒佈了《志戒錄》，“其書採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授，使知所鑑戒”。以前，朱元璋不允許儒者在他的將領左右議論古今，這是因為在天下擾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際，他怕知識分子為他的將領出謀劃策，去獨立發展。而當明王朝建立後，朱元璋卻鼓勵他的將領去接近儒臣，並在武將“操練之暇”，命儒臣去給他們講解“上古以來忠臣烈士”、“忠君報國之義，事上死長之節”，等等。儘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為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如楊憲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對李善長説：“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於是李善長就乘機彈劾其“放肆為奸事”，最終使楊憲沒有逃脱被殺的下場。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見劉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劉基認為楊憲有丞相的才能，沒有丞相的器度，汪廣洋的器量比楊憲更偏狹，他們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問到胡惟庸，劉基連連搖頭，説胡惟庸像一頭小牛犢，一經重用，就會摔破車轅，撞碎犁杖，為禍不淺。後來，朱元璋還是起用胡惟庸擔任左丞相。

胡惟庸，濠州定遠縣（今屬安徽）人，李善長的親戚。早年隨朱元璋起兵，歷任元帥府奏差、寧國主簿、知縣、吉安通判、湖廣僉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職。洪武二年冬十月，朱元璋想要讓楊憲當丞相，問劉基的看法，劉基和楊憲素來交好，但劉基卻説不可以，朱元璋感到奇怪，劉基於是回答説：“楊憲有做丞相的才能，但沒有做丞相的器量。”朱元璋問汪廣洋怎麼樣，劉基也以為不行，朱元璋又問：“胡惟庸怎麼樣？”劉基説：“胡惟庸現在只是小牛罷了，但他日後絕對會破壞車轅和耕犁。” ^[4]  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憑李善長推薦，任右丞相，約至十年進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

胡惟庸當了丞相後，飛揚跋扈，獨掌生殺大權。他竟敢拆閲呈給皇帝的奏摺，徑自處理，對不利自己的奏摺隱匿不報；他還時常不奏報朱元璋，獨斷專行官員的生殺升黜大事。他還在朝廷中不斷培植私人勢力，並拉攏軍界。功臣吉安侯陸仲亨和平渡侯費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譴責，與胡惟庸密相往還，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陳寧結為死黨，於是他的門下出現了一個文臣武將齊集的小集團。朱元璋為此深感不安，皇權與相權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狀殺了胡惟庸，屠滅三族，連坐其黨羽，誅戮了一萬五千多人。以後又幾興大獄，使“胡惟庸獄”不斷牽連擴大，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功臣太師李善長等人也以與胡惟庸“交通謀反”被賜死，自縊，家屬七十餘人全部被殺。著名儒臣、文學家宋濂只因受孫子連累，全家被貶到四川，他也病死於途中。此案延續了10年之久，前後被殺的幾十家王公貴族，共30000多人。朱元璋興猶未已，親自羅列被殺諸臣的罪狀，作《奸黨錄》，佈告天下。

藍玉，濠州定遠（今屬安徽）人，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為大將軍，屯薊州。洪武二十一年（1388），藍玉率大軍十五萬出塞追擊蒙古軍隊，直至捕魚兒海，俘獲七萬七千餘人，大勝而回。因其戰功赫赫，被封為涼國公。但藍玉為人驕橫，霸佔民田、廣蓄莊奴，有許多義子仗勢欺人，且總兵多年，麾下驍將十數人，威望很高。他還私自佔有了元朝皇帝的妃子（這是一種大逆的事情）。北征以後更甚，曾天晚回師夜經喜峯關，城門不開，遂毀關而入。他與馮勝、傅友德，這兩個大將一起去徵雲南，回來以後，他們兩個人都被封為太師，藍玉自己被封為太傅，藍玉為此常有怨言，又有次他大言道：“我不能當太師嗎？”，藍玉不甘心居於馮勝和傅友德之下，於是上奏皇帝請求封自己為太師，皇帝不答應，藍玉害怕了，悄悄告訴自己的親信道：“皇帝這是在懷疑我了。”於是藍玉謀反。這時候，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和各武臣曾經都當過藍玉的部將，藍玉於是派遣自己的親信集結他們，在凌晨聚在宅子裏謀議，集合士兵和各家的家奴，等到時機一到，即可造反。已經約定好了，但被錦衣衞指揮將領蔣獻控告藍玉“謀反”，皇帝命令羣臣搜尋證據，證據確鑿，藍玉後被處以磔刑，夷其三族。 ^[2]  不但藍玉全家被殺，受此案株連被殺的高官，僅列入《逆臣錄》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25000人。

該案與胡惟庸案合稱為胡藍之獄，兩案受株連被殺者有45000 餘人。同年九月，皇帝下詔書：“胡惟庸、藍玉的黨羽，除了已經被官府捉拿，其他沒有被發現的，就不追究他們的責任了。” ^[3] 

而在“胡藍之獄”後，明太祖意尚未足，過了年餘，潁國公傅友德，奏請給懷遠田千畝，非但不準，反將他賜死。定遠侯王弼，居家嘆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測，我輩恐無噍類了。”為這一語，又奉詔賜死。宋國公馮勝，在府第外築稻場，埋甔地下，架板為廊，加以碌碡，取有鞺鞳聲，走馬為樂。有怨家入告明太祖，訐勝家居不法，稻場下密藏兵器，意圖謀變云云。明太祖遂召勝入，賜酒食慰諭道：“卿可安心！悠悠眾口，朕何至無端輕信？”言下，甚是歡顏。勝以為無虞，儘量宴飲，誰知飲畢還第，即於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數刻即亡。

總計明朝開國功臣，武將只有徐達、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鄧四公，都死在胡藍黨獄以前，沐英留鎮雲南，在外無事，得以考終。湯和聰明，見明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還鄉，絕口不談國事，所以享年七十歲。

縱觀“胡藍之獄”，不難發現，大抵屬於“冤案”。對於胡惟庸一案，史學家吳晗有一個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檔案考》，認定胡惟庸案是一個冤案。雲奇這個人告變子虛烏有，從清朝就説沒有這個事，叫“鑿空説鬼”。倘若説胡惟庸家裏刀槍林立，能登上城牆就能看得見嗎？況且如此大事，他又焉能如此大意。胡惟庸究竟為什麼而死，《明史》記載，他受到朱元璋的寵愛好幾年，自己一個人獨攬丞相大權，隨便提拔人和處罰人，很多人奔走於他的門下，給他送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有的時候，很多事情他不讓皇帝知道。

朱元璋處死了胡惟庸，而且決定從此不再設立丞相。那胡案與宰相制度又有什麼內在聯繫呢？實際上，朱元璋對於胡惟庸最恨的就是他的專權。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就已經採取了措施，他曾下旨，以後再上奏書，不許再關白中書省。因為在此之前，凡是各地的奏章送給皇帝都要關白中書省，即給皇帝報告有一份，同時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這引起了希望獨攬大權的朱元璋的強烈不滿。於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藉機除掉胡惟庸的事。但除掉胡惟庸只是手段，目的則是要撤消丞相制度。並且將撤消丞相制度這件事寫到《祖訓》裏頭，説，以後不許立丞相，如果有建議立丞相的人，一定要嚴懲六部，在丞相撤消以後，直接對皇帝負責。六個部，沒有一個丞相在從中有一層管理系統，直接對皇帝負責。和廢除丞相制度同時，朱元璋下令解散原來的大都督府，把大都督府改變為五軍都督府，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一個大都督統領天下兵馬，權力太大，我把它變成五個都督，一個要造反，還有四個可以制約。胡惟庸案的結果是廢除了丞相制度。丞相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久遠，中書省撤消以後，就改變了中國將近2000年的丞相制度。明、清兩朝沒有丞相，而所謂的“宰相”也只是有宰相之名而無宰相之實的空名而已。

再説藍玉一案，眾多的高級將領束手待擒，毫無反抗的餘地，如果他們是有密謀，串聯好的，或者早想造反，不可能如此束手待擒。造反是假，要除掉這些悍將是真。洪武末年，很多公、侯全已經殺，沒有人再帶兵打仗了，這個藍玉是朝廷倚重的對象，為什麼朱元璋到了晚年了還要殺掉藍玉？這牽扯到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太子朱標的去世。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中，朱元璋打天下，而坐天下的則是自己的子嗣後代。太子一死，皇太孫要繼承皇位，面對的將是一羣如狼似虎的驕兵悍將，所以他必須要給將來的小皇帝鋪平道路。所以藍玉必死。

但封建社會皇帝的聖旨就是法律，皇帝欽點則沒有“冤案”。

朱元璋是中國封建社會惟一貧民出身的皇帝。稱帝前，朱元璋和他那幫出生入死的朋友們，不分彼此，平起平坐；稱帝后，政體卻要求把朱元璋神聖化，這些人突然之間要在朱元璋面前拜倒稱臣，這種鉅變，他們不適應。另外，他們在平定天下後成為新貴，佔有大量的良田美宅，政治上經濟上都極力擴張，與朱元璋的統治集團的利益不可避免地發生尖鋭衝突。朱元璋屢興大獄，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絕不是簡單地處置幾個不忠的大臣。

朱元璋從一個貧窮百姓一躍躋身於帝王之列，其弱子幼孫能否坐穩江山，是他考慮得最多的問題。當他大開殺戒時，文弱儒雅的太子朱標曾勸諫他不要濫殺無辜，以免傷了君臣和氣。他當時沒有作聲。第二天，他把一根棘杖丟在地上，讓朱標去檢。朱標看到上面都是刺，面露難色。這時，朱元璋拿起棘杖，用利劍削去上面的刺，交給朱標説：“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這些刺削掉，再交給你豈不更好！我殺的都是奸惡之人，把內部整頓好了，你才能當個家。”所以説，朱元璋興起大獄的直接目的則是為後繼之君計，防止文臣武將專權，掃清子嗣統治的政治障礙。其收權立威的方式雖與漢高祖劉邦、宋太祖趙匡胤不同，但性質無異。

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和重典治國、對貪官污吏的殺戮和懲治是兩個概念，兩個問題。前者是為了集權，後者是為了澄清吏治，整治官僚隊伍。但是兩種類型的案子，都使用了非常殘暴的手段，這反映了朱元璋治國的一個特點。朱元璋對於這些個功臣，這些開國元勳的殺戮，要遠遠嚴酷於當年的漢高祖。朱元璋實行重典治國，他一嚴懲貪官污吏，第二實行集權，它的結果可以歸納為幾條：第一，他建立了綱紀，整頓了官僚隊伍，實現了政令通達，建設了一個有效率的政府。第二，他改變了元朝以來的混亂秩序，使老百姓得到了休息，使明初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比較大的發展。第三，他留下了一套專制制度，這個制度幫助朱家皇朝維持了277年的統治。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用謊言稱自己家中的井出現了甘泉，於是請朱元璋到家裏來觀看朱元璋答應了。朱元璋駕出皇宮，到皇宮附近的胡惟庸家去。忽然路上有一個人，騎着馬衝過來了，攔住車駕，説不出話來。衞士遂把他抓到地上打，把那人胳膊都打斷了，胳膊還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感到有問題，一定是那兒發生了對我不利的情況。於是朱元璋登上城牆，看到胡惟庸家裏刀槊林立。這個被打的人叫做“雲奇”，這就是所謂的“雲奇告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