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國

首先，重典發揮的階段性正效益對維護統治具有強吸引力，統治者可將其作為改變行使統治權不利局面，尋求優化時的博弈行為。 ^[1]  重典在短期時間確實可起極大的正面作用，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強，其受用波及越廣，影響便越深，停滯症狀維持時間便較長久，危害越大。

其二，專制制度使統治者權力過大，無法形成對其有效地權力監督制衡體系，使得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肆意妄行，逾越了法律制度和社會準則。

其三，重典治國與泛道德化的理想主義有關。當正常的社會規範和制度無法達到目的，統治者出於理想主義，動用道德約束所賦予的懲罰權力去懲罰社會成員，這不僅為部分的人民所希望，也時常被有些統治者利用。

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亡為殷鑑，提出“重典治國”。朱元璋的“重典治國”，尤以“治吏”為先，嚴立法禁以治貪官，規定“官吏貪贓六十兩銀以上者，梟首示眾。地方官危害百姓的，允許當地百姓綁縛赴京陳訴”。這種嚴法整飭，重刑贓吏，對於改善明初的政治，緩和社會矛盾，鞏固封建統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貪官和贓吏，根本原因在於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重典飭治，固可收一時之效，卻無法從根本上杜絕，這是歷史的必然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