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博士先後在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主講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金融學和組織經濟學，包括在該校最受歡迎的《經濟學》。他的數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職。

他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最著名的專家。 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數以百計的學術論文和著作的作者和編者， 包括十分暢銷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門經濟學》（諾頓公司）和與安東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經濟學講義》。1987年，他創辦的《經濟學展望雜誌》降低了其他主要經濟學雜誌所設立的專業化障礙。他曾經擔任美國經濟協會副主席。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教育者之一。 2008年，他在CNN專欄針對由於華爾街房產泡沫出現的經濟危機提出了幾個預防經濟危機再度出現的措施 ^[2]  。相關的中文版書籍：《經濟學》第二版，《經濟學》小品和案例 《經濟學》第一版，《經濟學》第二版導讀。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2月9日出生於美國印第安那州一個叫做加里的小城, 此城以生產鋼鐵聞名，但除此之外，這個小城還誕生了兩位當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一位是薩繆爾森，另一位就是斯蒂格利茨。

24歲時，本科畢業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此後在劍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僅26歲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正教授，三年後他被選為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這是一個經濟學家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1979年，36歲的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兩年一度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該獎項用於表彰對經濟學做出傑出貢獻的40歲以下經濟學家，1988年他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學任經濟學教授。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為克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並從1995年6月起任該委員會主席。1997年起，他又擔任了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自2000年起，斯蒂格利茨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2001年，因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做出的重大貢獻，斯蒂格利茨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林毅夫教授認為他應該早在1982年就獲得諾貝爾獎，因為他幾乎對經濟學的各個領域都作出了貢獻，而且還不僅限於經濟學領域，還包括另外一個重要領域——經濟政策。薩繆爾森在一封推薦信中説，“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納州加里市出來的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顯然，偉大的薩繆爾森認為斯蒂格利茨比自己還要偉大。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典禮上特別説明，在當年的三位獲獎者中，斯蒂格利茨博士對不對稱信息經濟學理論的貢獻最大。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強調假如不考慮信息的不對稱性的話，那麼經濟學模型很可能是誤導性的。他的這一警示具有巨大的理論意義，因為就不對稱信息來説，不同的市場會有不同的特徵。這一結論同樣適用於公共管理的研究領域。可見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論著不僅是進一步探索信息經濟學理論的主要文獻，而且也是有關領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他的有趣的理論，用簡單的語言來表述，聽起來就和非經濟學的常識一樣。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場中，個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認為現實世界並不是那麼回事，相反，他認為，因為市場參與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場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對人們的利益造成損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機構必須巧妙地對市場進行干預，以使市場正常運作。

斯蒂格利茨博士在信息經濟學文獻中堪稱是被人們引用得最多的經濟學家，在更廣泛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領域內也是如此 。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 他所著的《經濟學》在1993年首次出版後，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認為最經典的經濟學教材之一，成為繼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之後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入門教科書。

斯蒂格利茨博士注重發展中國家的狀況，常立足於發展中國家的角度闡述問題。他曾尖鋭地指責引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有關國際機構漠視貧困人羣的利益，在消除貧困，促進社會公正方面無所作為。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消滅貧窮計劃”——自由貿易，斯蒂格利茨的觀點是，“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衝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斯蒂格利茨博士提倡突出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認為獲得持續增長和長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適當平衡，使得世界經濟回到一個更加公平、更加穩定的增長進程中，使人人都受益。

如果追溯斯蒂格利茨這些思想的起源，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成長過程，他會提到他的父母和他生長的小城，在那裏，他的同學們——那些鋼鐵工人的子女們，使他了解到破產和解僱帶來的苦痛。他有一個勤奮的家庭，他的父親95歲才從保險代理人的崗位上退休，他的母親，在67歲時按規定從小學教師的崗位上退休後，又開始教人糾正閲讀，一直工作到84歲。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大學的時候，學習成績非常優秀，對社會活動也很感興趣。1963年，也就是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成了學生會主席。那期間，美國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斯蒂格利茨博士在華盛頓參加了馬丁.路德.金博士領導的大遊行，那次遊行的高潮就是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講《我有一個夢》。這些社會活動對於塑造他為人和善、天性樂觀的性格和他成名後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場思想應該説都具有很大影響。

1943年2月9日，斯蒂格利茨出生於印第安納州的加里市。1964年，獲阿墨斯特學院學士學位。

1967年，在他24歲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哲學博士學位，此後他先後工作過的大學包括：耶魯大學（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學（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學（1976—1979年）、普林斯頓大學（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學（1988—2001年）、哥倫比亞大學（2001年-）。

1970年，年僅26歲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正教授。

1979年，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兩年一度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該獎項用於表彰對經濟學作出傑出貢獻的40歲以下經濟學家。

1993年，開始成為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的主要成員。

1995年，6月起任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主席。在此期間，他是克林頓總統顧問班子的關鍵成員。

1997年，到2000年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2000年起-，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 

2001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 ^[1]  ，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 ^[1]  ，兼任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布魯克斯世界貧困研究所（BWPI）主席 ^[3]  。

2011至2014年，他是國際經濟協會的主席。

約翰遜政府的首席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曾經堅持認為，如果政府削減税收，又同時在越戰和社會福利上花費過多的話，通貨膨脹將加速。約翰遜沒有理睬他。同樣地，里根也沒有接受馬丁·費爾德斯坦關於大幅度削減税收和增加預算赤字的理論。高赤字政策的神話在此後的15年間就破滅了。

2007年輪到斯蒂格利茨了。雖然他也許是同代人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但在白宮總統經濟顧問團的四年中（其中後兩年擔任該團主席），他並沒有受到重用。不過55歲的他沒有退回斯坦福去當教授，而是在2006年接受了一個更引人注目的職位——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在那裏，以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他靜靜地使用理論來重塑政策，而遠離了自己從不擅長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為人和善，天性樂觀，樂於在演講台上闡述自己的觀點，在經濟學領域中是一名無可爭議的巨人。他的名聲來自於一種有趣的理論，這種理論用簡單的語言來表述，聽起來就和非經濟學家的常識一樣。

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場中，個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認為現實世界並不是那麼回事。相反，他認為：因為市場參與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場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對人們的利益造成損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機構必須巧妙地對市場進行干預，以使市場正常運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經濟學界最為推崇的工具——模擬經濟行為的數學和計算機模型——來修正傳統的理論。這為他贏得了一大批追隨者，尤其是年輕的經濟學家。

“我採用的邏輯和使人們相信市場有效的那種邏輯一樣，”他説，“我只改變了信息完全的假設，找出一種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當你運用這個新模型的時候，你會發現市場總是無效的。”

保險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課題。保險公司不能完全區分高風險和低風險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毀於火災的可能性極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對所有人索要同樣高的保險費，只會吸引風險最大的顧客，而那些風險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買保險了。過多的高風險客户很快就使保險公司債台高築。所以保險公司要“干預”。它們限制保險額度，對每個人都不給足他想要的償付額，使他們有安裝防火裝置和採取其他預防措施的動機。此外，全額保險的保費非常的高；低風險的客户通過提高可扣除費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費。

出於同樣的邏輯，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的干預是有正當理由的。他的入門教材《經濟學》（諾頓公司，1997年），雖然在本國銷量一般，但在中國和日本非常暢銷。這本書開頭就引述1980年聯邦政府為克萊斯勒公司作擔保的故事作為政府成功干預經濟的例子。自由市場的倡導者認為克萊斯勒的破產會把工廠、工人和原材料解放出來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他提到：雖然這個轉換的過程很痛苦，但是克萊斯勒在得到政府從未為其支付的擔保後東山再起。他説，不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護，政府還節省了數億美元。因為如果克萊勒倒閉，政府必須支付這筆錢。

克萊斯勒的事例是規則，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總是能找到一種特定的干預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説。

在給波蘭尼《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撰寫的序言中，他指出：”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説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 ^[4] 

2018年4月12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紐約哈佛俱樂部出席“2018高層峯會：新世界格局下的中美商務關係”。 ^[5]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著作涉及面很廣，但卻始終如一地集中於競爭過程中不完全信息和昂貴的信息的作用。在若干篇開拓性的論文中，他證明了，經濟單位具有關於可供選擇的市場機會的完全信息這樣一種常見的假設並不象它看起來的那樣無害，這些論文總結在他與Stanford.J.格羅斯曼寫的《信息與競爭價格制度》(information and competitive price systems)（《美國經濟評論》，1976年第二期）中。一旦放棄這個假設——如果我們現實些的話就必須這樣——就不可能再證明完全競爭會使經濟福利最大化，甚至不可能證明完全競爭必然導致需求與供給的均衡；對於完全競爭適用的對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甚至更加適用。這些論文技巧高深，並且推廣了從保險市場分析獲得的結論。他們的觀點雖然還沒有滲入到基礎的教科書裏面，但是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包括注意交易成本、產權、不完全契約及不確定條件下決策分析的更廣泛思潮的一部分，而這已經開始影響大學教學。至2011年，一年級學生在基礎經濟學課程中所學的許多簡單真理在中級的和高級的課程中卻沒有講授。

斯蒂格利茨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甚豐，但他卻僅寫過兩本書：一本是與A.B.阿特金森合寫的《公共經濟學講義》《麥格勞-希爾圖書公司，1980年》，這是一部財政學方面的高級教科書；另一本是與D.M.G.紐伯裏合寫的《商品價格穩定理論》(牛津大學出版社，1981年)。此外，他也同宇澤弘文（H.Uzawa）合編了一部書《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選續》（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9年）。

2012年他出版了《不平等的代價》 ^[6]  。

與其他同類教科書相比，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有其突出的特點。

斯蒂格利茨為《經濟學》第二版中譯本做新序，還為中譯本加寫了一章，即最後一章“中國：近期與未來的挑戰”。對中國讀者來説，它是該書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讀者在掌握了西方經濟學原理之後，可以通過這一章來學習如何利用現代經濟理論來分析與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有關的問題。2010年該書已出版第4版。 ^[7] 

“美國為何緊盯美中貿易逆差不放”

斯蒂格利茨表示，在經濟衰退初期，很多人擔憂貿易保護主義將惡性抬頭，這種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的風險與美國自身經濟刺激不足緊密相關，隨着美國財政赤字的攀升，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不可能出現，受到貨幣政策自身侷限性的影響，通脹鷹派也無法受到牽制，寄希望於國會給予幫助幾乎不可能，所以貿易保護主義只能自豪地抬頭。

貿易保護在很多情況下都直接源自對本國貨物進出口數字的不滿。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07年美國創下7116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紀錄，2008年逆差也高達6959億美元。金融危機爆發後，隨着美國經濟衰退影響了國內消費與進口，加上美國政府採取了控制逆差、促進出口的政策，2009年美國貿易逆差下降至3807億美元。

“美國政治家緊盯美中貿易逆差不放，但其實我們看看美國和沙特的貿易，會發現兩國的貿易逆差更大，沙特阿拉伯對美國的經常賬户盈餘達到本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1.5%，超過中國同類統計數據的兩倍。若不是美國對沙特出口軍火物品，沙特的貿易盈餘還將遠遠大於這個數。” 斯蒂格利茨説。

在全球經濟總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經常賬户盈餘確實是一個問題。但是，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國盈餘數比日本與德國相加的數字要少，僅佔GDP的5%，而後者佔5.2%。

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籤對美國有害無益

此文指出，美國對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戰鬥仍將持續。很多美國人指責對中國人民幣的低估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罪魁禍首。儘管在2010年美國財政部發佈的匯率報告中，並未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但是美國財政部表示，中國外匯儲備的數量和鉅額貿易順差顯示了人民幣匯率被低估。

斯蒂格利茨稱，“貨幣操縱”的概念，即政府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行動來影響匯率，其本身就存在缺陷。“這麼説的話，那些無節制的財政赤字以及低利率都會導致貨幣的疲軟，直到近期的希臘危機爆發，美國才從較低的美元/歐元利率中獲利，如此説來，歐洲是否也該指控美國‘操縱’了匯率，以損害歐洲的利益來擴大出口呢？”斯蒂格利茨反問道。

其實，除匯率會影響貿易差額之外，很多因素都會產生影響。比如，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本國的國民儲蓄。他舉例説，“若美國的國民儲蓄不大幅增加的話，美國多邊貿易赤字不可能會大幅減少。儘管經濟衰退致使人民越來越願意存錢，但是所增加的儲蓄也會很輕易地被政府增加的財政赤字所抵消。”

調整匯率也僅僅能使美國改變它的紡織品以及服裝的進口地，比如從中國這個市場轉向孟加拉或者斯里蘭卡。同時，匯率的上升很可能會導致中國貧富差距增大，因為中國貧窮的農民將面對來自受到美國高補貼農場更大的競爭。這就是世界經濟中最為真實的貿易扭曲現象：由於美國對世界上最富裕的農民進行幫助而導致發展中國家數以萬計的農民們受到傷害。

斯蒂格利茨説：“1997年～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穩定的人民幣為整個亞洲的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樣，整個世界都因此而受益。”

2010年文章發佈時，中國人民幣升值問題存在巨大爭議。他認為，匯率的變化確實會影響經濟增長模式，中國此時脱離對出口帶動型增長的高度依賴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就匯率問題開展貿易戰對抗是不明智的。無人能在因貿易不平衡而引發的貿易戰中獲勝，“因此，美國很可能會在全球經濟復甦的不確定環境中點燃貿易戰，美國對此應該保持謹慎態度，儘管政客能夠以此作為國內高失業率的轉嫁方式。”但他表示，全球危機因美國而起，所以美國必須向內看齊，從自身找原因，這不僅僅是為了恢復經濟，同樣也是為了防止危機的再次到來。

斯蒂格利茨認為，對於如何使得國際貿易更加平衡、公平，最重要的一點是營造一個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減少發達國家對其產業實施的各種形式的補貼，因為這讓發展中國家難以參與正常的競爭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