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出版社

英國牛津大學的出版部門，是歷史悠久的學術出版社。1478年由英國印刷先驅T.羅德在牛津大學創立。

而早在1215年的牛津，大學的出現使得中世紀的人們開始從事出版、抄寫、裝訂等工作。

1478年，西奧多里克·魯德（Theodoric Rood）從科隆來到牛津，首先印刷了一部論使徒信經的小冊子。他還出版了一些權威的學術著作，並最早印刷了受新人文主義啓發而寫於牛津的語法教本。但是魯德並非一帆風順，他於牛津重建出版社的嘗試也歸於失敗。1478年，由英國印刷先驅T.羅德在牛津大學創立。以出版詞典、參考書、英語教材和各種學術書籍而聞名。下設學術與綜合圖書出版部、教育圖書出版部、期刊出版部、國際部(管理海外各分社與辦事處)、行政事務部、印刷與發行部。在國外設子公司或辦事處。國外的子公司和辦事處遍佈於20個國家和地區。該社管理委員會由牛津大學各學院推選的20名學者組成，牛津大學第一副校長為社長。

1584年，大學會議指定了一個印書委員會。1586年，大學被星法院授權印刷圖書。1584年，大學貸款100英鎊，讓約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創辦出版社。巴恩斯出版的圖書仍被人們所珍藏，例如最早在牛津出版的希臘文圖書（1586年）和希伯來文圖書（1596年）、 博德利圖書館的第一本目錄（1605年）以及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弗吉尼亞地圖》（1612年）。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真正歷史開始於1671年。當時，基督教會的教長和以後的牛津主教約翰·費爾（John Fell）博士負責出版社的管理工作。以費爾的名字命名的優美的字體至今仍為人們所知。在他的努力下，一種四開本英語《聖經》的出版獲得了成功，它開始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聖經》和祈禱書的歷史。

18世紀初，克拉倫登爵士（Lord Clarendon）《大叛亂史》一書的版權贈給了出版社，其第一版的盈利為出版社的建築做出了貢獻，從而牛津大學出版社有了“克拉倫登出版社”作為其一個社號。

19世紀初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十分活躍的一個時期。由於引入了牛津印度紙皮版以及與劍橋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聖經》的修訂本， 出版社的《聖經》出版業務大大發展， 獲得了很多的盈利。由於蓋斯福德（Gaisford）、維騰巴赫 （Wyttenbach）和丁多夫（Dindorf）等人編輯的經典名著的出版，出版社的聲譽也得到了確立。而後，克拉倫登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由賴特（Aldis Wright）和斯基特（W. W. Skeat）等著名學者編寫的教科書。

直到1880年，出版社才開始在倫敦發行其世俗圖書。同年，自1874年以來一直負責倫敦《聖經》書庫的亨利·弗勞德（Henry Frowde）成為大學的第一個出版商，直到1913年為止。

1985年，年度出書1000種，期刊 78種，在版圖書 15000 種，年度營業額1.88億英鎊。出版社由牛津大學各學院推選的20名學者組成的管理委員會管理，牛津大學第 1副校長為社長。執行主任與秘書 G.B.理查森。ISBN 註冊號：0-19。

牛津大學出版社包括學術部、電子出版部、教育部、英語教學部。學術部負責出版有克拉倫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標誌的文理類學術圖書和部分學術性工具書，還負責出版《聖經》、祈禱書、雜誌、樂譜、大學教科書、牛津英語詞典、貿易類工具書以及普通非小説類圖書和紙皮書。教育部負責出版中小學教材和成人教育圖書以及少兒圖書。英語教學部負責出版全世界英語學生的教材。

掌管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監督委員會的成員，均是從牛津大學教職員當中委任。監委會負責確立出版方向，制訂政策，並在牛津大學校長主持下每兩星期開會一次。委員在出版過程中發揮着很重要的作用。因為每一種擬出版的新書必須先提交監委會審批；個別委員更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保持緊密的聯繫，就其學術專長提供協助。

牛津大學出版社多年來得以持續發展，其全球員工的貢獻實在功不可沒。由於他們的才智和勤奮的工作態度，牛津大學出版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對於這羣多才多藝，在各方面均有卓越表現的員工，牛津大學出版社一向引以為傲。員工緊守崗位，為出版社的學術和教育理想貢獻良多。很多員工都已在出版社服務多年，更矢志以這份工作為終身事業。

牛津大學出版社不斷髮掘員工的潛能並提高員工的素質，讓牛津大學出版社能處於最佳位置來發展其出版事業。

中國現代歷史最久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與世界上建立最早的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攜手，雙方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共同在中國工具書市場打造一艘“航空母艦”。

早在1986年，商務印書館就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精選英漢漢英詞典》，成為中國內地首家“吃螃蟹”的出版社。隨後又推出的《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 ，成為中國人學習英語的首選工具書。藉助這一系列詞典，商務印書館佔據了中國工具書市場份額之首，同時也奠定了不可動搖的權威地位。

經過20餘年的合作，商務印書館已成為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中國最大的合作伙伴。為此，雙方以建立戰略伙伴關係這一模式，進一步開展更為深入和廣泛的合作。據透露，雙方已達成了出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六版的合作意向，《牛津英語聯想詞典》《牛津英美文化詞典》等也被列入合作計劃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以其出版物涉獵的範圍廣泛而稱着，其中包括各個學術領域的著作、教科書、英語教學專書、工商管理著述、聖經、音樂、兒童書籍、詞典、工具書、期刊等。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最為龐大的詞典為《牛津英語詞典》，它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大型的、按歷史原則編排的英語詞典。該詞典初版於1884年至1928年間，編輯為詹姆斯·默裏爵士（Sir James Murray），當時的書名為《按歷史原則編纂的新英語詞典》，其中包括414,825個詞條和近200萬條引自英語文獻的標名出處和年代的實例，由10卷正本和補遺卷組成。1933年的版本改成現名，共12卷。到1985年，反映20世紀英語發展的補遺已經出版了四卷。1989年，出版社出版了《牛津英語詞典》的第二版，共20卷，其中包含了原來12卷正本和4卷補遺的內容，並且加入了一些新詞和新的引例。1971年，出版社將12卷的詞典正本按1:4的比例縮印成2卷；1987年，將4卷補遺縮印成1卷，與正本2卷一起出版。1991年，出版社又將第二版的 20 卷按1:9的比例縮印成一卷。為了適應科技發展，提供新的檢索方式，出版社於 1990 年出版了光盤版的《牛津英語詞典》，1992 年又出了第二個光盤版本（對應於書本式的第二版）。

《牛津英語詞典》現已收錄超過60萬個英語詞語，其中含有漢語元素的英語詞語就有1500多個。《牛津英語詞典》中的漢語藉詞有的源於普通話，如feng shui(風水)、tung oil(桐油)、paper tiger(紙老虎)、Maoism(毛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有的源於粵方言，如kowtow(磕頭)、pakchoi(白菜)、samfu(衫褲)等；還有的源於閩方言，如satin(緞子)、kylin(麒麟)、oolong(烏龍茶)等。這些含有漢語元素的英語詞語通常採用音譯、意譯、音意合譯、音譯加詞綴和語義再生這五種方式來產生，它們或多或少都經過了一定程度上的“英化”改造，基本上都融入了英語的詞彙體系和語用系統。

《牛津英語詞典》不斷收錄含有漢語元素的詞語和表達方式，不僅豐富了英語的文化內涵，而且也促進了英語的全球化發展，還反映出漢語對英語的影響與日俱增。正如中國語言學家周海中教授所言：“隨着中華民族與英語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頻繁，來自漢語的英語詞語及表達方式將會越來越多，從而進一步推動英語的國際化、多樣化進程。” ^[3] 

除了以上這部大型詞典以外，牛津大學出版社還出版了許多其它頗收各界人士歡迎的小型詞典，其中包括《簡編牛津英語詞典》《簡明牛津詞典》《牛津英語詞源學詞典》《牛津參考詞典》《袖珍牛津詞典》《小牛津詞典》《牛津高級最新英語詞典》以及許多中小學生詞典和一些詞典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版本。還有一些雙語種詞典，包括法語、德語、現代希臘語、土爾其語、俄語、阿拉伯語、烏爾都語、印第語等等，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希臘語－英語詞典》《牛津拉丁語詞典》等。該社的雙語插圖詞典也頗受讀者的青睞， 例如《牛津－杜登圖解漢英詞典》《牛津－杜登德英詞典》等等。

此外， 還有許多尺寸為 12×7.5 cm 的微型詞典， 例如《牛津數學微型詞典》《牛津20世紀曆史微型詞典》《牛津法語微型詞典》《牛津引語微型詞典》等等。

同詞典和《聖經》一樣，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最重要的圖書還包括文理類學術著作，其中大型出版物有《新牛津音樂史》（10卷）、《牛津英國史》（17卷）、《牛津英國文學史》（15卷）、《牛津現代歐洲史》（叢書）、《全國傳記詞典》（已出 31 卷）。針對普通讀者，該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實用的工具書，例如《牛津美國文學指南》《牛津戲劇指南》《簡明牛津歌劇詞典》《牛津音樂詞典》《牛津牌戲指南》《牛津象棋指南》《牛津法律指南》等等。它們已成為圖書館的必備藏書和最普及的家用參考工具書。1988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併吞了IRL出版社，從而加強了生命科學類圖書的出版工作。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聖經》出版業務的規模很大，其特點在於版本的多樣性和裝訂形式的多樣性。裝訂的主要形式為硬皮裝訂、略有重疊邊緣的軟皮裝訂、有重疊邊緣的軟皮裝訂和帶尼龍滑扣的軟皮裝訂。裝訂的材料包括木紋亞麻纖維紙、硬麻布、人造革、仿山羊皮、法國山羊皮、粘合皮、豬皮、小牛皮、鞣製山羊皮等等。以詹姆斯國王欽定版《聖經》為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就包括《小牛津聖經》《牛津袖珍聖經》《便攜牛津聖經》《牛津大字號聖經》《牛津禮品版新約和詩篇》《新紅寶石參考聖經》《牛津大字號參考聖經》《寬邊參考聖經》《散頁參考聖經》等等；又以《新英語聖經》為例，它有標準版（附《後典》）、 插圖版、 圖書館版、《新約》普及版、牛津研究版（附《後典》）等。以上所述的每一種版本又有若干種裝訂形式，可供讀者選擇。

除了以上所提到過的《牛津英語詞典》的光盤版本以外，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電子出版部還有許多其它出版物，其中包括《牛津英語詞典》的磁帶版本、用於語言和文學分析的 Micro-UCP 軟件、《莎士比亞全集·電子版》（以磁盤形式發行）、休謨的《人性論·電子版》和《人類理智研究·電子版》、洛克的《人類理解論·電子版》（均以磁盤形式發行）、用於時序數據經濟模型的交互式軟件 Microfit、用於分子分析的軟件包《案頭分子模擬器》《物理化學軟件文庫》、數據庫《生物中的分子結構》《牛津醫學教程·電子版》（以只讀光盤形式發行）、《牛津圍產試驗數據庫》《神經遺傳學數據庫》等等。此外，該出版社還出版了一些用於大學教學的模擬軟件，例如《蛋白質的純化》《基因的繁殖和排序》等等。

牛津大學出版社曾幾度被載入《吉尼斯記錄大全》中。例如，該出版社使學術圖書在版的時間超過了任何商業出版社 1716 年出版的 500 冊威爾金斯（Wilkins）的《科普特新約全書》直到1907年才全部售完。又如，出版社於1901年同一個青年化學家簽約出版《化學史研究》，可是該書的手稿直到1971年才交付出版，這充分體現了出版社對作者的耐心程度。

中國對外開放以後，牛津大學出版社是與中國出版社合作最多的外國出版社之一。該出版社與國內若干出版社進行了有關版權問題的協商。今後，我們可以看到該社更多圖書的原版和中譯版在中國出版。我們相信，該出版社與中國的合作將更有助於中國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的發展。

牛津大學出版社在海外有眾多的分支機構，其中最大的為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它本身就是北美最大的大學出版社，出版範圍之廣包括學術圖書、貿易類圖書、人文學科和科技領域的圖書。牛津大學出版社設立分社或辦事處的城市有：多倫多、墨爾本、奧克蘭、德里、孟買、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卡拉齊、開普敦、約翰內斯堡、德班、內羅畢、達累斯薩拉姆、坎帕拉、伊巴丹、吉隆坡、台北、新加坡、曼谷、香港和東京。許多分社負責發行英美兩家公司的圖書，並且出版適合其所地區的圖書。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全資附屬公司，而牛津大學出版社則是英國牛津大學其中一個部門。牛津（中國）的總部現時設於香港，僱用了超過二百名員工，每年出版新書近五百種。牛津大學出版社與中國的淵源甚深，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在當時的國際都會上海開展業務，以配合市民購買書籍的熱潮以及對聖經的需求。上海辦事處於三零年代末期結業，直至一九六一年才到香港開設辦事處。自此以後，出版社業務穩步發展，達至今天的規模 ^[4]  。

牛津（中國）在香港是主要的教科書出版社，出版各個級別的中、英文教科書，尤以中、小學的中文和英語教材深受歡迎，此外，理科及人文科學科也佔市場重要的位置。

至於亞太區及國際市場，牛津（中國）出版的英漢雙解詞典固然享負盛名，而其他一系列關於中國或專門為中國市場而出版的大專用書、學術著述、普及書籍等，均是中、英文版俱備。

在中國內地方面，牛津（中國）與中國一些教育或學術機構合作出版適合當地市場的書籍，計有上海及廣州等地一些的學校所用的英語課程教材、簡體字版的英漢雙解詞典，以及牛津大學出版社在其他地方以英語出版的學術著作的中譯本。

牛津（中國）在台灣也相當活躍。台灣已成為銷售英語教科書和其他教材的重要市場。牛津（中國）在台灣及其負責銷售的區域，不斷開發市場，推廣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世界各地出版的書籍。當中的出版物種類繁多，琳琅滿目，包括膾炙人口的牛津詞典、廣受歡迎的英語教學專書、學術書籍，以及牛津、紐約兩地出版的學術期刊。

牛津（中國）進行的所有業務，其總方向均是要實現牛津大學出版社以至牛津大學本身在教育、學術、文化方面的目標。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物和商業操守一向維持最高水平，其業務更進一步鞏固了牛津大學出版社這方面的聲譽。

牛津（中國）的"使命宣言摘要"正好概括了牛津大學出版社這些宗旨。

"使命宣言摘要"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之工作重點為製作高質量之教育類、參考類、學術類與普及類出版物，滿足市場需要，從而推動教育。為此，出版社竭力提供優質服務，務求令客户滿意。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為達致此等目標，務必以合乎職業道德、社會公義之手法，穩健經營，獲取經濟回報，並履行其對各方夥伴之責任。

為了實現促進學習和弘揚文化的目標，牛津大學出版社不遺餘力地發展其學術和教育出版事業；為應學校、學術界以至社會的需求，更不斷推出新產品，在信息年代，牛津大學出版社通過不同的媒體，發展和壯大其國際出版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