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燾

盧燾，乳名盧海湖，學名啓熹、亮疇，字壽慈。他1882年出生於廣西省思恩縣明倫鄉九倫村（今環江毛南族自治縣明倫鎮明倫村）的一個壯族貧苦農民家庭。其父盧泰留，是一位粗識文字的老實厚道的農民；母親莫氏，系文盲，但為人賢惠，勤儉持家。全家的家產是祖父早年去世時留下的三間破瓦房和三畝多薄田。

盧燾由於家境貧寒，九歲才進私塾啓蒙。進私塾後，老師給他起學名盧啓熹。他學習很用功，晚自習家裏沒油點燈，他就把幹竹條、油松片等點燃照明，常常熬夜苦讀。後來，父母把他送到慶遠（今宜州市），由他大姐、大姐夫資助繼續讀書。兩年後，慶遠舉行甄別府考，17歲的盧燾獲得第一名。

盧燾不僅學業出類拔蘋，而且機智、勇敢。府考的前一年，他16歲，趁假期跟隨在象縣任軍職(主事)的大姐夫郭醴軒到象縣（今象州）玩。其間，郭主事帶兵出差柳州。當地的匪首探知郭不在象縣後，糾集匪徒數十人，搶劫象縣縣城郊區農民的耕牛和財物，當晚又圍攻縣城。由於城內留下的兵丁不多，官兵一時驚慌失措，居民人心惶惶。盧燾挺身而出，組織城內青壯年拿起鳥槍土銃，協助兵丁上城防守，並派人趕赴柳州報警。夜間通宵點火，敲鑼示警。巡邏通道關口，使土匪無法破城。天明時，他們見匪幫只有少數土槍，武器還不如守城兵民，便大開城門衝殺而出，匪幫力不能支，丟下耕牛、財物，爭相逃命，象縣各界對盧燾的膽識和謀略大加稱讚。郭醴軒獲悉，對盧燾更是誇獎：“你要早生十年，對我就大有幫助了。”

1900年，盧燾結束學業後，先後在梧州海關、柳州清軍中任司書、文書等職。

1904年，盧燾遇上潛入清軍進行策反工作的革命黨人張鐵城，受到了革命教育和影響，1905年經張鐵城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從此，盧燾與張鐵城等人在慶遠、柳州一帶，從事反清革命活動。

1907年，孫中山、黃興等在安南（今越南）河內設立中國同盟會指揮機關，策動兩廣革命，組織南方起義。盧燾與張鐵城積極響應，遂離開軍營，到柳州創辦樟腦公司，並開設富貴升旅館作掩護，聯絡各方誌士，發展革命組織，為革命籌集活動經費。

1908年6月，他們運一批樟腦到香港賣掉，轉買了一批武器彈藥，暗藏在回頭貨棉紗包內，途中被武宣縣厘金局查出沒收。張鐵城、盧燾均被廣西當局通緝，分別逃往奉天（今遼寧）、香港。不久，盧燾從香港返回南寧，經龍州取道安南河內，轉往雲南。

在南寧，盧燾反覆思考，總結失敗的教訓，他覺悟到，要繼續革命，赤手空拳是無濟於事的，必須設法加入新軍或進軍事學堂，學習軍事技術，宣傳革命思想，爭取更多的同志，共同努力，才有成功的希望。於是，他打算：一是到昆明去，那裏有一位柳城同鄉在官府做事，可找他幫忙加入新軍或進講武學堂；二是到龍州去進中法書院。

正在醖釀下一步路如何走的時候，得友人介紹去拜會龍濟光管帶，因為龍濟光和盧燾的姐夫郭醴軒屬同僚。盧燾向龍借200銀元去龍州讀中法書院，龍婉言推卻；又請他介紹去進雲南講武堂，龍也沒有答應。而龍濟光卻見盧燾人品端莊，又有才學，一心想留他在部下當文書。他對盧燾説：“你這個文弱書生，扛把洋傘還差不多，你扛得動洋槍嗎？我看你就在我這裏當個文書吧，每月有20兩銀子的薪水。”盧燾考慮再三，沒有同意，因為他此時並不是要找碗飯吃，謀個職務，而是要學軍事，學習文化，繼續革命。於是，盧燾向友人借了些盤纏，就沿左江步行而上，向龍州進發。

盧燾一個人步行去龍州，前路茫茫，説不盡的孤單和惆悵，沿途美麗的風景，他視而不見，無心瀏覽。由於趕路心切，某日已是黃昏，他還未找到住宿的地方。突然陰雲密佈，竟下起滂沱大雨。道路泥濘，天又黑了下來，視線在一丈以外就看不清楚。一條小溪攔住了去路，暴雨之下，溪水猛漲數尺奔騰急湍，盧燾實難越過。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盧燾心急如焚，於是他大聲呼喊，看看鄰近有沒有人。突然，有兩個年輕小夥，扛着扁擔，一面哼着山歌，一面走來，二話不説，一人站到水中，一人站在岸上，將扁擔遞給盧燾，把盧燾接過小溪。盧燾上岸後，急將被水打濕的衣衫擰乾，正要向兩人道謝，可是那兩人已不見蹤影。

盧燾不得不星夜趕路，摸索前進，走到半夜才看到前面有一個小村落。他到一家茅屋敲門，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馬上在火塘燒起柴火讓盧燾烘烤衣服，又立即煮飯給他吃。第二天，盧燾千謝萬謝，繼續登程趕路。

一天，盧燾走到一個小墟集，見有一沿江而上的電輪船停泊於墟岸邊。此時，他已走得腰痠腿痛，很想坐船去龍州，但囊中空空，連船錢也不夠。盧燾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船再説，到龍州後再找熟人借錢付船資。於是他在人羣中擠上船去，由於太疲倦，就在大倉的樓梯腳蟋伏而卧。第二天天剛亮，他忽然聽到有銀毫落在倉板上的聲音，而且靠近自己。他想，是不是樓上帳房漏落下來的，但是向上一看，根本又沒有什麼漏洞。由於幾天的徒步跋涉，他非常疲倦，因而繼續睡下去，同時等待別人來尋找銀毫。可是直到下午，也不見有人來找。盧燾把銀毫一數，竟有好幾塊錢，不僅足夠船資，而且尚有結餘，他感到十分幸運，真乃天助也。

盧燾到龍州逗留了一個多月，住在一個小客棧裏。同住那個客棧的有一個貴州盤縣人叫馮松生，是一個貢生，盧燾和他很談得來，情投意合，並結為金蘭之交。馮松生也是到龍州謀事的，剛到不久，正在等待機會，盤纏不多，手頭也很拮据，所以暫住在小客棧。他比盧燾年長，看到盧燾很有志氣，既結為金蘭，便以兄長的身份對盧燾多加照顧。 時值冬末，如何度過年關，是擺在眼前的迫切問題。馮松生便對盧燾説：“我們都是讀書人，又能寫字，不如寫點春聯去賣，好度過年關。”盧燾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於是他們上街買了一些紅紙，馮松生在客棧寫好春聯，盧燾拿到街上去賣。遇到趕墟之日，村民們看到春聯寫得很好，書法漂亮，內容又喜慶吉利，買的人特別多。鄰近這個小客棧的居民，也都紛紛前去請他們寫對聯。所得收入，除過了一個豐盛的春節外，還集累了一些川資。

1909年4月，盧燾告別馮松生，離開龍州於5月抵達昆明，投入雲南陸軍第19鎮機關槍營營部當司書生。8月，他考入該鎮的隨營學堂。次年2月，隨營學堂併入雲南講武堂，盧燾被編入步兵科特別班。

此時，雲南講武堂系同盟會培訓革命骨幹的基地，講武堂的很多學員都加入了同盟會。盧燾進入講武堂後，由於志同道合，與朱德、範石生、胡瑛、李雲鵠、金漢鼎、李漢文、田鍾谷等人結拜為兄弟。

1911年9月，盧燾在講武堂畢業後，被分配到陸軍19鎮73標3營後隊當見習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雲南的同盟會組織立即響應。10月30日，蔡鍔、李根源發動了雲南起義，攻佔雲貴總督府、兵工廠和軍械局，進而佔領昆明全城。盧燾在攻打軍械局的戰鬥中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立下戰功，被委為第73標3營3排排長。

雲南宣佈獨立後，蔡鍔整編隊伍，出師援川。盧燾被提升為援川第2梯團步兵獨立大隊後隊隊官。11月，獨立大隊急行軍進佔四川古藺縣。盧燾進入縣衙視察，發現縣衙內人員早已跑光．但存有數萬銀元，他即派兵嚴加看守，並下令任何人不準亂動，違者嚴懲。接着，他下令找回縣長，並向縣長宣講滇軍援川的意義，又將銀元分文不少交還縣長，然後率部離開古藺。從此，古藺縣人齊聲稱讚盧燾是一位不貪錢、禁搶擄的好軍官。

四川宣佈獨立後，盧燾奉唐繼堯之命，於1912年3月由川入黔。5月，被委任為大隊長。1913年1月，又奉任支隊長。繼而奉命回滇“平亂”。這時，盧燾發現雲南政局複雜，唐繼堯開始暴露出背叛革命，依附北洋政府的傾向，便藉故辭職回桂閒居。

1914年4月，盧燾應貴州省護軍使劉顯世的邀請，從柳州到達貴陽，被任命為貴州東路巡防管帶。7月，劉將黔軍整編為六個團，任命王文華為第1團團長、盧燾為團副。

1915年4月，王文華為培訓黔軍基層軍官，組建模範營，委任盧燾為中校營長。盧燾就任後，感到擔任教練的人才缺乏，乃邀請雲南講武堂畢業的同學李雁賓、胡瑛、範石生、洪鶴年、朱澤民、楊復光等到黔相助，同時在黔軍中抽調下級軍官到模範營受訓。貴州軍閥中後來的一些顯赫人物，如周西成、李曉炎、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曾是模範營的學兵，當然也是盧燾的部下和學生。這些人後來主持黔政之時，把盧燾當作老長官，極為尊敬。

1916年1月，劉顯世以貴州省都督的名義宣佈“反對帝制，永保共和”，令黔軍配合滇軍出師討袁。王文華任黔軍東路支隊司令，統率第1、2、3團，盧燾被調任第2團團長。2月，盧燾率第2團入湘，在第1團的支援下經過艱苦作戰，佔領麻陽，繳獲了北洋軍的不少槍械和物資。6月6日，袁世凱暴斃，護國戰爭結束。

1917年8月，張勳擁宣統復辟。貴州組織護法軍，王文華任總司令。盧燾被委為第1混成旅旅長，出兵湘西，駐節辰州3年。盧旅與北軍馮玉祥駐桃源的第16混成旅和平相處，保境安民。

1920年11月，盧燾與胡瑛、谷正倫隨王文華率領黔軍入川護法。12月2日，黔軍將北軍吳光新、周道剛部驅逐出重慶。接着，黔軍與滇軍合力乘勝追擊，於14日奪回滬州，再度控制川南之後，相繼發起靖國之役、倒熊之役，最終攻克成都，將依附北洋政府的川軍熊克武部、劉湘部趕到川北閬中。 ^[6] 

此後，由於滇、黔軍與川軍的矛盾激化，以及貴州省內舊派勢力的擴張，黔軍決定返回貴州。出川之前，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召集高級將領會議，重新將黔軍編為五個旅，任命盧燾代理黔軍總司令。11月8日，滇、黔軍舊派頭目後向唐繼堯、劉顯世發出通電，令滇、黔在川軍隊撤回邊境，實行“裁汰改編”。黔軍新派留黔將領何應欽先發制人，於11月10日將舊派在貴陽的三個多營的武裝全部繳械，迫使劉顯世通電退位。新派政變成功後，貴陽謠言紛起，人心不安。在此關鍵時刻，盧燾和谷正倫回到貴陽，迅速採取安定措施，並由盧燾以黔軍代總司令名義發出告示：“此次改革，屬為政治刷新，誅除首惡而外，並不株連一人……”

1921年3月，投靠北洋政府的黔軍舊派餘孽袁祖銘，收買槍手刺殺了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導致貴州政局動盪。黔軍五個旅的旅長，為了防止舊派復辟，由第3混成旅旅長鬍瑛領銜通電各省，推盧燾正式擔任黔軍總司令。4月，盧燾正式就職。5月5日，孫中山在廣東就任非常大總統，再度舉起護法旗幟。盧燾首先通電擁護。不久，孫中山電令盧燾為黔軍總司令兼貴州省省長。在盧燾的領導下，貴州人心初安，政局漸穩。

1922年2月，黔軍舊派袁祖銘和劉顯世聯合“定黔”。3月22日，盧燾不願與投靠北洋軍閥的袁祖銘合作，辭去黔軍總司令之職。1924年冬，黔軍將唐繼虞率領的滇軍擠出貴州。

1925年春，袁祖銘組建貴州省行政委員會，指定盧燾為委員長，主持省政。盧燾為了維護民主革命和貴州人民的利益，拒不就任。之後，盧燾趕往廣東韶關找到北伐軍大本營。為了完成推翻北洋軍閥的大業，盧燾建議：在滇黔粵桂等省廣泛組織動員，籌集兵力，由廣東革命政府出錢，組建直屬大本營的10萬北伐軍，並在桂林開辦速成軍校，培訓連、排軍官，一年完成建軍計劃。

大本營先後兩次請盧燾擔任滇、黔、桂三省聯軍總司令、革命軍總司令，盧燾考慮到胡漢民、汪精衞與自己意見相左，如自己就任總司令，將不利於北伐軍大本營的團結統一，因而他婉言推卻，僅擔任大本營高等軍事顧問和高級參謀。

1925年3月，孫中山不幸病逝，以後蔣介石一步步竊取了國家的軍政大權，盧燾堅決反對蔣介石對內獨裁專制、對外妥協投降的反動政策。

1927年11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倖存的部隊進入湘南地區活動。為保存實力，朱德寫了一封親筆信託人帶給時在廣州的盧燾，請他致函當時率部駐防湘粵贛邊的滇軍第16軍軍長、雲南講武堂的老同學範石生，勸範不要與紅軍為敵。盧燾欣然應命，立即寫信給範，勸他不要為蔣介石賣命而攻打朱德的部隊，並勸範要念同窗之懷和彼此在護國、護法戰爭中的革命情誼，設法弄點錢糧、武器彈藥接濟朱德的部隊，解其困境。不久，範石生派人和朱德取得聯繫，給朱德所部補充了一批物資，並給朱部“國民革命軍第47師140團”的番號，以資掩護，使朱部得以在湘南進行休整，為後來朱德率部上井岡山和毛澤東率領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創造了條件。

1932年，蔣介石要委任盧燾為湖南省主席兼第4路軍總指揮，白崇禧又從旁勸説力保，但盧燾以“不能勝任”為由拒不受命。盧燾對家人説：蔣介石是鎮壓共產黨和革命羣眾的罪魁禍首，“我不能為虎作倀”。

1936年6月1日，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乘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之機，發動抗日反蔣運動。蔣介石收買、瓦解了陳濟棠的部屬，陳被迫逃往香港。之後，蔣調集30個師從廣東、湖南、貴州三面包圍廣西，蔣桂雙方劍拔弩張，決戰在即。7月中旬，盧燾應李、白電邀赴邕會商對策，他力勸李宗仁、白崇禧以民族大業為重，避免戰事爆發。同時，他在南丹就任“貴州抗日救國軍”總司令，並以此名義發出通電，呼籲和平解決廣西問題。又向當時在南京的馮玉祥、李烈鈞、何應欽、程潛等人去電，堅決主張全國團結一致，共同抗日。馮、李、何、程很快回電，支持和平解決。在全國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各方面壓力下，事件最後得以和平解決。

1944年6月，盧燾的好友孫竹蓀之女婿周本淵參加“中外記者團”到延安訪問，身為八路軍總指揮的朱德不僅會見了他，向他打聽盧燾的消息，而且對他説：“我跟盧燾是雲南講武堂的老同學，護國、護法戰爭中的老戰友，請你回到貴陽時，帶個口信給盧先生，就説我歡迎他來延安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他住得慣，可以住下來，共商國是；如果住得不習慣，參觀後可再回貴陽”。

一個月後，周本淵回到貴陽，特地到盧燾的住所半日山莊拜望盧燾，將朱德的口信如實轉告。盧燾聽後，心情非常激動地説：“朱玉階（朱德字玉階）現在當了共產黨的總司令，他還記得我，關心我，還邀我去延安，真使我感佩。”周本淵走後，盧燾好幾天沉默寡言，思緒萬千。一天，盧燾突然對家人説：“我很想到延安去看看，拜望我的老同學朱德總司令。”子女們不敢反對，只委婉地説：“父親要去延安，但是山遙路遠，困難重重，而且還要冒風險，恐怕難得去成。”盧燾聽罷，默不作聲。以後，盧燾進行多方努力，但國民黨的有關部門以種種藉口阻撓而未能成行。

1946年11月，盧燾作為廣西地方人士代表出席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大”，他想借此機會找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商談國共合作，和平解決兩黨爭端，並請李宗仁設法幫助他去延安。但這時國民黨軍剛佔據華北解放區的重鎮張家口，氣焰十分囂張，盧燾的願望仍然未能實現。

同年，蔣介石到貴陽視察，特地派人到半日山莊約盧燾赴宴。盧燾外出歸來，看到請柬後，馬上進到城郊慈母園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即去青巖迴避，不願留在貴陽與蔣介石會面。

後來，盧燾當選為廣西宜北縣國大代表，於1948年春赴南京參加國民代表大會。對此，盧燾曾對人説：“我當國大代表不是為了想當官，而是讓國人知道廣西有個宜北縣，並且能有一個為地方人民説話的機會。”

在南京期間，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身份舉行盛大宴會，招待與會代表，盧燾不得不參加。宴會結束時，蔣介石走過去與盧燾握手問候，並邀盧燾第二天去他那裏坐坐，“有事求教”。盧燾思量，蔣氏單獨約見，必有所求，若不順從，恐會帶來麻煩，還是不去為妥。第二天，盧燾便去了上海。

會議結束後，何應欽宴請貴州的國大代表，特邀盧燾赴宴。盧因曾在貴州主持過軍政，又是何的老上司，不便拒絕。當宴會即將結束時，蔣介石突然進來，何應欽起立介紹，蔣點頭與盧燾握手寒暄。由於人多在場，也不便談什麼。

貴州解放前夕，貴州省政府派人給盧燾送去一張油印聘書，聘請盧燾為貴州反共保民委員會委員。盧燾接到聘書後對人説道：“蔣介石垮台逃往台灣去了，共產黨打過來了，貴州這些頭目也準備逃路，他們自己性命難保，還要成立什麼反共保民委員會，豈不是自欺欺人？”又説：“我又不是國民黨，我是孫中山的革命黨，我才不受這些人的利用去幹蠢事呢。”第二天，盧泰就叫人將聘書退還了省府辦公廳。

盧燾曾和住在他家的一些青年學生談論國家形勢時説：“歷代王朝，得民者興，失民者亡。蔣介石是竊國大盜，獨夫民賊，一定敗亡，我從來不買他的帳。”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即將向貴州進軍，中共地下黨曾派人和盧燾接觸，向他宣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約法八章》和黨的有關政策。盧燾聽罷高興地説：“西南解放之後，我有機會和老同學朱玉階見面了！”11月初，中共地下黨和貴陽的愛國民主人士醖釀成立貴陽市民眾臨時治安委員會，以保證城市的安全，大家公推盧燾為主任，他當仁不讓，欣然接受。他説：“既然公眾推選我，那就不好推辭了。我的責任是送舊的去，迎新的來。”

他就職後又對全體委員説：“我老了，不中用了。但為貴陽老百姓的利益，願做一個老牛。大家要我做什麼，只要能辦到的，決不推諉。現在貴陽真空，我們的首要任務，馬上組織市民自衞隊，維持市內治安，保護市民生命財產，防止壞人搗亂破壞。”並於當天發表《通告》，安定人心，還派人與各公共事業單位聯繫，要求他們組織員工，自保自衞，對那些無人看管的機關、倉庫、公房，即派人去看守。因而貴陽市在國民黨軍已撤退，解放軍尚未到達的“真空”期間，水電正常供應，沒有出現任何騷亂。

盧燾的義舉為蔣介石所忌恨。1949年11月14日上午，國民革命軍第89軍軍長劉伯龍奉蔣介石的密令，派人驅車將盧燾騙到貴陽市郊二橋轉灣塘殺害。

噩耗傳開，貴陽全城震怒，萬民悲憤。然而，惡有惡報。劉伯龍殺害盧燾不過5天，即1949年11月18日，谷正倫以開會為名，將劉伯龍騙到晴隆槍決。貴陽市人民獲悉劉伯龍的可恥下場後，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稱快，説劉伯龍罪有應得。

在盧燾被害的當天晚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先頭部隊進入貴陽，將殘留在城內的憲兵繳械。16日，解放軍大部隊浩浩蕩蕩地正式入城。貴陽市鞭炮齊鳴，人民載歌載舞，沉浸在歡樂之中，同時也沉痛地哀悼被反動派殺害的盧燾和革命志士。貴陽市成立了“盧燾先生遇難治喪委員會”，與盧燾家祭相結合在慈母園舉行追悼大會，為期七天。

12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濟琛獲悉，從北京給盧燾的親屬發去唁電，並給盧燾題寫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輓聯。貴陽市的黨政軍民各界以及盧燾的生前親朋好友送去花圈，併發送輓聯、輓詩、輓詞和唁電等達410餘幀。

1950年1月8日，貴陽市黨政軍民學各界聯合舉行追悼會，隆重悼念為貴陽人民的解放而犧牲的盧燾等革命烈士。1986年6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證書，追認“為革命工作壯烈犧牲”的盧燾為革命烈士。

1918年，盧燾的母親70大壽，湘西辰州各界籌集了2萬銀元作為壽禮前去祝賀，盧燾再三拒絕，分文不收，全部退回。1921年冬，盧燾代理貴州省長後，何應欽開列了總司令兼代省長月薪及各項開支預算單請他審批。計有：月薪500銀元，加上交際費、馬伕費、服裝費等等合計3000銀元。盧燾看後，用手中正拿着的點水煙的紙捻，把第二項以下一項項地點穿成洞。並説，500銀元全家都用不完，哪能要那麼多。過後，他對朋友説：“如果那時我要那麼多錢，下面一連串的人都將效法去發財了，這是貪污行為啊！”

1932年，雲南某商人因盧燾協助他做買賣，得了好價錢，因而送了2萬銀元給盧燾作為酬謝。盧燾個人分文不用，將1萬銀元捐贈淞滬前線，支援第十九路軍抗日；另1萬銀元捐贈給廣西省政府，修築桂黔公路。

民國年間，在貴州當過總司令、省長或在外做過大官的人，幾乎都用鉅款修建自己富麗堂皇的公館。如劉顯世、袁祖銘、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有公館，惟獨盧燾沒有修建公館。盧燾在貴陽安家落户，數次搬家，住的都是普通平房。

1913年，盧燾第一次把家屬從廣西宜北老家搬到貴陽時，租住公園路一間平房。不久，全家搬到昆明，後又搬回廣西。1914年，劉顯世電邀盧燾到黔，盧又把家搬到貴陽，從此基本上長住貴陽。開始，借住於公園北路馮松生家裏，馮是在龍州時相識的故交。不久，又搬到雙槐樹段家，因盧曾參加過護國運動，段家怕受連累，逼盧搬家，於是只好在省府後街買了一大間平房。住了幾年後，家屬又隨軍搬到銅仁和湘西辰州。

1920年，盧燾任黔軍總司令時，全家住在貴山書院公房。1922年，袁祖銘率“定黔軍”回貴州奪權，盧燾引退，全家搬出公房，先後住在馮松生家、次南門大馬槽鄧綏琪家和金井街朱漢吟家。

1928年，貴州省長周西成為挽留盧燾長住貴陽，除了贈送金鎖橋邊一畝多地作盧葬母塋地外，又在金井街朱家隔壁，代買舊房五間，給盧家居住。

1939年2月4日，日機轟炸貴陽，金井街房屋全被炸燬。最後盧燾在北郊小宅溪的半山寨，買得三間農民的舊平房和屋側一小片菜地，並起名為“半日山莊”，是以抗戰期間全家常到此躲避空襲半天而命名。後來，盧燾把環境略加修整，舊房側面，增建三小間矮房，作為他自己的卧室和書房兼會客室。另外修一間作為老太太唸經拜佛的經房，房前西側開闢一小片菜地，五口之家，蔬菜可以自給。他又把東側原來的柴門，改修為傳統式的朝門。朝門上懸掛他親自書寫、木刻的“半日山莊”四個大宇。門兩邊貼有一副對聯：“身親壟畝田陌事；人在鋤鎊煙水鄉”。圍牆邊沿，植樹栽竹，桃李相間。半日山莊前面是一片廣闊的田壩，住在那裏，可以飽覽田園風光。盧燾説：“我住在這裏，環境幽雅，空氣新鮮，可與農民共享田園之樂，勝過城裏的大官別墅。”

在堂屋裏，盧燾親筆寫有兩幅對聯。中堂的對聯是：“栽柏成柏，栽松成松；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堂屋兩邊的對聯是：“衣食最難，為人切莫偷安，偷安即成困境；福祿不大，處世要能耐苦，耐苦自見坦途。”盧燾既深受儒家學説的影響，也久經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薰陶。他常説：“為人要有志，處世要謙恭，治學要專心，生活能耐苦，辦事要公道。”

盧燾雖住郊外山村，可是軍政要員、社會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和他常來常往，賓客不斷。達官貴人來訪，不是坐汽車就是坐黃包車，而盧燾進城往返，從來不坐黃包車。不論早晚，也不管急事要事，他都是健步行走。有個家鄉青年在閒談中問他：“太公，你年近古稀，每次出門為什麼不坐黃包車？”盧燾笑答道：“坐黃包車雖然花不了幾個錢，但我是健康人，為什麼要讓別人的雙腳代步呢？這無異是叫人揹你走路，其心何忍啊！何況自己步行，還可以鍛鍊身體嘛！”

盧燾年近古稀，仍苦中作樂。1949年春節，他寫了一副對聯貼在門上：“能咬菜根方是漢，安居漏屋乃稱賢。”

在閒談中，家鄉人曾問過盧燾：“壽公，人家當總司令、省長都有公館，你為什麼不修建盧氏公館呢”？盧燾卻回答説：“當總司令也好，省長也好，不是當一輩子，最終還是平民百姓。那些公館還不是用老百姓的錢財來修的，子孫後代不能坐享其福，必須靠自己奮勇創業才是。”盧燾的言行，給予了後輩深刻的教育和啓發。

1923年，盧燾的母親去世，暫時淺殯於貴陽六廣門外普昭寺背後，打算日後遷回家鄉安葬。盧燾堅辭高官不就，回家服喪，守靈100天，人們都稱他為孝子。他很想離開貴州回廣西，省長周西成得知他的打算後，便將大西門金鎖橋南側的一畝多地贈送盧燾作葬母墳地，並吹噓這塊地的風水很好。可是，有一位陰陽先生則説這塊地不好，一眼望去正是城牆垛口，犯“鋸子煞”。此話傳到周西成耳裏，周西成十分氣憤，便將這位陰陽先生予以嚴懲。

周西成的用意很明白，如果盧燾將母親葬在貴陽，他就可以留住貴陽，今後周西成就可以得到盧燾的協助。盧燾很重義氣，他不信陰陽先生那一套，同意將母安葬於周西成的贈地，起名“慈母園”，意為不忘慈母的養育之恩。墳墓全用省內外友好的軍政要人、社會名人的悼言、輓詞刻就的小石碑圍砌而成。“慈母園”三個大字和大門對聯、墓誌銘，是70高齡的大書法家嚴寅亮的手筆。“慈母園”大門的楹聯是：“春暉寸草夜郎道，明月梅花慈母園。”後來，盧燾在慈母園內修建一棟三間兩層樓房，以便留人看守母親墳墓，房後青松翠柏，房前河水環繞，風景優美，且鄰近城邊，進出方便。盧燾遇害後，也葬於“慈母園”。

1946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所謂的制憲會議。盧燾作為廣西的社會賢達之一，應邀參加會議。廣西省參議長蔣繼伊特請盧燾以私人名義去找當時任糧食部長的谷正倫，要求減輕廣西的糧食負擔，盧燾欣然應允。他到南京後，先寫信給谷正倫，然後又親自去拜會，説明廣西曾經淪陷，捐失慘重，又連年遭受旱災和蟲災，糧食產量大減，人民生活極度困苦，要求減免糧課。盧燾任黔軍總司令時，谷正倫是他部下的旅長，過去的老上級找來，怎好不買帳？所以，谷正倫爽快地答應減免廣西征借糧50萬擔，併發還1941年和1942年兩年的糧食庫券，盧燾十分欣慰和感謝。減糧消息傳到廣西，廣西人民對盧燾關心桑梓，更是極為感佩。

貴陽市北郊小哲溪山寨東側，有一條從麻沖流下的溪水，供農民飲用和灌溉稻田。1949年春，貴陽市水利農牧局在麻衝隘口修築堤壩攔阻溪水，並用水管接到市內作自來水。於是農民無水耕田插秧，日常用水也很困難，叫苦不迭，怨聲載道。該地農民多次向水利農牧局反映，哀求放水灌田，水利農牧局卻不予理睬。農民無奈之下，跑到半日山莊向盧燾訴苦，説這條溪水是這一帶農民的命根子，請盧燾出面向水利農牧局要求放水。盧燾很同情這一帶農民合理而迫切的要求，他立即到水利農牧局找到局長，希望體貼農民之所急，及時放水灌田，局長當然滿口答應。可是，等了兩天，仍不見動靜，農民又去找盧燾反映。盧燾氣憤地説：“這些當官的是靠農民養活的，卻不關心種糧人的疾苦，他們不管，我們自己管。”他説罷，就和一幫農民到麻衝隘口，把水管撬了摔在一邊，溪水流入田中，農民及時得以耕田插秧，十分高興。後來，貴陽市市長何輯五有感盧燾的威望，專門致信盧燾，表示道歉。盧燾為農民解決用水一事，在小哲溪一帶，家喻户曉，事隔幾十年，大家仍念念不忘。

1947～1949年，盧燾被選為兩廣同鄉會理事長。一次，召開全體理事會，盧燾即席提議説：“貴州人民生活艱苦，文化科學落後，文盲多。貴陽市是貴州省會，學校太少，致使失學人多，我們住在這裏，人人都應有關心後代的責任。我建議利用同鄉會的房屋財產創辦一所學校，請各位理事發表意見。”接着，他又説：“做什麼事都會遇到困難，只要我們有決心，困難就可迎刃而解。我們同鄉會的房子被人佔用，只要耐心説服交涉，是可以收回的。我們可以用這個好條件，為社會辦點福利事業。學校辦成後，各家的小孩讀書有了機會，這是好事嘛！”與會理事在他的感召下，一致表示贊同。

他很高興地説“打鐵趁爐紅”，並即席分配了各理事的任務。有人負責聘任校長、教員，有人負責辦理申請備案手續，有人負責交涉收回同鄉會能作校舍的大房子。事情大多很快辦好，惟獨收回房子難辦。經多次交涉，無法收回，尤其是醫學院佔用的房子，該院院長朱懋根強詞奪理，説他也是辦學，不肯謙讓。盧燾説：“省辦的醫學院，竟強佔別單位的房子不讓，豈有此理，我們可向上級有關部門、有關人士反映，爭取社會賢達的支持，不然就依法起訴。”

一天，他約了幾位理事去拜訪省參議長平剛，並以辦學之事相告，請予支持。平剛當時態度唯唯諾諾，模稜兩可。但在盧燾與他多次磋商之後，終於答應盡力支持協助，事情終於得到圓滿解決。1949年上半年，省醫學院搬走了，學校開辦起來了，由盧燾定名為“兩廣中學”，於1949年下半年正式開學上課。

盧燾住在北郊半日山莊，離兩廣同鄉會三四公里。在籌建兩廣中學過程中，他經常步行到城裏處理建校事務，來回不坐黃包車。他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精神令人敬佩，他為貴州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貴陽地方人士曾評論盧燾一生的為人，有“四不”、“三正”、“二愛”、“一樂”。

四不 就是不爭權奪利，不修建公館，不討小，不抽大煙。

三正 就是為人正直，辦事公正，作風正派。

二愛 就是愛國、愛民。

一樂 就是樂於助人。

他出身貧苦，又歷盡滄桑，所以能體驗時艱，體貼民情，不慕高官厚祿，淡泊名利，生活簡樸，又樂善好施。只要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事，他都樂意去做。遇到別人有困難，他都盡力給予物質或精神上的支助。他不貪財，不受賄，不取分外之財，堪稱為政清廉的楷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