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局

厘金局又叫“釐捐”，或“厘金税”，是清政府對通過國內水陸要道的貨物設立關卡徵收的一種捐税。 ^[1]  相當於現在的税務局。

在十九世紀中葉，清王朝面臨內憂外患，國庫虧空的困境，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軍餉，竟大開“煙禁”，特別准許開通收取鴉片、土產、百貨、花税的税種。這種税被老百姓俗稱為過道税和落地税。因為税種的税率是按貨物價格值百抽一，1%為一厘金。厘金的徵收方法為兩種“一為活釐（又叫行釐），一為板釐（又叫坐釐）。活釐屬於通過税性質，抽之於行商，板釐屬於交易税性質，抽之於坐商。

各省開辦厘金之初，因為多由軍營糧台、軍需局、籌餉局等機構經理其事，後來才普遍設立專局總理釐務。各省總局名稱不一，有捐釐局(淞滬)、釐捐局(金陵、天津)、牙釐局(蘇州、浙江、安徽、江西、雲南、湖北)、厘金鹽茶局(湖南)、厘金局(廣西、山東、甘肅、四川、貴州)、税釐局(福建)、釐税局(陝西、河南)、籌餉局(山西)。總局之下，設立各局卡。各通商要道設正局或正卡，經理抽釐。其下所屬徵收機關有分局分卡。廣東主要抽釐機關不稱局而稱廠，廠之下有分廠分卡，相當於其他各省的分局分卡。稽查及緝私機關，有分巡、巡卡及巡船、炮船等，使各省釐廠局卡的分佈遍地林立。如湖北省自咸豐五年(1855)以來，所役厘金局卡曾達四百八十餘處；由揚州至淮安不過三百里路程，中間設有八個釐卡；蘇州至崑山不過五十餘里，竟有四處收釐卡。先前商人從事省際貿易販運貨物，從漢口到上海，只有武昌、九江、蕪湖、江寧、鎮江、上海六處常關征税，自厘金制度興起後，由漢口至上海，據《申報》評論：“釐卡之多，猶不止倍於税關之數，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於税關之吏役。”當時統兵人員私設釐卡抽課，未經入奏者極多。

各省設立厘金局卡以咸豐末年和同治初年最多，估計總數當在三千處左右，光宣之際，全國局卡總數至少仍有二千二百三十六處左右。局卡既多，用人亦濫。釐局差事最優，據説得一釐差，每年可獲萬金或三、五千金不等。清末官場中竟有謂“署一年州縣缺，不及當一年釐局差”之語。釐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蝕朘削而得此鉅款。

厘金税率、抽法及年收入 厘金税率，各省極不一致。厘金開辦之初，如湖北按貨值每千文抽收十二文，湖南每千文抽取二、三十文上下為率；上海則為每千文抽取三、四十文不等；抽收的辦法，各省亦各有規則。時人揭露：“各省釐捐章程不一，大約釐之正耗，較常税加重。”例如安徽從咸豐三年起開辦徵收茶葉税釐助餉，税率從量計算，至同治六年(1867)茶税比原定税負增加二點七倍。釐捐如此繁重，既阻礙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產發展。同時，“各省釐捐章程不一”便於對商民的勒索和榨取，使經手厘金的委員和吏役上下其手，“從中私飽”。

厘金每年收數，同治七年以前各省對户部照例“不造報銷”。根據有關官書檔案材料計算，湖南、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奉天十四省匣金歲入最低數，在同治三年以前每年當在一千三百六十萬兩上下，最高可達到一千九百八十三萬左右。60年代初是厘金收入最旺的時期，比清朝政府原來歲入額數約高出三倍至四倍。這筆巨大的新税源填補了咸豐年間財政的匱乏。同治三年前後，江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的厘金收入，幾乎全部用作鎮壓農民起義的軍事費用，特別是湘軍和淮軍的餉源，自始至終以搜刮厘金為基礎。同治五年以後，各省厘金收入儘管開始日漸減少，但在各省厘金開支中用於軍費部分仍佔較大的比重。光緒二十九年(1903)各省厘金收入計銀一千一百七十多萬兩，宣統三年(1911)達四千三百一十八萬多兩。

厘金創始之初，本是一種臨時籌款方法，同治三年七、八月間，清廷臣工多有整頓備省厘金革除積弊的奏議，厘金曾經一度者裁而未果，使它取得經常正税的地位。1931年1月1日，國民政府取消了厘金制度。